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母親的煮雞蛋
翻譯了小林多喜二的《爲黨生活者》（黨生活者），正在對照原文看譯文。可能有人有違和感：作爲“小資”情調典型範本村上小說的譯者，怎麼忽然對日本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人物小林多喜二發生興趣了呢？不過我本人並沒有多少的違和感。較之違和感，有的地方讓我涌起的更是同感，感同身受。例如煮雞蛋，母親的煮雞蛋。
“九•一八”事變後的東京，作爲日**員的主人公“我”在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戰反**鬥爭。爲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不離開年老的母親，甚至見面都不可能。於是母親煮了雞蛋託人捎給“我”。最後在戰友一再勸說下，“我”終於決定去一家小餐館同母親見面。
母親坐在桌子對面，離開桌邊一點兒孤單單地坐着，神情悒鬱。一看，母親穿着出門時穿的最好的衣服。這讓我心裡有些難過。
我們沒怎麼說話。母親從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還有“煮雞蛋”……
過了一會兒，母親一點點講了起來。“臉好像比在家時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親說她近來差不多每天都夢見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罵（母親把拷打說成打罵），睡不好覺。
母親。“煮雞蛋”。看到這裡，我不由得放下筆，擡起頭，嘆一口氣。偌大的研究室——因和學生談論文來了研究室——孤單單隻我一人。學生走後，長方桌旁的八把椅子空在那裡。窗外正在下雪。越下越大，很快變成了鵝毛大雪——這在青島是極少見的——沸沸揚揚，蒸蒸騰騰，翻江倒海，彌天盈地。時而北風呼嘯，把雪花一片片、一團團、一波波吹到窗玻璃上。除了風聲，別無所聞。除了雪，別無所見。除了我，別無他人。彷彿整個世界只剩下風、雪和我。不，還有煮雞蛋。譯文裡的煮雞蛋，記憶中的煮雞蛋，風雪中的煮雞蛋。
四十年了，時間差不多過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我從吉林大學畢業，要去數千裡外的廣東廣州一個單位報到。記得是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也是一個颳風下雪的日子。儘管風沒這麼緊，雪沒這麼大，但畢竟東北的數九隆冬，氣溫低得多，哈氣成霜，滴水成冰。母親和弟妹們把我送去一兩裡外的小火車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腸小道，時間還早，沒人走過，我們深一腳淺一腳正一腳歪一腳踩着雪往前走。風雪不時打着旋兒掠過山間白茫茫的溝壑和平地，撲向對面東山坡的枯草尖和柞樹梢。我離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沒有鐵柵欄，沒有檢票口。綠皮車由遠而近，“哞”一聲從東山腳滑進車站。母親早哭了。在車廂門前，她把一路摟在懷中的一袋二十個煮雞蛋塞給我。望着剛過四十歲的母親那花白的頭髮、臉上的皺紋、哭紅的眼睛、細瘦的脖頸和薄薄的棉襖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一直強忍的淚水一下子涌了出來：“媽，我走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天回來看你……”
