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的確立
由於中共“一大”召開於非常時期，加上時隔已久，很多懸而未決的事情逐漸成爲歷史遺留問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便是中共“一大”會址的尋找和確定。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發出通知，興業路上的“恆昌福麪坊”確立爲中共“一大”的會址，並將對其及周邊環境進行修繕。1952年7月1日，時值中國共產黨誕辰31週年紀念日。當天上午，上海市市長陳毅及其他政府官員都趕往已經修繕完畢的中共“一大”會址內參觀。從“一大”會址的尋找到修繕完畢，上海市市長陳毅一直密切關注。
1952年冬天，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來到上海，希望上海政府能將中共“一大”會址內的佈置恢復原狀，並做成模型送到北京審覈。次年6月，中共“一大”會址內的場景佈置模型被送往北京，毛澤東看過後，吩咐包惠僧到上海實地考察一下。包惠僧來到上海的“一大”會址後，憑藉當年的記憶，盡力讓會址內的佈置接近原貌。
1956年春天，年屆70歲高齡的董必武來到上海，參觀中共“一大”會址。待他仔細查看後，要求把會議室從樓上挪到樓下。當然，這樣挪動自有他的理由。他說，當時不像現在，人家家裡有女眷，我們不方便到樓上開會，況且那時還有外國人在場呢。董老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他的話真實程度高，令人信服。至此，中共一大開會的地點從樓上搬到了樓下，整個會址完全恢復了當年的原貌。
中共“一大”會址的尋找、確立和恢復原貌等工作終於塵埃落定。不過，這其中的過程卻着實讓人費了一番工夫。
195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30週年的紀念日。在這一天，中共上海市委終於找到了當年中共“一大”召開的會址。其實，早在一年前，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就提出，中共“一大”是在上海召開的，應該儘早尋找到準確的一大會址，盡力修繕後供後人參觀瞻仰。
這一項光榮而艱鉅的任務派給了上海市委宣傳部。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溱找來軍管會文藝處的沈子瑜和市委宣傳部幹部楊重光，一塊想辦法尋找會址。在茫茫的上海灘尋找一處30年前的老房
子，着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0年過去了，很多老房子都因生活的變遷和建設的需要等原因被拆遷或改變原貌。他們三人手中唯一掌握的線索，是一個名爲周之友的中共黨員提供的。周之友，原名周幼海，是周佛海之子。雖然他的父親後來叛黨了，但他自己卻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周之友說，當年中共“一大”召開期間，他的父親周佛海正和他的母親楊淑慧熱戀，他的母親曾去過開會地點。其次，他的父親周佛海寫過一本名爲《往矣集》的回憶錄，上面有相關情形的記載。這條線索十分重要。有了這條線索，姚溱三人才能順藤摸瓜，摸清事實。
《往矣集》是周佛海晚年寫的一部回憶錄，其中記載了有關中共“一大”的事情。不過，由於周佛海錯誤的人生軌跡，導致這本書也被查禁。沈之瑜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在上海圖書館內一堆被封存的書籍中找到了《往矣集》。令人欣慰的是，沈之瑜在書中發現了幾句極爲關鍵的話：“我和毛澤東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校樓上”，“開會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等等。書中談及的“貝勒路”現已改爲黃陂南路。這樣，他們尋找的目標範圍就能大致圈定了。
隨後，沈之瑜找到周之友的母親楊淑慧，向她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來意。楊淑慧十分配合，表示願意儘自己最大努力找到一大會址。楊淑慧說，她當年和周佛海剛結婚，隨他來上海度蜜月。一開始，他們住在陳獨秀的寓所。後來，她到周佛海開會地方參觀過，也送過信，對那個地方還有印象。當時，開會的地方是李漢俊哥哥李書城的房子，稱作“李公館”。
憑藉着記憶，楊淑慧帶着沈之瑜很快在南昌路100號找到了陳獨秀當年的寓所。現在的南昌路100號就是以前的環龍路漁陽裡2號，這裡也是《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距離陳獨秀的上海舊居不遠處，就是周佛海書中所記載的“貝勒路”。楊淑慧帶着沈之瑜在“貝勒路”上轉了好幾圈，也沒有發現“李公館”的影子。畢竟這條街道經歷了30年的變遷，很多地方都已面目全非。
接下來的幾天，楊淑慧仍舊在當年的“貝勒路”上轉悠，細細地回味過去、尋訪現在。幾天尋訪下來，終於讓楊淑慧有了點收穫。她發現，位於興業路和黃陂南
路交叉口的一所房子有些眼熟，不過她還是不敢確定。大抵是因爲，現在這所房子是家店鋪，牆上印着“醬”字、打着“恆昌福麪坊”的招牌。
爲了解開心中的困惑，楊淑慧決定到店裡仔細詢問一下店主。經過店主的耐心解釋，楊淑慧得知，這原是一排五棟的石庫門房子，主要用於出租。當時，租下東邊兩棟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搬走後，這位店主將五棟房子全都租了下來，西邊三棟自己開了醬園店，東邊兩棟租給親戚開了“恆昌福麪坊”。如果這位醬園的店主說的都是事實的話，那麼他口中的“李先生”就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恆昌福麪坊”就是當年的“李公館”，也就是中共“一大”會址。
與此同時，楊重光也從上海教育局存放的檔案中查到了博文女校的地址。隨後，他在距離黃陂南路不遠處地太倉路上找到了一棟鑲嵌着紅磚的二層樓房。這樣，博文女校地址的確認，意味着當年來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們的住所也隨之確認。
當然，這三處舊址找到後並不代表姚溱、沈之瑜、楊重光三人的任務出色完成。爲了慎重起見，他們把這三處舊址拍成照片，由楊重光統一帶到北京進行鑑定。關於這段經歷，楊重光後來回憶說：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後，接待我的胡繩同志答應我把這些照片呈請中央領導同志看看。兩天後，胡繩告訴我，毛主席和董老都看了照片。他們說：博文女校是“一大”召開期間代表們住的地方，開會地點是在“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裡。李書城在建國後任農業部長，胡繩要我找他弄清確實的地址。我到農業部找到李書城。他說：那時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號，現在路名和門牌都改了。
恰好，望志路106、108號正是現在的興業路76、78號，即“恆昌福麪坊”的店址所在地。中共“一大”會址的確立事關重大，爲了進一步得到證實，中央委派當年和李漢俊共同籌辦“一大”的李達趕到上海，專程到“恆昌福麪坊”實地察看。當李達來到興業路，步入“恆昌福麪坊”時，連連點頭，忙說這裡就是當年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
中共“一大”會址終於得到了證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