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鋼的改制，這麼大規模的事情，從中央下放到你們祥林，居然一個多月就搞好了？”蕭宸的聲音從電話裡傳出：“上百億的大企業，方方面面的事情談妥、數千下崗職工的安置、新班子的構建……這麼多事情，一個月就能做好，以前我怎麼沒發現咱們的國企還這麼能幹的？”
李正鋒拿着手機，嘆了口氣：“蕭主任，這件事我也是覺得有些倉促了，事情是這麼回事……”李正鋒把之前省國資委審批的事情說了一說，這才道：“我回到恆春的時候，審批已經下發了，江鋼那邊動作更快，等我到恆春，那邊已經完成了。”
蕭宸那邊沉默了一會，放過了這個話題，卻說：“十六屆三中全會馬上要召開了，我是要出席會議的，明天就要回京，你雖然不是中委，但作爲一省常務副，也要列席會議吧？咱們在京裡詳談吧。”
李正鋒鬆了口氣，點頭道：“好。”
25年前，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爲標誌，神州大地涌動改革春潮。困擾華夏幾千年的溫飽問題迎刃而解，民族復興的大業展現出光明的前景。
10年前，十四屆三中全會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帶來了經濟社會的極大發展。華夏人千百年的小康夢得以實現。
2003年金秋十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
華夏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在京城舉行。
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188人，候補中央委員154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列席了會議。
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顧挽瀾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顧挽瀾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華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審議通過了並決定提交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伍家安、文成璽分別就向全會作了說明。
全會充分肯定十六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爲，全面貫徹精神，既保持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從實際出發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積極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風險，奪取了防治工作的階段性重大勝利，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和各項事業全面發展的良好勢頭，鞏固了奮發向上、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全會高度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的重大進展。強調爲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加快的國際環境，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必須按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加快推進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注入強大動力。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
全會強調，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是：完善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鄭南巡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全面落實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尊重羣衆的首創精神，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堅持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全會認爲，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加快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髮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爲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應區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要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加快推進和完善壟斷行業改革。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要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
