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遵義的不解之緣
長征開拔，進入黔北地區，攻佔的第一座重鎮就是遵義。在這裡，戰鬥不止，更待轉折。那些爲了黨和人們做出重大貢獻的人，也與遵義結下了不解之緣。
周恩來與遵義會議
長征的主持籌劃工作是由“三人團”負責的，其成員對長征紅軍行動擁有決定權。周恩來就是“三人團”成員之一，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在當時的中共中央和紅軍中地位既重要又特殊。
周恩來以其實際參與領導紅軍長征和直接指揮作戰的核心領導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對遵義會議的召開更是做出了自己特殊重要的貢獻。
周恩來在通道和黎平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轉兵意見，對紅軍擺脫敵人圍追堵截，得到開會的基本條件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遵義會議是在被斯諾稱爲“舉國大遷移”的戰略轉移行動中召開的，開會的最基本條件就是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紅軍突圍轉移時，蔣介石在紅軍前進的方向上，設置了四道封鎖線，調動40萬兵力，幾十架飛機，實行圍追堵截，決心徹底消滅中央紅軍。而紅軍戰略轉移初期呈現出甬道式“大搬家”形式，部隊不能靈活機動取得戰鬥的主動，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特別是湘江一戰後，部隊損失慘重，且疲憊不堪。李德仍“堅持按原計劃行動，把已經遭到慘重損失的三萬多紅軍，朝十幾萬強敵的虎口中送”。
“三人團”中，只有周恩來冷靜地、以負責任的態度思考紅軍的行動方向。在被李德稱爲“飛行會議”的通道會議上，周恩來以其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和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堅定地、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轉兵西向的主張，使這一正確主張不僅被中央領導人多數接受，而且成爲紅軍行動的實際指導方向。
對此，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憤憤地說：“這次他（指毛澤東）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澤東的建議被通過了。”足見周恩來意見的作用。
通道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具體部署和指揮了轉兵貴州奪取黎平的戰鬥行動，使紅軍轉兵迅速成爲現實。由於通道會議並未形成正式決定，而且博古、李德仍執意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關於戰略方針的爭論仍在繼續，這就是周恩來說的“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
佔領黎平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再次舉行會議討論。作爲當時黨和紅軍工作的實際主持者，周恩來“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周恩來的這一決定非常關鍵，因而形成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爲，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方針，確定了新的行動方針。這一方針非常重要。“既使紅軍避敵重兵，免遭滅頂之災，又能放開自己的手腳，打運動戰，主動消滅敵人”。
正因爲有這兩次會議的正確決定，紅軍纔開始擺脫圍追堵截，獲得了長征以來最長的休整時間，得到了開會的基本條件，即相對穩定的環境和寶貴的時間。若沒有周恩來在這兩次會議上做出果斷決定，是不可能有條件召開遵義會議的。
遵義會議是一次檢討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的會議，沒有會前對“左”的軍事路線錯誤的認識，是開不好遵義會議的。不排除錯誤的軍事領導也是難以開好的，於是排除李德的錯誤指揮成爲遵義會議的又一重要條件。周恩來在這一斗爭中同樣起了關鍵的作用。周恩來曾說：“經過不斷鬥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
從湘江戰役後，周恩來就開始了排除李德的指揮權的動作。伍修權說：“當時李德已經無法全面指揮，只能根據各部隊來的電報提出意見，真正在部署作戰行動的是周恩來同志。”李德本人面對艱難險惡的軍情“驚慌失措，一籌莫展”。而周恩來主持的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則通過黨的決議的形式否決了李德的錯誤方針，完全採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李德的指揮權提出了尖銳的挑戰。
但是，頑固的李德仍堅持其錯誤主張。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猴場會議，做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過烏江後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重申黎平會議的正確決定，其中明確指出：“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
周恩來開始糾正“三人團”處理一切的不正常狀態，恢復軍委的集體領導，並要求軍委向政治局負責任，這就基本排除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從此毛澤東的思想在軍事指揮中起作用了，而落實體現和“具體指揮的則是周恩來同志”。
此外，周恩來還爲遵義會議做了許多具體工作。他精心組織和部署了這次不同尋常的會議，進行了周密的安排和組織工作。進佔遵義後，更是精心安排會議議程，擬定並通知參加會議人員，組織紅軍各軍團進行戰略展開，以確保會議安全。周恩來是遵義會議的組織者，稱職的“秘書長”。
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爲紅軍確立正確的軍事路線起了關鍵的作用。遵義會議對軍事路線的認識是從認識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開始的。
會上，博古做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根據當時形勢，對軍事上的錯誤作了一定的檢討，但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危害缺乏認識，對長征以來軍事指揮的嚴重錯誤缺乏認識。他過分強調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完全不反思自己，不承擔領導責任，爲自己的錯誤作辯護和解釋。
與博古相對，周恩來則在會上做了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軍事指揮和軍事路線，他對“左”傾錯誤的批判已經體現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會議上，周恩來“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表現出嚴於責己，寬以待人的態度”。
