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傳奇，那些精彩
生活遠比藝術要精彩，歷史遠比小說要震撼。
翻看各種有關新四軍的資料，我們不難發現硝煙散去，在歲月的磨礪下，只剩下一串串的枯燥數字，一個個熟悉或是陌生的名字。當然，它們標示了新四軍驕人的戰績，證明了新四軍的犧牲，代表了中國人的不屈尊嚴，訴說了炎黃子孫爲了保衛自己的家園是怎樣的前仆後繼。
可是有誰曾想過，除卻宏大敘事，這些略顯抽象、空洞的數字與人名的後面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一段段鮮活生動的傳奇故事。
葉挺掛帥新四軍
1937年9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通報：經蔣委員長覈准，“委任葉挺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10月12日，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在南昌轉發了蔣介石關於將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編入新編第四軍由葉挺調用的電令：“一、鄂豫皖邊高敬亭部；二、湘鄂贛邊區傅秋濤部；三、粵贛邊區項英部；四、浙閩邊區劉英部；五、閩西張鼎丞部，以上各部統交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編遣調用。”這份電令，第一次公開發布了新四軍的番號和軍長人選，標誌着新四軍番號的確立。
1939年，新四軍軍部決定將10月12日定爲新四軍成立紀念日。
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爲什麼要由國民黨方面來發布命令？這是因爲在國共合作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共產黨當時不是執政黨，中華民國政府纔是中國對外的合法政府。爲了共同抗日，紅軍改編後全部納入國民革命軍的編制序列，所以國民政府的命令才具有權威性。
那麼，組建後的部隊爲什麼叫新四軍？爲什麼讓葉挺任軍長？新四軍的組建與八路軍的改編，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八路軍的改編是經過國共雙方反覆協商達成協議後實現的；而新四軍的組建，國共雙方還沒有達成一致，蔣介石就單方面搶先於9月28日任命葉挺爲軍長並予公佈。
葉挺曾於192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任以共產黨員爲骨幹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在北伐戰爭中率部擔任先鋒，討伐軍閥吳佩孚部，長驅直進，連戰皆捷，在汀泗橋、賀勝橋諸役中屢建戰功，被譽爲北伐名將，後任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副師長、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1927年參與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任前敵總指揮兼第11軍軍長；同年12月，參與領導廣州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起義失敗後，葉挺因受到不公正的批評，離開了共產黨，在海外過了10年流亡生活，直至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才毅然回國參加抗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兩黨再次合作。7月間，周恩來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上海。他和葉挺從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沒見面了。藉着這個機會，由潘漢年安排，他們見了一面。要談的話很多，但周恩來時間很緊，只簡短地告訴葉挺：當前他正和蔣介石談判紅軍部隊的改編問題，待這一任務解決之後，改編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的問題，將會提上議事日程，他希望葉挺能夠參加這支部隊的改編工作。爲此，周恩來示意葉挺可在適當的時候向陳誠、張發奎等表示一下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藉以取得他們的支持。
八一三淞滬戰役爆發後，葉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揮作戰的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向他表明希望參加改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並建議成立一支名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正規部隊共同抗日。葉挺提議改編後的部隊稱爲新四軍，意在表示繼承北伐戰爭“老四軍”的優良傳統，象徵着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
陳誠聽了表示同意，答應由他出面向蔣介石疏通。蔣介石迫於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嚴峻形勢，採納陳誠的保薦，再一次被動地接受了中共國產黨提出的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合編爲一個軍的改編方案。9月28日，在沒有徵得中國共產黨同意的情況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就發出通報，宣佈“委員長覈定”，“任命葉挺爲新編第四軍軍長”。
不過，葉挺當時並沒有馬上就職。因爲國民黨當局的這一委任是在沒有徵求中共中央意見的情況下單方面做出的，中共中央還未表態，而葉挺本人在沒有得到中共中央認可之前，也未呈報就職。
