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發展觀的演變及其啓示
陳宇海
內容摘要：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從沒有地位的政黨變爲執政黨，正是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實踐中，中國社會的主導發展觀經歷了一個從以經濟增長爲核心的發展觀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再到科學發展觀的演變發展過程。黨執政後的中國社會發展觀的演變過程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豐富和深化過程，對其思考總結能帶給我們重要的啓示。
關健詞：中國共產黨 發展觀 啓示
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向前的永恆主題。發展觀則是人們對一定時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探索在思想觀念層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發展進程中對發展及怎樣發展的總的和系統的看法。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從沒有地位的政黨變爲執政黨，成爲執政黨之後的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歷史任務，集中起來就是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從一定程度來說，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什麼是發展”“如何發展”問題的探索、豐富和深化過程，也就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豐富和深化過程。也正是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實踐中，中國社會的主導發展觀經歷了一個不斷髮展的過程。
一、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發展觀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段時期，由於中國社會剛剛經歷完較長時期的革命戰爭和麪臨着一個新的執政黨執政，因此，國內外形勢嚴峻、複雜，從而也導致了中國社會主導的發展觀處於一種搖擺不定的特徵，就使得這階段中國政府的發展觀一方面主要偏向經濟增長導向型的，同時，又摻雜着政治革命或政治運動爲中心。具體來說，這種偏向經濟增長導向型的發展觀的特徵表現爲：在發展目標上，強調實現工業化，雖然在1964年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是，工業化是最爲突出的目標；在發展標準上，強調工農業總產值規模，特別是強調工業總產值及其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比重的提高；在發展途徑上，強調經濟增長優先，實際上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在發展重點上，強調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的發展；在發展方式上，強調外延式與粗放式發展方式；在發展形式上，強調通過資本的積累來尋求發展的源泉；在區域發展模式上，強調地區間均衡發展；在發展動力上，強調通過生產關係的革命推動經濟發展；在發展態勢上，強調趕超西方先進國家；在發展層面上，側重強調經濟層面的發展。同時，偏向經濟增長的發展觀沒有得到始終如一的貫徹，因爲雖然毛澤東在1956年正確地提出要從階級鬥爭轉向以社會主義建設爲重心，但後來的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1962年重提以階級鬥爭爲綱以及1966～1976年“**”表明，政治革命或政治運動一度成爲我國社會發展中的中心任務。
這一階段發展觀的形成和變化大致經歷這樣一個過程：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爲工業國。”發展經濟和實現工業化成爲國家的發展目標，這表明偏向經濟增長的發展觀開始在我國萌芽。1953年，中共中央批准並轉發了《爲動員一切力量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除了重申國家工業化目標之外，又特別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是互相關聯而不可分離的”，生產關係方面制度的變革開始被視爲促進發展的重要手段和條件。1955年年底，毛澤東提出：“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1957年11月，中國形成15年超過英國、40－50年趕上或超過美國的趕超戰略。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隨後發動的“大躍進”運動，這一系列舉措的核心都是力爭高速度。這種強調速度的發展要求表明經濟增長導向型的發展觀已經在中國社會初步形成。但是，隨着1956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波匈事件”，特別是1957年中國出現“右派進攻”事件以及黨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轉變，生產關係變革和政治運動開始成爲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主流。1958年，毛澤東提出：“搞技術革命不是說不要政治了，政治與技術不能脫離。思想政治是統帥，政治又是業務的保證。”同年3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政治掛帥是勤儉辦企業的保證》的社論，“政治掛帥”這一強調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則被提出，政治統領經濟發展開始成爲我國社會的發展途徑。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1964年9月，“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口號被正式提出，1966年至1976年，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指導思想下，中國爆發了**，中國社會希望通過“抓革命、促生產”的發展思路因爲過分片面的誇大政治革命和階段鬥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度停滯，也導致了原先實際上確立的偏向經濟增長導向型的發展觀沒有貫徹到底。
二、以經濟發展爲核心的發展觀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錯誤指導思想，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發展理念，做出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一決策事實上成爲中國改革開放後以經濟發展爲核心的發展觀的肇始。從核心價值取向看，1978至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發展觀屬於以經濟發展爲導向的發展觀。這種以經濟發展爲導向的發展觀的基本特點表現爲：在發展目標上，開始超越單純的工業化，而強調現代化；在發展標準上，開始超越單純的工農業總產值指標，強調國內生產總值這一內涵更爲深刻全面的發展指標；在發展途徑上，超越增長優先的理念，開始強調將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統一起來；在發展重點上，超越單純的重工業，將包括輕工業和重工業在內的整個工業作爲發展重點；在發展方式上，超越片面的外延式與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向內涵式和集約式的轉變；從發展形式上，超越積累優先的發展戰略，推進積累與消費並舉的發展形式；在區域發展上，超越單純的均衡發展，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在發展動力上，超越單純的生產關係革命的誤區，實施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在發展態勢上，繼續保持趕超的姿態；在發展層面上，超越經濟發展的層面，開始強調兼顧社會的發展。但由於理論自覺不夠，這種以經濟發展爲導向的發展觀基本上把發展和經濟增長劃上了等號，往往把“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理解成用加快經濟增長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也因此，在後期產生了經濟發展快於社會發展、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這種發展觀的形成和變化大致經歷這樣一個過程：