全會認爲，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於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有利於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增強企業和公衆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這是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基礎。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推動產權有序流轉。
華夏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政務院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副組長、政務院振興東北辦主任、政務院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蕭宸出席了本次會議。
華夏祥林省委員會常務委員、祥林省人民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副書記李正鋒列席了會議。
會後，祥林省委書記王昆、遼安省長侯東往、龍江省長張灞巖、遼安省委副書記郭雲棟、遼安省常務副省長陳銘仁、祥林省常務副省長李正鋒、祥林省紀委書記楊宗宇、龍江省紀委書記李成泰聯袂邀請振興東北辦主任蕭宸前往遼都大廈，非正式商議關於東三省老工業基地振興特別是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相關事宜。
按說這種看似有“私下串聯”性質的聚會，不僅蕭宸不應該同意參加，這些省部級高幹們更不應該會做出這樣的舉動來。然而他們現在做了，而蕭宸也很坦然的應了，光明正大地欣然赴宴。而坐鎮中樞的國務院副總理蕭正，也沒有就此事打電話給蕭宸，讓他注意影響等等，氣氛一時有些詭異。
至於某些人私下傳的那些怪話，譬如什麼“蕭家王朝”，什麼“東北幫少幫主”之類，蕭宸自然不是不知，只是根本未予理會罷了。畢竟這些人再怎麼打飯醋罈子一般說話，也否認不了蕭宸從政這十年來的政績，那不是修幾個廣場之類的政績，那是實打實的、拿各項數據說話的政績，再挑剔的人，也很難在其中找到瑕疵。如果一定要雞蛋裡挑骨頭，也只能酸溜溜地說一句：“別人要有蕭宸背後的那許多助力，也未見得就比他差了去。”只是這話，怕是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
東三省九位省部級巨頭要進行私下會晤，作爲宴會承辦方的遼都大廈自然無比重視。雖然侯省長沒有刻意強調什麼，可遼都大廈的總經理清楚，這關於東三省老工業基地未來命運的“私下會晤”能放在遼都大廈，而不是恆春大酒店或者龍江大廈，原本就是遼安省好容易爭取來的，這其中，樹立一種東三省以遼安爲中心的意味，或多或少總有一些，想來侯省長、郭書記、陳省長都是很關注的，那麼他遼都大廈方面，自然是馬虎不得，務必要在一切安排上做到盡善盡美，切不能讓人小覷了去。
雖然是私下會晤，但熟知華夏官場的人都知道，私下會晤往往比開會重要得多，正所謂重要的會人不多，人多的會不重要，而領導之間私下的交換意見，纔是重中之重，所以這次私下會晤，對於東三省而言，其重要性，甚至可能不比白天召開的本次三中全會差了！如此宴會，遼都大廈方面當真是絞盡腦汁，使出了全力。
包廂自然是最尊貴豪華的鑽石VIP套間，典雅大氣的歐風吊燈，金黃尊貴的室內氛圍燈，金色和紫檀色的主要陳設，無時無刻不在強調着能來這間包廂用餐的人身份是何等尊貴。
不過出席這次宴會的幾位巨頭們卻彷彿偏要跟遼都大廈作對，一個個幾乎都是穿着比較休閒的服飾來的，秋裝夾克成了主流，沒有一個人穿西裝來。
大家對此無比默契。
這是一個私人宴會，全無政治目的。
即便誰都知道這是扯淡，但這個淡還是得扯給大家看。
政治，歷來就是這樣。
即便九大巨頭們都作出一副私下會晤的模樣，但遼都大廈的總經理方宗漢還是小心翼翼地親自等在包廂門外，生怕下面的人不會說話做事，出了什麼招呼不周之處，那可是關係到他方總經理飯碗的大事，千萬馬虎不得。
趁着幾次開門，方經理才知道，裡面的確是在談這次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後東三省振興老工業基地的路子問題，如果沒聽錯的話，主要話題集中在如何防止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中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上。
“爲什麼在國企改革已經推進了二十餘年，這個問題（國有資產流失）還會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和如此激烈的爭論，甚至引發對國企改革合理性的詢問？有些學者從實證經濟學的角度給當前的國企產權改革以當頭棒喝，我覺得不僅應該引起法學界的一些思考，我們這些人也該反思反思。二十餘年來，國企改革基本上是在經濟學家理論指導下推進的，經濟學是一個沒有價值判斷的學科，法學家又缺位，法律缺位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改革過程中因過分考慮效率而極端抹殺公平的現象出現。當國企改革進入到產權領域時，法律缺位的一個最直接後果就是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祥林省紀委書記楊宗宇說道。
看見衆人的目光都集中過來，蕭宸知道，這是他做出迴應的時候了，作爲法律和經濟“雙修”的領導，這個時候他發言正是恰如其分。