蔣介石認爲，葉挺已不是共產黨員，這次恐怕不會替共產黨辦事了。他想趁機拉攏葉挺，企圖把南方紅軍游擊隊控制在自己手裡。他之所以同意將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爲一個軍，是認爲既可以把3年“剿”不滅的南方紅軍游擊隊集中起來，調虎離山，穩定“後院”；又可將他們送往敵後與日軍直接較量，“借刀殺人”。當然蔣介石這點小心思並未得到實現。後來的情況表明，葉挺沒有被蔣介石拉攏，卻更加靠近中國共產黨；新四軍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發展壯大了。
當時，中共中央並沒有立即同意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是因爲葉挺長期寓居海外，中央對他的政治態度和立場不太清楚，需要一個考察瞭解的過程；加之蔣介石陰謀利用葉挺把紅軍游擊隊抓在自己手裡，這也是共產黨需要慎重考慮的。
鑑於這種複雜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並未簡單予以肯定和否定，而是相當慎重地與周恩來保持聯繫，查詢“恩來與葉挺究竟談了些什麼”，多次致電博古和葉劍英，告以“葉挺是否能爲軍長，待你們提出保證”，並決定請“葉挺來延安商談”之後“再行決定”。
葉挺也深知情況複雜，向在南京的博古、董必武、葉劍英等表示，他理解黨中央的慎重處理方針，並鄭重聲明，他完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戰略，完全接受黨的領導，願意到延安去與中央負責同志當面商談。他還表示，如黨中央不贊成他做軍長，他仍可辭職。
10月下旬，葉挺離開南京，途經武漢、西安，來到延安。在延安，毛澤東等親自迎接他，爲他設宴接風，多次進行廣泛交談，並陪他到抗大、黨校等地參觀。
葉挺對他在大革命失敗之後走過的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戰略，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坦誠直率，溢於言表。毛澤東對葉挺在北伐戰爭中和南昌、廣州起義中建立的歷史功績給予高度評價，對他充分理解我黨的路線政策和願意與我黨共同抗日的堅定決心表示熱烈歡迎。
他們的談話開誠佈公，真摯懇切，對於抗戰的發展趨勢、獨立自主原則、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造敵後根據地等重大問題，都有詳盡的探討，並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們還談了新四軍的組建問題。
11月8日，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抗大禮堂舉行了一次歡迎葉挺的幹部大會，正式宣佈了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的決定，項英任副軍長。
毛澤東在致歡迎詞時說：“我們爲什麼要歡迎葉挺將軍呢？因爲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爲他願意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爲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
葉挺在講話中激動地說：“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險，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要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
1937年11月9日，葉挺受命離開延安前往武漢，肩負起了組建新四軍的重任。至此，葉挺成爲國共兩黨都承認的新四軍軍長。
浴火重生——復建軍部
重建軍部，誓縛天狼。莽莽海疆，浩浩串場。將星雲集，萬衆慨慷。政委少奇，勳業輝煌。雄才大略，陳毅軍長。江淮河漢，縱橫決蕩。砥柱華中，鐵壁銅牆……
許多年過去了，這些鐫刻在鹽城“重建軍部紀念塔”上的文字，讀來仍令人熱血沸騰。
1940年秋，國民黨頑固派以華中爲重點，掀起了第二次反共**。國民黨政府攻擊新四軍“遊而不擊”，限令在大江南北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所有部隊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規定地區、新四軍加入八路軍序列。中共中央爲顧全大局，確定“對皖南取讓步政策，對華中取自衛政策，而在全國則發動大規模的反投降、反內戰運動”的基本政策，一方面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險惡用心，一面令皖南新四軍部隊北移。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9000餘人奉命北移，在途中遭到預先集結的國民黨軍7個師8萬兵力的包圍襲擊。新四軍部隊除2000餘人突圍外，大部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英勇殉職。1月17日，國民政府軍委會誣衊新四軍是“叛軍”，撤銷其番號，將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從而將反共**推向頂峰。
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揭露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摧殘抗戰力量的罪惡行徑。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並發表談話，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辦法。
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之後，1941年1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重建。中央軍委任命陳毅爲代理軍長，劉少奇爲政委，張雲逸爲副軍長，賴傳珠爲參謀長，鄧子恢爲政治部主任。新軍部以原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爲基礎組建。新軍部成立後，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將活動於隴海鐵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各部，統一整編爲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共9萬餘人，繼續堅持華中地區的抗日。
