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巡查緝捕”，則是錦衣衛區別於其他各朝禁衛軍的特殊之處，也是它爲什麼能爲人們牢牢記住的原因。其實朱元璋建立錦衣衛的初衷也只是用來鹵簿儀仗，但後來由於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覺傳統的司法機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來不太順手，於是將錦衣衛的功能提升起來，使其成爲皇帝的私人警察。負責偵緝刑事的錦衣衛機構是南北兩個鎮撫司，其中北鎮撫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設，專理皇帝欽定的案件。成化元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不必關白本衛。北司擁有自己的監獄（詔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不必經過一般司法機構。南北鎮撫司下設五個衛所，其統領官稱爲千戶、百戶、總旗、小旗，普通軍士稱爲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執行緝盜拿奸任務時，被稱爲“緹騎”。緹騎的數量，最少時爲1000，最多時多達60000之衆。錦衣衛官校一般從民間選拔孔武有力，無不良記錄的良民入充，之後憑能力和資歷逐級升遷。同時，錦衣衛的官職也允許世襲。
明朝前兩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於其出身的特殊性，對皇權的維護，以及對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高度要求。這就使得錦衣衛“巡查緝捕”的職能無限度的擴大了。一般來講，錦衣衛的工作只限於偵察各種情報、處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適逢野心大、心腸狠的指揮使掌權，就會利用職務之便不遺餘力地製造事端，既可以打擊異己，也可以作爲自己升遷的資本。如成祖時的紀綱、英宗時的逯杲、武宗時的錢寧等，在他們掌權時，緹騎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處於他們的監視之下，對他們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會家破人亡，全國上下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北鎮撫司大牢中更是關滿了各種各樣無辜的人們，死於錦衣衛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計其數。更爲可怕的是，這種恐怖的氛圍，與唐武則天時期的短期出現不同，終明一朝幾乎是綿綿不絕，這種無節制的濫捕極大地影響了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關係，使百官、民衆、軍隊與皇帝離心離德。
錦衣衛另一項着名的職能就是“執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來教訓不聽話的士大夫的一項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稱之爲：“明之自創，不衷古制”。一語道破了貫穿明皇朝的特別的酷政性質。一旦哪位倒黴官員觸怒了皇帝，被宣佈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綁雙手，押至行刑地點午門。在那裡，司禮監掌印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一左一右早已嚴陣以待。受刑者裹在一個大布裡，隨着一聲“打”字，棍棒就如雨點般落在他的大腿和上。行刑者爲錦衣衛校尉，他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技藝純熟，能夠準確根據司禮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的暗示來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這兩人兩腳象八字形張開，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條活命；反之，如果腳尖向內靠攏，則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杖完之後，還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擡起後再重重摔下，此時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條命。廷杖之刑對士大夫的和心靈都是極大的損害，但明朝的皇帝卻樂此不疲，錦衣衛將校對它也是情有獨鍾。
縱觀有明一朝的錦衣衛，既出過袁彬、牟斌這樣比較正直的指揮使，也出過馬順，紀綱一類的走狗，酷吏。既有過對萬曆中日戰爭中出色的情報戰，及其對蒙古貴族策反等表現，也有過依附東廠，妄殺忠臣的卑劣行徑。但總的來說，其職能主要還是爲明朝皇帝監視，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階層的行爲和預防可能的叛亂，同時負擔相當部分國防及情報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錦衣衛這樣高效率的工具，監督士大夫階層，文武官員的犯罪行徑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也使得不法之人及文官集團更加忌憚。有明一代的錦衣衛，基本是文官，宦官兩大同治集團的***工具，主要作用總是隨着國家政策的變化而發生着變化。儘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相當的負面影響。
明代的錦衣衛設立之初，乃是着名的酷政。《明史？刑法志》明確說，近於漢武帝時之詔獄。所謂詔獄，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級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詔書始能繫獄的案子。漢武帝與匈奴作戰多年，將國家拖入了戰時體制，多用法家酷吏，嚴刑峻法，《史記？酷吏列傳》等篇說，漢武帝晚年，詔獄多達二十六所，關押有郡守、九卿一級高官前後達百餘人，牽連對象至十餘萬人。不過，在漢代，這類酷政依然只是漢武帝晚年階段較短時期的現象。瞭解了詔獄的性質，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設置錦衣衛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職官五》說：“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恆以勳戚都督領之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明太祖擔心自己死後，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了若干由頭，連殺帶整，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滅了個乾乾淨淨。這類案子，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如果交給朝官們按法辦理，就有可能曠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這些案子作爲詔獄交給錦衣衛辦理。