在毛澤東發言後，周恩來旗幟鮮明地表示贊同毛澤東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分析，贊同毛澤東對“左”傾領導者在戰略轉移和突圍行動方面的錯誤的批評，贊同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的闡述和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李德氣惱又無奈地認爲這是周恩來“公開地倒向了毛澤東”。
周恩來鮮明的態度和觀點在會上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以負直接責任的身份表明的態度顯然是有很大感染力和說服力的，促使不少同志對“左”傾錯誤有新的認識，一致贊成毛澤東的主張，開始了軍事路線的重大轉變。
遵義會議以勝利的重要會議載入史冊，成爲中共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開端，成爲以毛澤東爲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的起點，中國革命也因此開始了新的轉折。這次會議的勝利是黨和紅軍領導人對革命事業的卓越貢獻，其中特別是周恩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不久，特別肯定了周恩來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他對紅一師領導同志說：“最近黨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聶榮臻在回憶中也說：“周恩來、王稼祥同志他們兩個人的態度對開好遵義會議起了關鍵的作用。”
遵義會議後，周恩來又全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保證了黨和紅軍領導核心的穩固。在遵義會議這樣的形勢下，“三人團”已名存實亡，而且“三人團”的領導方式在黨內生活和實施領導上是極不正常的，不能繼續保存。博古、李德拒不承認錯誤，已不適宜也不可能承擔領導責任。
當時，對紅軍的軍事路線持有正確觀點，並已爲大多數領導人所接受的毛澤東還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爲了推行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及正確地指導紅軍作戰，保證紅軍戰爭的勝利，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領導我軍的今後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積極支持”。
周恩來的全力推舉使毛澤東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始參與決策。會議還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爲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此後，常委分工時又“以澤東同志爲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樣毛澤東以常委的身份進入了軍事指揮，以後在行軍途中又經調整成立了以周恩來爲首，毛澤東、王稼祥爲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這是當時的最高統帥部。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進入這個統帥部就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爲毛澤東成爲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奠定了基礎。這是周恩來爲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所做出的突出貢獻，中國革命的轉折也由此開始。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未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甚至一度產生過懷疑和不理解，也產生過抱怨。周恩來進行耐心地解釋、說服工作，有時也批評錯誤意見，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也維護了毛澤東的威望和領導地位。集中反映在兩件事上：
一是打鼓新場一仗打與不打的問題。遵義會議後，軍事指揮變爲紅軍的作戰行動要經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討論，這樣雖然可以發揮大家的才智，但也帶來新問題，對許多具體問題爭論不休，使指揮員難下決心，難以部署，對紅軍作戰不利。1935年3月，就打鼓新場要不要打的問題開會討論時，毛澤東經分析主張不打，但大多數人同意打，毛澤東的意見被否決。毛澤東以大局爲重，半夜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認真思考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後來敵情通報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使紅軍避免了一次重大損失和危險。
二是四渡赤水時，紅軍隊伍中和紅軍領導人中的思想波動。四渡赤水是在雲貴川邊界地區機動作戰，與數倍於己的優勢敵人周旋，東西馳騁千里，南北往返數次，聲東擊西，調動敵人，妙趣橫生，精彩紛呈，被譽爲戰爭史上的奇觀。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渡過金沙江，奪取了戰略上的主動權。但由於數月連續行軍作戰，迂迴穿插，部隊很疲勞，加上行軍多，打仗少，於是有人抱怨，有人不理解，最嚴重的是林彪懷疑甚至否定毛澤東的指揮。爲了統一作戰指導思想，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會理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週恩來讚揚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支持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批評了林彪的錯誤思想，維護了毛澤東的地位和威望，也維護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團結和鞏固，使由此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穩固堅強，因而帶來中國革命的重大轉折。
獨腳將軍——鍾赤兵
婁山關戰鬥中，時任紅12團政委的鐘赤兵右腿負傷，仍指揮戰鬥，直到流血過多昏了過去。當戰鬥結束後，躺在擔架上的鐘赤兵被人擡了下來，正好遇上毛澤東從婁山關經過，讓毛澤東記住了這個打硬仗的英雄鍾赤兵。此後，鍾赤兵因傷勢過重截去了右腿。1955年，鍾赤兵被授予中將，稱爲“獨腳將軍”。
1935年2月，紅軍在長征中一渡赤水後，爲了有利於進行運動戰，紅三軍團4個師縮編爲4個團，鍾赤兵任12團政委。那一年，鍾赤兵剛剛21歲，正是身強力壯之時。
爲了擺脫10多萬川軍的圍追堵截，毛澤東決定回師貴州，二渡赤水，先奪婁山關，再佔遵義城。
婁山關是兵家必爭之地。貴州“督剿”總指揮王家烈的“雙槍兵”駐守在這裡。毛澤東把奪取婁山關的主攻任務交給了紅三軍團，彭德懷下令：“12團和13團爲先鋒團。”兩個團奉命出發。經過10多天的長途跋涉，12團於2月26日晚到達離婁山關30裡的桐梓縣城。
這時候，全團飢渴勞累，都想休整一下。誰知剛歇腳，12團團長謝嵩就聽到報告說：“昨日下午，13團已在婁山關半腰和王家烈的‘雙槍兵’展開激戰，現在雙方正對峙在關口下。”於是，他和鍾赤兵率領12團又立即出發，在拂曉前趕到了婁山關口。他們剛到達婁山關下的南溪口，就隱約聽到婁山關斷斷續續傳來槍聲，接着，傳令兵從關上回來報告：“敵人從南面的峽谷裡沿公路向婁山關反撲，13團設在半山腰的哨所已經丟失。”
