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納斯達克泡沫，搜狐和網易都想在港股上市。
由於納斯達克泡沫破裂，美股的投資者對於互聯網企業依然心有餘悸，跑到納斯達克上市享受不到一個較好的估值。
在反覆和承銷商溝通之後，意識到去納斯達克屬於事倍功半的選擇之後，搜狐和網易前後腳在港股上市了。
香江離華國更近，香江的投資人也對華國的互聯網企業更加了解，隨着資本市場的回暖，還是願意投資一些互聯網公司的股票。從阿美利肯互聯網公司的經驗來看，搜狐和網易都是一流的企業。
作爲搜狐和網易背後的風險投資機構，新興投資參與了這兩家互聯網公司在港股的上市，吳世強作爲代表參與了上市敲鐘。搜狐和網易自然是希望周新來港交所參加他們的敲鐘儀式，他們私下調侃說：如果周新出席上市的敲鐘儀式的話，股價至少多漲20%。
同時搜狐和網易又是幸運的，趕在了2001年的年中完成了上市，如果再晚一些，等到9月之後的話，受到阿美利肯突發事件的影響，整個二級市場又崩了。新浪就是比他們晚那麼一點點，計劃在10月上市，結果整個資本市場雪崩，新浪的上市計劃只能往後推遲。
至於阿里巴巴和騰訊，這兩家有着很高的期望，騰訊是早早實現了盈虧平衡，並不急着上市，而阿里巴巴同樣不急，他們的業務模式不缺人投資。
傑克馬在和周新聊過之後，周新讓傑克馬直接和Pony接洽，尋找進軍阿美利肯的機會。傑克馬也確實順利找到了幫阿美利肯一些中小型連鎖超市搭建線上商城的機會。華國將在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而阿里巴巴已經和找了兩家連鎖超市合作，準備把來自華國的商品送上他們的貨架。
傑克馬的嗅覺足夠敏銳，即便沒有淘寶不做C2C業務，阿里巴巴專注於外貿和金融業務也足以成爲巨頭。
納斯達克泡沫破裂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整個華國的風險投資市場幾乎只有新興投資一個玩家。吳世強也從之前投資者心中只聽不投的形象變成了唯一的金主爸爸，隱約有種華國互聯網界教父的感覺。
吳世強很享受這種感覺，這可比在洛杉磯分行當大堂經理要爽多了。因此吳世強很清楚自己要服務好誰，討好誰。
每次周新回來，吳世強都會親自鞍前馬後得服務，周新和曾主任聊完之後，吳世強在門口已經等候許久了。
司機和吳世強坐在奔馳的前排，把整個後排空間都留給周新。
“好了，我大概知道了，世強，你做得不錯，我們關於投資互聯網企業其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論了，後續就是圍繞着實際情況不斷優化這套方法論就好了。”
“另外不需要太過於執着投資銀聯，銀聯這種性質的企業決定了它不可能接受外部投資，另外這種對國有企業資金往來監管的企業，粘上也不是好事。
你在燕京的時候多走動，幫我打聽清楚華國什麼時候開放電子支付，什麼時候允許民營企業申請電子支付牌照就可以了。”
吳世強通過前排的鏡子觀察到周新上車後並沒有閉目養神，於是見縫插針的彙報工作。
給領導當面彙報工作的機會不多，周新聽完之後沒有太多表示，因爲新興投資的每筆投資他都很清楚，投的這些早期企業也都是知名企業，他也不擔心投資會虧本。
周新在燕京聊完之後當天就直飛申海，他要在申海看一下新芯科技的現狀，然後和胡正明、關建英當面聊聊。
對於胡正明提出的戰略構想，以華國本土市場爲目標，生產滿足華國消費者的芯片，這一戰略構想，周新是認可的。
因爲在加入WTO之後，華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會逐漸提高，從2001年到2010年這十年時間裡，無論是電腦還是手機，華國都是一個龐大的市場。
霓虹的NEC之所以進入華國，願意和華國企業合作成立芯片製造廠商，最重要的一點也是因爲他們看中了華國13億人的消費市場。
“Newman，我聽說了現在你的教授換成了奧爾德姆，奧爾德姆可不會被伱挖走。”胡正明調侃道。
周新說：“我本來也沒打算把他挖走，奧爾德姆應該帶完我之後就要退休了，我還是讓他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吧，新芯科技的強度太高了。”
胡正明問：“你知道強度高還把我挖到這個火坑裡來。”
