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的孔子步入了暮年，雖然身體每況愈下，可他的人生到了從心所欲的境界，這種境界有人說是處事上知權變、懂變通，不管做什麼事都不會超出規矩，是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是不是這樣，可能有，但這裡要提醒的是從心所欲不是隨心所欲，‘從’是有目標的，我們知道孔子一生的目標是實現仁，到了暮年這個目標依然不會變，孔子的人生是‘慎終如始’，他依然往這個人生目標前進。他具體做什麼呢？那就是在立言上行仁，以不懈的追求實現人成之至善。
孔子順天命，但不屈服於命，雖然連道統傳人顔回老天都沒有給他留下，可他依然不放棄不停止，他要把這顆道心留存傳世。此時的孔子以文載道，以文傳世。如果說在立言上六十與七十有什麼不同，則體現在《春秋》與《易傳》是孔子自己的道心，以前的《書傳》《詩經》都是刪選，即使以詩配樂，還是別人寫的，體現別人的精神，而《春秋》《易傳》則不同，是孔子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
我們先來說《春秋》，這部書是歷史書，它是以魯國紀年的編年體史書，以年來記事，一共只有二百四十餘年的歷史，也就區區萬八千字。孔子是史官嗎？不是，那時有史官，如著《左傳》的左丘明就是當時魯國的史官，專門負責歷史記載。那孔子爲何要寫，後人概括是‘微言大義’，爲的是道義，說白了就是以道德價值標準對歷史人物所做的事進行歷史評判，以前只有官方做修史這件事，自從孔子起，開創了民間修史的先例，這是開創性的，了不起。
孔子修史能寫進歷史的是什麼人，當然是有影響的權貴，古人是重歷史評價的，那時死後有諡號，相當於死後用一個字來評價一生，如周文王、周武王，這中間的‘文’、‘武’就是諡號，《論語》中‘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這裡的‘文’就是諡號。諡號對貴族很重要，因那時人信神信天，常有祭祀，你想要祭祀一個過去的人，首先就是知道這個人的名字，諡號等於名字，後人祭祀周文王不會稱姬昌，而是稱諡號文王，還有最爲重要的是後人要知道他，只有通過歷史，歷史上寫得好，那祭祀時後人才會歌頌祭拜，要是在歷史上記着這個人敗家喪國、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你說後人會來祭他嗎？當然不會，於是那些諸候、大夫都在乎‘身後名’，孔子的這種做法有點像你們活着的時候不聽我的，我要在你死後，跟你算帳，這一手厲害，用孔子的話說，‘亂臣賊子懼，’這一招狠，人是活的時間短，而死的時間長，孔子這種秋後算帳能算一萬年。
從這裡也可看出孔子的名人效應，孔子天下有名，他編寫一本史書，有的是人看，定比那史官寫的流傳快，爲何後來人們對《左傳》較爲熟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孔子的《春秋》，此書太簡潔了，要知道‘微言’則用字少，只能把事情的結果與結論告訴大家，人們很難弄清到底怎麼一回事，纔去看《左傳》。孔子正是有名氣才能起到‘亂臣賊子懼’這樣的作用，如果只是平民百姓那也沒人去看，正是有人看，有人關注，對這些掌權者如何下筆就要講究，你把人家寫得太壞，那是容易把人逼急了，那齊國就有例子，說是崔杼弒君，齊國史官就寫弒君，崔杼連殺了五個史官，但那時的史官真有骨氣，連殺五個還是這樣寫，最後崔杼沒辦法認了，不殺了。
孔子不像那些史官一樣，而是用微言，‘微’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字數少，一件事情記下來只有很少的字，全書才萬八千字。二是從表面看難以看到真正的意思，而裡面是話中有話，是非分明。字數少那我們可以想象多是精簡，如果要把前因後果寫出來那字數少不可能，字數少意思還能藏在裡面，‘大義’說的是記的事有評判，這個評判是誰的，當然是孔子的，孔子是從心所欲不受外部影響，說是孔子在寫《春秋》時，子夏提了好幾次意見，孔子一次都沒采納，是不是子夏怕把別人寫急了，來找算帳，不知道，但孔子是堅持按自己的意思寫，‘從心所欲’按我心中的道德價值評判標準來，說明孔子對這本書是煞費苦心，想把道德價值評判標準示之於世。