“情況緊急！”鍾赤兵說，“我帶1營先上。”
“好。”團長謝嵩立即命令，
“1營爲先鋒，跑步前進，其他各營隨後跟進。”鍾赤兵帶領1營官兵首先衝向婁山關。
婁山關上，雨霧濃雲鋪天蓋地，黑壓壓的壓得人喘不過氣來。6時許，鍾赤兵指揮部隊向婁山關的制高點金山發起了猛烈攻擊。機槍、步槍、手榴彈一陣猛打，關口之處頓時被突破。接着，3營跟上來了。戰士們二話不說，就上刺刀肉搏！敵人一敗如水地溜了。12團牢牢控制了點金山。
王家烈得知點金山失守，惱羞成怒，立即組織兵力反撲。
8時，濃霧從峽谷中緩緩散去，過足了煙癮的王家烈“雙槍兵”仗着人多彈足，在輕重機槍的掩護下，從婁山關下沿着彎彎曲曲的公路，嚎叫着向上撲了過來。公路又陡又窄，敵人進攻隊形密集，控制婁山關口的12團1營居高臨下，奮力迎戰，一陣猛烈的手榴彈和機槍掃射，打得敵人屍橫遍野。
戰至10時，“雙槍兵”的煙癮快發作了，只好使出吃奶的力氣，作最後的掙扎。王家烈手下4個團的團長親自在後面督戰，他們扯着嘶啞的嗓子連嚎帶罵，用手槍逼着士兵往前衝，鍾赤兵見敵人衝上來，大聲命令：“上刺刀，取馬刀！”待敵人靠近，他一聲吶喊，戰士們投出一批手榴彈，鍾赤兵就踏着硝煙，揮舞馬刀，帶領戰士們如猛虎下山似地衝入敵羣，橫劈豎砍，殺得敵人喊爹哭娘，丟盔卸甲，“雙槍兵”像潮水般退去。
鍾赤兵率1營官兵乘勝追擊，可衝到黑神廟時，卻遭到“雙槍兵”一個團兵力的反擊，這個團剛剛抽足大煙，全被鴉片燒得快發狂了。敵衆我寡，1營傷亡很大。鍾赤兵看到身邊一個個戰士倒在血泊中，按捺不住燃起的怒火，脫掉已經殘破的上衣，厲聲大喊：“衝啊！殺啊！我在陣地在！”
拼殺中，突然，鍾赤兵的身子猛地一倒，上身左側，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的警衛員胡勝輝以爲他被絆倒了，趕上前去一看，卻見一股殷紅的鮮血從鍾赤兵的右小腿上冒出來。“政委，你負傷了，我揹你後撤！”
“擦破點皮不礙事！快殺敵人！”鍾赤兵猛地站起，又舞起了大刀，又衝向敵人。
正在1營戰士難以抵擋時，團長謝嵩派來的由2營長帶領的突擊隊衝上去了。突然，鍾赤兵又倒在了地上。戰士胡勝輝跑過來，把他攙扶起來，然後不由分說地將他按坐在一塊石頭上，撕下自己的襯衫，替他包紮傷口。
鍾赤兵的腿腳負了重傷，敵人的槍彈撕開了他右小腿上的一大塊肉，血如泉涌。胡勝輝一連包了10多層破布，血還照樣向外浸。胡勝輝趕緊找來衛生員，又叫人把鍾政委負傷的情況報告給團長。謝團長命令：“胡勝輝，你一定要把鍾政委馬上撤下來！”誰知，鍾赤兵還沒有等衛生員包紮好傷口，又拖着傷腿指揮戰鬥去了。他站着困難，就趴在石頭上指揮。這時，一股敵人竄上1營附近陣地，戰士們沒了彈藥，就用刺刀捅、馬刀砍，有的戰士刺刀捅彎了，馬刀缺了口，就搬起石頭往敵人頭上砸。
戰鬥打得異常激烈、殘酷。但大家在鍾政委英勇頑強精神的鼓舞下，毫無懼色。戰鬥從拂曉一直打到傍晚，陣地仍牢牢控制在紅軍手中。最後，鍾赤兵由於流血過多昏了過去，被擡下了戰場。不久，12團以猛虎下山之勢，把“雙槍兵”壓了下去。接着，全團沿公路猛追，王家烈的“雙槍兵”潰敗下去了。
紅軍佔領遵義城後，醫生立即爲鍾赤兵治傷。可是，醫生打開傷口一看，臉都變了色，說：“傷勢嚴重，必須從小腿以上截肢。”原來，由於鍾赤兵沒有及時包紮，受傷後又繼續戰鬥，把子彈擊中的骨頭都扭碎了。紅軍醫院的手術條件極其簡陋，沒有醫療器械，也沒有麻藥，手術工具只有一把老百姓砍柴用的刀和一條斷成半截子的木匠鋸。
醫生開始了手術，用木匠鋸上下拉動截肢。鍾赤兵忍着劇痛躺在手術檯上，緊緊閉着眼睛。手術剛剛進行了20多分鐘，豆大的汗珠就從他的臉上、身上直往下淌，浸溼了衣褲。但是，他憑着堅強的毅力依舊一聲不哼。醫生瞅着他，關切地對他說：“如果疼痛難忍，你就喊吧，這樣興許會好些。”鍾赤兵搖搖頭，沒有說話。
手術中，鍾赤兵幾次昏死過去，又幾次甦醒過來。在場的醫生、護士都被他這種堅強的意志所感動，一位年僅15歲的小護士一邊協助醫生護理他，一邊抽泣着說：“我從來沒見過這種場合和這麼強硬的漢子。”手術一直做了三個半小時。當鍾赤兵再一次從昏迷中甦醒過來時，他的右腿膝蓋下只剩下小半截了。
就這樣，他成了半截腿的人。然而，手術後，鍾赤兵並沒有擺脫痛苦。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又加上醫療條件很差，手術時沒有條件消毒，沒過幾天，鍾赤兵的傷口就感染了，腿腫得分不清小腿和大腿，他高燒持續不退，又陷入昏迷之中。彭德懷得知鍾赤兵的病情後，趕過來看望他。可是，鍾赤兵卻昏迷不醒，連軍團長來了都不知道。彭德懷一見情況不妙，對醫生說：“你們一定要想盡辦法救活鍾赤兵，救不活，我砍你們的頭。”“要把他從死神那裡拉回來。”
醫生說：“只能進行第二次截肢。”
“截肢就截肢，一定要把人救活！”
彭德懷是鐵下心，不顧一切要把鍾赤兵留住，他的決心也給醫生莫大的信心，於是，醫生們又馬上進行第二次手術，把右腿膝蓋以下剩餘的部分又截去。不料，消毒條件不好，傷口仍繼續感染。幾天後，醫生又狠了狠心，進行第三次手術，把鍾赤兵的整個右腿從股骨腰部截去了。半個月內，三次截肢，對於一個人來說，是要忍受多麼大的痛苦啊！可是，鍾赤兵竟然奇蹟般地活過來了。
鍾赤兵的整條右腿都被截去了，他雖然保住了命，但傷在短期內卻是難以治癒的。這時，部隊正在萬里長征之中，鍾赤兵的身體是這麼虛弱，是讓他留在老百姓家裡養傷，還是讓他拖着一條腿繼續跟部隊長征呢？
紅12團舉棋不定，軍團長彭德懷也決定不下。鍾赤兵得知這個情況後，對前來看望他的彭德懷說：“軍團長，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隊。無論如何，我不離開紅軍。”彭德懷不再猶豫，大手一揮：“帶上，就是用三軍團一個團擡，我也要帶上他！”鍾赤兵三次截肢的英勇事蹟連毛澤東都知道了。一天，他和周恩來、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劉少奇等專程來到了醫院看望鍾赤兵和其他傷病員。毛澤東走到鍾赤兵病牀前，親切地拉着他的手說：“小鬼，又負傷了？”在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時，鍾赤兵負過一次傷。
當時，身爲團長的鐘赤兵左手拇指被子彈打中，鮮血將他包紮傷口的十幾層紗布浸透，他一聲不吭，堅持指揮到戰鬥勝利，爲此，他曾受到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嘉獎。毛澤東雖然被王明等人排擠，也知道了這一英雄事蹟，並且
還去看望過他。當時，鍾赤兵還笑着說：“毛主席，我沒了手指，嘿嘿，照樣打仗。”
這一次，鍾赤兵見到毛澤東，沒有上一次豪邁了。他聽到毛澤東的問候，用手指了指失去了右腿，沒有說話，卻委屈得快要哭出聲來了。毛澤東看着他痛苦的表情，哈哈大笑，說：“我們應該在婁山關立個石碑，寫上‘鍾赤兵在此失腿一隻’。”鍾赤兵還是笑不起來。毛澤東看着他，對彭德懷說：“鍾赤兵小小年紀就這樣英勇，是一位英雄。讓他到中央休養連去吧。”結果，在毛澤東的關懷下，鍾赤兵由三軍團調出，被安排到中央衛生部休養連，隨中央直屬部隊行動。在這以後，鍾赤兵憑着頑強的毅力爬雪山，過草地，終於到達了長征的終點陝北。
遵義會議的傳播者——陳 雲
遵義會議最終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改變了紅軍一錯再錯的被動局面，使中國共產黨朝着正確的方向，不斷髮展壯大。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不但在中國國內影響巨大，同時也令世界爲之一震。讓世界知道遵義會議的人正是陳雲。
陳雲，1905年6月13日出生於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青浦縣）。出身貧苦的陳雲2歲喪父，4歲喪母，只得跟隨舅父一起生活。1919年，輟學後的陳雲來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後當店員。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參加領導商務印書館大罷工，並取得勝利。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作爲勞工組織者從事共產黨的活動。1932年擔任臨時中央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長征開始時，在紅五軍團任中央代表，後任軍委縱隊政委。1935年1月參加遵義會議，並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段時間後，陳雲不再跟隨紅一方面軍繼續長征，而是踏上了新的征程，去完成一項艱鉅的任務，一個特殊的使命。