“從法學上討論某一問題首先必須將討論的概念定義清楚，否則就會是各說各話。今天社會上廣泛討論的國有資產實際上是一個缺乏嚴格界定的概念。現實中人們談到國有資產往往是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財產，甚至僅僅是有形財產，如土地、廠房、金錢等。然而，從法律上講，國有資產的內容比現實中人們的理解要廣泛得多，既包括國有企業華夏家所有的財產，此爲經營性國有資產，又包括憲法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河流、礦山、土地、灘塗、海洋等資源性國有資產以及行政事業單位中屬於國家所有的資產，此爲非經營性國有資產；既包括由國家享有的自物權內容，又包括由國家享有的他物權內容、無形財產權內容等；既包括公司制的國有獨資公司中的國有資產，也包括大量非公司制的國有企業中的國資產。現實中人們理解的國有資產實際上僅侷限於法律上的自物權領域，而他物權性質的國有資產、無形財產權性質的國有資產往往是人們所忽視的。今天我們感覺很嚴重的問題是國企改革過程華夏有資產存在大量流失，但是不是僅僅是自物權領域的國有資產才應該是我們關注的問題呢？”
拋出這樣一個問題之後，蕭宸放下手中的高腳杯，說：“經營性國有資產包括金融性國有資產和非金融性國有資產，前者是指存在於金融企業中的國有資產，後者是指存在於非金融企業中的國有資產。從法律角度看，這些資產屬於民法上物權的客體，而物權僅僅是財產權的一部分。現實中人們談論的國有資產又往往侷限於非金融企業中的國有資產，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比如國資委監督管理的國有資產僅限於中央級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
非經營性國有資產也就是資源性和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與我們當前的國企改革似乎不相干，然而非經營性國有資產有可能要向經營性國有資產轉換。隨着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源性國有資產要被開發利用，這時它就會變成經營性國有資產。一些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可能進入經營領域。例如今年5月上市公司ST祥輕工的7家股東將合計持有的萬股法人股，協議轉讓給新世紀教育發展公司，而新世紀公司幾家主要股東中，瀟南湘西大學持股98%，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持股１%。湘西大學是一所公立大學，而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直屬的教育政策法規研究機構。目前在很多非經營性國有資產轉換爲經營性的資產過程中，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法律界定，一直依靠的是一種隨機性、政策性治理方式，而不是法律治理的方式。”
他說到這裡，幾位巨頭都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但他卻是面色平靜而淡然，繼續解釋道：“他物權性質的國有資產指的是在對物權性質的國有資產開發利用而產生的經營性國有資產，如土地的開發權、礦產的開採權、海洋的捕魚權、某些領域國有資產的特許權。國有資產如果僅僅停留在自物權領域，不經開發利用，不可能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因此他物權性質的國有資產在整個國有資產中應該佔了很大一部分。但是，目前我們對他物權性質的國有資產關注極少，沒有進行專門的評估，很少有人去考察他物權性質的國有資產的狀況。
無形財產權性質的國有資產主要包括由國家所有的商標權、專利權、專有技術等知識產權以及企業名稱權、字號權等商業信譽權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財產上的利益。有形財產易於識別也易於評估，因而比較受重視，而無形財產由於較難識別，也較難評估，因而容易被忽視。無形財產權性質的國有資產在整個國有資產中也佔有很大比重，然而現實中尤其是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無形國有資產的界定與評估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最容易流失的。正因如此，纔會引起郎教授對海爾投資如何獲得海爾商標所有權的質問。
我們討論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問題，首先必須將國企改革中涉及到的國有資產界定清楚，然後纔有一個基礎去討論其流失的問題，也纔有可能制定出針對各種不同性質的國有產權的法律保護措施。通過法律上的界定，我們發現目前引起人們巨大擔憂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實際上還是很小的一部分國有資產的問題，有很大一部分國有資產的流失基本還不在人們的視野之中。郎教授爲我們的國企改革敲響了一記警鐘，我們不能再僅僅從經濟的角度而不從法律的角度看待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了。”
蕭宸提到的郎教授敲警鐘的事，按照他自己的記憶，應該出現在04年，但不知爲何，在這個時空中，卻是在03年下半年就出現了，提早了近一年時間。他有時候琢磨，該不會自己一隻小蝴蝶居然讓華夏的歷史發展得快了一年吧？想來自己應該還沒有這樣大的能量纔是，這次……許是一次意外？
蕭宸在法律問題上，相比幾位巨頭，算是專家級的了，衆人自然都點頭表示同意，附和了一番之後，卻是侯東往提問了：“這次全會正式提出了混合所有制這個概念，蕭宸啊，咱們這隻有你是中央的，尤其是還主管咱們東三省，今天這裡也沒外人，你給咱們露個底？”