孔子完成《春秋》對弟子們說，‘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知道我孔丘是因這部書，怪罪我的也是這部書。爲什麼孔子這麼說，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誰是亂臣賊子這有標準，這個標準誰定的，孔子定的，依什麼定的，禮法，‘不逾矩’指的是這個，孔子在禮法的基礎上建立一套道德價值評判標準，說誰是亂臣賊子是依孔子的這套道德價值評判標準，孔子以此套標準評判人，《春秋》依照此把對錯、是非、善惡都分了出來，去看這本書當然就知道了孔子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我們以例舉來說，《春秋》開篇魯隱公元年中記有‘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說的是這年夏季的五月，鄭伯在鄢這個地方把段打敗了，孔子記得就這樣簡潔，那有人要問這鄭伯是誰，段又是誰，爲什麼兩人要打起來，而這叫段的爲什麼能敗，這一連串的問題，《春秋》只是說了結果，‘微言’是看出來了，字真少啊。那‘大義’呢，其實微言裡包含大義，首先鄭伯是誰啊，就是鄭莊公，爲何不稱鄭莊公而是鄭伯，這裡有孔子的意思，西周分封時把諸候國分爲公、候、伯、子、男五個等級爵位，相當於現在的國家級、省部級、地廳級、縣處級、鄉科級，這鄭國是伯爵，相當於地廳級，只是這鄭國後來牛逼，成爲中原諸候的小霸主，自己升級到了國家級，孔子用鄭伯意思很明瞭，你鄭國本是伯爵，是不安分才升的，我不承認你，這是一個意思，還有這鄭伯把段打敗，用的是‘克’字，表明這兩人打仗，鄭伯做得對。就這‘鄭伯克段於鄢’六個字，裡面有着道義，孰是孰非一目瞭然。
這在當時人們能看得懂，因當時有編寫弟子，相當於助理子夏口傳告訴是怎麼回事，說是當時根據子夏口傳形成了《公羊傳》與《穀梁傳》來解釋《春秋》，只是這兩部書在敘事上沒《左傳》詳細，而我們今天知道‘鄭伯克段於鄢’是習慣通過《左傳》，此書詳細記載了事情的原由，說的是偏心眼的老媽不喜歡難產出生的大兒子鄭莊公，喜歡順產出生的小兒子共段叔，這老媽想讓小兒子接位，跟大兒子要地給小兒子，這小兒子共段叔得寸進尺走到造反，最後多行不義必自斃，在鄢這個地方被鄭莊公打敗了，趕出了鄭國。現在我們聽到的‘多行不義必自斃’就來自這個典故。從這裡我們知道《春秋》承載着孔子的道義，後來成爲儒家六經之一。
那爲什麼說將來怪罪自己的也會是這本書，看來孔子是很明智的，要知道爲什麼有亂臣賊子，爲什麼會以下犯上，是不是以下犯上就必然不對呢，孔子確定的這個標準是否完全正確，也不是，孔子在生活經歷中也能看到這點。
《論語》中有子貢問士，當問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連提都不願提那些人。‘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自己也感慨沒有人走出屋子會不經過房門的，可爲當政者指出的仁義之道，卻沒有人走，對於現實，孔子很清楚上位者有問題不合格。
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是君不像個君，臣就要像個臣嗎？孔子只強調了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而且是君做在前面，我們前面說過孔子是要求強勢的一方，君臣一對，要求君的比臣多，是一級做給一級看，一級帶着一級幹，上帶下，官帶民，從而實現德治，這樣的社會歷史上不少，如我們新中國成立時，那時候不就是這樣嗎，是真實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帶出了好的民風，孔子的德治講得有沒有道理，有道理，關鍵在上位，也可以說是統治階級。
只是孔子沒有回答要是上級不行咋辦？這也成了孔子的軟肋，在孔子看來有德者有位，可是世襲禮法不能保證有位者必有德，難道上位的胡作非爲，下面的不可造反。
孔子的這個‘死穴’，後來解決沒有，由孟子解決了，孟子用‘義’解決了這個問題，武王伐紂這是重大歷史事件，孔子對此事有評價嗎？沒有，相應孔子是以不斷的贊伯夷、叔齊（這兩人攔着周武王不讓去伐紂王）隱約表明自己的態度。而孟子是態度鮮明，《孟子.梁惠王下》中‘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齊宣王問道：“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商紂王，有這事嗎？”孟子答道：“書上有這樣的記載。”宣王問：“臣子殺掉他的君王，也可以嗎？”孟子說：“破壞仁的謂之賊，破壞義的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獨夫’，我只聽說過周武王誅殺了‘獨夫’商紂王，沒聽說過他是以臣弒君的。”孟子旗幟鮮明表明這樣的‘獨夫’可以殺，不是弒君。
對同一個問題孔孟爲何會有不同，很重要的一點用今天的歷史觀來說，孔子偏向於精英創造歷史，而孟子偏向於人民創造歷史，注意這裡是偏向於不是全部，孔子也爲民，只是他認爲‘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則怨。’他認爲普通百姓自身有教養很難，要靠人帶，靠人教，跟着人學才行，而統治階級則是社會的精英，先把他們改造了這社會纔有希望，如何改造，那就是各就其位，你按照自己的位置把該乾的幹好，‘子曰：“君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不能越位，犯上不就是越位嗎，這不行，於是孔子用道德來進行規範與約束，越是上位要求越嚴，從而實現以政風帶民風，最後老百姓也能安居樂業。