周新說：“不不不，教授你要年輕得多，正好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在這個年紀正是打拼的時候。”
一番寒暄之後，周新才進入正題：“教授，我認爲你的想法是對的，但是我們不應該等英特爾，和英特爾合作是我們所無法控制的事。
英特爾是否願意和我們合作，是否願意入股新芯-華虹集成電路製造公司，是否願意針對華國市場設計一款CPU？
這些都是未知數，我們不能把新芯的戰略構想建立在未知數上。即便你和英特爾關係良好，我們也不能這麼來構建未來的戰略。
這可以作爲我們要做的事情中的一項，但是它不能是唯一。
我有另外的想法，那就是手機芯片。
我們是不是可以設計一款集成音頻、視頻解碼、信號處理等各種類型的手機芯片。
也就是說手機制造商使用我們的手機芯片，他們只需要設計外殼、攝像頭、屏幕和鍵盤就可以了。
芯片由我們來幫他們全部集成，我們還可以提供系統和開發平臺。
這樣的芯片最重要的就是成本，需要把成本控制在極低的水平。”
周新所說的就是聯發科未來做的事情，在2004年的時候聯發科推出了一款被業內人士譽爲“交鑰匙”的方案。
原本在功能機時代，造手機是個技術活。手機處理器、通信基帶、多媒體解碼芯片、內存等十幾個芯片與零部件，大概率需要來自不同供應商。
這些不同的供應商，他們的開發工具標準不同，手機廠商需要進行大量的工程測試與調試。
另外雖然是功能機，但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手機，都有拍照、音樂、計算器、鬧鐘等功能。
而系統、軟件、UI這些往往需要手機制造商自己搞定。
硬件軟件兩道關卡，拉高了手機行業的入行門檻。
一直到聯發科的手機芯片改變了這一現狀，一體化的芯片導致是家企業就能造手機，一時間手機行業羣魔亂舞。
華國2004年之後電視購物廣告裡大量的手機廣告，也是得益於聯發科的解決方案。
聯發科設計的手機一體化芯片在極短的時間內，徹底改變了華國手機行業。
一時間凡是想從手機上賺錢的人都揭竿而起，變身華強北科技巨頭，什麼手錶手機、四卡四待、高端商務手機，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山寨機做不到的。
到了2006年，聯發科手機芯片總出貨量突破1億塊，拿下華國手機芯片市場40%的份額，位列第一，得到山寨機之父的尊稱。
從0到40%，成爲國內市場行業老大，聯發科靠着這套解決方案只用了兩年。
一直到智能機時代，即便他們搞出了一核有難，九核觀看的業內神話，把魅族坑慘了，聯發科仍然是手機芯片領域的重要玩家。
周新提出的就是把聯發科的路提前給他走了，這就是他所想的華國市場就能夠消費掉的手機。
而且這種山寨機可以靠着低價策略，大量出口欠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市場。
周新說完之後，關建英對聯發科很瞭解，他瞬間就聯想到另外一款芯片，他說：“我認爲這個設想沒有問題。
無論是VCD還是DVD，之前的芯片都需要一些芯片的組合，成本居高不下。
聯發科進入這一市場之後，推出的一體化光驅芯片，把播放器系統集成到了一顆芯片上，把DVD的價格從2000元拉到了幾百元。
聯發科靠着這一策略迅速搶佔市場。我認爲Newman的想法沒有問題。
而且集成芯片難度並不大，最多一年，一年時間我們就能搞定。
有A1系列芯片的設計經驗在前，甚至不需要一年。”
說白了就是要走低價策略，高端芯片華國的生產線製造不出來，因此只能走低端策略，先把芯片生產線跑起來，做好培養人才、優化製造工藝這兩件事。
胡正明說：“我認爲可以，只是我之前在華國走了一圈下來，我感覺手機還是屬於高檔貨，華國普通消費者對手機的接受力度可能沒有電腦那麼大。”
周新說：“那是因爲手機動輒四五千的價格，即便國產手機也要兩千多，這個價格確實有些高了。
如果手機價格能夠打到1000元以下，那麼華國消費者對手機的需求會一下子爆發出來。
而且我提出做一體化的手機芯片，並不代表我們不做電腦芯片了，電腦芯片還是和英特爾談，只是說不能把希望全部寄託在這一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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