**結束之後，中國領導人就開始醞釀新的發展觀念改變停滯、落後的中國經濟社會狀況。1978年
9月，鄧小平提出，“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生產力這一經濟標準作爲我國政治生活的重點和發展的內涵與目標被提了出來。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此次會議作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改革開放的決定，這也成爲中國發展觀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經濟建設、經濟發展；改革即制度變革，它明確提出要通過制度變革推動發展；開放即對外開放，它改變了以往在發展上過於封閉和強調自力更生的做法，同時也更靈活和豐富的發展觀的實施提供了政策準備與支持。1979年，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務虛會上進一步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因此，發展生產力，把經濟儘快搞上去，是解決社會主義現階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和途徑。”1980年，鄧小平又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但是說到最後，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以此同時，圍繞如何推動經濟發展，中國逐漸形成了分步實現現代化、以改革和開放促進發展的思想。1980年6月，國務院正式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經濟特區。1981年底召開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爲此，會議提出了十條經濟建設方針，這標誌着發展觀的主要特徵已經發生重要變化，也標誌着以經濟發展爲導向的發展觀初步形成。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逐步深入到各個領域，經濟建設的熱潮開始在整個中國社會瀰漫開來。1984年4月，國務院決定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1985年2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廈漳泉三角地區被開闢爲沿海經濟開放區，開放程度不斷擴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總結改革開放九年來所取得的顯著成就的同時，明確“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同時，在“兩步走”現代化戰略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爲主要指標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上發生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內也由於1988年的治理整頓和89政治風波事件的影響，對改革、發展產生思想的混亂、困惑。關鍵時期，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視察，發表了“南巡講話”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強調要堅持黨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抓住有利時機，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發展纔是硬道理。”判斷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國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實際上存在的以經濟發展爲導向的發展觀，是在中國人民熱切渴望擺脫**影響下瀕臨崩潰的落後局面和在整個經濟體制、發展戰略尚未完成根本轉型的條件下出現的，因此，雖然它在指導中國社會取得經濟迅速發展，幫助廣大人民解決溫飽問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是一種非協調、不可持續、缺乏以人爲本的發展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發展觀中已開始出現一些新的特徵，例如，這個時期開始實踐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也有從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角度來描述發展戰略目標的，這已經部分地體現了以人的發展爲核心的發展觀；在強調發展中黨的領導核心鄧小平也不斷強調“堅持兩手抓，兩隻手都要硬。”“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等。當然，這些思想只有在一定的經濟社會基礎下才可能發展成爲主流，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決定了“以經濟發展爲導向的發展觀”是符合中國當時實際情況的，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因爲，畢竟中國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還將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不發達階段，在這種歷史階段，只有經濟發展了纔會有人們關注和改變社會發展的條件基礎。事實也表明，在這一發展觀的指引下，中國經濟一度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着國際發展潮流的演變和國內發展形勢變化，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逐漸成爲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導發展觀。在國際上，1992年6月，在全球環境持續惡化、發展問題更趨嚴重的背景下，圍繞環境與發展這一主題，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有100多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參加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這次大會使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成爲一種世界潮流。在國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是以粗放型、資源型爲主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經濟發展與資源嚴重短缺之間的尖銳矛盾，從而構成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也使得能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凸現。1992年，中國的李鵬總理率團出席了世界環境與發展會議，並對中國政府履行全球《21世紀議程》等文件作出了莊嚴的承諾。1994年3月，中國政府編制發佈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白皮書》，首次把可持續發展列入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並從中國的人口、環境與發展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了促進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相互協調和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方案，標誌着中國可持續發展觀及戰略的正式確立。爲了保證《中國21世紀議程》方案的順利實施，國務院於1994年7月4日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和國院院各部委、各直屬機關發出了“關於貫徹實施《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的白皮書》的通知”。隨後，有關部門相應地制定了部門級的《中國21世紀議程》：1994年國家環保局制定了《中國環境保護21世紀議程》，1995年林業部制定了《中國林業21世紀議程》，1996年4月國家海洋局制定了《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這三個部門級的《中國21世紀議程》，使《中國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的有關方案進一步具體化。1995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爲一個重大戰略……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爲子孫後代着想，絕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走浪費資源和先污染、後治理的路”。1996年，可持續發展被正式納入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與科教興國戰略一起並列爲中國跨世紀發展兩大國家戰略。1997年6月，以宋健爲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出席紐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特別會議並提交了經國務院通過的《中國可持續發展國家報告》。1997年黨的“十五大”的報告中再次指出：“我國是人口衆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
展的可持續發展觀，不僅堅持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強調經濟的增長和發展，而且從我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少這一最大的國情出發，堅持走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共同進化，糾正了在經濟社會建設實踐中不顧環境代價，片面強調經濟增長，特別是把GDP增長作爲發展核心的做法，是中國社會發展觀歷史上的一次飛躍。
