周恩來，字翔宇，別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紹興，1898年3月5日（清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於江蘇淮安。
淮安這個地方，文化發達，經濟繁華，既有《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故居，又有鴉片戰爭中抗英英雄關天培的祠堂。周恩來“少遊江淮，縱覽名勝”，熱愛祖國的山河和歷史上的英豪，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時候讀章太炎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文章，“當時雖然讀不大懂，卻啓發了我的愛國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則徐寫給關天培詞的輓聯前默默哀悼。後來，1939年周恩來回紹興，談到團結抗戰時，還談到祠前的對聯，勉勵大家勿忘關天培的氣節。
周恩來的母親萬氏，精明強幹，周恩來從小就耳濡目染。他在不滿一週歲時過繼給了叔父。過繼母陳氏知識豐富，會詩文書畫，教周恩來認字誦詩，從小培育了他豐富的感情。“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上，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等詩詞，和南宋梁紅玉在淮安抗擊金兵，西漢時淮安名將韓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漢業；震撼全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等，薰陶着他幼小的心靈。他的乳母蔣氏，使他懂得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
在他不到10歲的時候，本來已經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墮入了清貧困苦的境地。兩個母親相繼死亡，父親爲了生活而長年在外謀事，幼小的周恩來不得不去富戶叩門借債，或是送衣物進當鋪典押。
國仇家難，從小教育了周恩來。
1910年春天，12歲的周恩來隨三堂伯周貽謙到奉天（今遼寧省），進銀川（今鐵嶺）銀岡書院讀書，半年後，轉入瀋陽東關模範兩等小學堂。這一年，日本軍國主義正式吞併中國的鄰邦朝鮮。在東北當年日俄戰爭的戰場上，留下過少年周恩來的足跡。“憶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戰兮心酸。”一次，校長在課堂上問大家爲什麼讀書時，周恩來慷慨答道：
“爲了中華之崛起！”
這一誓言，此後貫徹在他的一生中，滲透在他的各項活動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後來自覺參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來身穿一件褪色的藍布長衫，來到天津，入南開學校讀書。天津舊稱天津衛，是捍衛中國京都的門戶，1860年被迫開埠，九個帝國主義國家在這裡有租界，成爲一個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開學校是一所仿照歐美方式開辦的私立學校，當時是比較先進的。他在這裡上了四年學，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識，這對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響。他參加發起組織敬業樂羣會，編輯《敬業》、《校風》刊物，發表小說、文章；參加新劇團；當選學校演講會副會長、江浙同學會會長；參加天津備界羣衆舉行的救國儲金募款大會；參加全校演說比賽；等等。在這些活動中，反映出青年周恩來的憂國愛國之思。他在文章中說：“處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髮千鈞之際，東鄰同種，忽逞野心，噩耗傳來，舉國騷然，鹹思一戰，以爲背城借一之舉，破釜沉舟之計。”他在詩中說：“極目青郊外，煙蠶布正濃。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蹤”。他針對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國的“二十一條”條約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瀾待挽，茫茫華夏，中流之砥柱伊誰？弱冠請纓，聞雞起舞，吾甚望國人上勿負是期也。”他同情窮苦人民，“則思推己及人，視天下飢如己飢，溺如己溺”。他注重鍛鍊身體，要改變“東亞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參加演出話劇，也是爲喚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復興祖國”。
1917年夏，周恩來中學畢業，籌劃去日本考官費留學。他給同學贈言說：“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這表明了他的一貫志願。但是，怎樣才能使中華騰飛？當時，教育救國說，實業救國說，甚至軍國主義救國說，瀰漫塵上。周恩來是一個紮實、謹慎的青年，他需要認真考察一番。
當時的日本，明治維新後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既有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繁華世界，更有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飢餓和失業大軍，軍國主義分子叫囂着要侵略中國。看到這樣的現實，周恩來拋棄了軍國主義可以救中國的想法。他處於彷惶、苦悶之中，在給人寫的信中說過：“家國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極目神州，愴懷已達極點！”“苦吾民矣，爲之奈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周恩來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一些關於十月革命的介紹，以極大熱情關注俄國革命的發展。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約翰·裡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界利彥創辦的《新社會》雜誌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貧乏物語》和由他創辦的《社會問題研究》，給了周恩來深刻的印象。科學社會主義影響着周恩來的思想，周恩來的思想開始變化，正如他在詩句中所說：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着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周恩來決定“返國圖他興”。他於1919年4月回到中國，接着就投入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貿然在巴黎和約上作屈辱的簽字，五四運動也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周恩來積極參加了遊行示威。他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在報上大聲疾呼：“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我們“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這張報辦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張’與‘評論’二欄，又有特點，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從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爲了支援山東人民的愛國鬥爭，周恩來與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兩次進北京到總統府門前示威，他負責後勤供應和宣傳、報道。這期間，天津五四運動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周恩來、郭隆真，鄧穎超、諶志篤、馬駿等20名男女學生組成了覺悟社。《覺悟社社員歌》中提出了“階級鬥爭”。
“世界潮流，洶涌澎湃，來到中華地，
社會革命，階級鬥爭，大家齊努力。”
這年11月，日本駐福州領事指使歹徒打死打傷中國學生和警察，並令驅逐艦侵入中國海域，派水兵登陸挑釁。天津人民決定抵制日貨。日本駐津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鎮壓學生。周恩來等20餘人被捕。在牢房中，他們沒有屈服，繼續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來向難友們宣傳馬克思主義。
據當時的《檢廳日錄》記載：
1920年5月14日議決“由周恩來介紹馬克思學說”。
5月28日“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同馬克思傳記。”
5月31日“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唯物史觀”。
6月2日“仍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唯物史觀的總論同階級競爭史”。
6月4日“仍由周恩來續講馬克思主義——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說。”
6月7日“周恩來續講馬克思的學說——經濟論中的《資本論》同‘資本集中說’，今天馬氏學說已經講完了。”
這說明，五四時期，周恩來已經在系統地宣傳馬克思的學說。他是我國有數的幾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者之一。
經過周恩來等在獄中鬥爭和獄外愛國學生和人民羣衆的支援，反動政府終於把被拘的學生全部釋放了。
半年的牢獄生活，使周恩來更加堅定、凝練，觀察問題、考慮問題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難的中國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須有更加強大的社會力量，要“到民間去”，進行“農工組織之運動”。而且必須有正確的思想、理論來指導。周恩來後來談到自己的信仰時，說道：自己的“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來坐海輪去法國，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考察和學習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經驗。他說：“虔心考查以求瞭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