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真鬱悶，早就寫好上傳的一節。竟然忘了點發布，所以最後是兩節同時發佈的，大家回頭看看，別忘了前面還有一節。）
1933年12月，西南剿匪大聯盟成立，由四川裁軍督辦範哈兒出任總指揮，成員涉及西南三省一區四大軍閥。分別是雲南省主席龍雲、貴州省主席王家烈、四川省主席劉文輝，和總指揮的四川裁軍督辦範哈兒。
本來以劉文輝的實力和威望，由他出任這個聯盟的總指揮，纔是最可能的。
無奈這位老將，在以前就一直對周圍幾省表現有股野心，龍雲、王家烈等人對他都有幾分忌憚，這次成立地區同盟，他反應稍微慢了那麼半拍，就被龍雲等人視作是不準備參加了。所以組織早早成立後，就便宜了範哈兒這個新進大軍閥，因爲實際戰力最強，毫無疑問的成爲這個聯盟總指揮。
而等這個聯盟一成立，它的真正敵人，馬上就察覺到了。
1933年底，南京國明政府發佈文告。認爲西南剿匪大聯盟的成立，用意是好的，但它不是通過中央政府主導成立，並不合法，責令他們解散後加入中央的剿匪行動中來，共同來殲滅赤匪。
蔣某人甚至氣得直接電令範哈兒、龍雲等人，要他們立刻去廬山參加“剿匪軍官訓練團”培訓，再到剿匪一線觀摩觀摩，好好進修一下到底怎麼剿匪。別自己另立山頭剿匪，勞民傷財。
範哈兒和龍雲等人，紛紛以自己境內剿匪事務繁忙，暫時走不開爲由，拒絕前往廬山。
這麼一來，很多聰明人，都馬上看清楚了。
原來那個西南剿匪大聯盟的成立，其實並不是真正爲了剿境內的匪，而是在擋中央的“蔣匪”呢。
而找藉口拒絕了老蔣邀請的範哈兒和龍雲等人，也是受到了蔣某人的懲罰，範哈兒作爲聯盟總指揮，他本來已經在商議中的上將軍銜，立刻被無限期推遲授予，其他人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懲戒。
無奈西南的諸位，在對抗老蔣上，早已經鐵了心思，堅決不讓步，所以不管怎麼樣懲戒。他們都不肯讓步。
1933年5月，蔣介石調集50萬大軍，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蔣介石確立了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相結合的戰略和以守爲攻、合圍之法的戰術，在蘇區周圍廣築碉堡，紅軍的反圍剿鬥爭形勢十分嚴峻。
9月25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黎川，共計100萬大軍、200多架飛機，採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向各**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拉開戰幕。
紅軍經過一年奮戰，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下令地方部隊接替各線防禦任務，主力紅軍撤到瑞金、雩都、會昌地區集中。10日，**中央、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主力紅1、紅3、紅5、紅8、紅9軍團和中央、軍委直屬隊共8.6萬餘人，開始向湘西實行戰略轉移。
1933年10月開始的第五次圍剿，讓此時的蔣介石，還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對付紅軍的行動上，而對於範哈兒他們折騰出來的西南剿匪大聯盟。雖然恨得直咬牙，卻是並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
隨着蔣介石的坐視，西南四大軍閥也開始彼此互爲奧援，全力清理內部，以便將來一致對外。各省區原先被蔣某人特意挑動、樹立起來的內部存反對派，在範哈兒、龍雲等人聯合打擊下，終於逐漸被清除一空。包括蔣在珍、柏文蔚等小軍閥在內，紛紛被迫向省主席投誠或者是乾脆的下野。
而蔣介石在西南聯盟剛成立時，還對西南幾軍閥進行了略加懲戒，等一瞭解他們內部反對派已經肅清，就立刻改變態度，恢復爲原來的安撫政策。重新破格在一年內，再次提升範哈兒的軍銜爲上將軍長，其他各部也都有封賞。
對於這樣的情況，蔣某人並不後悔。在他看來，心腹之患當然還是紅軍，所以他準備徹底解決紅軍問題後，再來處理西南四大軍閥。只要這第五次圍剿一勝利，他就可以把注意力從對紅軍的全力圍剿上，分了一部分到偏遠大軍閥和國內經濟建設上來。