這樣來看錦衣衛，性質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衛”，本就是皇帝的親兵；“刑獄”，自己可以斷獄；加之“密緝”，則又說明其特務機構性質。漢武帝時的詔獄，仍是由朝官辦案，只是嚴刑峻法的政策失誤；明太祖的錦衣衛，則以消滅功臣爲目的，羅織罪狀，置無罪者於死地。“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爲多。”《明史？刑法志》說：“胡惟庸、藍玉兩（大臣）案，株連且四萬（人）。”足見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維護皇權，剷除之心過關切的產物，所以其後遺症也特別嚴重。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類酷政不可以爲常，所以，在藍玉案以後、也即是功臣都已殺得差不多後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他就下“詔內外獄無得上錦衣衛，大小鹹經法司”。不過，始作俑時心術已壞而造成的弊政，是難以斷根的，到他的兒子燕王朱棣，藉着京城文武功臣已經殺光、大傷元氣的特殊機遇，起兵奪了明太祖嫡孫建文帝的帝位，是爲明成祖，不免又要大殺忠於建文帝的正直官僚，這卻又需要特務機構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錦衣衛重又燦爛輝煌。明初兩代重用錦衣衛，其後，有明一代，此弊終難去矣。
東廠的發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子的皇位後，朱棣的精神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新政權並不十分支持。爲了鞏固政權，朱棣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但他覺得設在宮外的錦衣衛使用起來並不是很方便，於是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機構。在朱棣起兵的過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過很大力（如着名的鄭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還是覺得宦官比較可靠，而且他們身處皇宮，聯繫起來也比較方便。
就這樣，在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建立了一個由宦官掌領的偵緝機構，由於其地址位於東安門北側（今王府井大街北部東廠衚衕），因此被命名爲東廠。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起初，東廠只負責偵緝、抓人，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但到了現在，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東廠的首領稱爲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主和廠督，是宦官中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除此以外，東廠中設千戶一名，百戶一名，掌班、領班、司房若干，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於小隊長，也稱檔頭，番役就是我們俗稱的番子。
東廠的偵緝範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一些重要衙門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種邊報、塘報，東廠都要派人查看；甚至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價格，也在東廠的偵察範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相比錦衣衛必須採用奏章的形式進行彙報，要方便的多。東廠府衙的佈置比較搞笑，大廳旁邊的小廳，供着岳飛的雕像，廳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歷屆東廠廠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廳西側的祠堂裡，堂前還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東廠人員的所作所爲與他們這些偶像實在相差太遠，東廠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裡面活動，並非完全爲朝廷辦事，更多的是爲自己謀私利。他們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後就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到了明中後期，東廠的偵緝範圍甚至擴大到了全國，連遠州僻壤，也出現了“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搞的舉國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與錦衣衛的關係上，東廠則是後來居上。由於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係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關係，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係，在宦官權傾朝野的年代，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要下跪叩頭。
既然嶗山四鬼跟錦衣衛有了勾結，這事還真不好處理了，總不能將來人全部都滅了吧？估計真要這樣做的話，女媧的後人會以破壞世俗界的罪名直接將自己給放逐了，看來這事還真得讓吳猛德出面解決才成了，不管怎麼說，現在東廠死死的壓着錦衣衛，相信錦衣衛的人見有東廠的人出面插手，會退縮的，想不到大都一行還真是收穫頗豐啊！想到懷裡那塊令牌，李玉龍的臉上就笑開了花，東廠也罷！錦衣衛也罷！只要別惹他，大家和平相處，誰也不犯誰，真要是惹火了，他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不改變世俗界的歷史發展這規矩自己這樣做不算是破壞吧！自己又沒有親自動手，相信女媧後人就算知道了，也不能給自己安個“莫須有”的罪名吧！李玉龍倒是想親手滅了嶗山四鬼，替自己的二哥報仇，可一旦動手，很有可能會引起東廠和錦衣衛之間存在已久的矛盾爆發，到時候可能就真的改變了歷史的發展了。
達到自然之道大成境界以後約束太多了，總讓李玉龍感覺到有種束手束腳的樣子，在世俗界，現在他也只能當着威脅別人的籌碼來使用了，空有一身武功卻不能跟人動手，光是想想就覺得鬱悶之極，原本還想找以前那些追着他打的江湖正義人士的麻煩，現在看來，也只能在心裡想想罷了，根本就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