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引發了這起兇殺血案的直接誘因究竟是什麼？一隻標着陳成的名字的皮箱，難道真的值得爲它流血、以命相搏？是爭一時之氣，還是另有不爲人所知的重大隱秘呢？
這是問題的癥結和焦點。
我隱約感覺到，北京站廣場的兇殺不是一起突發的孤立事件，在它之前及以後一定有着一條更生動更血腥的活動線索，而這條線索帶給我們的將是令人不忍回顧的生活真實。
然而，許多人活了過來，真實卻被深深地掩埋了。關於兇殺血案的神秘起因，始終是衆說紛紜、撲朔迷離，在相隔了26年的今天，真相似乎已被歷史的積塵淹沒了，可感而不可知，可悟而不可考。
此外，陳成這個名字始終縈繞在我的頭腦中，我確信，當一切都真相大白時，這個人應該是兇殺事件的另一個當事者，一個不在現場的當事者。
歷史是不存在盲點的，特別是流血和流淚的歷史。
是王星敏女士給了我最重要的提示。
1991年盛夏，當有一天我偶然看到這位在美國物理學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理學博士的一篇哲學論文時，我驚得目瞪口呆。文章發表在德國權威的哲學期刊《思想提綱》上。這篇僅千餘言但字字珠璣的論文在題首處用德文赫然標明：謹以此文悼念我年輕的友人——楊宏全先生，他於1968年歲尾死於一場潛伏期達幾千年的瘟疫。
楊定全，站前廣場兇殺事件中的兇手，那個庸碌世俗的市井子弟嗎？
我上百遍地http://www.zhaishu.org
閱讀王星敏的論文，希冀着從中能找到某種神秘潛藏啓示，獲取有價值的思維感應。
在這篇文章中，王星敏專橫地提出在超微觀物理實驗的工作指導原則中加入一條新規則——對不可重複現象的承認和尊重，因爲它與時間的非可逆性是吻合的。
她把時間界定爲一種物質形式。
王星敏斷然否認偶然性在這類實驗活動中的操作價值和探索意義。偶然性只是在具有了象徵性意義時纔是存在的，她說，偶然現象是一個契合點，“它不僅是歷史信息的巧妙碰合，而且包藏着一個對未來的兇險的暗示。”
兇險的暗示？
在檢索了幾本德文詞典，確認自己並未誤解這個詞組的準確語義以後，我陷入了一種莫名的、茫然的恐懼中。一份立論謹嚴的哲學提綱，爲什麼要使用感彩如此鮮明、宗教情緒如此強烈的詞語呢？作者試圖說明什麼？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後，我冒昧地給王星敏女士寫了一封信。
我承認，並非出於惡意，我在這封信中使用了一些近乎無賴、有敲詐嫌疑的語言。在請求她對“楊宏全先生”
的死因做出具體說明之後，我威脅說：要根本無法得到真實準確的事實說明的情況下，我只能按照事情發生的邏輯線索對那起兇殺血案進行合理想象和大膽推理。當然，這樣做的結果將是遺憾的，因爲極有可能因此而對一些非常值得尊敬的人造成意外損害，這是不得已的，我說，爲了黑暗和醜惡不再無休止的重複。
王星敏的回信不僅姍姍來遲，而且完全是漫不經心的。或者說她根本沒有費心給我覆信，只是又寄送給我一份那篇哲學提綱的英文本複印件。不過，她用紅水印筆在“兇險的暗示”這組詞的下面劃了一個醒目的加重符號，並用漢字作了如下注釋：這就是事情發生的邏輯線索。
在這張16開紙的複印件的右上角，王星敏用英文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署名之前，她還意味深長地寫下了另外兩個紅色的漢字：祝安。
盯着這兩個字，我不禁冷汗如注、毛骨悚然。祝我平安？但願這只是她的一句玩笑而不是一個“兇險的暗示”。根據我對有關內情的全部瞭解，在過去的年代裡，企圖對王星敏進行敲詐、欺辱和恫嚇的人從沒有一個得以善終，他們全都沒有逃脫了來自黑暗處的報復、暗算和嚴懲。
我懷疑自己是否已經處在了巨大的危險中。
於是，我不得不按照王星敏的提示，苦苦地去尋找“歷史與未來的契合點”，冥思苦想地去發掘那起兇殺血案的“象徵性意義”。
我的潛意識一再告訴我，王星敏是不會把我的追蹤凋查引向歧途的。她或許不希望披露某些真實細節，但她絕不願意掩蓋全部真實。因爲只有真實才能還她以清白，才能還她渴求的歷史公正。
坦率地說，對王星敏，我常常有心猿意馬、想入非非、作不安分之想的時候。她是一位學有所成的海外學者，又由於親屬關係而在六七十年代與北京黑社會的幾個頭面人物有着神秘的交往和極深的友誼（筆者的另一部書《天傷》對此有詳盡的述寫）。這種極端不協調大約也是一種“契合”。
從美國回來的朋友說，王星敏在美國學界絕對是一個拿得出手的人物。她長得也很漂亮，雖非沉魚落雁、國色天香，但端莊、秀美、溫淑可人，不像她的文章那樣霸氣、冷刻。
朋友說，她在美國不乏仰慕者，但她至今仍單獨和母親生活在一起。這又是爲什麼？
以後，王星敏又陸續給我寫過一些信。一如既往，這些信裡沒有細節的描述或證實，甚至極少提到具體的人名和事件，有的僅僅是一些深奧的哲理和玄秘的警示。
儘管如此，我仍慶幸自己終於找到了隱藏着一切真相和秘密的“黑匣子”，雖然破譯其中的記錄帶也絕非易事。
王星敏說：寬恕一切人，責任僅在於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