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宋哲元於9月下旬訪晤了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他所以訪徐而不直接訪晤閻錫山，可能是想先從徐這裡探聽閻的態度如何，若閻態度有所鬆動，即可晤閻，如果直接晤閻，閻予拒絕，就不好迴旋了。宋哲元對徐永昌說：“華北在日本壓迫之下，不能不自己聯合起來，閻先生當首領，韓復榘副之，咱們大家幫着辦，實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如何”？徐永昌答曰：“一念之差，便致身敗名裂，爲後世笑，中國現在不分固然難治，但若不合，則斷斷不能自保”。不久，宋哲元又派秦德純訪徐，對徐講：“土肥源到張家口表明：希望華北五省（冀、察、魯、綏、晉）組織自治，與日本親善妥協，如我們不做，即由劉桂堂等來做，所以宋想由閻先生出來領導”（《閻錫山年譜》（五），第1856頁）。徐永昌則以“主張對日極力忍耐敷衍，但不出頭負責”作答。徐永昌對宋哲元、秦德純二人的答覆，可以說，實際上也就是閻錫山的態度。因爲，一向對閻錫山忠心耿耿、言聽計從的徐永昌，在“華北自治”這樣重大的問題上，他是不敢擅自做主、隨便表態的，由此，也進一步表明閻錫山是反對分裂，“絕不走離開中央之途徑”的。
蔣介石對於閻錫山在“華北事變”中的這種表現，大爲稱讚，當十月上旬，熊斌訪晤徐永昌，傳述參謀本部對日備戰計劃並諮詢徐後，“晚又訪徐，出示蔣委員長電雲：‘閻先生態度光明，意志堅決，出人意料外，但渠絕不出任華北的領導之責，希令宋（哲元）、商（震）、韓（復榘）知之，遇事可請示’”（《閻錫山年譜》（五），第1861頁）。
此後不久，日本更加緊了“華北自治”的活動。11月11日，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自天津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於11月20日前宣佈自治，否則日軍將取河北、山東。鑑於華北局勢緊張，11月12日至23日，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日蔣介石在會上作對外關係講演，聲稱外交方針爲“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據說這後一句話還是閻錫山提出的。會上還通過了《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國難時期集中力量充實國防建設》等案，並於16日下令調兵備戰，京滬路沿線已屯兵達11個師。26日又明令，對宣佈冀東“獨立”，背叛國家，甘爲漢奸的殷汝耕，撤職拿辦，還下令取消北平軍分會。28日，與日方商洽設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爲委員長，日本推出王揖唐爲委員。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正式成立，宋哲元出任委員長。同時，國民政府還任命閻錫山、馮玉祥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李松林等編：《中國國民黨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4頁）。
宋哲元能夠有這樣比較好的結局，固然與國民黨中央所採取的這些較爲強硬措施，及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宋哲元的要求有直接關係，但是，閻錫山通過徐永昌對宋哲元的勸戒、警示，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如果宋哲元一意孤行，繼續勾結日本，“一念之差”，其下場很可能就是“身敗名裂”。
從閻錫山在“華北事變”中的這些表現來看，他是堅持了民族大義，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的。如若他在日本的爭取、拉攏下產生動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要是他願意“出頭負責”，憑他的資力、威望和實力，“華北五省自治聯合政府”是會很快成立起來的，這樣第二個僞滿州國將成爲現實，民族危機將更加加劇，即使他“不出頭負責”，卻也對其他一些躍躍欲試者不加勸阻，其結果也很可能是如此，只不過是進程的快慢，時間的遲早而已。因此，說閻錫山在“華北事變”中是有功於民族，有功於國家的，並不過分。正是由於閻錫山的不動搖，才使日本的“華北自治”陰謀未能如願以償，其間雖然日本扶植成立了幾個僞政權，但它畢竟是局部的，小範圍的，並未牽動全局。從這一點上來講，閻錫山的如此作爲，對於“7·7事變”爆發後國共兩黨兩軍堅持華北抗戰，特別是八路軍開闢晉察冀、晉冀魯豫和晉綏這三大華北抗日敵後根據地，也是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6、紅軍東征後，閻錫山反覆權衡，作出了“迎共”抗日的選擇