孟子呢，是站在人民大衆立場上，‘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把民本作爲檢驗君的標準，你得到民擁護就上臺，得不到擁護就會被趕下臺，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來警告上位者，你別得瑟，要做好，不然你會很慘，這相當於給了上位者壓力。而孔子缺少這一點，在上位者沒有壓力感，反正你們不能反我，反我就是以下犯上，把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正是這樣君王喜歡孔子，討厭孟子，說是朱元璋在孔廟中想要把孟子移出來，不受祭祀。而人民大衆喜歡孟子，因爲孟子支持造反有理。
我們再來說《易經》，這本書原本是本無字天書，伏羲一畫開天地，創作了八卦，後來周文王被商紂關在羑里，說是關了七八年，在裡面沒事幹，琢磨推演出了六十四卦，還把這些卦，配了些字，這卦開始是幹什麼的呢？是占卜用的，就是算命，現在說起《易經》大家還知道它是算命的，這個功能一直沒變。其實最開始的八卦並非算命，而是算天，測算天氣用的，相當於那時的天氣預報，後來以陰陽兩爻的不同排列，形成了天、地、水、火、風、雷、山、澤這八種自然存在，因那時沒有文字，只能以符號來代表自然宇宙，是人們的一種樸素的宇宙觀，而周文王演八卦，把宇宙觀用於人生觀，這有點像魯班發明鋸一樣，樹葉上有齒能把手劃破，這種齒用於木匠成爲鋸，周文王是怎麼發明的我們不討論。
我們要說的是孔子當時看到的《周易》是有卦而文字說明極少，一般人難以看懂，有人把《易》分爲《易經》與《易傳》，說《易傳》是孔子作的，這看來不妥，當時《周易》裡有文字，只是文字少、簡潔難懂，孔子作了‘十翼’，等於給《周易》按上了翅膀，能使人看得懂，才成爲《易經》。那看得懂，到底看出了什麼，我們說八卦原本是宇宙觀而後由周文王演化成爲人生觀，那此時則由孔子演進成爲價值觀，周文王不是把它看成人生觀來進行測算命運嗎，那孔子的價值觀就是把這種測算測準，孔子爲啥這樣厲害，在於他找到了人生成敗的關鍵之所在，那就是道德。
孔子所言的道德是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道德，是包括這些，但不限於此，前面我們介紹過‘德’，它的本義至少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得，得到成功的經驗總結，你說一個人取得成功靠什麼，有的說靠誠信、有的說靠人品、有的說靠別人支持幫助等等，這些經過總結形成了‘仁義禮智信’，這就是德；還有層意思是正直，正確的直道，我們現在都知道兩點之間的距離最近，那人走路要到達目的地，當然是正直的路最近，這說的是人生方向，現在我們說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不努力，而是方向，如果方向不對，停止便是前進，越努力走，還會越遠。告訴我們人要走正道，只有走正道努力纔有用。
道德能起什麼作用，很明顯，能起價值判斷作用，道德價值判斷的標準立起來，你做得怎麼樣依此去對照，則知禍福兇吉，那還用占卜嗎，算就能算出來，‘子曰：“不佔而已矣”’。這是孔子自己的話，不佔是不用占卜，不用去給他預測什麼，爲什麼，因爲‘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想避禍得福，必須斷惡修善。
孔子從心所欲，在《易經》中則是把道德價值判斷作爲不易的、不變的標準。我們說《易》有三易：一是簡易，說的是用簡單的圖形符號來表示；二是變易，說的是宇宙與人生的運動是絕對的，事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三是不易，說的是在萬變中有不變的東西。孔子把道德價值作爲不易，這是他的發明，也是他的貢獻，正是因爲孔子才使《周易》成爲《易經》，被儒家尊爲六經之一，有着經世致用的效果。
我們以《文言傳》選取坤乾中的一些來進行例舉，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意思是《文言》說：元，是衆善的首領。亨，是衆美的集合。利，是義理的統一。貞，是事業的主幹。君子履行仁義就足夠可以號令大衆，衆美的結合就足夠可以符合禮義，利人利物就足夠可以和同義理，堅持正道就足夠可以成就事業。君子身體力行這四種美德，所以說《乾》卦具有這四種品德：元、亨、利、貞。