四、科學發展觀
隨着21世紀的到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經過20多年的實踐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時期。因此，在這一時期，如何更科學地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城鄉發展之間，不同地區發展之間，改革與穩定之間，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之間關係，就成爲我們解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整個現代化事業的道路上所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的關鍵環節。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爲總書記的新黨中央領導集體在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國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進一步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的繁重任務，針對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高瞻遠矚、審時度勢，適應新的形勢與時俱進地提出了新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地提出科學發展觀，即要“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以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所提出的“五個統籌”。科學發展觀“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進一步明確了新世紀新階段我國要發展、爲什麼發展和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在認識上的進一步深化和昇華，它的提出完成了中國社會發展觀的新的重大變革。
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給予了完整而精闢的表述：“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爲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一內涵表述的科學發展觀有幾層意思：一是“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發展。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才能爲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爲全面協調發展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二是“以人爲本”的發展。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爲目標，從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羣衆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三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全面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四是“堅持五個統籌”的發展。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要做到統籌兼顧。統籌兼顧，就是總攬全局，科學規劃，兼顧各方，就是要協調和處理好城鄉、區域、經濟社會、人與自然、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等涉及全局的改革和發展進程中各種重大關係，實現各個方面的良性互動，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統籌兼顧，就是全面協調各種利益羣體、各方面利益關係，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由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我們不難看出，它不僅堅持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強調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堅持走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且，它還堅持了以人爲本的新的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這裡的人既包括個人，也包括人羣和社會，這裡所說的人的全面發展，既包括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也包括人羣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這種全面發展是通過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羣體、羣體與羣體、羣體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協調得以實現的，本質上是要通過“五個統籌”實現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共處和共同進步。
與過去的發展觀相比，科學發展觀具有自己突出的特點：在發展目標上，將人的全面發展進步而不是單純的經濟發展作爲發展的首要目標；在發展標準上，將考慮環境、資源等約束因素在內的綠色國內生產總值作爲衡量發展的標準；在發展重點上，將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作爲發展的重點和立足點；在發展途徑上，將協調統籌的發展置於優先的位置；在發展方式上，將內涵式與集約式發展作爲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式；在發展模式上，繼續強調積累和消費並舉；在發展動力上，強調通過社會全面進步帶動人的全面發展，通過人的全面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在發展層面上，不僅強調經濟發展，更強調社會、人、生態的發展以及這三個方面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推進。
五、啓示
從以經濟增長爲核心的發展觀到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國內發展觀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演進，反映了我們國家隨着現代化建設發展實踐的推進，對爲什麼要發展，什麼是發展、怎樣發展等有關發展的重大問題的認識不斷得到深化和日趨走向成熟。發展觀的演變是一個歷史的、辯證的揚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日趨走向全面、科學。每一時期的發展觀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歷史的烙印，因而表現出明顯的歷史性特徵，都體現經濟成長特定歷史階段上的根本要求，也都有特定歷史使命。建國後前30年間，中國面臨的基本發展使命是儘快構建中國的工業化經濟結構，以經濟增長爲核心的發展觀因此強調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初一定階段，中國面臨的發展使命是運用經濟增長的成果帶動國民經濟結構升級與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以經濟發展爲導向的發展觀因此強調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聯動。隨着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的發展，社會需求和社會進步必然要求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求在發展中注意保護環境、保護人類自己的家園，因此，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出現就成爲必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中國經濟開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以後，中國面臨的主要發展使命是如何促進社會經濟的全面進步、增強綜合國力，因此強調經濟、社會、生態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出現就成爲必然。當然，發展觀之間既有連續性，又有差異性。每一個新的發展觀都是對原有發展觀的揚棄與發展。一個時期的發展觀對他前面的發展觀也不是斷然的否定，而是在包容中替代。中國社會發展觀從強調經濟增長到強調經濟發展，再到強調社會、經濟、生態與人的協調發展的演變進程與國際上發展觀的演變走向一致，是全球發展觀演變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發展觀的演變也呈現出與社會主義的終極發展目標、中華民族振興崛起的目標、現代經濟成長規律以及社會進步規律逐漸契合的趨向，表現出明顯發展性、系統性、科學性、特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