我趕緊上車，哈氣擦開車廂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車輪開始轉動。母親和弟妹們沒有回去，仍往車上看着、張望着、尋找着……
我就那樣帶着二十個煮雞蛋離開了家，離開了母親。一個半小時後到了省城長春，由長春坐十七個小時“硬座車”到北京，轉車再坐三十一個小時趕往終點廣州。我想起來了，從長春開始，我是和一個同級不同班的女同學同行的。一個相當漂亮的女同學。她父親是市公安局局長，住在有對開的大門、有院落的雙層小樓裡。廣州有她在市府外事部門當處長的舅舅。因此，同行只意味同坐一列火車——她在臥鋪車廂是臥是坐我不清楚，我反正是在硬座車廂硬挺挺地坐着。到底是同學，入夜後她找到我，讓我先去她的臥鋪睡一會兒，我謝絕了。早上到了吃飯時間，她又過來找我一起去餐車，我又謝絕了。那時的我不是現在的我。我是從窮山溝裡僥倖爬出來的，人家是省城高幹的千金。我到了廣州舉目無親，人家在廣州有處長舅舅一家的笑臉。但我所以一再謝絕，主要並非出於自卑。畢竟我學習明顯比她好，畢業典禮我是上臺發言的學生代表。我只是比較清醒，清醒地認識到那種距離。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孤獨。我有母親的煮雞蛋，有帶着母親體溫的煮雞蛋一路陪伴着我，溫暖着我。我沒去餐車，沒買盒飯，沒買零食。見別人吃什麼了，我就小心摸出兩個煮雞蛋，輕輕一磕，悄悄剝殼，放進嘴裡咬開稍小的一端。一種香透肺腑的香！蛋黃金燦燦的，像一輪小太陽。蛋白嫩嫩的白白的顫顫的，讓人不忍下嚥。七十年代，艱苦歲月。雞蛋是鄉下家裡僅有的奢侈品。院子裡跑的就那麼五六隻雞，雞喂的是穀糠，生不出多少蛋。記憶中，除了“坐月子”，母親自己平時捨不得吃雞蛋，從沒見過母親把煮雞蛋放進自己嘴裡。
我就這樣沉浸在煮雞蛋回憶中。二十個煮雞蛋陪伴我坐着度過了火車上的四十八個小時。沒想到四十年後又在這裡陪伴了我。恍惚間，研究室變成了硬座車廂，我正摟着母親的煮雞蛋眼望窗外。窗外的雪仍在下。不知何時，雪變小了，越下越小……
我知道，對於我，世界上再也沒有那樣的煮雞蛋了，沒有了。
2015年1月26日
08
二○一七年：掛曆哪兒去了
二○一七年一月一日，元旦。一個星期來我始終在悄悄等一樣東西：掛曆。沒有等到。不可能到了。而二○一七年的掛曆沒到，感覺似乎二○一七年本身沒到。因爲沒有證據。太陽是昨天的太陽，天空是昨天的天空，甚至窗外槐樹梢的喜鵲都像是昨天的那隻。昨天是去年最後一天——去年最後一天和今年最初一天的區別在哪裡呢？今年去年有何不同呢？倘有掛曆，立見分曉。淡淡的失望如傍晚時分淡淡的霧靄籠上心頭。
從八十年代開始，三四十年間每年都有，每年都有掛曆從哪裡如期而至。近幾年雖說少了，但兩三本總還是有的。一般是出版社的，本地的，京滬的。我喜歡出版社的掛曆。畢竟不像銀行掛曆訴求直截了當：恭喜發財。發財誰都喜歡，我也喜歡。但把手託金元寶或“孔方兄”的財神老爺請來書房，就好像酒桌上突然和某位大款坐在了一起，不知是靠近些好，還是離開些好。書房還是出版社掛曆合適。書是出版社出的，沒有出版社就沒有書，就沒有書房，甚至沒有我這個讀書人教書人寫書人。但出版社的掛曆從不刻意強調這點。含蓄、低調，文雅，心照不宣。
書房掛曆我總是掛在書櫥旁。一般掛日期數字大些的，以便一擡頭就看得“1清2楚”。老了，不比當年在鄉下當五好民兵連長，那時再小的準星都能瞄準百米開外的靶心圓點。此刻我又習慣性擡頭看了看，因沒有新的，舊的還姑且掛在那裡。我忽然心想，今年和去年的日期沒準碰在一起！果真如此，照用就是。差一天不好辦，差一年沒關係，二○一六權當二○一七可也。於是拿日記本上前比照：去年元旦星期五，今年元旦星期日，差了兩天！得得！