在陳毅同志的革命生涯中，他曾多次受命於危難之際。1935年中央紅軍主力北上抗日，陳毅受命留在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領導留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爲保衛蘇區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進行了極端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
這一次是皖南事變後，陳毅出任新四軍代理軍長，他又一次毅然決然地挑起了新四軍打破困境的歷史重任。
陳毅十分重視新四軍的發展方向，他在重建軍部的就職演說中嚴肅地闡釋了它先鋒隊性質，他說：“新四軍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他是最堅決地爲着中華民族的解放與人民的事業而奮鬥。中華民族一天不解放，中國人民一天不解放，則新四軍必然會發展……新四軍是由優秀的分子組成，是代表抗日民衆利益與要求，始終堅持着和高舉着這面抗戰的大旗，堅決抗戰到底！”
“恩愛”信物臂上戴
喜歡看反映抗戰題材影視作品的人都會發現並提出這樣的問題：新四軍使用過兩種不同的臂章。一種是寫有“新四軍”字樣的漢字臂章，另一種是寫有“N4A”符號的字母數字臂章。爲什麼同一支抗戰部隊卻有兩種不同的臂章呢？這兩種臂章是交叉佩戴使用，還是有先後之別呢？
其實，新四軍的這兩種臂章是抗戰時期國共兩軍關係發展變化的產物。
皖南事變前新四軍用是外方內圓藍白二色“新四軍”字樣居中的臂章。皖南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宣佈取消新四軍番號。中共中央對此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鹽城成立。鬥爭形勢要求新四軍要有新的臂章，作爲全軍的標誌。軍部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剛來新四軍的上海美術教授許幸之。
許教授接受設計臂章任務後，立即收集有關新四軍臂章的資料，發現新四軍的臂章已經有了好幾種設計方案，有畫持槍戰士形象的，有書寫“抗敵”字樣的，有印“新四軍”字樣的，還有字樣下注明年月、部隊番號的。許教授徵求了許多人意見，覺得以前是新四軍現在仍然是新四軍，只是領導關係的變化，抗戰的任務沒有變，還是不要離開以前臂章的設計太遠，最好仍用外方內圓藍白二色的形式，裡面的字樣如果不用漢文，也可用外文字母。許幸之聽取了大家的意見後，取了“N四A”作爲臂章字樣，用粗線黑體書寫，這樣就非常醒目，也很有力。
樣稿畫出來後，許幸之拿給陳毅看，問他是否同意這個樣稿。陳毅一看，高興地說：“這個臂章好，有神秘性嘛，可以起隱蔽保護作用。”果然贊成用英文字母縮寫。“不過‘四’用阿拉伯的‘4’，N4A怎麼樣？”
許教授真佩服陳毅敏銳的審美感，“四”是中國使用的數字，如果字母用了洋文，再用“四”就有點外國人穿馬褂的味道，古里古怪的。所以，他馬上更改“四”爲世界通用的阿拉伯“4”。
後來這個樣稿經過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的美術教員莊五洲最後畫出正稿，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在“N4A”的兩個上角各點綴一顆五角星。這個畫稿通過後，新四軍戰士逐步開始用這個臂章。直到抗戰結束，新四軍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臂章纔不再使用。
臂章剛下發到連隊時，許多戰士不認識上面的洋字母，老是記不住臂章上的發音。有人便想了個辦法，用漢語注音，只要記住“恩愛”便記住了臂章，這方法果然靈。大家開心地稱自己膀臂上的臂章是“恩愛”信物，帶上它便不能忘記報恩國家，熱愛民衆。
新四軍中的兩位獨臂將軍
在新中國的開國將軍中，有10位獨臂將軍。毛澤東曾感慨道：“中國從古到今，有幾個獨臂將軍嘛？舊時代是沒有的，只有我們紅軍部隊，才能培養出這樣獨特的人才。”這些獨臂將軍們，爲了人民的解放事業率軍拼殺，血灑疆場，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爲建設新中國傷痕累累，鞠躬盡瘁，建立了不朽的功勳，譜寫出一串串動人故事，留下一段段傳世佳話，令人深思，掩卷難忘。
今天，就讓我們來認識一下新四軍的兩位獨臂將軍。
童炎生：要當模範的將軍
在這10位身殘志堅的將軍中，有一位以“腦殼上要刻着三個字——當模範”爲座右銘的童炎生將軍。至今，他的傳奇故事還廣爲流傳。
童炎生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一直戰鬥在最危險的槍林彈雨第一線。他深諳“爲將之道，要甘苦共衆”，“同其生死”，身先士卒。不論是做軍事幹部，還是從事政治工作，他始終以“腦殼上要刻着三個字——當模範”要求自己，要求部屬。抗日戰爭時期，由於童炎生模範表率作用突出，他很快被提升爲新四軍主力之一“老虎團”的營政委、團政治部主任。
1940年10月，國民黨頑固派人物韓德勤調集26個團3萬餘人兵力，要把挺進蘇北抗日的新四軍“趕下長江喝水”。在一次戰鬥中，近2000敵軍潮水般涌向二團陣地，各營和團特務連衝進敵羣將敵分割成二段圍殲。這時已無預備隊可用，團長段煥競揮槍大聲命令：“機關人員跟我上！”紅軍機槍手出身的團政治部主任童炎生，從戰士手中奪過機槍，一連幾個點射打掉了衝在前面的敵人。激戰中，彈片擊中童炎生的前額，頓時血流滿面，他堅持不下火線，直到打光子彈。在團首長表率作用影響下，機關勤雜人員齊上陣，消滅了突入之敵。包紮傷口時，童炎生興奮地說：“今天算是過了把機槍癮。”可三顆黃豆大的彈片卻嵌入他的額頭留下終生的紀念。