此前，國民黨軍在蔣介石的親自指揮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同時，對上海的中共黨組織進行瘋狂破壞，致使中共地下聯絡工作一度癱瘓，而上海黨組織正是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重要紐帶。血戰湘江，紅軍唯一的電臺在戰鬥中被毀壞。中共中央曾派人前往上海與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未果。
遵義會議結束後，黨內軍事指揮權發生了大的變動，卻始終沒條件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並彙報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再次派人前往上海。熟悉上海且有豐富工作經驗的要數陳雲了，他成爲了向共產國際彙報紅軍情況以及遵義會議決議的最終人選。另外，陳雲還要再挑重擔，負責恢復上海的地下黨組織。
紅軍撤離遵義後，中央認爲陳雲前往上海的時機還不成熟，因此他繼續跟隨部隊長征。而陳雲將要去上海的事情，屬黨內機密，知道情況的人不多。
在經歷了四渡赤水、北渡金沙江後，陳雲隨部隊來到冕寧縣，配合周恩來在當地成立了冕寧縣革命委員會，並起草了革命委員會的佈告。不久，陳雲率隊穿過貴州省內的彝族區，強渡大渡河，進駐瀘定縣城。在那裡，陳雲出席了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這次會議決定：正式派陳雲前往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
1935年6月上旬，陳雲在四川天全縣秘密離開部隊，趕赴上海。當然，黨中央爲陳雲前往上海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委派地下黨員席懋昭（公開身份是天全縣靈關殿小學校長）與其同行，保證陳雲順利出川。
經過一番喬裝，陳雲和席懋昭趁着夜色隱蔽而神速地離開部隊。當時，蔣介石正在成都指揮作戰，四川地區有很多特務，可謂是危機四伏。熟悉地形的席懋昭建議二人繞道滎經縣，經雅安前往重慶，並得到了陳雲的同意。
兩人達成一致後，迅速啓程。不久，身後傳來斷斷續續的腳步聲。席懋昭轉頭張望，有個人神情慌張地朝前跑，湊近一看，此人是國民黨天全縣的教育局長。
席懋昭問道：“局長，發生了什麼事？”
局長沒有回答席懋昭的問題，看了看陳雲，反問道：“這個人是誰？你又怎麼會在這兒？”
席懋昭說：“聽說紅軍來了，我們躲到這裡來了。”席懋昭告訴局長，陳雲是自己的親戚，做藥材生意的商人。
眼前的教育局長本來是當地的地主，往滎經逃跑時被紅軍抓獲。紅軍抓到教育局長後，意識到可以通過此人在當地的人脈關係，幫助陳雲順利經過滎經。於是，紅軍有意將教育局長押至靈關殿。陳雲與席懋昭剛剛出發，紅軍便“欲擒故縱”，假意疏忽，讓教育局長有機會逃跑。當教育局長無意間碰到陳雲和席懋昭時，就等於進入了紅軍的計劃當中。
席懋昭故意與教育局長攀談了一番，並得到了信任。教育局長決定，由他帶路，前往滎經。從靈關殿至滎經，不僅需要翻山越嶺，還要經過當地民團設下的層層關卡。一路上，局長憑着自己的“面子”，帶領着陳雲和席懋昭輕鬆通過了檢查。
平安到達滎經後，陳雲和席懋昭分別以浙江商人和本地人的身份，途經雅安，幾天後到達成都。
陳雲到達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帶着劉伯承的親筆信，找到劉伯承的好友胡公著。時任美豐銀行董事的胡公著見到陳雲後，大吃一驚，高興之餘，不禁爲陳雲的安全感到擔憂。胡公著對陳雲說：“現在時局動盪，風聲很緊，此地不宜久留啊。”國民黨派重兵駐守成都，對陳雲來說處境十分危險，他聽了胡公著的勸告，第二天迅速轉往重慶。
到達重慶後，陳雲在劉伯承弟弟的幫助下，告別席懋昭，乘船來到上海。此時的上海正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陳雲在報紙上看到許多叛徒的名字，回想起這些人都與自己有過接觸，於是立即投奔摯友章乃器（時任上海的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得到安頓之後，陳雲開始逐步恢復上海地下黨組織工作。沒想到，事情剛剛有些眉目，中共上海局和中共江蘇省委就遭受了一次重大破壞。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陳雲卻毫不畏懼，始終不忘完成使命。他輾轉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和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嗣，並通過她們與共產國際駐上海的聯絡員取得了聯繫。陳雲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彙報了上海地下黨組織又一次遭到破壞的情況，收到覆電。電示：陳雲和自香港與之會合的潘漢年迅速離開上海，趕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5年8月初，陳雲在宋慶齡的安排下，與正在上海的中共（江西）中央分局委員陳潭秋、江西省委書記曾山，以及楊之華、何實嗣等秘密搭乘蘇聯貨船到達海參崴。爲避免引起懷疑，陳雲等人以偷渡者的身份被押下貨船，然後乘坐火車趕往莫斯科。
由於途中耽擱的時間較長，陳雲8月20日到達莫斯科時，共產國際七大已經閉幕。陳雲便作爲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出席了正在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六大。
在莫斯科，陳雲化名“史平”，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擔任監察委員。共產國際方面曾通過電報與紅軍保持聯繫，並對中國革命的進展有所瞭解，但是紅軍離開根據地進行長征後不久，便失去了聯絡。此時，共產國際的同志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紅軍的情況，特別是長征途中所發生的重要事件。
期間，陳雲向共產國際方面詳細介紹了中國紅軍長征的緣起、目的，尤其強調了遵義會議決議極其重要意義。後來，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將陳雲彙報的內容編輯成文，並以《英勇的西征》爲題，刊登於雜誌《共產國際》（中文版），署名“史平”。
暫別祖國的陳雲並沒有忘記正在長征中的戰友們，他在用另外一種方式爲革命做貢獻。在莫斯科期間，陳雲以“廉臣”爲筆名，撰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書中，以不同角色，不同角度真實再現了長征路上的所見所聞，詳細講述了紅軍是如何取得廣泛羣衆基礎，詮釋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深刻內涵。書中寫道：“我國共產實力，年來伸張極速。朱毛，徐向前，賀龍，蕭克等赤軍，已成爲中國的強大力量。當赤軍初起時，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已成燎原之勢。”
1936年春，《隨軍西行見聞錄》在法國巴黎華僑組織主辦的《全民月刊》上連載。同年，在莫斯科中文出版社出了單行本，後又流傳到國內的日軍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使全世界看到了真實的紅軍，真實的中國革命。1937年11月中旬，陳雲奉命調回中央工作，圓滿完成了他的神聖使命，將偉大的長征和遵義會議及其精神傳播給了世界。
疾風知勁草——王稼祥