或許你說——實際也有人說——看手機不就行了！何苦非看掛曆不可？手機上的掛曆我自然看過，但手機上的掛曆和書桌前的掛曆不是一回事。手機上的掛曆僅僅是日期，而書桌前的掛曆不僅僅是日期，還有別的什麼，比如僅我一個人明白的秘密暗號，以及明確標註的“溫馨提示”，以及某種幽思……
是的，某種幽思……
無需說，掛曆多是月曆。以前是沒有掛曆的，至少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的生活中是沒有的。那年頭用的是日曆，中學生巴掌大小，三百六十五頁厚墩墩訂在一起，週日、節日爲紅色，平日爲黑色，固定在彩色硬紙板做的日曆牌上。鄉下人叫陽曆牌。一月一日叫陽曆年。不叫新年，元旦就更不叫了。陽曆年在鄉下是沒人當年過的，一如平時。因此掛陽曆牌是唯一的新年“慶典”。我們家住的草房冷得瑟瑟發抖似的蜷縮在山旮旯裡。父親在離家幾十裡外的公社（鄉）工作，新年也很少回家。陽曆牌就由母親掛在門房或緊挨炕沿的地櫃上端。這麼着，糊着舊報紙菸薰火燎的土屋裡，只有陽曆牌是新的，頗有蓬蓽生輝之感，我們貧苦的日子因此有了小小的亮點，有了小小的歡欣。日曆自然每天撕一頁。那也是日夜操勞的母親一天當中唯一的“文化”活動。有時一邊撕一邊小聲唸叨臘七臘八凍掉下巴，或者打春別歡喜，還有四十冷天氣……我和弟妹們都還小，最願意聽的就是還有幾天過小年、過大年。有時候母親還端起煤油燈舉到陽曆牌前細看，神情似乎分外悽苦，時而發出低微的嘆息……
後來長大些了，我猜想那可能是母親確認父親回家的時間。沒有電話，也沒見父親給母親寫過信。父親大體每月回家一次，但日期不固定。“**”期間有時兩三個月都不回來一次。父親不回來，錢就不回來，家中的日子就更難過了，有時買油錢都沒有。加上正是兵荒馬亂的年月，父親隨時可能遇上什麼，母親難免牽腸掛肚。日子，日曆，日曆的一天就是一個日子。而對於母親，則可能是兩個日子，這邊家裡的日子，那邊父親的日子。日曆撕下一張容易，但日子熬過一個絕非易事，何況兩個！
若干年後我離家進省城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後我又離省城遠走高飛去了廣州。父親來信說，家裡的母親總是想我，總是計算我探親的日子，時常邊撕日曆邊唸叨我的小名，甚至險些哭壞了眼睛。而我那時每隔三年纔回去探親一次。可以想見，母親要翻一千多次日曆、要撕一千多張日曆才能等來母子相見的日子。多麼漫長的等待啊！對母親來說，日曆、陽曆牌是她和兒子之間唯一可以確認、可以觸摸的媒介！套用余光中的詩句，親情像一張日曆，母親在這頭，我在那頭……
由於這個緣故，多年來我的書房總有一本當年那種老式日曆掛在門旁書櫥的一端。現在這本是二○一四年的，也是因爲未能及時買到新的，就一直掛在那裡——我不是用來看日期，同日期無關。
掛曆固然不同於一天撕一頁的日曆，一個月才撕一張。但撕這一行爲和感覺同日歷沒大區別。此外還有一點，那就是我選擇的書房掛曆風格大多同過去的陽曆牌兩相彷彿。因了那縷幽思……
而這，是手機上的掛曆功能所無法替代的。世界上總有無法被替代的什麼。對於我，就是掛曆的感覺、掛曆所附帶的幽思。那是之於我一個人的掛曆。
2017年元旦
09
我的叔叔，以及我的“親戚觀”
祖父祖母有兩個兒子。長子是我的父親。次子即我的叔叔，我一般叫老叔。
回想起來，我和叔叔的實質性關係應該是從我一九七二年上大學後開始的。我極少對人談起自己的大學時代，自己寫的幾百篇文章也極少提及。一個很大原因，是我的大學生活過得並不快樂。成功的歡欣並非沒有，但時間都太短了。更多的是苦悶、擔憂、困惑、驚悸，以及夜半的嘆息和淚水。