1936年，對於閻錫山來說，又面臨着一次艱難的選擇。因爲紅軍東征後，局勢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方面是日本人在逼他，一方面是蔣介石要搞他，而又一直沒有放棄北上抗日的主張，也就是說，一旦時機成熟，領導的紅軍還會再次東征，北上抗日。閻錫山面對如此嚴峻形勢，不能不感到巨大壓力，也不能不再三權衡，作出有利於己的選擇。
閻錫山在政治上、思想上竭力防共的同時，在軍事上的防共，也是進行過一番努力的。但是負多勝少，除1931年他要徐永昌對平定兵變和晉西遊擊隊的軍事鬥爭還算是取勝之外，以後幾乎是每戰必敗，而1936年春，在對東征紅軍的作戰中敗得更慘。
早在1934年冬，閻錫山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就由正太護路軍總司令孫楚率領5個旅的兵力，協助駐陝的張學良部“圍剿紅軍”，豈料，陶振武、方克猷兩旅遭到重創，孟獻吉旅的一個團長曲有誠被擊斃，馬延守、吉文蔚在宋家川附近也被紅軍打得四分五裂，全軍覆沒，馬吉二人僅以身免。閻錫山鑑於這個教訓，遂以黃河爲天然屏障，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濟的黃河東岸上，沿河構築土城、碉堡，轉守爲攻。1935年8月，又召集黃河沿岸21縣縣長，舉行防共會議，要21個縣都成立“防共保衛團”。同時，將孫楚所率5旅人馬繼續駐紮於河西，另派兩個師分別駐紮於晉西和晉南沿黃河一線。1935年冬，中央工農紅軍抵達陝北後，閻錫山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要求閻錫山允許紅軍通過山西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聲明於不顧，再一次調整軍事部署，除原有之河防部隊繼續防禦外，又將其他部隊進行了縱深配置，把晉綏軍7個師的兵力，編爲了4個縱隊，各縱隊均附屬炮兵一團，“進駐汾陽、孝義、靈石、蒲縣、隰縣一帶山嶽地區，總指揮部設在孝義，準備應戰”（楊耀芳：《閻錫山阻擊紅軍東渡的概況》，《山西文史資料》第6輯，第27頁），想憑藉其精心構築的多層防線，將陝北紅軍阻擋在黃河以西。
但是，閻錫山萬萬沒有料到，由、彭德懷率領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約3萬人，於1936年2月20日一夜之間便突破了他的河防工事，東渡黃河，並且，在他組織的所謂“汾孝會戰”中，紅軍在孝義兌九峪、陽泉曲重創閻軍第一縱隊的周原健獨立第二旅，第二縱隊的楊效歐66師，也曾被紅軍包圍兩翼，幾被殲滅。之後，紅軍又跳出了閻軍的包圍圈，於3月上旬兵分三路，進行戰略展開。一路由徐海東率領紅25軍團向北挺進，直逼晉中；一路由率領紅一軍團揮師南下，殺向晉南；另一路則由、彭德懷率領總部和警衛團少數兵力，在晉西北繼續周旋。徐海東的先頭騎兵曾一度逼近太原附近的晉祠。閻錫山驚慌萬分，忙讓在綏靖公署大門前壘起沙袋，構築臨時工事，同時令在汾孝地區尾追紅軍的李生達、楊效歐兩部回防太原。的一軍團在截斷南同蒲路之交通線後，一路向前，圍攻霍縣、趙城、洪洞、臨汾等縣城，並進佔襄陵、侯馬。紅軍所到之處，發動羣衆，宣傳羣衆，打擊土豪劣紳，並籌款和擴充紅軍。
閻錫山還在“汾孝會戰”之前，鑑於紅軍來勢兇猛，恐自己難以應付，即於3月3、4兩日連電蔣介石“請速定大計，助中央及地方‘協剿’紅軍”。蔣接電後，急令駐於河南之關麟徵25師，河北商震之第32軍，分赴晉省靈石、晉南“協剿”紅軍。同時，電令張學良部向黃河西岸挺進，以斷紅軍之退路。當紅軍兵分三路後，閻錫山又以“匪軍分股流竄晉省，現有兵力已不足遏阻匪禍”爲辭，再電蔣介石“請求再增派部隊”。3月中旬，蔣介石派中央軍第13軍湯思伯率所部及其他中央部隊共3個師3個旅入晉，這樣，前後增援山西的國民黨軍隊達12萬之多。3月24日，蔣介石又派陳誠赴太原坐鎮，並派空軍一隊進駐太原。3月21日增援山西的各路中央部隊和閻錫山的晉綏軍，向東徵紅軍發起“進剿”。
鑑於這種嚴峻形勢，從大局出發，爲了避免大規模內戰的爆發，保存國防力量，以利將來對日作戰，果斷決定回師陝北。各部隊於4月底5月初，陸續渡河回陝，並於5月5日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表示願意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東征之役，就此結束。紅軍在晉活動共75天，足跡達於晉中、晉西、晉西北和晉南40餘縣，其間擴充紅軍8000多人，而閻軍損失萬餘兵力。