1944年，童炎生指揮部隊擊潰了與日僞軍勾結的國民黨頑固派陳泰運部，一舉攻克張遊莊。在打掃戰場時，新四軍繳獲大批土製速爆手雷。童炎生在打穀場上手中拿着一枚土製速爆手雷，對部隊說道：“這次雖然我們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敵人的這種速爆手雷也給我們造成不小的傷亡。我們要學會運用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這種土製速爆手雷起爆時間短而且不穩定，要好好研究它，掌握它，運用它。”說完，他拿着這枚速爆手雷走向村外小河的一座木橋上研究起來。警衛員陳德風見狀，邊高喊“首長，危險”邊往橋上衝去。話音未落，速爆手雷在童炎生剛舉起的右手中爆炸。童炎生應聲倒地，整個右手至腕部血肉模糊，手掌及手指全部炸飛了。衛生員簡單包紮止血後把他送到蘇中軍區後方醫院救治。經截肢，童炎生成了獨臂軍人。
然而，他是個堅強而樂觀的人。術後第二天他就拒絕護士餵飯，自己試着用左手拿筷子吃飯，接着又在病牀上練習左手舉槍瞄準和寫字。殺敵心切，童炎生未等傷愈就返回了部隊。由於截肢縫合部位皮膚收縮太大，傷口處紅腫發炎，他不得不接受二次截肢手術。但童炎生像上次一樣，未等傷口痊癒又趕赴前線。童炎生的這兩次“折騰”害得妻子徐敏心急火燎地在醫院、團部、前線間跑了三趟，最後還是粟裕下令讓童炎生“老老實實”呆在在師部養傷，徐敏才見到了自己的丈夫。童炎生打趣地對妻子稱自己是“一把手”，並安慰妻子說：“戰爭總會付出代價，沒有流血犧牲怎能換來勞苦大衆的幸福。我是倖存者，你應該慶幸高興纔是。”
童炎生以自己的表率行爲，實踐了“腦殼上要刻着三個字——當模範”的錚錚誓言。這句樸實無華、言簡意賅的口號，更是從此成爲新四軍老二團、特三團的政治動員令。
全國解放後，童炎生先後任蘇北軍區參謀長、江蘇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屆委員。
1985年5月，童炎生將軍因左腿戰創留下的頑疾導致骨癌，走完了他從放牛娃到軍人，從士兵到開國將軍的74年傳奇人生。新華社發表通稿稱：“童炎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我軍的優秀指揮員，傑出的政治工作領導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榮的一生，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一生。”
廖政國：爲了戰友，不惜自己的右臂
廖政國在抗日戰爭時期，先後歷任新四軍營長、支隊長、團參謀長、團長、旅參謀長、旅長、縱隊司令員。
1940年10月，廖政國所在的部隊在黃橋決戰後，駐紮在黃橋鎮整訓。此前，廖政國曾聽部隊指戰員反映，當時用的那批手榴彈不好使。手榴彈扔出去時，有時候爆炸威力很大，有時候卻只是一破兩半，根本沒什麼威力。武器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戰鬥的勝敗，帶着這樣的武器打仗，心裡可就沒底啦。爲此，廖政國決定，一定要弄清，這批從僞軍手中繳獲來的手榴彈，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當兵之前的廖政國，是個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農家少年。參加紅軍之後，他利用戰鬥之餘，努力學習文化，有了很大的進步。面對這些又笨又大，有着長長木柄的傢伙，廖政國用心琢磨了起來。最終，他搞清楚了問題的原因所在：引線的長短決定了手榴彈爆炸的時間；還有，手榴彈的質量決定了手榴彈爆炸時的威力。
問題找到了！廖政國把部隊幹部召集到他的屋子裡，給大家講解這批手榴彈的構造原理和爆炸性能。講着講着，他手中的那顆手榴彈突然冒起了白煙。意外發生了！危急時刻，只見廖政國一邊高喊“注意安全”，一邊迅速跨上身邊的桌子，站起來，右手高高舉起了手榴彈。
轟然一聲巨響，手榴彈爆炸了。周圍的人都安然無恙，廖政國的右臂卻被炸飛了。
廖政國爲什麼不把手榴彈扔出去呢？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當時屋外的院子裡有人正坐着曬太陽，窗臺上趴着警衛員和馬伕，也正入神地聽廖政國講課，隔壁裡屋團政委正在休息。廖政國周圍的每個方位都有人。在那一剎那，廖政國判斷，手榴彈一旦扔出去，不管哪個方向，都會有人傷亡。於是，他選擇了站上桌子，高高舉起手榴彈，儘量拉開自己與周圍同志的距離，讓手榴彈在自己手中爆炸。
從此，廖政國就成了有名的“獨膀子”。
解放戰爭時期，廖政國先後任師長、軍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副軍長、軍長、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舟嵊要塞區司令員、上海警備區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鐵骨錚錚在獄中
在江西上饒周田、茅家嶺、李村、七峰巖等地一帶，設立有一座規模龐大的法西斯式人間地獄。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上饒集中營，是蔣介石在“皖南事變”後爲關押俘獲的新四軍戰士而建立的軍事監獄。這裡守衛嚴密，監獄四周架設起鐵絲網，砍光了周邊的一切樹木，由號稱精銳的憲兵第八團的一個連封鎖着所有通往這裡的道路。
集中營內主要囚禁皖南事變中談判被扣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和彈盡糧絕被俘的新四軍排以上幹部，這其中就包括軍部政治部秘書處長黃誠、教導總隊副總隊長兼教育長馮達飛、和組織部部長李子芳等新四軍高級將領。還有部分從東南各省抓來的共產黨員和其他愛國進步人士，共七百餘人被陸續押送到這裡。即使失去了自由，這些黨的優秀兒女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而是秘密成立了獄中黨支部，繼續同國民黨反動派做着不屈不撓的鬥爭。
虛僞狠毒的蔣介石沽名釣譽，爲了不落人口實，在上饒集中營推行了有別於其他監獄的管理制度。對外打着軍事訓練機關的幌子，明明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階下之囚”，卻被稱爲“學員”，所有人一律着軍服。由於皖南事變震驚中外，加之這裡關押着大量聲名赫赫的新四軍高級將領，所以負責看押的特務們在監獄裡實行的是所謂“政治感化爲主，軍事訓練爲輔”的管理方法。
然而，黃誠、李子芳等高級將領並沒有被敵人的“懷柔”政策所迷惑。他們在熟悉了集中營內的情況後，很快成立了秘密的黨支部，由李子芳任黨支部書記，黃誠、馮達飛等人擔任支部委員。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總結後，他們決定要不惜一切代價率領被關押的同志越獄，只有逃出去才能夠爲革命做更多的工作。但是，這需要周密的計劃和時機，他們悄悄準備着，等待着。