王稼祥是召開遵義會議的最早倡議者。湘江戰役後，他就提出必須改變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主張。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回憶說：對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滿。用他自己當時的話來說：“到時候要開會，把他們‘轟’下來！”
王稼祥戴着一副圓圓的眼鏡，嘴角總是掛着淺淺的微笑，看起來帶着幾絲書卷氣。1925年，19歲的王稼祥就讀於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隨後，他又到蘇聯留學了5年，和王明、博古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在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1930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1931年4月進入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紅軍開始長征時，身染重病的毛澤東身體依然有些虛弱，需要用擔架擡着前進。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身受重傷，傷口沒有癒合，體力還沒恢復，不能做劇烈的運動，所以他也坐在擔架上行軍。正是這個原因，促使了毛澤東和王稼祥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多，擔架變成了討論政治的舞臺，兩人相互越來越瞭解，觀點也完全達到了一致。
軍隊行進中，王稼祥一直在思考問題。他眼睜睜地看到紅軍的隊伍從8萬多銳減到3萬多人，焦急萬分。此刻，王稼祥心中暗暗地分析起紅軍失敗的原因。
最初，王稼祥是站在博古那一邊的。對待博古、李德下達的命令，王稼祥都會認真執行。但是，連續多次的失敗，無疑讓“稚嫩”的戰略部署漏洞百出；人員傷亡衆多，隊伍即將被沖垮，這一切無不證明了博古、李德在指揮作戰方面的能力是不行的。王稼祥開始懷疑，開始重新審視中央最高“三人團”的決議。
行軍途中，毛澤東看到王稼祥面露難色，便耐心地詢問其病情。其實，毛澤東十有八九猜到了王稼祥爲何總是皺着眉頭。一方面，王稼祥因爲身上的傷還沒好利索，加上長途跋涉，肯定是痛苦不堪；另一方面，他時刻在爲紅軍的未來揪心。
慢慢地，毛澤東和王稼祥之間的話多了起來。他們常常探討關於政治、軍事、思想等方面的問題，他們發現，原來兩個人的共同話題很多，在思想上也有很多共通之處。
晚上宿營時，毛澤東和王稼祥被安排住在一起。他們常常聊天聊到很晚，甚至到了深夜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完。
一天深夜，毛澤東捲了一支菸，點燃後深深地抽了一口。他扭頭看了看旁邊的王稼祥，問道：“你的病情好些了嗎？”
王稼祥習慣性地推了推眼鏡，回答：“好多了，你的身體恢復得不錯吧？”
“身體上的傷好治，心裡的傷口卻難以癒合……”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
王稼祥聽得出毛澤東話裡有話，順勢問道：“大局當前，面對的問題很多，你是怎麼看的？”
毛澤東沒有急着回答，彈了彈菸灰，說了句：“還是先說說你的看法吧。”
兩人心裡各自都有對於紅軍未來的看法，也都知道對方想要吐露一番。於是，他們不分彼此地打開了話題。
“依我看，不能讓博古等人再這麼‘折騰’下去了！”王稼祥直抒胸臆。
毛澤東點點頭，開口說道：“如今，蔣介石已經挖好了‘坑’，正等着我們‘跳’進去呢。可是，我們的隊伍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王稼祥無奈地搖了搖頭，說道：“這樣一來，等待我們的只有張開的虎口，如果去了，就等於送死。”
毛澤東用堅定的語氣說道：“是的！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另闢蹊徑，尋找一條安全的出路。看樣子，蔣介石已經摸清了我們的思路。如若我們按照既定計劃實行，後果將不堪設想。”緊接着，毛澤東伸手指向西邊，放低了聲音繼續說：“現在，我們已經瞭解到一些情報，證明蔣介石在貴州地區並沒有安排衆多兵力，當然也不會出現層層封鎖線。既然這樣，我們何不放棄去湘西，轉道返回貴州。這樣一來，蔣介石這隻‘老虎’恐怕就要捱餓了。”
“現在軍中的情況很不樂觀。博古同志在軍事方面知之甚少。李德同志又是個外國顧問，對於中國的戰況和形勢並不很瞭解，簡直是盲目指揮。”王稼祥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毛澤東感嘆道：“我們真是想到一起去了！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李德學習了外國的戰略戰術，懂得軍事方面的知識，能夠帶兵打仗，這幾點不假，但是他實在不該用書本上的東西生搬硬套。對於中國的國情，他並不瞭解，仍然用西方戰爭的對策對付蔣介石。這樣的方法，用於敵強我弱的中國人民軍隊，肯定是要打敗仗的。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前幾次的慘痛教訓充分證明了改變行進路線的必要性。”
王稼祥真誠地看着毛澤東，說：“更改行進路線，更換指揮團隊，只有這樣才能救中國。看來，我們是達成一致了。”那一夜，毛澤東與王稼祥真誠地交流了看法，同時，在對待阻止博古等人繼續指揮的問題上達成共識。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他自己的觀點。張聞天聽了，明確表示同意。他還來到王稼祥和毛澤東身邊，利用行軍和休息時繼續交談，並囑咐保衛人員和供給，衛生人員一定要維護好毛澤東的安全和休息。這樣，三人逐漸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爲必須改變紅軍的前進方向和路線，不能讓博古和李德再這樣指揮下去。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也進行了談話，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這段時期，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腳底受傷化膿，也坐擔架隨中央縱隊行動。王稼祥與聶榮臻在途中常常交流看法，由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當地對他說，根據當前情況，必須撤掉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改組領導，最好由毛澤東同志重新出來統帥部隊。對於王稼祥的看法，聶榮臻表示完全贊同。
1935年1月15日，一個扭轉黨和紅軍乃至中國革命歷史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如期召開。
遵義會議上，博古率先發言，以報告的形式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報告中，博古只是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輕描淡寫了一番，而把真正導致失敗的責任推到客觀方面，對自己“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實際上並無認識。此時，博古的發言已經引來了與會者內心的不滿。
接着，周恩來、張聞天作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而後，毛澤東緊接着作重要發言。他用前四次反“圍剿”獲勝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對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作了透徹的全面的分析與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撤退時的逃跑主義。這樣，在會場上就出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方針路線。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四周鴉雀無聲。