我們再來看坤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湎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意思是《文言》說：地道極爲柔順但它的運動卻是剛健的，它極爲嫺靜但品德是方正的，地道後於天道而行動，但運動具有規律性。它包容萬物，其生化作用是廣大的。地道多麼柔順呵！順承天道而依準四時運行。積累善行的人家，必有不盡的吉祥；積累惡行的人家，必有不盡的災殃。臣子弒殺他的國君，兒子弒殺他的父親，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是逐步發展的結果。《易經》說：踐踏着薄霜，堅厚的冰層快要凍結成了。大概就是一種循序漸進的現象，直是存心的正直，方是行爲的道義。君子通過恭敬謹慎來矯正思想上的偏差，用道義的原則來規範行爲上的悖亂。恭敬、道義的精神樹立起來了，他的品德就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君子‘正直、方正、廣博，這些品德不爲人們所瞭解，也沒有什麼不利的。’因爲人們不會懷疑他的行爲。
在此我們只是選取，能看到孔子是以心中的道德律來解《周易》，使原本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配以道德律形成人生價值觀。由於《易》有變易，不變的是變，於是對於我們常人來說要搞清並不容易，每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用《易》的話是位不同，即使一個人位不變但時間總在變，位與時的不斷變化給我們帶來了麻煩，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事而異，真正把《易經》搞明白挺難。
在《論語》中‘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說的是如果五十歲就開始學習《周易》，那麼就可以不犯大錯誤了。《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說是孔子晚年喜歡讀《周易》，並且撰寫了《彖》上下、《繫辭》上下、《象》上下、《說卦》、《雜卦》等，合稱‘十翼’，由於勤讀《周易》書，致使編綴的牛皮帶子多次斷開。
其實孔子易學觀曾經有過很大的變化，孔子早年以前，不但不好易，反而視好易以求‘德行’、‘遜正而行義’的對立面，到了晚年以後，他一反常態，好《周易》竟到‘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癡迷地步。孔子晚年易學觀的這種轉變是因爲他發現周易一書蘊涵着深刻的哲理，有‘古之遺言’，現在不是有句話說‘哲學是最有實力的學問’，孔子發現《周易》能使自我構建的道德價值體系成爲人生哲學，這是孔子心之所向的。
我們說孔子爲什麼學易，說是周遊列國回魯之前遇到一個算命先生，這個算命先生和咱們今天的江湖術士是不一樣的，這是個易學大家叫商瞿，這個人水平非常高，給孔子佔了一卦。孔子問道，你看我的事業，我的前景將來能不能有大成就，將來能不能治國。商瞿給他起了一卦，是火山‘旅’卦，上面是離爲火，下面是艮爲山，火山旅卦是離宮八卦裡面的第二卦。
看到這個卦，商瞿就告訴他說：“子有聖智而無聖位”，就是說先生你不要再跑了，你縱然有偉人的智慧，但是你沒有做官的命。孔子感慨萬千，淚流滿面，仰天長嘆：“嗚呼，鳳鳥不至，河無圖至，時也，命也！”這個時候他認識到人只能順命而爲，這個故事真僞性難知，但可以看出孔子對於人生是懂得適當調整的。
《春秋》與《易經》是孔子‘借殼上市’，從歷史與哲學中融入自我的道心，這種文以載道的做法對後世影響至深，這是文化的力量，也是道德的力量，當然也是文化與道德融合的力量。正是有這種融合力量的傳遞，我們纔看到了這位大成至聖偉岸的身影，我們才追尋與弘揚他偉大的思想，我們才敬仰他止於至善的精神。
可以說《春秋》與《易經》是孔子‘從心所欲’之思想，只是其中的思想對於後世來說知之並不多，或者說普及性不如《論語》，因從心所欲的二書在真正讀懂上並不容易，是孔子沒寫明白嗎，當然不是，是由於時間的久遠，文字的演化，生活的改變，當時可能通俗易懂，但現在讀起來則會遇到困難。而對於《論語》的格言來說，則不太存在這樣的問題，即使某章不懂也沒關係，於是《論語》相對來說易於普及推廣。
孔子‘從心所欲’之思想是《春秋》與《易經》，那我們要搞清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不是隻能從這兩本書入手，也不是，《論語》一樣可以，而且《論語》還有兩書不具備的東西，那就是生活化，我們知道一個人寫作能體現他的思想，但一個人的生活則是思想與行爲的結合，這樣更可信、更可學，《論語》記錄了孔子的言行，是生活中思想與行爲的具體體現，能真正學懂《論語》也可知‘從心所欲’的思想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