由於黃誠是“高級政治犯”，所以被關押在獨立的牢房內，並且享有看報紙的權力。每天早上特務都會送來當天的報紙，晚上再收回去，嚴禁私自傳遞。一天，黃誠正在考慮怎樣能與其他的牢房取得聯繫時，忽然聽到左面的牆角傳來一陣有節奏的敲打聲。是隔壁牢房的同志！黃誠一陣驚喜，趕緊走到牆角坐下來，避免被巡邏的特務看到。果然，牆角磚縫間塞過來一小塊草紙，上面寫着：“請問你是黃誠將軍嗎？”原來，聰明機智的同志們早在監獄中發明了“筆和墨”：將棉衣裡的棉花掏出來用火燒焦，再調上省下來的清水，不就成了上好的“墨水”了嗎；至於筆就更簡單了，掃地的笤帚，睡覺的竹蓆都是同志們製作筆的上好材料。在監獄的同志們儼然成了一個個“能工巧匠”。
通過這種方法，黃誠很快和各個牢房都取得了聯繫。每天他將載有最新消息的報紙通過“密道”塞給其他牢房的同志，傳閱一遍後再偷偷交回黃誠手中。同時，一有風吹草動，各個牢房間也能立刻互通消息，出謀劃策。獄中黨支部的成員也逐漸多了起來，一時間，又和組織有了聯繫的被捕同志變得心安了，這使原本一直暗流洶涌的監獄反而呈現出和平的氣象來。
但是，狡猾的國民黨反動派很快覺察到監獄中出現了問題。因爲隨着獄中黨支部的建立，抵禦不住懷柔政策而叛變的人越來越少。即使是反動派安插在各個牢房的“臥底”也都被孤立起來，再也探聽不到一點消息。
國民黨反動派所謂的“懷柔政策”失敗了。不甘心的他們開始了第二階段的高壓政策，即嚴刑逼供。他們開始頻繁地提審“要犯”，近在咫尺的審訊室裡日夜不停地傳來使用刑具的聲音。兇殘的特務使用着五花八門的手段，不斷摧殘着受刑的同志：吊老虎凳、灌辣椒水、燒紅的烙鐵……每天都有同志走不出那處人間地獄。隨着時間的推移，漸漸地有越來越多的意志不夠堅定的同志因受不了特務們的毒刑而叛變。
形勢已萬分危急，越獄的計劃已刻不容緩。其實，早在1941年秋季，越獄的地道就已經在李子芳的領導下挖通了，但是因爲想挽救更多的同志，所以一直沒有啓用。現在已經顧不得太多，李子芳批准同在一間牢房的徐錦樹、廖振文等幾名新四軍戰士先行使用暗道逃獄。他自己卻因爲受刑而身體虛弱主動放棄了逃獄的機會。對此，李子芳坦然地說：“既然參加革命，我早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只要能掩護更多的人逃出去，我的死就算有價值。”
這次越獄事件發生後，特務們惱羞成怒，將李子芳帶到審訊室嚴刑拷打，逼問逃獄人員的下落和逃跑的途徑。李子芳冷笑着對特務說：“你們的腦袋也太不靈光了吧，如果我害怕你們毒刑的話還會留在這嗎？那這會兒我早就跑回大部隊帶人回來消滅你們這些蔣介石的走狗了。”
無計可施的特務只有加強了各種防範措施，並進一步加劇了對新四軍戰俘的逼供迫害。李子芳和黃誠也被取消了政治犯的待遇，被釘上了腳鐐，受到了更加嚴密的監視。
1942年4月，日本侵略者發動浙贛戰役，大批侵華日軍進攻浙贛地區，逐步向上饒方向逼近。5月上旬，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在匆忙撤退前，將李子芳、黃誠、張正坤、馮達飛等新四軍高級將領秘密殺害在了上饒集中營內，英勇的共產黨將領們至死也沒有泄露出獄中的逃生路線，爲仍被關押的同志留下了一線生機。20多天後，獄中的同志們趁日軍逼近上饒，國民黨反動派內外吃緊的情況下，發起獄中暴動，至少有上百名新四軍將士成功逃離了上饒集中營。
這樣大規模的成功越獄事件在國民黨的歷史上是沒有的。這是所有新四軍將士同心協力不屈不撓的鬥爭意志換來的奇蹟，也是那些爲守護秘密而英勇犧牲的高級將領們用生命換來的希望。
拳拳報國心──新四軍中的華僑戰士
在華僑史上，李子芳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早年在菲律賓當學徒，後回國求學。在接觸到革命思想後，李子芳毅然放棄了自己的學業，加入紅軍，投身革命。他走過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參與過新四軍的組建，見證了“皖南事變”中的腥風血雨。被國民黨反動派俘虜後，李子芳在上饒集中營依然堅持抗爭，直到1942年，國民黨罪惡的子彈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
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中像李子芳這樣的愛國華僑還有很多。他們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之心，先後回到祖國參加新四軍，投身抗日或在新四軍抗日根據地從事抗日活動，爲中華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奮戰。
據不完全統計，僅福建泉州籍華僑先後回國參加新四軍或在新四軍抗日根據地從事抗日活動的有60多人。其中，旅居菲律賓的華僑青年就有46人，李子芳和曾擔任三支隊六團團長的葉飛是他們中傑出的代表。
1938年1月18日，由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組織的、以菲律賓華僑總工會組織部長、“民武分會”負責人之一的沈爾七爲總領隊、戴血民爲隊長的“菲律賓華僑救國義勇隊”20人，乘搭“江蘇”號輪船由馬尼拉直達廈門，途經漳州至龍巖地區的白土鎮加入由閩西南紅軍游擊隊改編的新四軍第二支隊，更名爲“菲律賓華僑隨軍服務團”，沈爾七任團長，戴血民任副團長，隨二支隊赴皖南北上抗日，開始了抗日救國的戎馬生涯，成爲新四軍中第一支由愛國華僑青年組成的抗日隊伍。
1939年5月，由“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組織的、以沈爾七爲政治顧問、以華僑青年王西雄爲團長的“菲律賓華僑勞聯會回國慰問團”20人由馬尼拉乘搭遠洋輪抵達香港。在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安排下，他們繞道越南的河內、海防，入鎮南關，途經南寧、桂林和湖南的衡南至新四軍的皖南抗日根據地，對軍民進行了慰問活動。慰問活動結束後，全體成員報名加入新四軍，並分別被派往江南前線的抗日各支部隊，馳騁於戰火紛飛的疆場。
華僑青年施純亮、張道時、吳一舟和張極生抱着“滿腔熱情去受訓，不到延安誓不停”的誓言，歷盡艱難險阻，先後回國到延安入“抗大”學習，結業後也分別加入新四軍，或到中原解放區新四軍五師的抗日根據地從事抗日救國的活動。華僑青年、時任菲律賓《華僑商報》記者張幼庭，爲了及時報道祖國軍民抗日事蹟，也千里迢迢專程回國，冒着生命危險到新四軍中的抗日前線進行戰地採訪。