上大學前父親給我訂了親。女方是我的親戚，大我一歲，舅舅的女兒，即我的表姐。我心裡不同意，但面對一向嚴肅的父親，未能明確表示反對。強烈反對的是母親，她不願意親上加親，擔心一旦發生什麼，原來的親也不親了。後來果然如此。我上大學不出一年，父親突然向我宣佈那門親事已一筆勾銷。母親爲此大哭一場。我從未聽過母親哭得那般失態，那般痛楚。哭聲徹底沖走了我寬釋的心情。加之父母間後來又發生別的事，再後來我得了急性黃疸性肝炎，加上外祖母去世、祖母去世……總之那三年零八個月大學生活，全然快樂不起來，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不快樂埋伏在世界所有路口等我走來給我一擊。那真是一大段奇妙的歲月。在別人眼裡，我肯定幸運得不得了，幸福得不得了。那時不比現在，大學生金貴得很，十里八村甚至整個縣城都難得碰上一個。世上誰都不會料想我的心始終在夜幕下的泥沼中苦苦掙扎。
整個大學期間，家族中有兩個人去看過我：父親和叔叔。父親是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因肝炎住進傳染病院時去看我的。叔叔去看我，應該是在那之前我沒住院的時候，和嬸嬸一起去的。叔叔當兵，空軍地勤，一身軍裝，英姿颯爽。叔侄兩人在我住的學生宿舍、在校園路上聊了好一陣子。叔叔關切地問我的學習情況，問我生活有什麼困難，說了很多安慰和鼓勵我的話。許多年後，叔叔一次回憶說我那時瘦得只剩一顆大腦袋，腦袋只一對大眼珠子。“你太用功了，學習太累人了！”叔叔感嘆。
雖然叔叔去看我僅此一次，但在那三年零八個月時間裡叔叔是“陪”我最多的——剛上大學時叔叔就從部隊駐地南京給我寄來一本厚厚的《日漢辭典》，我幾乎天天抱着翻來翻去。此外天天聽的崑崙牌收音機也是叔叔買的——本來是買給奶奶聽戲解悶兒的，沒聽幾天就被我拿來學校聽日語了——放在枕邊或被窩裡聽中央臺的日語廣播，聽偶爾收得的日本原聲廣播，用來鍛鍊日語聽力。正值“**”艱苦歲月，我自己是買不起收音機的，學校每個月發的六元錢助學金是我的全部“收入”——考慮到家裡生活困難，我從不向父母要錢，給也不要——吃飯買書零花全靠這六元錢。商店門始終是我避而遠之的門口，收音機純屬奢侈品。
一九七五年冬天畢業，隻身南下廣州之前，我去叔叔家告別，順便把收音機還給了叔叔。叔叔嬸嬸留我吃飯，送我一雙皮鞋、一條軍褲和一件空軍地勤穿的藍布夾克。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上皮鞋，直接穿去了廣州，在廣州一連穿了好幾年。
我再次深切感受叔叔對我的關愛，是在二○○七年冬天母親去世和翌年夏天父親去世的時候。毫無疑問，假如沒有叔叔一連好幾天在現場操勞，安排好每一個細節，我這個書呆長子肯定應付不了局面。記得母親走的那個滴水成冰的寒冷夜晚，叔叔特意派人注意由於過度悲傷而走去外面的我，生怕我出什麼事……那分明是一種愛，一種父輩特有的愛。
不妨說，父母的去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甚至世界觀。我開始用不同以往的新的眼睛注視自己、注視自己周圍的人，也因此看到了過去不曾覺察的各種心理情感表現和相互關係。我自覺不自覺地據此把親戚們排了個順序，或者莫如說這一順序自動在自己腦海中浮現出來，而在這裡邊，叔叔的表現是最讓我感動、感激和感謝的。我慶幸自己有這樣一位叔叔，有這樣一位在我格外需要幫助的艱難時刻一再給我以真心實意幫助的、關心我的長輩親人。
順帶說一下我的“親戚觀”。親戚當然來自血緣，但較之血緣關係，我對待親戚看重的更是這樣兩種因素：一是對方在過去艱苦歲月、在自己處境艱難時刻給過自己幫助，哪怕一點一滴我都銘記在心。在自己有條件的時候，力爭做到“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二是對方曾對家族、對家庭有過特殊貢獻而後來生活遇到困難。對他們，即使自己經濟並不很寬裕，也儘可能提供幫助。相反，對於缺少真情和比較自私的人，哪怕血緣關係近也懶得理會——血緣不是一切，重要的是有沒有什麼打動我。出於這樣的“親戚觀”，加上幾十年來一直走南闖北遠離親戚圈，所以我不會按照現實中的“往來”規則以“隨禮”形式處理親戚關係。說實話，也不大懂。