他這麼一說，衆人自然都表示同意，蕭宸倒也不矯情，說道：“我們知道，混合所有制尤其是其中的股份制，以其完備的企業治理結構、健全的運行機制，合理的資產負債比例，良好的經濟效益，正成爲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方向。我以爲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吧？”
他環視了衆位一眼，說：“這次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在論述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時，首次明確提出了要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爲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可以說，這是對以往在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革方向上的肯定。
完善以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之一。這種基本經濟制度有三重內涵：一是多元的所有制結構。這是就社會層面而言的，其含義是指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在同一社會形態中並存，相互融合，互爲補充，共同發展。二是經濟運行機制上的混合的經濟體制。其含義是指在資源配置上，既非單純的市場機制，也非單純的計劃機制，而是在市場機制起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又有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與市場各有側重，共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三是混合的資產組織形式。這是就企業層面而言的，它指的是在一個聯合體內，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勞動和資本等原生的所有制形式通過一定的資產組織形式，混合爲一種次生的所有制形式，如股份制經濟、股份合作制經濟、聯營經濟等。”
說法律的時候，基本沒人能插話，但說到國企改革本身，諸位領導可都是有研究的，李正鋒就最先反應過來：“我同意蕭主任的意見，就上述三重內涵的關係而言，關鍵在企業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尤其是國有企業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這是前兩者能夠發揮其作用的基礎。傳統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產權主體單一的國有制，而混合所有制則有多個出資人，其企業股權是一種混合狀態，也即各種所有制經濟能夠融爲一體，從而形成以股份制爲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形式。當今，它已成爲市場經濟國家企業非常重要的組織形式，相當有生命力。在我國，當外來資本和民間資本進入國有企業後，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些企業單一的所有制結構，使之變成較複雜的混合所有制形式。”
侯東往也不甘示弱，笑着說：“說得對。改革開放以來，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爲混合所有制經濟成分的發展提供了空前的機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聯營經濟等混合所有制經濟迅速發展，混合型經濟增勢強勁。以公有制經濟佔很大比重的京城市爲例，據統計，1999年，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加值佔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爲10.6%，比1995年提高5.2個百分點，年均增速爲31.5%，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1.7%，比1996年提高17.7個百分點。截止2001年底，全市股份制企業達3589家，股份合作制企業達14473家，聯營企業1125戶。在工業增加值中，股份制經濟工業增加值爲80.279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1358億元，大大高於工業增加值的平均數。”
侯省長髮言了，龍江的張省長自然也不能落下，立刻跟着他的話鋒說道：“不錯，有學者把這種以股份制爲主的混合所有制稱之爲新公有制或新國企。不論怎樣稱呼，混合所有制尤其是其中的股份制，作爲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以其完備的企業治理結構、健全的運行機制，合理的資產負債比例，良好的經濟效益，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因而受到普遍的歡迎，正成爲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方向。”
蕭宸微微笑着，伸出一根手指：“首先，混合所有制企業將成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的微觀基礎。混合所有制企業既不同於傳統的國企，也因爲國有產權在企業產權結構中仍然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而與私營企業有本質區別。換言之，它們既保持了國有的基本性質，但又不排斥非國有的東西，其運營又能按照市場原則進行，這正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在企業內部的最好結合。未來510年，混合所有制經濟若能佔到整體經濟的60%80%，華夏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將是十分牢靠的。”