在這批從東南亞各國回祖國參加新四軍或在新四軍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救國活動的華僑青年中，有工人、職員、店員，也有自由職業者和在校學生。他們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毅然回到祖國投身於抗日洪流，在革命的熔爐裡經受了血和火的嚴峻考驗，不僅由一名普通的華僑青年磨鍊成爲能吃苦耐勞的革命志士。許多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爲軍隊中的骨幹，在同敵人的戰鬥中，表現出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忘我精神。
愛國的華僑青年爲了祖國的抗日，從四面八方奔赴祖國加入新四軍，馳騁於戰火紛飛的抗日疆場，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在祖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史冊上譜寫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得到了祖國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早在1940年6月4日，延安《新中華》報在《華僑在抗戰中的作用》的社論中就褒揚“菲島商報記者張幼庭第一個光榮地殉難於祖國的原野”。1941年，中共中央就曾明確指出：菲律賓華僑回國參戰是菲島僑胞“給新四軍以極大援助”。
新中國成立後，先後追認在抗戰中犧牲的愛國華僑李子芳、沈爾七、張幼庭、蔣仁堅、鄭聘昌、張伯鈞和張極生等人爲革命烈士，讓烈士英名流芳千古。
“兵工之星”吳運鐸
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包括《把一切獻給黨》、《我的一家》、《趙一曼》、《方誌敏戰鬥一生》等在內的革命回憶錄，曾暢銷幾千萬冊，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其中，《把一切獻給黨》發行達500餘萬冊，被譯成28種文字，向全世界廣爲介紹。
《把一切獻給黨》的作者與方誌敏、趙一曼等人齊名，知名度很高，用家喻戶曉來形容也不爲過。他，就是新四軍的“槍炮大王”——吳運鐸。
1917年吳運鐸出生於江西萍鄉安源煤礦一個礦工家庭。家境貧寒的吳運鐸只上了兩三年學就當了小礦工。1935年，煤礦不景氣，大批工人失業，父親帶着一家人逃荒到了湖北的大冶煤礦。吳運鐸在富源煤礦的電機車間當學徒。
抗日戰爭進入第二年後，戰線逼近了武漢。吳運鐸決心離開礦山，投奔新四軍。跟隨他一起做工的幾個人聽了他的提議，無不響應。經過一番周折，他們最終來到了皖南雲嶺的新四軍軍部。
軍部首長得知吳運鐸等是來自大冶煤礦的工人，其中有人熟悉機械，就分配他們到修械所工作。吳運鐸頭腦敏捷，人也機靈，什麼東西他只要看上一眼就會。一年之後，修械所擴大爲兵工廠，吳運鐸擔任造槍班班長。
造槍對吳運鐸來講這是第一次，廠裡沒有圖紙，設備也十分簡陋，爲了造出槍來，完成黨交給的工作任務，吳運鐸有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概。他不氣餒，不畏懼，沒有圖紙自己畫，精心打造一個個零件。
工夫不負有心人。不到3個月，吳運鐸憑藉智慧和靈巧的雙手，設計和製造出了槍支，創造了新四軍的造槍紀錄。新槍一批又一批地從這裡送到了前線。
1941年1月，吳運鐸在皖南事變突圍時身受幾處槍傷，他憑着堅強的毅力，堅持走到蘇南。在快到長江邊時，又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襲擊，吳運鐸的腿部又一次負傷，險些被捕。過江時，他坐的小船被巨浪掀翻，他抓住一塊木板，僥倖地游到了對岸。
剛到鹽城的新四軍新軍部，負責兵工生產的賴傳珠參謀長對吳運鐸說：新軍部剛剛成立，面臨着極大的困難，國民黨不給經費，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而且，我們的隊伍擴大到7個師9萬人，我們緊缺槍支彈藥。他用期盼的目光看着吳運鐸說：“當務之急，你和兵工廠的同志們要趕快建立一個子彈廠。”
吳運鐸二話沒說便走馬上任。他開動腦筋，從實際出發，把從戰場上撿來的舊彈殼加工成新子彈。再經過兩個月的努力，自己設計和製造了一批生產子彈的工具和機牀。從這年5月起，新四軍開始大批量生產自己設計和製造的新子彈。
在一次戰鬥結束後，作戰部隊從戰場上收集了一些不能使用的迫擊炮彈送到了軍工廠。軍工部部長吳師孟寫信給吳運鐸：“前方等着炮彈，務請盡一切力量，提早修好。”見此情景，吳運鐸趕忙放下手頭的工作，來搶修這些炮彈。他發現這批炮彈沒有一個零件，只剩下一個空彈殼，不是修理，等於重新制造。他找來一顆同類的完整炮彈作爲標準，依樣畫葫蘆來製造每一個零件。炮彈修好了，就是缺少引發爆炸的炸藥——雷汞。當時軍工廠沒有製造雷汞的材料，前線又急迫需要炮彈，要能很快得到雷汞，辦法只有一個——從舊炮彈裡去挖取。
吳運鐸平日收集了一些舊炮彈，並從這些形形色色的炮彈裡取出了雷管。出於安全，他把這些雷管浸泡在洗臉盆裡，打算等水浸透了再挖取其中的雷汞。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只要聽到遠方敵人轟隆隆的炮聲，想到自己的炮兵還在焦急地等待着炮彈，再看看臉盆裡的雷管，吳運鐸心急如焚。直到有一天，吳運鐸終於忍不住了，他等大家都離開後，獨自一個人開始挖雷管。他從臉盆裡揀了一支最大的雷管，仔細觀察了一會兒，便拿起小籤子輕輕地挖出了一小塊炸藥。吳運鐸認爲沒事了，誰曾想涼水只浸溼了雷管表面一層，內裡還是乾的。當第二次籤子一接觸炸藥的表面，轟的一聲，這支雷管就在吳運鐸的手指爆炸了。
吳運鐸眼前火光一閃，泡雷管的臉盆裡紅成一片。他的左手被炸掉了四個手指，肉和皮炸得飛了起來，貼在牆上和桌面上。左腿膝蓋炸開了，露出了膝蓋骨，左眼直淌血，什麼也看不見了，臉上炸出幾個洞，渾身麻木得失去了感覺，反而不知疼痛。
軍工廠的同事們聽見了爆炸聲，都趕緊跑了過來。他們看到受傷的吳運鐸，忙着綁了個擔架，將他擡到了醫院。
在吳運鐸昏迷的那段時間裡，他有時會突然從牀上跳下來，直往大門外跑，嘴裡還高喊着：“我要回去，前方正等着要炮彈呢！”有時，他會突然撕開傷口的綁帶，喊着：“爲什麼把我的手捆起來？這怎麼幹活啊！”十多天後的一個下午，吳運鐸終於清醒了，大家焦急萬分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圍着他問長問短，告訴他首長和老百姓們都絡繹不絕地來探望他。