與此相關，我最不喜歡的情形是親戚間相互攀比、猜忌、算計，甚至相互或者單方說三道四惹是生非。遺憾的是，耳聞目睹，這種現象似乎並不罕見。這樣下去，小而言之，家族振興無望，大而言之，國家振興無望。良可嘆矣！
2016年1月25日
10
我和我的弟妹們
我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50後”。加上“60後”，我這代人有可能是歷史上兄弟姐妹最多的一代。多則六七個，少則四五個，僅僅十五六年，全國人口就從四點五億躥升到六億，差不多一年出生一千萬。理所當然，計劃生育的重任、一對夫婦一個孩兒的重任歷史地落在我這代人頭上。轉眼二三十年過去，做夢也沒想到螺絲會開始鬆動：去年實施“單獨二胎”，即雙方均爲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二胎；今年又進了一步，普遍二胎也將成爲可能。當然，幾胎都和我這代人沒什麼關係了，老了。若問對此有何感想，老實說，一下子還真有些講不出來。拍手稱快？驚詫莫名？抑或憂心忡忡？
我是父母的長子，下面依次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即父母有六個孩子。國家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以來，母親不止一次對我感嘆：“要是隻生你一個該有多好！生一大幫子，吃沒吃，穿沒穿……”是啊，生我那年母親自己才二十歲。如今的二十歲女孩，正歡天喜地上大二興高采烈逛超市，而母親卻在東北一間四面泥巴牆的農舍裡生下了我——初冬時節在大竈前的柴草堆上拿剪刀蘸一下大鐵鍋裡燒開的水，親手剪斷嬰兒的臍帶。母親的人生也從此進入不斷生兒育女日夜操勞的苦難歲月。日子過得最緊的時候母親甚至冬天沒有棉褲穿——做完我們幾個小孩兒的，棉花沒有了，布沒有了。要知道，那可是真正滴水成冰的東北！不僅如此，今年暑假回鄉時聽大弟說，因爲沒有吃的，母親曾就着鹽水喝高粱米湯，直喝得反胃，又大口大口吐了出來，而母親當時正懷着最小的妹妹。時值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固然是主要原因，但顯然也同子女過多有關。六個子女給母親帶來了什麼呢？吃不完的苦，操不盡的心，白天種地餵豬，夜晚補衣縫被，有肉捨不得吃一口，有蛋捨不得吃一個，有衣捨不得穿一件……用母親的話說，“吃沒吃，穿沒穿”。
那麼作爲長兄的我對弟妹們的感覺如何呢？我們之間各差三歲，我上大學離家前三個妹妹都還小，幾乎沒什麼接觸，連話都好像沒說過幾句。真正打交道的只有兩個弟弟，尤其大弟。和他一起在山坡灌木叢中捉蟈蟈，一起步行三四十里去看外婆，一起早早爬起摸黑去生產隊牽毛驢拉碾子，一起在雪中拖着爬犁（雪橇）上山砍柴，下山時他在爬犁前“掌舵”，我在爬犁後拖着柴枝梢以免爬犁速度失控……但更多時候是我一個人躲在一邊看書。我喜歡這樣。若問沒有弟妹們我會不會感到孤獨，我想基本不至於。而若沒有書，我肯定會孤獨，這點毫無疑問。