東征紅軍主動撤退，返師陝北，閻錫山雖然暫時鬆了一口氣，但他卻並未因此而感到高興，因爲由紅軍東征而引發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又擺在了他的面前。
首先，蔣介石派赴山西“協剿”紅軍的十幾萬中央部隊，當紅軍回師陝北後，不僅毫無撤走的跡象，反而在山西發展起國民黨組織，收買拉攏閻錫山的高級軍官，甚至還在晉南策動河東道獨立。不但如此，蔣介石又命令閻錫山從晉軍中挑選15個團的兵力，附以騎、炮各1個團，西渡黃河，繼續協助張學良圍剿紅軍，而任這支部隊總指揮的又恰恰是被蔣介石竭力拉攏、提拔，由蔣明令升任爲19軍軍長兼第72師師長的李生達。要拉走相當於晉綏正規軍四分之一兵力的15個團，又要讓李生達任總指揮，蔣介石這樣做的目的，閻錫山自然十分清楚，就是蔣想通過剿共削弱自己的實力，進而以李代己，把山西控制在他的手中，因此，蔣閻矛盾再一次尖銳起來。閻錫山已深感蔣對自己的嚴重威脅，曾發出“我不亡於共，也要亡於蔣了”（牛蔭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紀略》，《山西文史資料》第15輯，第3頁）的哀嘆。爲了不使蔣的陰謀得逞，閻錫山來了個“釜底抽薪”，一面令李生達準備率部渡河，一面又派人收買李生達的衛士熊希月，在即將渡河的凌晨暗殺了李生達，然後打電話給蔣介石，藉口“李生達被暗殺，軍心不穩，請於緩期”（《閻錫山評傳》第264頁），從而暫時停止了晉軍入陝。蔣介石明知這是閻錫山玩的手段，但卻也無奈。雖然如此，可是由於蔣介石仍在一意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儘管其對日態度開始有所轉變，而其政策的重心仍然放在加緊軍事剿共和消耗各地方實力派力量方面。閻錫山則出於民族存亡和個人統治的考慮，在“防共”、“剿共”的同時，開始着手整理軍備，訓練幹部，修築國防工事，因此，他不僅得不到蔣介石在國防準備上的積極支持，反而還要服務於蔣的“剿共”政策，這就不能不引起閻錫山的不滿。1936年9月14日，在綏署省府擴大紀念週上，他就滿腹牢騷地說：“我於去年及今春，曾數次電請中央，將晉綏軍隊與國家財政統歸中央統一，兵權之留多留少，亦由中央決定，迄未蒙邀準，我當再行呈請”，並大聲疾呼：“國家應當努力協助山西”（《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第126頁）。由此可見，在民族危機加劇的形勢下，閻錫山與蔣介石在對日態度和政策上，也逐漸產生了矛盾和分歧，而這種矛盾和分歧，比起“援軍”賴在山西不走，又要晉軍入陝這些問題來，更爲深刻，也更難以化解和彌合。
其次，日本對綏察的侵略，也加劇了閻錫山與日本的矛盾。綏遠、察哈爾兩省，不僅是山西西北的重要門戶，而且在經濟上對山西也有着重要意義。這兩省豐富的鐵礦資源和皮毛等土特產品，都是“西北實業公司”進行生產和山西發展外貿出口事業所需要的重要原料。可是1935年日軍佔領察哈爾省後，閻錫山寄予厚望的這個原料基地不復存在。更使閻錫山感到威脅的是，此後不久，日本又在爲閻錫山“軍事統制”的綏遠蒙古族上層策劃分裂，在1936年初於綏西成立以蒙古族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任總司令的“蒙古軍總司令部”後，5月正式成立僞“蒙古軍政府”和僞軍性質的軍事組織“大漢義軍”。不久，即策動了對駐紮於綏東之晉綏軍的進攻，與閻錫山發生了直接軍事衝突。雖然閻錫山於8月平定了綏東戰事，但他從種種跡象上斷定，日本絕不會就此罷休，勢必再犯，他在致蔣介石的函中，就指出：“日人對綏遠晉北，在所必取。若綏遠不守，不特‘大元國’圓滿成立，‘大夏國’亦將發生。但守綏遠須有強大之兵力與堅固之工事，不只兵力財力之問題，亦且有對日之問題，……請鈞座將陝北剿匪另派兵力，抽撥三十團以上兵力，助山一拼”（《閻錫山年譜》（五），第1949頁）。可是蔣介石不僅不給閻抽撥兵力，反而要閻再次派兵入陝，對此，閻無可奈何地說：“我這次從南京回來，是很知山西要有絕大的危難，……我決定自己犧牲一切，能救幾分救幾分”（《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九），第109頁）。日本在加緊侵略綏遠的同時，對山西也多方覬覦窺測，一方面抱怨閻錫山如若他早與日本合作，就可以對共軍共同作戰，不至出現紅軍東征，並威脅說，山西一旦遇到共軍襲擊，日本絕不會袖手旁觀；一方面則繼續派遣大量人員進行所謂“參觀”、“調查”。凡此，都使閻錫山倍感擔憂，他與日本的矛盾也日益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