1941年蘇北秋季大掃蕩後，吳運鐸接到師部通知，要他立即趕到羅炳輝師長那裡接受新任務：研製新型的類似擲彈筒一樣的武器——槍榴彈。他找來有關書籍，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將擲彈筒拆散，對一個個零件進行研究。但是，有關書籍上對槍榴彈介紹得很少，整本書對它的介紹只有300多個字，多半是講它的殺傷力如何厲害，對於究竟如何製造，沒說一個字。他唯一的收穫就是書上提到，槍榴彈是用普通步槍發射的一種小型炮彈。
吳運鐸是個知難而進的人。他整天擺弄擲彈筒和各種大、小炮彈，腦子裡不斷地思考着，尋找着靈感。終於，他想出了一個方案：把粗鋼棍掏空，製成類似擲彈筒的槍榴彈筒，用鑄鐵造成像迫擊炮彈一樣的槍榴彈，裝進槍榴彈筒內，用沒有彈頭的步槍子彈的火藥高壓氣體，把筒內的槍榴彈發射出去。
要讓想像變成現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吳運鐸日思夜想，翻書設計。鉗工老高提議把槍榴彈筒的底座和底座柄分開，成了兩個零件，這樣既節約材料，也方便加工，有利於大量生產。可是，用什麼樣的機械裝置來調節射程呢？大家都面露難色。車工老李突然腦子開了竅，指着車牀上轉換齒輪旋轉方向的手柄說：“吳廠長，爲什麼槍榴彈不可以照這個轉換配置來設計呢？”對啊！這也是個辦法啊！吳運鐸繪圖、作試驗，半個月後，第一批槍榴彈和第一支槍榴筒造出來了。
第一次試驗射擊，吳運鐸用繩子把步槍捆在大柳樹樹幹上，槍口卡上了槍榴筒，筒口對着荒地，再把槍榴彈裝進筒裡，拉開槍栓，推進無頭子彈，扳機上系一根小繩子。等大家都隱蔽好後，吳運鐸蹲在幹水塘裡，一拉小繩，槍榴彈射了出去。隨着一閃的火光和一聲爆炸聲，塵土捲起煙霧向上衝起，破片呼嘯着飛散。
“好哇！”大家就像聽到過年的鞭炮聲，那種激動和喜悅無法用語言來表述的大家高興地圍攏過來，互相握手、慶賀。
試驗雖獲得一定成功，並取得了一些經驗，但吳運鐸還是覺得不十分理想。他認爲，槍榴彈在飛行時的彈道不穩定，而且射程還沒達到要求。他開始重新設計圖紙，把原設計的柱狀型彈，改成了滴水型彈，經過射擊試驗，彈道是穩定了，可是射程總不過230、240米。
究竟是什麼原因影響了射程呢？吳運鐸苦思冥想突然想到發射藥，他趕緊推醒了同屋的老馬，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兩人立即來到裝備車間，把火藥倒了出來，放在碾槽裡碾成碎屑，使它燃燒得更快一些，充分發揮火藥的作用力。他們連夜配好火藥，裝好幾發子彈。
東方剛露出魚肚白，大家來到試驗場。吳運鐸裝好槍榴彈，左腿跪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槍，只聽一聲槍響，槍榴彈飛得無影無蹤。大家都昂着頭向前張望，忽然聽到遠處傳來雷鳴般的爆炸聲，大家奔向爆炸點，一量距離，射程是540米，比先前增加了一倍多，頓時一片歡呼。
第二天，吳運鐸帶了兩個同志，扛着槍榴筒，挑着槍榴彈到了二師司令部。周參謀長高興地拿起電話，立即佈置了靶場。
靶場邊上人山人海，師長、政委、參謀長都去了，一連打了十幾發槍榴彈，每一發都射得遠，炸得漂亮。
“太好了！”“真棒啊！”靶場上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歡呼聲。
爲了生產槍榴彈，吳運鐸在仙墩廟的大殿上新建立了槍榴彈車間，製造了幾部造槍榴彈的車牀，正式開始生產槍榴筒和槍榴彈。
吳運鐸和同事們製造的槍榴彈，很快就出現在前線陣地上。1943年8月，在反擊日僞軍“掃蕩”的桂子山戰鬥中，槍榴彈第一次立了大功。一個大隊的日軍和漢奸僞軍，到根據地來“掃蕩”搶糧。他們剛進入根據地邊境山區，新四軍的槍榴彈就像雨點般飛過去，一下子打死十幾個日本鬼子。戰後，成鈞旅長特地把一支從日本軍官身上繳獲的手槍送給了吳運鐸，作爲對他製造槍榴彈的獎勵。
1943年後，在盱眙縣上賀郢村，吳運鐸組建了平射炮彈廠，幹部和工人近200人。當時發展到由二師軍工部直接領導的有5個軍工廠，除子彈廠、平射炮彈廠外，還有舊鋪翟莊平射炮廠、手榴彈廠和一個修械廠。1945年夏天，二師六旅十八團在淮南鐵路對日反攻作戰中，攻打柘塘街僞軍據點時，曾用平射炮彈廠造的平射炮一舉摧毀了敵人12個碉堡，收復了柘塘街。
抗日戰爭勝利後，吳運鐸和他的軍工廠由盱眙遷移到了淮陰，後又遷移到山東。吳運鐸擔任華東炮彈廠廠長。1947年2月，一份密電傳到了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手中，電文中指名要吳運鐸火速趕到東北大連創建炮彈廠。陳毅拿着這份沉甸甸的密電對吳運鐸說：“同志哥啊，你在盱眙製造的大批炮彈和槍榴彈，其中有不少支援了東野，你的名氣很大哦！連毛主席、朱總司令都知道你是兵工專家、‘槍炮大王’了。現在國共雙方爭奪東北，那裡急需你去製造炮彈，全國一盤棋，我們也只好忍痛割愛了。”1947年3月，吳運鐸越過幾道封鎖線，從煙臺搭上了客輪來到大連。經過一番艱辛準備，他很快在一座荒山上建立了東北炮彈廠。
吳運鐸在生產與研製武器彈藥中多次負傷，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殘，留下傷口100餘處。雖然經過20餘次手術，身上還
留有幾十處彈片沒有取出，但吳運鐸仍以頑強毅力戰勝傷殘，堅持戰鬥在生產第一線。他說：“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爲黨爲人民工作一天。”
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全國總工會授予他“特邀全國勞動模範”稱號，並將他譽爲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從此，吳運鐸的名字傳遍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1953年，他拖着傷殘的身體寫下了自傳體小說《把一切獻給黨》，發行達500餘萬冊，成了那個時代鼓舞人們奮發向上的教科書。
1991年5月2日，吳運鐸終因肺心病復發搶救無效，停止了呼吸，享年74歲。一顆傳奇式兵工之星從此隕落。
2009年9月14日，吳運鐸被評爲100位爲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特殊潛伏——湯糰行動
在1943年9月29日《濱海報》上有一則簡訊：自敵汪6個月“清鄉”失敗，僞軍湯景延率全團返我軍。
這寥寥的20多字，濃縮了一段潛伏傳奇——湯糰行動。