很明顯，毛澤東立場鮮明，與博古、李德之間產生了對立面。關鍵時刻，傷未痊癒的王稼祥捂着傷口，立場地說：“我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王稼祥此刻的回答，堅定而又充滿熱情。隨後，王稼祥嚴肅地批評了李德和博古軍事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失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羣衆在長期鬥爭中共同創造並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聽到這樣的話，李德有些憤憤不平，狠狠地瞪着王稼祥。對面的王稼祥卻沒有就此住口。他進一步揭發說，李德進入蘇區後，軍委的一切工作都由他個人所包辦，博古只聽他一個人的，集體領導已經不存在了。他們還發展了一種懲辦主義，對下實行壓制，對自己卻不作絲毫的自我批評，又聽不進別人一再提出的正確意見。這種惡劣的領導方式，帶來了極爲嚴重的後果。
王稼祥所言，有理有據，令在場的人心生敬佩。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事實證明，中國的紅軍和中國的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的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
緊接着，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陳雲、李富春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批評“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
會議的最後一天，根據多數同志的意見，做出了幾項決定：增選毛澤東爲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指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組成的黨中央關於軍事指揮的決策機構），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爲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爲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
遵義會議上，王稼祥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他把關鍵的一票投給了毛澤東，幫助毛澤東穩定了局面，也正確地引導了會議的主旨，爲中國紅軍前行的道路上，點亮了一盞明燈。
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特別提到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遵義城下灑熱血——鄧 萍
1935年初，中央紅軍三進遵義，足跡遍佈140多個鄉鎮，活動長達44天。在此期間，中央紅軍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迎來了多次戰役的勝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央紅軍在遵義失去了一位高級指揮官，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
1935年2月27日，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奉命率隊來到遵義城邊，他來到距北門城牆幾十米的河岸，以土堆和草叢爲掩體，同紅十一團政委張愛萍觀察地形和敵軍部署。正在鄧萍安排作戰計劃的時候，被敵人放出的冷槍擊中了頭部，壯烈犧牲。
彭德懷得知鄧萍不幸犧牲的消息後，頓時紅了眼眶。沉默許久後，他悲憤地說道：“一定要攻下遵義城，爲參謀長報仇雪恨！”當晚，戰士們把對參謀長的懷念化作無窮的戰鬥力，向遵義城發動猛攻，與敵人展開激戰。凌晨時分，紅三團主力徹底佔領遵義城，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首次重大勝利。
遵義戰役勝利後，紅三軍團的戰士們並沒有沉浸在喜悅之中，而是倍加思念他們的參謀長——鄧萍。3月，紅十一團政委張愛萍懷着悲痛的心情，爲鄧萍寫下一首輓詩：
長夜沉沉何
時旦？
黃埔習武求經典。
北伐討賊冒彈雨，
平江起義助烽焰。
“圍剿”粉碎苦運籌，
長征轉戰肩重擔。
遵義城下灑熱血，
三軍征途哭奇男。
鄧萍，原名鄧少章，四川省自貢人。生於憂患的鄧萍經歷了飽受剝削的日子，對地主和軍閥恨之入骨。青年時期的鄧萍在早期革命先驅惲代英的影響下，積極投身革命。1926年進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同年入黨。1928年，鄧萍與彭德懷等發動並指揮了平江起義。平江起義是繼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之後又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武裝起義，在中國革命的艱難階段，它很好地保存了有生力量，並擴大了紅軍的影響，爲三省邊界地區的人民革命鬥爭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同時，也爲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建立了雛形。平江起義中，鄧萍任紅五軍軍委書記，其做出的貢獻不可估量。
1929年秋，紅五軍從湘贛邊區返回湘鄂贛邊區。次年6月，紅五軍與第八軍依照中共中央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的決定，整編爲紅三軍團，22歲的鄧萍被任命爲紅三軍團參謀長兼紅五軍軍長。1931年，紅三軍團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後，轉移至江西黎川縣。不久，鄧萍等人在江西瑞金創辦了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簡稱紅軍學校）。這所學校爲紅軍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幹部人才，在軍隊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紅軍長征到達貴州遵義，並在此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後，敵情突變。中央軍事指揮小組果斷決定：“中央紅軍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方面實現總的反攻。”
1月19日，中央紅軍撤離遵義，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進行了一渡赤水、再渡赤水。2月24日，貴州軍閥王家烈以一個師的兵力佔領遵義的至高點——婁山關，企圖阻止紅軍回師遵義。此時，攻克婁山關迫在眉睫，中央軍委下令，派紅三軍團攻下婁山關，爲中央紅軍打開南進通道。
紅三軍軍團長彭德懷和參謀長鄧萍接到任務後，率隊來到婁山關腳下，並開始部署：既要攻克婁山關，又要把敵人一舉殲滅。很快，槍炮聲大作，婁山關戰役打響了。巍巍聳立的婁山關瞬間被硝煙所籠罩。