若問我對弟妹們或兄弟、兄妹間有沒有感情，那還是有的。至今難忘的是那一瞬間，發生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下旬。我是“**”期間作爲由鄉親們（時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的，學制也不正常，十二月份匆匆畢業。畢業後在家沒待幾天就要匆匆趕去遠在廣州的單位報到。記得離家那天格外寒冷，西北風捲着雪花從西山頭“颼颼”撲向東山頭。父母和弟妹們沿着西山腳下的羊腸小道送我去一兩裡外的火車站。登上綠皮火車，手扶車門一回頭，看見二妹眼睛閃着淚花。說實話，那是我第一次明顯感覺出兄妹間的感情。準確說來，感覺出了妹妹對我這個哥哥的感情。那一瞬間的淚花，連同母親那單薄的棉衣下突起的瘦削的雙肩，永遠留在了我眼底、心底。幾年後我當大學老師後看着班上港澳女生花花綠綠說說笑笑的身影，眼前時而浮現出二妹的淚花；十幾年後留學日本期間看着日本女孩子手拿雪糕或易拉罐飲料的身影，眼前又倏然閃出那晶瑩的淚花，閃出鄉下三個妹妹一身寒磣的衣衫，每次我都十分不忍和心酸。同爲女孩子，同樣的年齡，相差爲什麼天上地下？太不公平！這麼着，在日本時不知多少次我都寧願渴着，也不去自動販賣機前投一枚百元硬幣買一罐飲料。八十年代，一百日元可換十元人民幣，而十元人民幣在國內差不多夠給妹妹買一件衫……
在這點上，弟妹們，尤其妹妹們的存在或多或少影響了我的感情生活，進而影響了我的經濟生活。即使在每月工資幾十元錢的年代，回鄉探親前我也一定要給三個妹妹每人買一件衫。想到她們接過衫時的笑臉和穿上後漂亮的姿影，身在異鄉街頭的我不由得浮起笑容，胸口泛起一種難以言喻的欣慰和幸福感。
後來她們、他們大了，結婚了，日子好了，兄弟、兄妹間似乎反倒缺了什麼，缺了過去那種寶貴的什麼。記得去年五一前後我趁去北京講學之機回鄉住了幾天。弟妹們跑來看我，話沒說幾句就湊到另一房間打牌去了，打得熱火朝天。剩下我一個人冷清清躲在房間角落裡看書。像幾十年前的我？像又不像。那時的我躺在一邊看書是因爲弟妹們還小，大多看不懂書。現在都看得懂了，卻仍我一個人看書。那時看書的我全然不覺得孤獨；此刻看書的我卻油然涌起了孤獨感。若說孤獨感是弟妹們帶給我的，那不公平；而另一方面，如果打牌的不是弟妹們，我同樣會感到孤獨嗎？假如母親健在，她還會說“要是隻生你一個該有多好”嗎？我不知道。
說回開頭說的二胎話題。前不久去南昌，那裡一位大學同事看着南昌街頭熙來攘往的人流，忽然對我說：不知爲什麼要放開二胎？你看這街上，沒等放開都這麼多人！是啊，人是夠多的，而南昌又不是多麼吸引人的城市。整個江西省人口也才四千萬上下，在各省裡邊算是人口少的。說到人口，河南一位熟悉歷史的教授告訴我，三國時期三國加起來總人口才七百八十萬！而七百八十萬卻有那麼多人才：文有臥龍鳳雛周公瑾，武有孫策呂布關雲長，以及神醫華佗、建安七子、貂蟬二喬。更不用說曹孟德橫槊賦詩、孫仲謀坐斷東南、劉皇叔三讓徐州……正可謂羣雄並起，星月交輝，成就一個彪炳青史聲播海外的非凡時代。
七百八十萬，多乎哉，不多也！
十三億六千七百八十萬，多乎哉，不多也！
2015年11月24日
11
羊年與羊圈及村上的“尋羊冒險”
羊年春節過去一個多月了。卻不知何故，一個想爲羊寫點什麼的念頭總在腦海裡揮之不去。引用某位外國大作家的最新說法，“就好像失去歸宿的魂靈始終貼在天花板一角監視自己”。
莫非我跟羊有什麼特殊關係不成？
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小時候家裡養過雞、養過豬，還養過狗，但沒養過羊。也就是說，自己並沒有日常性接觸過作爲具象的、實體的羊。既不曾施惠於羊，又不曾受惠於羊，和羊沒什麼往來。雖說我也想當官，但羊倌這個官從未讓我心馳神往。然而羊總好像在這羊年讓我記起它併爲它寫點什麼，彷彿來自遙遠宇宙的一個神秘指令。
直覺告訴我，我不能置之不理。於是一個多月來我斷斷續續檢索我的過往歲月。在清晨山麓的小徑，在傍晚校園的樹叢，在靜夜書房的窗前。驀地，關於羊的什麼從記憶底層隱約浮現出來。準確地說，那不是羊，而是羊圈，沒有了羊的羊圈——土砌的圈牆，如一座座帶院落的小房子，一排一二十座，七八排，在山坡間由下而上整齊排開。遠看如棋盤，近看——以現在的眼光看——頗像秦兵馬俑坑陣。
