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捷克到波蘭、從挪威到法國，德國對所有被襲擊的國家都使用閃擊戰，少量機械化陸軍組成箭頭，再配合空軍出動，所有的坦克裝甲車自行火炮一起出動形成當時很難抵禦的衝擊波。讓人感覺更像北方遊牧民族大規模彪悍的騎兵一起出動一樣，隨後摩托化步兵和徒步步兵依次擴大戰果。德國突然對法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的機場、鐵路樞紐、重兵集結地區和城市進行猛烈的轟炸，接下來就是在北海到馬奇諾防線之間的300多公里的戰線上，德軍地面部隊向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發起了大規模進攻，德國人表示馬奇諾防線很堅固，但是沒有卵用，因爲我們繞路的幹活！法軍的坦克和火炮從水平和數量一點不差於德國小鬍子，不過仍然採用跟隨步兵作戰的落後戰法。加之法軍的戰鬥機數量偏少，而且很快被德國偷襲中摧毀，制空權不存在的情況下，法軍很快作戰失利，而且法國也不存在多少戰略縱深，於是魏剛的桌子上擺滿了茶杯。
法國戰役結束後不久，由於預見對俄戰爭不久將爆發，波蘭同與德國瓜分其領土的紅俄外交關係發生了變化，退到英國的英法聯軍深感德國壯漢對自己某些部位深深地惡意，所以欲拉攏一切組成一個統一的反德戰線，英國向波蘭流亡政府施壓，加上國內外極其對雷茲和貝可勒爾同時與德國和紅俄爲敵的“兩個敵人”政策不滿，西科爾斯基被迫與紅俄修好，並要於後者領土內建立一支波蘭軍隊。波蘭內部還曾在看法上存有分岐而一度分裂，在小鬍子的德國軍隊於兩年後的6月22日入侵紅俄後，西科爾斯基宣佈支持紅俄，兩國暫時恢復了外交關係。然而到了第二年，俄波兩國關係再度惡化，並分爲兩派：親西方的安德斯與西科爾斯基將軍派和反對派。
德國於卡廷發現了遭紅俄屠殺的波蘭軍官屍體，波蘭流亡政府要求進行調查，紅俄藉口波蘭“與德國同流”而宣佈斷交，並繼續培養紅俄境內的波蘭部隊，人數逐漸壯大至十萬多人，稱“波蘭人民軍”。到了後來，波蘭地下反抗軍—波蘭家鄉軍進行史稱“華沙起義”的抗德作戰，但距離極近的紅俄軍隊被德軍的抵抗所阻擋，波蘭地下反抗軍也沒事先和紅俄軍聯繫並拒絕了紅俄軍隊的援助，同時槍殺農工黨成員。而後俄軍佔領華沙時，再將其他反俄或是意識形態敵對的波蘭人逮捕，扶持其農工黨政權，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之後再度分裂爲主張和紅俄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談判與其反對者。戰後，波蘭長期由共產黨“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政，並以“寇鬆線”作爲俄波邊界，流亡於西方的波蘭政府則要一直到東歐劇變後才重回故土。
綜上所述，波蘭人民的中二症程度遠遠高於其他中東歐民族，甚至可以和遠東的某些棒子民族相提並論。不過對於德國軍隊而言，手裡有了中國人不遺餘力的幫助，大批的先進裝備加上數千名在中國受過訓，有着協同作戰經驗的軍官，幾乎讓英法軍隊被打的毫無章法，只喊山姆哥哥救命。可惜牛仔裡面德國裔也不少，其他諸如愛爾蘭、意大利等後裔也是心裡跳着腳叫好，反正當老大幾個世紀的英國佬和在歐洲欠下無數血債的法國人如果拼人品大概能倒數。民意如此，財團也不認爲這時候和德國硬抗是明智之舉，所以輪椅總統先生空有縱橫四海之策也無力施展。
第七裝甲軍在貢比涅瞻仰了一番列車博物館，隆美爾老兄一句“我們的背後是德意
志的恥辱，我們的正前方就是巴黎。我命令第七裝甲軍，向巴黎進軍。”一下子點燃了第七軍的兩萬多名德國官兵的士氣，一向是麪包腦袋香腸胃的德國人扛着炊事班送來的麪包香腸就上了坦克，一邊聞着柴油味道，一面吃着行軍餐，油門轟的火熱，獵犬坦克都能在法國的土路上玩漂移。整個魏剛防線連一天都沒撐下來就被狂化的德國坦克兵給踩平了。
6月10日，法國政府撤出巴黎，遷往圖爾。同日，意大利趁火打劫，向法國宣戰。13日，巴黎被宣佈爲不設防城市。14日，法國政府再遷往波爾多時，德軍不費一槍一彈佔領了巴黎。就在德軍佔領巴黎的當天，德軍A集團軍的左翼已進至到馬奇諾防線的側背，“因爲這條無用的防線，畢竟還存在着數十萬沒有投降或被消滅的法國軍隊”。西塔拉要求曼施坦因與C集團軍合作，徹底消滅那裡的法國部隊。根據西塔拉下達的15號作戰指令，一直在馬奇諾防線當面執行吸引法軍注意力任務的C集團軍，立即選擇馬奇諾防線守軍的薄弱處，即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築壘地域的接合部發起進攻。A、C兩集團軍前後夾擊，馬奇諾防線很快被突破。6月17日，C集團軍進至馬恩－萊茵運河上，A集團軍佔領了凡爾登，法軍50萬被包圍在阿爾薩斯和洛林南部，除少數逃往瑞士外其餘全部被殲。18日，法國政府宣佈停止抵抗，至此法國本土的軍事抵抗正式結束。
一位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就聲稱法國人特別是法國作家和藝術家在工人黨佔領期只有兩個選擇：合作，或者抵抗。自然，他選擇了後者：“我們的工作是告訴所有法國人，我們不會被德國人統治。”