經歷過無數次戰火洗禮的鄧萍，始終堅持戰鬥在一線，與戰士們共進退。他不顧個人安危，在一片槍林彈雨中鼓勵戰士們：“同志們！不要放過任何一個敵人！遵義就在眼前！”在鄧萍的鼓舞下，紅三軍團的戰士們士氣高漲，奮勇殺敵，於當晚順利攻克了婁山關。
次日清晨，紅三軍團沿着遵桐公路挺近遵義。途中，紅三軍團相繼在董公寺、高坪、大橋突破黔軍的層層封鎖。27日，在臨近遵義城的石子匍等地，接連擊潰黔軍第一、五、八團，迫使黔軍殘部躲進遵義城內。
爲徹底消滅敵人殘部，連日征戰的紅三軍團向遵義城發起攻擊。鄧萍率隊直逼遵義城，並高喊着：“同志們！衝啊！到遵義活捉王家烈！”衝鋒的紅三軍團很快佔領了遵義城邊的村落，爲了儘快瞭解前方的地形情況，鄧萍隻身躲進一個小土墩的草叢裡。這時，紅十一團政委張愛萍也來到此處與鄧萍會合。
鄧萍舉起望遠鏡觀察地形，發現一條小路後，對身邊的張愛萍說：“組織一個營的兵力先行過河，沿着坡路可以靠近城牆。”張愛萍提議：“同時派出偵察兵到新、老城之間的橋上查看一番，一來起到警戒作用，二來可以掌握有利時機。”
鄧萍說：“好！讓偵察排即刻出發，告訴他們一定要注意安全。”偵察兵們很快到達了指定地點，並找來木板等遮擋物，組成了簡單的掩體。
此時，鄧萍繼續部署：“首先要鉗制住守城的敵人，儘量拖延時間，等咱們的主力部隊趕到後，晚上再發動總攻。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攻下遵義城……”這時，城牆上的敵人突然開槍掃射，子彈一下子擊中了鄧萍的頭部，鮮血不住地向外冒。張愛萍立刻抱住受傷的鄧萍，不斷地呼喚他的名字。但是，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年僅27歲的鄧萍犧牲了。
從紅軍第一次反“圍剿”開始，鄧萍就與彭德懷並肩戰鬥。年輕的鄧萍，在彭德懷眼中是一位有勇有謀的將才，曾歷任紅五軍參謀長、紅三軍團隨營學校校長、紅五軍軍長、紅三軍團參謀長等職務。追憶起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的戰友，彭德懷對鄧萍作了如是評價：
“從平江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從江西蘇區轉戰到長征途中，直到他犧牲前，我們一直在一起工作，相互配合得很好。鄧萍對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作戰指揮沉着果斷，英勇頑強，是一個很有才幹的優秀軍事指揮。”
鄧萍，這位紅軍的優秀指揮員，年輕的干將，在革命的道路上灑下熱血，長眠於遵義這塊革命聖地。新中國成立後，爲紀念在遵義犧牲的鄧萍及其他紅軍烈士，遵義市人民政府在種滿青松翠柏、綠水環繞的鳳凰山上修建了遵義紅軍革命烈士陵園。“青山埋忠骨”——鄧萍的遺骸被遷葬於此，並修建了鄧萍烈士墓。
紅軍衛生員——龍思泉
在遵義紅軍烈士陵園內有一個“紅軍墳”，旁邊有一座引人注目的銅像，銅像高4.5米。那是一位紅軍衛生員正在給幹人（近代貴州居民的一種稱謂）兒子喂藥的形象，放在一旁的藥壺已經被前來參觀的人們摸得鋥光瓦亮。一年四季，銅像的身上都會佩戴着遊人獻上的紅色飄帶，或是學生們爲他繫上的紅領巾。這一切都是對這位平凡而偉大的紅軍衛生員深深的敬意。
衛生員的原型是誰？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這個衛生員的原型名叫龍思泉，是紅三軍團五師十三團的衛生員。龍思泉出生在廣西百色大山懷抱中，父親是當地的郎中，常常免費給窮苦人治病。在父親的影響下，龍思泉不但學到了醫術，還延續了父親良好的醫德。年紀輕輕的龍思泉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然後在部隊中發揮自己的特長，當上了一名衛生員。參軍以後，龍思泉時刻不忘學習醫療知識，工作中吃苦耐勞，無論在多麼艱苦的條件下，他都從無怨言。龍思泉不但爲部隊的傷員進行救治，還積極爲當地的百姓巡診、看病。
1935年春，紅軍長征到貴州遵義。當時，遵義地區發生了可怕的瘧疾疾病，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患病的人越來越多，卻缺醫少藥。龍思泉挺身而出，頻繁地走村串戶，摸清病情，編排好藥方，上山採集中草藥並配置好，及時把藥分發給病人。病人服藥後，病情明顯好轉，原來病倒的村民一批批康復了起來，瘧疾疾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人們涌到紅軍駐地，對龍思泉呼喊着，你是拯救我們的神醫，是拯救我們的“活菩薩”啊！
紅十三團準備撤離遵義的時候，一位年輕人氣喘吁吁地跑到營裡，請求“神醫”龍思泉到家中醫治患有重病的父親。年輕人家中一共五口人，過着貧苦的生活。本來能夠勞動賺錢的只有他和父親兩個人，現在父親一病不起，這讓全家人急得團團轉。龍思泉瞭解情況以後，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年輕人的請求。
隨後，龍思泉徒步走了20多里路，來到年輕人的家中。他沒顧上休息，立刻給臥病在牀的老人檢查病情，並開了藥方。病人服藥後不久，身體狀況出現好轉。
當時天色已晚，第二天部隊就要離開遵義。龍思泉在醫治好病人以後，給病人留下了幾服藥，表示要趕回營裡。年輕人對龍思泉說：“真是謝謝你救了我的父親。現在外面天黑路滑，你回去我們也不放心，還是明天天亮再走吧。”就這樣，龍思泉在年輕人的家中留宿下來。夜裡，龍思泉沒有睡覺，一直看護在病人的身邊，不時爲其擦擦額頭的汗水。
第二天一早，病人身體幾近痊癒，周圍的鄰居們聞訊趕來看望。不一會兒，門口聚集了幾十位村民，大家都說龍思泉是紅軍隊伍中的“神醫”。村民們你一言，我一語，紛紛向龍思泉諮詢醫療知識。他不但耐心地解答了村民們的問題，還把隨身攜帶的藥品分發出去，囑咐大夥如何服用。
事情安頓好以後，龍思泉動身趕回部隊。20多里路，他一刻也沒敢耽擱，終於趕回了部隊駐地。可惜，當龍思泉趕到時，部隊已經出發了。他背起行軍包，健步如飛地朝着部隊前進的方向追趕。周圍的鄰居們聞聲趕來送龍思泉，望着他翻過了山坡。突然，遠處傳來一陣槍聲。鄰居劉大伯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叫上其他幾個人，立刻趕到山坡後面查看情況。
眼前，龍思泉躺在了血泊之中。原來是地主家的幾名狗腿子看到紅軍後，連開三槍，擊中了龍思泉。龍思泉犧牲了。村民們將龍思泉的遺體安葬在桑木椏路的樹林中。大夥都不知道龍思泉的姓名，商量決定，在墳墓前的墓碑上刻下“紅軍墳”三個字。
從此以後，紅軍衛生員的事蹟廣爲流傳。毛澤東得知龍思泉的故事後，評價說：“多好的孩子，爲我們紅軍增光了！”
爲紀念優秀的紅軍衛生員，遵義的青年詩人爲“紅軍墳”寫了一首詩：
紅軍墳
裡面睡着的是位紅軍男衛生員
可在人們心中
卻是一尊永遠膜拜的女神
1935年在那患着傷寒病的早晨
他放下手中的槍
踏着露水走進一戶戶呻吟的家庭
腳步扎入土壤最深的部位
女性般細膩的手
捂熱幹人冰冷的額頭
他從破舊的箱子裡
翻出一道道藥方
呵護襤褸不堪的肌膚
溫暖着途徑的每一座
山巒茅屋和村莊
順路他還看送去的種子
是否長出紅色的莊稼
看挑滿的水缸
鋪好的被褥以及
那位依依不捨的房東老大娘
傍晚時分突然傳來罪惡的槍聲
他踉蹌着疲憊的身子
還想與鄉親們再聊一會兒
探起的頭顱化爲堅硬的石塊
砸破挖墳團丁的腳趾
他踉蹌着佇立的身姿
讓村莊裡的每一扇窗戶
都流出了眼淚
他叫龍思泉可人們都叫他小紅
就像母親呼喚
自己孝順女兒的乳名
他從沒住過集鎮人們便從桑木椏
把他邀請進了遵義城
爲了醫治更多的靈魂
七十多年了那座小墳
香火一直很旺
那尊銅像雕塑
人們都很迷信都在
爭相撫摸綁腿上的體溫
身上百病俱除
心中蓄滿虔誠
他的到來讓一座山變了顏色
小龍山從此被稱爲紅軍山
而那座小墳也被稱爲紅軍墳
世世代代坐不改姓
站不改名
從士兵到館長——孔憲權
長征中，紅軍在遵義停留的時間最長，並在此書寫下不朽的傳奇。建國後，遵義縣城內修建了遵義會議紀念館，爲人們展示並介紹了紅軍在遵義發生的故事。這座紀念館的首位館長正是當年因傷留在遵義的紅軍戰士——孔憲權。
孔憲權，原名孔權，1911年2月出生在湖南瀏陽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年加入當地農民武裝，1930年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五次參與了紅軍反“圍剿”的戰鬥，積累了豐富的戰鬥經驗，當過紅一方面軍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的傳令排長，長征途中任紅三軍團四師司令部偵察參謀。