然後又伸出一根手指：“其次，混合所有制企業成爲資產重組、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載體。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最大優勢，在於實現了資本的社會化。它們在日益成熟和壯大的過程中，所具有的經濟實力和積累起來的組織資本，不僅有效地利用了自有的資源，而且通過兼併重組，輸出組織資本，在更大範圍內實現了資源的有效配置。”
接着再伸出第三根手指：“再次，混合所有制既有利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又有利於實現多數人的利益。建立混合所有制，是一個引進國內外企業資本入股，包括讓企業管理者和員工參股，明確各方面的責權利，增強監督和制衡的過程，這樣既可以引進國外企業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又可以充分調動勞動者和經營者的積極性，確保企業提高效率和競爭力。”
王昆書記點了點頭：“也就是說，比起其他所有制形式來，以股份制爲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更能適應華夏國情和現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因此，在推動國有企業建立混合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中，我們應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企業華夏有股佔的比重少一點未必就是壞事，而外資股或個人股佔的比重多一點也未必就不是好事，一切以有利於企業的發展爲根本衡量標準？”
蕭宸點點頭：“是，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包括外資企業——和混合制國企正在構成華夏微觀經濟領域的三駕馬車。推進建立以混合所有制形式爲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將是華夏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長久動力。”
李正鋒這時候皺起了眉頭，覺得蕭主任今天的話風好像有點不對呀？另外兩位紀委書記也有些微微皺眉。
蕭宸自然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忽然話鋒一轉：“不過，這裡面產權的置換，在具體操作中是有講究的。我們是要解放思想，該放的地方要放，可這放的時候，卻不能放虧了本。”
……
一頓晚宴，從19點進行到了十點，菜早已撤了下去，現在桌上是幾樣點心和沙拉，但巨頭們的談話卻仍在繼續，這時候已經談得比較深入，沒有再就大理論進行交流，卻正式說到了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具體問題。
按照蕭宸的看法，東北地區下一步針對大、老、難國企的改革方法應該進行調整，要以“外部型改制”爲主，並由出資人統籌支付改制重組費用。
以“外部型改制”爲主，就是要大力鼓勵外部的戰略投資者如民企和外商來受讓企業的國有股，甚至整體收購國企。
而與此同時，由出資人統籌支付改制重組費用，就要求新成立的和即將成立的各級國資委勇於承擔起出資人應該承擔的責任，制止好企業過分擡高各種補償標準，防止好企業虛假提高改制成本並將改制成本直接從國有淨資產中扣除，堅決收取國有股轉讓、國企整體出售所得的現金收入，用這些現金收入統籌支付好企業本身的改制成本和其他困難企業的改制重組成本。
國有經濟在東北三省的經濟總量中都佔有很高的比重。2002年底，遼安省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62％，比全國平均水平大約高20個百分點，而龍江和祥林的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更高，大約在80％左右。這麼高比重的國有經濟，顯然成爲東北振興中的一個“問題”。
蕭宸站在全局的高度，首先給幾位東三省的掌舵人分析了這個問題的具體情況，在蕭宸看來主要有四點：
1、國企缺乏自主的結構調整機制。許多人都認爲東北振興的關鍵是所謂的“結構調整”，一般人把這個結構調整理解成產業結構調整，從而認爲應該把企業的技術改造作爲東北振興的重點。但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東北的結構調整非常被動、非常遲緩卻是不爭的事實。在1980年代以前，工業尤其是重工業一直是東北的驕傲。按理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一直是華夏的快速工業化時期，特別是目前華夏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業化階段，東北的經濟增長應該能夠獲得工業化的強大推動力。可是，二十多年來許多原來工業基礎甚爲薄弱的地區遠遠超過了東北的工業發展、經濟增長，即使在目前的重化工業化的趨勢中，東北也並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優勢。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國企幾乎在各個產業都佔有主體地位，而國企缺乏自主的結構調整機制。因此，過去東北的結構調整往往是政府主導的行爲，國企常常把技術改造項目看成是政府給的“免費午餐”，所以結構調整容易演變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循環，不但總是跟不上市場的步伐，還留下了一大堆債務。
