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大致以松江和黃浦江爲界，以北屬蘇州府。自宋元以來，江南地區逐漸成爲了富庶之地，其中以蘇、鬆、杭、嘉、湖五府爲最。
到了明代中後期，松江府每年夏秋糧稅可繳八十萬石，有水田470萬畝，畝產平均能達到2石，即便在江南魚米之鄉里也算高產區了。
除了稻米之外，松江府還盛產棉花，種植總量差不多有70萬畝。這種規模在江南水網遍佈的地區很少見，主要得益於比較特殊的地理環境，江河與旱地並存。
稻米產量高，百姓們能吃飽飯，又有了棉花當原料，手工業自然而然興盛，紡織業在松江府發展的非常好，與蘇杭的絲綢相比主要產品是棉布。
除此之外松江府沿海還有四五個鹽場以及不少漁村，總體上講生活水平在大明屬於上等，雖不能說家家有餘糧，但餓不着凍不着還是能做到的。
凡是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地方，向來盛產地主豪紳，松江府也不例外。當地的大戶基本以農業和手工業爲本，對於他們來講最怕的就是一個字，變，沒有動力也沒有需求改變現狀。
但改變還是來了，景陽五年，朝廷在松江府與蘇州府交界的黃浦江南岸設立松江造船廠，雖地處上海縣內，卻歸海軍總督全權轄制，上到府臺下到縣衙皆無權過問。
說起來這家造船廠只佔據了江邊的荒地，附近也沒有村鎮，使用的人手都來自外地，又有高牆深溝阻隔，與本地人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
可當地士紳地主們卻不這麼想，總覺得那些大水車整日轉來轉去壞了風水，抱着團的到縣衙和府衙告狀，要官府下令禁止當地人與造船廠接觸，打算來個官和民雙管齊下，把這羣外鄉人徹底孤立起來，最好能擠兌走。
可是試了幾次之後，大家突然發現這家造船廠有點像糞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對尋常人非常奏效的辦法，放在它身上幾乎就是無用功。
首先就是在官面上無可奈何，松江府臺見了袁可立都得俯首聽令，哪怕有再大的成見也只能上疏朝廷彈劾，當面半個不字也不能提。
其次民間也是徒勞無功，造船廠自打建立之初就被荷槍實彈的海軍給嚴密看管了起來，距離一里之外就有崗哨盤查，凡是沒有造船廠腰牌的人一律不準靠近。船廠裡更有錦衣衛百戶駐紮，尋常老百姓真惹不起。
但有人不信邪，組織了一百多號家丁和村民，打着破壞風水侵佔祖墳的名義試圖衝卡阻撓，結果當場就被穿着黑衣服的海軍士兵用火銃射殺了二十多人，剩下的立馬屁滾尿流四散奔逃。
不等這些人去官府向父母官哭訴告狀，凶神惡煞般的錦衣衛就先登門了。凡是參與者全都抓起來送入縣衙大牢挨個審訊，若不是朝中有人向皇帝求情，全得按照暴民論處。
但死罪可免，活罪難恕，從今往後造船廠的青菜、肉食就得由這幾家地主負責提供，具體是自己種還是從其它村子買管不着，按照數量定期送過去，該多少錢給多少錢，一次一結。自打那次之後就再也沒人敢打造船廠的主意了，但也絕不往前湊，即便造船廠在縣城裡貼出告示招募人手，應徵者也寥寥無幾。
不過俗話說得好，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只要利益足夠多，人就有勇氣面對死亡。隨着造船廠一天天擴大規模，在廠區裡工作的人數也隨之越來越多。
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除了必要的食宿之外總得有點額外需求，比如說喝兩口、買點好吃的解解饞、聽聽戲什麼的。而這些需求都是廠區裡的食堂、學堂無法提供的。
可是造船廠有錦衣衛和海軍士兵把守，不光外人不能隨意進入，內部的人也無法隨意外出，該怎麼解決工人們日益增長的正常需求與規則之間的矛盾呢？
要不說袁可立是皇帝的第一寵臣呢，人家靠的真不是嘴皮子，而是實打實的辦事能力。這些小事兒在他眼中根本無需直達天聽，輕而易舉就給解決了，三個字，生活區。
袁可立親自出面找了上海縣的縣太爺，先曉之以理，道明瞭其中的利害關係，再拿出皇帝親軍的名頭一頓施壓，然後就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當然了，由造船廠出工出料，爲縣太爺小舅子造兩艘雙桅快船是正常的生意往來。人家也不是不給錢，三十兩銀子一艘。價格是低了些，可造船廠正好有一批下腳料，扔了也是浪費，三十兩足夠工錢了，事情就這麼巧嘛。
有了縣太爺的默許，造船廠旁邊的一大片荒地就成了名正言順的生活區。要說造船廠裡的工人是真能幹，不到兩個月，通往縣城的碎石路就完工了，再過一個月，巨大的棚屋也拔地而起。
棚屋裡沒有機器設備也不是船臺，而是一排排的木頭案子。凡是想來此販賣貨物的商販，只需按月繳納少量衛生費即可獲得一個牀鋪大小的案子，用來擺放貨物供造船廠工人們挑選購買。
剛開始只有三五個賣吃食的小販抱着有一搭無一搭的想法來試試水，結果買賣挺不錯。雖然工廠裡提供一日三餐，但種類有限，管飽不管好，每月都有不錯收入的工人們隔三差五就會跑到生活區裡換換口味。
一傳十、十傳百，前來試水的商販越來越多，販賣的種類也逐漸豐富了起來。然後就有人看到了更大的商機，不再滿足於在棚屋裡擺攤銷售，在諮詢了造船廠的管事之後馬上破土動工，在棚屋邊上蓋起一座正規酒樓，名曰觀海樓。
兩層樓裡有茶有酒，有散座有雅間，專門從蘇州府請來有點名氣的大師傅掌勺，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再走薄利多銷的路子，而是瞄準了兜裡銀子充裕的大匠。買賣非常紅火，想進雅間吃一頓得頭天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