在孔憲權參與的戰鬥中，1930年12月30日在江西永豐縣的龍岡之戰令他最爲驕傲。當時，紅軍不但擊潰了國民黨的精銳之師第十八師，還活捉了師長張輝瓚，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1931年春，毛澤東爲龍岡之戰寫下詩句：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在戰場上奮不顧身的孔憲權獲得過榮譽，也受到過懲罰。由於孔憲權喜歡喝酒，一次因醉酒而延誤了傳達命令而降職。“彭德懷馬上把我叫去，罵得我狗血淋頭，當即撤了我的傳令排長。”提起犯下的錯誤，孔憲權從不隱瞞。戰爭年代他以此爲戒，到了晚年，還是喜歡每天喝上兩口。
1935年初，爲了徹底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毛澤東和中革軍委下令離開貴州，調轉槍頭，準備利用有利時機回師遵義，給敵人來個措手不及。2月26日，中革軍委下令攻克婁山關，並把任務交由紅三軍團。時任紅三軍團十二團作戰參謀的孔憲權先是帶領偵察員抓獲了守關的敵人，獲取了重要的地方情報。隨後，孔憲權率領突擊隊攻打敵人位於婁山關南面的指揮所——黑神廟。當孔憲權率隊趕到黑神廟附近時，不料敵人的援軍也到了。眼見紅軍戰士人數較少，敵人叫囂着發起了攻擊。
這時，孔憲權對戰士們說：“大家不要害怕，我們到敵人挖好的戰壕裡躲避一下，看準時機再進攻。”於是，大家紛紛跳進戰壕裡，砍倒了幾棵大樹作爲掩護。紅軍利用地形優勢，迅速組織射擊，一連擊中了十幾名敵人。不多時，紅軍戰士們的彈藥將盡，他們奮起躍出戰壕，抽出馬刀，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肉搏戰。孔憲權一邊開槍掩護戰士們衝鋒，一邊指揮着戰鬥。
突然，孔憲權感到自己左腿失去了知覺，一下子跌倒在地。頃刻間，鮮紅的血從孔憲權的左腿胯骨處不停地流出。原來，孔憲權的左腿胯骨被敵人一連擊中6槍，擊穿了12個槍眼。此時，敵人從對面衝了過來。孔憲權猛地翻滾到旁邊的泥水中，忍着劇痛，朝着敵人不斷射擊。
孔憲權血流不止，臉色開始發白，但是他還堅持着不浪費一顆子彈，使勁全身力氣瞄準敵人。整整八十發子彈最後只剩三顆子彈的時候，二營營長鄧克明終於率隊趕到，救了孔憲權。
後來，孔憲權被立即送往婁山關附近的衛生所進行搶救。當時，他已經失血過多，身體變得冰涼，全身不住地打着哆嗦。醫生見狀，搖了搖頭說：“他的胯骨已經被擊碎了，傷勢非常嚴重，需要儘快做手術。但是我們這裡的醫療條件有限，無法醫治，只能暫時幫他止痛了。”當晚，醫生爲孔憲權的傷口做了簡單的消毒，逐漸恢復知覺的孔憲權憑藉頑強的意志熬過了漫長的黑夜。
第二天清晨，孔憲權被緊急送到遵義縣城裡的天主教堂內，即紅軍傷員臨時救治處。在那裡，孔憲權接受了手術。由於藥品稀缺，醫生只得用“鴉片水”爲孔憲權麻醉，取出了被擊碎的骨頭。手術成功後，孔憲權脫離了生命危險。當天晚上，昏迷不醒躺在病牀上的孔憲權還在不時地喊着：“衝啊！殺啊！殺！……”
當時，紅軍總政治部對傷病員的安置規定是：“團以上幹部，擡着隨部隊進退；營以下傷病員就地安置；團以上傷病員實在無力隨部隊進退的，留300塊大洋、一名衛生員、一名通訊員，就地找羣衆掩護。”由於孔憲權在戰場上表現突出，所以被允許跟隨部隊繼續長征。
1935年3月29日，孔憲權隨紅五軍團和中央軍委三局到達貴州省畢節地區黔西縣，並駐紮在地主宋少前的家中。宋少前開了一家藥鋪，他積極配合紅軍工作，並幫助治療傷員。由於孔憲權手術後的傷口並未癒合，只好留在宋少前家中繼續休養。當時身爲營級軍官的孔憲權受到了團級以上傷病員的待遇，得到了300多塊銀元作爲生活費，並配有一位醫生和一位通訊員。
一年多以後，孔憲權傷勢痊癒，但是左腿卻整整短了10釐米。從此以後，只好跛着腳生活。在遵義縣的楓香鎮，孔憲權幹過不少營生。他曾經挑着擔子，走街串巷地吆喝着賣貨，當過泥瓦匠。除此之外，曾經念過私塾的孔憲權，還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識爲村民打抱不平，幫他們打官司，寫狀子。日子久了，村民與孔憲權越來越熟悉。在得知他是一名因傷留下的紅軍戰士後，大家更是崇敬有加。
新中國成立以後，孔憲權在報紙上偶然間看到了熟悉的名字——貴州省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看到曾經的戰友的名字，孔憲權格外激動，並立即寫信聯繫。收到信的蘇振華大吃一驚，不禁脫口而出“沒想到孔憲權還活着！”曾經與孔憲權一起戰鬥的黃克誠大將在《我對長征的回憶》中寫道：
“第十二團政治委員鍾赤兵和參謀長（誤，應爲作戰參謀）孔權，都在婁山關戰鬥中負了重傷，腿被打斷。當時部隊中沒有麻醉藥品，鍾赤兵硬是咬緊牙關鋸掉了一條腿，最後隨部隊堅持到達陝北。孔權當時留下來就地寄養，以後就與部隊失去了聯繫。全國解放以後，我突然接到了孔權的來信，知道他還活着。孔權在信中表示，雖然身體殘廢了，但還可以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組織上考慮分配他工作。我把他的來信轉給了有關部門。”
後來，經過多方協調，老戰友們眼中“打不死的程咬金”——孔憲權不但恢復了黨籍，還成爲了遵義會議紀念館的第一任館長。
從士兵到館長，孔憲權付出了艱辛和努力，無論是傷殘落魄的時候，還是情況好轉以後，他始終以紅軍戰士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1952年，孔憲權擔任遵義會議紀念館籌備委員會秘書，參與遵義會議紀念館建館的籌備工作。
當時，遵義會議紀念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早建立的21個革命紀念館之一，沒有任何參照和系統流程。孔憲權邊實踐邊摸索，先是以文化部的指示精神爲標準，對紀念館地址及周邊環境進行了修繕和清理，然後調動人員大量徵集紅軍在貴州的文物、資料等。此後，爲了讓紀念館中所展示的內容更加豐富，孔憲權還組織成立了籌備處，並派專業人員外出進行採訪，針對紅軍長征經過貴州的路線，歷時10個多月的時間，走過了44個縣（市）及川南、滇東5縣，徵集文物多達1286件，更加全面地瞭解並掌握紅軍在貴州的詳細資料。1957年7月，遵義會議會址正式對外開放。任職期間，孔憲權一心撲在紀念館的建設上，不間斷地爲解放軍官兵和青少年學生講述紅軍的英雄事蹟，提倡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
1958年11月，鄧小平參觀遵義紀念館時，稱讚孔憲權說：“你是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最合適的人選。”同年，孔憲權來到北京，並有幸到朱德、彭德懷、胡耀邦等領導家中做客。
1960年6年，在孔憲權組織安排下，紀念館的業務人員根據300多萬字的文字資料，整理並編寫了一本關於紅軍長征經過貴州的書，名爲《紅軍長征在貴州》，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11月，毛澤東主席爲遵義會議紀念館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
從普通士兵到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孔憲權的傳奇故事廣爲流傳，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伯茲裡在所撰的名著《長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也有所記錄。1988年11月7日，時年78歲的孔憲權不幸逝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自發了唁電：“對長征老戰友孔憲權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同時，全國七大軍區也發來唁電錶示沉痛哀悼。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