到時候對這幾個小小的軍閥，還是想搓就搓，想捏就捏，根本不是問題。至於經濟建設，更是有“穩定”作爲前提，所以他正式提出口號，“攘外必先安內！”、“穩定壓倒一切！”，要求全國全軍，集中全力來“剿匪”。
後來的歷史證明，1934年以後的國民政府幾大行動。除了在追剿紅軍上近乎完全失敗外，其他幾件諸如對付西南三大軍閥，建設國內經濟等幾方面，成績都還不錯。西南三位主席，包括龍雲和王家烈，幾乎都完全被蔣某人收伏，而國內的經濟規模，不管工農業產值還是其他方面，都在1935年左右，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範哈兒他們幾個西南軍閥，這次還算比較幸運，在老蔣騰出手來對付他們之前，就已經順利聯合一致，結盟對外了。有了提前一年的準備時間，等到老蔣能騰出手來對付他們的時候，他們早已經成了氣候。
而這次結盟後，四大軍閥在對外政治合作上，顯得越來越緊密，不僅是針對外省的對外事務，對外國的外交事務，也是如此。
發生在昆明的一件外交事情，讓範哈兒這個聯盟總指揮，起了另外的心思。
1932年。暹羅發生憲政**，不少王室成員出逃外國，而其中部分人去了美國，也有部分人去了歐洲，但還有幾位，卻是選擇了臨近的雲南昆明或者是直接前往中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
這些政治避難者在各國四處奔走，呼籲爲暹羅國的局勢進行干涉，但這個時候全球還沒走出經濟危機陰影，又有哪個國家願意隨便插手這種政變事務。
經過一段時間行動沒有結果後，很多人都只能選擇暫時在外國定居下來，想慢慢等各國形勢發生變化。再出來遊說了。
現在的昆明，因爲某些方面和暹羅相似，加上距離也近，就有部分暹羅王室的成員選擇了在這兒定居。他們的地位雖然不如美國那位著名的巴莫親王（Seni Pramoj），但好歹也是正式成員，在幾次前往南京求援無果之下，就只能選擇氣候相近的昆明，作爲臨時的落腳點了。
只是安置他們，卻是費了雲南省政府好一番手腳。
蔣介石雖然不願意幫助暹羅王室，但是對於他們的禮遇，卻還是不差的，知道部分避難的暹羅人想到昆明暫時居住後，立刻致電龍雲，要求他妥善安排，給龍雲製造了好些麻煩。
範哈兒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卻是大喜，立刻通過龍雲，將這幾個暹羅王室遠親接到；呃重慶，熱情招待，並且公開對他們表達他個人對暹羅政局的關切。
認爲，暹羅的政變，不應該影響到華人的利益，同時對於暹羅王的地位和安全，也表示深刻關切，希望政變當局，能夠恪守政變後的約定，保證暹羅王的安全和權益，同時也不再繼續傷害暹羅其他王室成員的利益。
此時暹羅和中國的關係，政府層面只能說一般般，但在民間，卻還是非常緊密的，雲貴、兩廣等地，在歷年遷居暹羅的中國人，佔了巨大多數，如今坐領西南剿匪總司令的範哈兒，公開表達對暹羅政局的關注，立刻在民間引發了一番不小的震動。
隨着暹羅政府中軍人集團勢力的加強。暹羅國家預算中越來越多的撥款都用在了軍事開支上。早在30年代初，擴軍就成爲暹羅政府最關心的問題旨意。1933-34財年，暹羅的國防撥款是1500萬銖，比上一財年多出350萬銖。
1933年，暹羅成爲唯一在國聯投票反對因炮製僞“滿洲國”而譴責日本的國家。暹羅從英國進口的貨物從1932年的1228萬銖跌落至1934年的1087萬銖，從日本進口的貨物卻由585萬銖猛增至1465萬銖。日本大量購進暹羅的錫、原棉、棉布和襯衫，並以比英國貨低得多的價格廉價向暹羅銷售“達特桑”轎車（“日產”轎車的前身）和自行車，以及照相機、無線電產品、水泥、紙張和生絲。日本還計劃在暹羅投資興建煉錫廠和製糖廠。
自從去年發生政變後，新的立憲政府，對於佔據了經濟統治地位的華人，態度並不友好。同樣是在日本的影響（或授意）下，暹羅開始利用國家及其來限制在其經濟生活中佔主要地位的華人和華僑的權利。暹羅政府開始向華人企業徵收高額所得稅，並計劃將大部分屬於華僑的碾米廠收歸國有。
種種跡象表明，暹羅新政府不僅越來越有法西斯化的傾向，同時在中國政府對暹羅政變採取無視縱容的情況下，他們的對華政策和態度，也是越來越不友好。
所以範哈兒這位西南地區的實力派軍閥，在這個時候的突然表態，無疑讓眼前的情況，起了一點明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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