2、國企對民企的發展具有“擠出效應”。東北三省都意識到了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的重要性。但是，東北民企的發展狀況不但遠遠比不上東南沿海地區，甚至也遜於一些內陸地區。我們認爲，國企對民企發展的“擠出效應”是東北民企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由於大部分行業都被國企主導，國企往往比民企更容易獲得各種各樣的發展機會，政府一般也認爲，作爲?“已進入者”的國企在技術、人才、經驗、設備等各方面都比“初出茅廬”的民企強，都更願意把機會給國企。
3、國企容易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政企關係的變形、投資環境的惡化。國企的存在，特別是東北有大量老國企存在，很容易由於人員多、包袱重、歷史貢獻大等原因而不斷要求政府“輸血”，政府不得不通過行政力量來實現對國企的“傾斜政策”，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長此以往，政府逐漸變成了“爲國企服務的政府”、“善於管理國企的政府”，而對非國有企業輕則不懂得如何服務、如何管理，重則“損”民企而“奉”國企，導致投資環境的惡化。
4、國企遺留了許多歷史包袱。東北大量的老國企冗員多、退休人員多、債務重，成爲一個重大的歷史包袱。這個歷史包袱的存在，給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壓力，也構成了區域性的金融隱患。遼安省國企的不良貸款就達到約1900億元，其中由政府發紅頭文件“點貸”的就有740億元，另外還欠地方政府約700億元，欠職工個人約130億元，這些遺留問題不解決，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沒有精力去考慮發展的事情。
這一分析，是蕭宸理論聯繫實際，通過文件調查和親自“微服私訪”之後得出的最終結論，自然引得幾位巨頭連連點頭稱是。
蕭宸於是趁熱打鐵，說道：“既然國企已經成爲東北振興中的‘問題’，我們就不能迴避。我認爲，東北國企的根本性改革，是東北振興的必要條件，儘管並不是充分條件。我們先明確兩點：1、東北國企改制的狀況：小企業快，大企業慢。在過去幾年裡，東北的國企改革取得了不少進展。但爲什麼國企在東北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仍然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呢？是因爲東北大國企多而且改制慢。
2、下一步的重點改革對象：大、老、難。通過我的多方面調研，我有如下的判斷：東北大部分中小型國企已經實現了改制，而且非國有化的程度相當高。剩下的尚未進行改制的國企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困難的中小型國企，第二部分是大型國企。
遼安省95％的中小型國企都已經實現改制了，但爲什麼還有5％沒有實現改制？基本原因就是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企業，它們沒有足夠的國有淨資產來支付改制重組成本，甚至相當一部分企業的淨資產爲負，或者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因此，改制重組成本的支付成爲這些困難企業改革的攔路虎。
而對於大型國企來說，改制進程緩慢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首先，大型企業的國有淨資產盤子非常大，少則幾億，多則幾十億上百億，中小企業慣常使用的‘內部型改制’形式，即主要由內部人（管理層、職工）來購買國有股，在大企業中往往行不通，內部人沒有那麼多的資金來‘吃掉’這麼龐大的國有資產，政府也不太願意由內部人來收購大型國企；第二，與中小型國企相比，大型國企的資產質量高、盈利能力強，甚至有些大型國企是壟斷性經營，一些地方政府認爲，政府明明能從這些企業身上‘賺錢’，爲什麼偏要那麼傻，去放走這棵‘搖錢樹’？特別是這兩年宏觀經濟處於景氣之中，一些大企業的利潤水平相當高，政府更是‘愛不釋手’；第三，大型國企在當地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被當地政府看成是具有‘戰略性地位’，即使這些企業處於困難之中，一些地方政府也並不希望國有資本從這樣的企業退出，而是希望繼續控制這些企業；第四，東北的大型國企一般都歷史比較長，興建於上世紀50年代甚至在20世紀初就奠定了基礎，這些老企業不但在職和離退休人員多，而且企業辦社會職能也非常齊全，有自己的學校醫院等，福利制度也非常完整，改制的成本非常高，一有不慎，就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第五，東北地區的大型國企有相當一部分是中央企業而不是地方企業，中央對這些大型國企的改制難免有政治上的考慮。
因此，對於東北來說，下一步國企改革的重點對象是‘大、老、難’企業，即大型企業、老企業和困難企業。這些企業不改革，即使中小企業全部實現改制，也不能改變東北地區國有經濟比重高、民營經濟不活躍、區域發展落後的狀況。當然，沿用過去的辦法是無法推進大、老、難企業改革的，大、老、難企業改革的政策需要創新。”
創新，蕭宸又一次提出了創新。
八雙眼睛同時聚集到了蕭宸年輕而堅毅的臉龐上。就是這位年輕人，十年官路走過，一路創新出了數種新的制度，被國內外譽爲“改革先鋒”，成績斐然。
今天，他又一次提出了創新，這一次，是不是能夠再出現一次“奇蹟”呢？
蕭宸從他們的眼中，看到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