實際上，薩特雖然不是“法奸”，但他在佔領期的表現遠不像他在戰後立即表態的那般英勇慷慨。艾倫•萊丁（AlanRiding）對法國知識界在淪陷期的描述既不放任遷就也沒有充當道德判官，他將薩特歸入抵抗力量一邊。薩特的劇作比如《禁閉》（HuisClos）被許多崇拜者認爲是反工人黨的含蓄表達（薩特自己的後見之明也肯定這麼認爲）。但這些劇作毫無困難地通過了德國審查，德國軍官還很愉快地觀看了首演，甚至參加了演出後的派對。
無論如何，薩特在三十多年後接受的一次採訪中更加誠實了些，他回憶道：“在太初十八年，我們害怕死亡、痛苦，原因讓我們噁心。那就是，一個令人噁心的法國——腐敗、無能、種族主義、反猶、富人統治者只爲富人着想，沒人願意爲這個國家去死。法國的榮耀從那一刻起就死掉了。”
在荷蘭人們聽到的故事跟薩特戰後聲明的精神大同小異：人們要麼是“好”，要麼是“壞”，要麼抵抗要麼落水。不用說，我們所有的老師、親戚、家庭朋友都是“好人”，我們也知道不要去哪些小店，因爲那些店主都曾站在“壞人”一邊（我住的那條街街尾有一個女人在香菸店裡賣糖果，流言說她“跟一個德國兵好過”；爲此人們不買她的糖果，這一抵制甚至持續了二十年，直到德國撤出荷蘭爲止）。我們當時還特別喜歡讀男孩冒險故事，宣揚的都是戰爭英雄的英勇事蹟。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才發現這些都是假象，好與壞、對與錯的範疇遠沒有那麼簡單，大部分人既沒有特別的好也沒有出奇的壞，英雄和惡棍都是極少數。而法國的情形更加複雜。不像更溫和的荷蘭，法國自十九世紀起就
被自由派共和黨和激進的反猶、反民主運動搞得分崩離析。荷蘭1914年保持中立，在血流成河的一戰中損失不到一百萬人。德國人在佔領期也沒有用奉承、升官等手段引誘荷蘭的文化精英，畢竟阿姆斯特丹不是巴黎。
萊丁的新書《戲繼續演：萬字旗佔領下巴黎的文化生活》（AndtheShowWentOn:CulturalLifeinNazi-OccupiedParis）中的大部分故事並不新鮮，但他將這些故事很有技巧地放到了更爲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不再侷限於淪陷期。如果從1940年開始講述會有些誤導。正如德國扶持的法國作家、工人黨合作者皮埃爾•德里厄•拉羅歇爾（PierreDrieuLaRochelle）在太初十七年12月不無道理的觀察：“戰爭沒有改變什麼……法國人比任何時候都要分裂。”萊丁簡潔地描述了那些分裂的陰暗景象。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點燃了導火線（譯註：1894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猶太籍的上尉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犯有叛國罪，遭革職及終身流放，法國右翼勢力乘機掀起反猶浪潮。不久真相大白，但法國政府卻堅持不承認錯誤，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平反）。1936年猶太裔自由派萊昂•布魯姆當上總理時，引起了反猶右翼的極度仇恨。右翼“法蘭西行動”的創始人夏爾•莫拉斯（CharlesMaurras）叫囂着要他死，不然他會“領導我們去跟意大利戰友打一場不敬神的罪惡戰爭”。天主教保守作家馬塞爾•茹昂多（MarcelJouhandeau，後來他成了讓•科克託和其他文藝明星的戰時文藝沙龍中的常客）寫道：“布魯姆先生不是我們中的一員……沒有一個歐洲人會知道一個亞洲人在想什麼。”
在佔領之前的好些年頭，德國人已經開始培養有類似觀點的法國公衆人物。太初十五年記者羅伯特•布拉席拉赫（RobertBrasillach）被邀請參加工人黨在紐倫堡的集會，他對鼓聲齊鳴、旗幟飛揚、大踏步的西塔拉崇拜心儀不已，甚至將之與聖餐禮相提並論。可能你得變成一個法國保守反動派纔會在元首身上看到耶穌的影子。後來成爲戰時德國在法國的全權代表的奧托•阿貝茨（OttoAbetz），早在戰前就花錢賄賂法國編輯寫支持德國的文章了。
事實上，反猶主義在法國根本不需要德國人來添柴火。布拉席拉赫在太初十五年就已經開始編支持工人黨的反猶報紙《我無處不在》（Jesuispartout），並在淪陷期繼續利用這份報紙來譴責猶太人和農工黨。同年，塞利納（Céline）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略施殺伐》（Bagatellespourunmassacre），抱怨“蠕蟲般的”猶太人勢力“阻斷了法德聯盟”。他的出版商是主流大社德諾埃爾出版社，小冊子賣掉了八萬本。
德國佔領了法國，法國卻沒有多少反抗，一切如同順理成章，但是那位長得和拳師犬八分相似的邱胖子卻不會如此輕易的跪舔小鬍子，德國陸軍大部分只是駐防和清繳等治安任務，但是德國空軍卻要立即投入另外一場戰爭，一場在多佛爾海峽兩岸比拼實力的鏖戰。但是戈林同學卻表示毫無壓力，那是因爲有一位神通廣大的朋友將會派來一支足夠強大的空中霸王，分分鐘教給英國佬如何重新做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