那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一直居無定所的我們祖孫三代一大家子在羊圈下面一座房子暫且定居下來。羊圈是公社（如今叫鎮了）飼養場的，不知什麼原因，羊不養了，飼養場不辦了，公社領導就照顧在公社當一般幹部的父親，讓我們用那裡準備用來擴建飼養場的木料石料蓋自己的房子。爺爺是半個木匠，幾乎自己一個人蓋起了草房。四間，東邊一間爸爸媽媽帶我們三個小孩住，西邊兩間爺爺奶奶叔叔姑姑住。一間堂屋共用。房子雖小，但我們總算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再租人家的北炕住了。感謝誰呢？自然要感謝公社領導的照顧。但現在想來，好像還應該感謝羊。沒有羊，就沒有羊圈，就沒有飼養場，就沒有準備用來擴建飼養場的木料和石料，也就沒有我們的房子。換句話說，我們的房子是因爲羊纔有的。羊不僅讓我們有了房子，小時候的樂趣也因此增加了好多。那時我上小學三年級，比我小三歲的弟弟剛要上學，正是淘氣的年齡。這麼着，沒有了羊的羊圈就成了我們淘氣的地方。夏天秋天，羊圈裡長滿茂盛的蒿草，我們和鄰院後院幾個同齡夥伴進去捉迷藏、捉蟈蟈。冬天，模仿小人書裡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場景，在白雪皚皚的羊圈裡耍槍弄棍，上躥下跳，打打殺殺。有時打到半夜纔回家睡覺。
後來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我們漸漸離開了羊圈。雖然沒有羊了，但羊圈終究是羊圈，誰也不能總在羊圈裡鬧騰下去。
星移斗轉。許多許多年後我又和羊有了關係。而且同是沒有具象、沒有實體的羊——在我翻譯的村上春樹長篇小說《尋羊冒險記》裡遇見了羊。而且不是當年羊圈裡的羊，而是全世界哪兒都不可能有的一隻背部帶有星狀斑紋的羊。更離奇的是，這隻羊在一九三六年進入日本一個右翼分子體內，使得他一躍成爲呼風喚雨走火入魔的右翼首領。二戰期間在中國東北“同關東軍參謀們打得火熱，創建了諜報方面的機構。……在中國大陸興風作浪之後，趕在蘇軍出兵前兩週乘驅逐艦返回本土，連同多得搬不過來的金銀財寶”。回國後構築了一個強大的地下王國，牢牢控制着政界、財界、輿論界、文化界、廣告界。“一個人控制着國家這一巨大輪船的船底。他一拔塞，船就沉沒。乘客們肯定在不明所以的時間裡葬身魚腹。”不料到了一九七八年，這個右翼首領腦袋長了一個極大的血瘤，人事不省，奄奄一息。於是其秘書要主人公“我”去北海道，在兩個月內“從廣袤無邊的大地上找出那一隻羊”。因爲，一旦首領亡故，“背上有星紋的羊的秘密也就永遠埋葬在黑暗中”。而秘書的真正用心在於：找到那隻神通廣大的羊，以便自己成爲那隻羊的下一任宿主繼續控制日本。於是圍繞羊的冒險開始了，是爲《尋羊冒險記》。
那麼那隻神通廣大的羊找到了嗎？或者說那隻羊找到下一任右翼宿主抑或當代日本是否有人因找到那隻羊而成爲羊的右翼意志的傳承者了嗎？這點我就不再說了——與其我說，莫如請讀者去讀那本書並深入思考爲好。
說起來，“羊”字通“祥”，舊日瓷瓶上的“吉羊”即“吉祥”之意。所謂“三羊開泰”，意味祥和年月的開始。或許正因如此，幾十年前我們一家因了羊而有了屬於自己的房子。至於從那座房子走向省城上大學的我在幾十年後遇上村上春樹和他的《尋羊冒險記》是不是因爲羊，這我說不清楚。但作爲感覺，我在寫完這篇關於羊的文章的此刻，確實產生了一種釋然感、通透感。說得玄乎些，沒準是羊叫我寫的，寫在這乙未羊年……
2015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