在間諜史上，一般都是單人打入敵人內部，至多也只有幾個人。而湯景延則是前所未有地率一個團800人打入日軍內部，與敵人周旋了167個晝夜。他們靠着非凡的才能和膽識，騙取了敵人的信任，頻頻給新四軍提供極具價值的情報，並殲滅了大量敵人。
故事，要從1943年的江北反“清鄉”運動說起。
1943年，是抗日戰爭最艱苦、最殘酷的一年。日軍的“清鄉”重點從蘇南轉移到了蘇中地區，他們投入大量兵力，並在“清鄉”區內紮起300多里長的封鎖籬笆，企圖將新四軍蘇中四分區部隊消滅在籬笆圈內。日軍頭目小林信男狂妄叫囂：“此次清鄉勝利唾手可得，新四軍跑不了了！”
面對敵人的陰謀，新四軍一師師長兼蘇中軍區司令員粟裕精心研究對策，制定部署，採取多種形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湯糰行動”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駐紮在江蘇南通附近的通海自衛團團長湯景延收到了南通“清鄉公署”主任張北生和南通特工總站站長姜頌平的策反信。這段時間，日僞特務四下裡招降納叛，推行他們“以華治華”的所謂“和平運動”。抗戰初期，在國民黨雜牌軍裡擔任少校團副的湯景延，看到新四軍把抗日鬥爭搞得紅紅火火，就帶了手下弟兄投奔了新四軍，兩年後他加入了共產黨。由於有了這層關係，“清鄉”搞策反，當了漢奸的昔日舊友又想起了他。湯景延立即將這一情況向四分區領導作了彙報。
四分區領導討論認爲，可以藉此將計就計，將一兩個團的兵力打到敵人內部，伺機而動。分區領導決定，除湯景延外，再派老黨員顧復生和崇明警衛團副團長沈仲彝一起，將沈仲彝的警衛團和湯景延的自衛團合併爲一個團打進敵人內部。此次行動稱爲：湯糰行動。
3月底，湯景延進南通城會見特工頭子姜頌平。湯景延和姜頌平約定，“清鄉”開始10天后，湯景延帶部隊“投敵”。
4月15日凌晨，通海自衛團駐地響起密集的槍聲。湯景延帶領全團官兵正在表演脫離隊伍一場戲，如果只是做做樣子，敵人要是在附近派了耳目，那麼這場戲就要露餡。如果真打，就會傷害自己的戰士。這可難壞了湯景延。最後，還是分區領導想了個絕妙的主意，湯糰離開駐地的那天，當場將幾個等待槍決的真叛徒給槍斃了，讓他們的屍體爲“反叛”部隊提供和新四軍拼搏的證據。
等湯景延拉部隊到南通時，一個個氣喘吁吁，滿臉硝煙，那模樣真像經過激烈戰鬥死裡逃生一般。一查，果然有新四軍的人被湯糰消滅了。
當晚，日軍師團長小林中將和蘇北清鄉主任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張北生、姜頌平舉辦宴會，歡迎湯糰“歸順”。小林將湯糰編爲“蘇北清鄉公署外勤警衛團”，湯景延任上校團長，沈仲彝爲中校團副，顧復生爲中校顧問，駐守海門通海鎮、竹行鎮、姜竈港等地。
安排妥當後，湯景延又來到蘇州，找到僞江蘇省長李士羣，說了一番吹捧和效忠的話，並給他奉上幾件寶貝。李士羣大爲高興，第二天就下令委任湯景延爲蘇北清鄉警察大隊長。
湯景延站穩腳跟以後，開始在張北生的軍需處長湯兆龍身上做文章。他熱情地請湯兆龍吃飯，與之交朋友，稱兄道弟，目的就是想從這個人口中瞭解張北生部的軍事情報。湯兆龍見到湯景延如此看得起自己，便也大哥長、大哥短地叫個不停。他常對湯景延說：“大哥，我倆一筆寫不出兩個湯，500年前是一家嘛，有什麼難處，儘管找小弟。”
一天中午，湯景延約湯兆龍在一個叫德隆的小飯店裡喝酒。這次又是湯景延做東，他多點了幾個菜，倆人邊喝邊聊。不過，這次湯兆龍藉口身體欠佳，喝了幾杯便不再多喝。湯景延見他臉色紅潤，精神抖擻，一點病態也沒有，心中不免生疑，便有意擠兌湯兆龍：“你老弟該不是今天又要回去‘量地板’的吧？”
這話點到了湯兆龍的痛處，臉一下子就紅了。他的老婆很是兇悍，最看不慣他喝酒。一次，見他又是一搖一晃地回來，說話前言不搭後語，頓時氣憤不已，不由分說操起木棍就劈頭蓋臉往湯兆龍身上砸。湯兆龍抵擋不過，只得跪地連連告饒。恰好這時有朋友來訪，看他跪在地上，詢問緣故。湯兆龍礙於面子，便扯了個謊，說家裡要買地毯，他這是在量地板呢。很快，這話就流傳出去，成了湯兆龍的笑柄。
湯景延再次提起此事，湯兆龍自然羞愧難當。爲了證實自己不怕老婆，他四下張望後小聲地對湯景延說：“老兄，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說罷，他用手蘸着茶水，一筆一畫地在桌上寫道：“明天下午，皇軍清鄉觀戰團要來南通，小林信男要我今天做一下安排。所以，我只能喝兩杯，實在是沒辦法。”
湯景延心中一驚，意識到這個消息很重要，不過他並不動聲色，笑了笑，說道：“既然你老弟今天身體不舒服，那就少喝點吧。下次我們再找機會喝個痛快！”
兩人分手後，湯景延火速找到顧復生、沈仲彝，和他們商量對策。三人一致認爲，日軍不僅要在南通地區搞“清鄉”，還要請全國各地負責“清鄉”的鬼子來參觀，企圖在全國搞“清鄉”。他們決定要將情況報告給新四軍的粟裕、陶勇等領導，另一方面蒐集各方面情報，組織力量設法殲滅觀戰團。
在得到新四軍領導的批准後，湯景延率部來到觀戰團的必經之地，做好了伏擊準備。伏擊地設在公路中間的一段山坡，公路是劈山而開。所以，這段路兩邊是陡壁懸崖。走到這裡，湯景延指着公路兩旁的陡壁說：“這裡是最理想的伏擊陣地。我們只要埋伏在兩側，敵人一進來就進了我們的口袋。”其他幾個人均點點頭，表示贊同。
很快，湯景延等人就隱約聽到了隆隆的汽車聲，顧復生激動地說：“看來大魚要上鉤了。”
敵人越來越近了，他們看清敵人一共四輛車，一前一後兩輛上坐的是士兵，中間兩輛上坐的是軍官。士兵們荷槍實彈，軍官們有說有笑，嘻嘻哈哈，完全沒有意識到死神已經在他們的頭頂來回盤旋。
湯景延看到車隊駛進了伏擊圈，戰機在即，大聲地下達了戰鬥命令。頓時，機槍、步槍毫不留情地吼叫起來，子彈如瓢潑大雨般傾瀉到敵人身上。手榴彈的爆炸聲和槍聲交匯着，敵人的汽車被炸得不能動彈，敵人更是亂成一鍋粥，哇哇亂叫。
霎時間，山鳴谷應。戰士們像猛虎一樣撲下來，衝進了敵陣，圍着負隅頑抗的敵人掃射。敵人見到漫山遍野的新四軍，頓覺逃生無望，有的跪地求饒，有的切腹自殺。日軍觀戰團和50多個護送的士兵全部被殲，無一漏網。
打掃完戰場，湯景延和戰士們又換上僞軍服裝，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到了駐地，就像壓根兒沒發生過這場戰鬥似的。小林信男和南通敵僞軍機關接到噩耗，卻始終搞不清楚究竟是哪隻部隊消滅了觀戰團，對手又是從什麼途徑得到了觀戰團的行蹤。
幾天後，湯景延爲了感謝湯兆龍透露的重要情報，熱情邀請湯兆龍再次來到德隆飯店。湯兆龍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準備迎接的觀戰團遭到殲滅，是出自眼前這位老兄的手筆，沒想到是自己惹的禍，沒想到湯景延爲了感謝自己泄露的機密而請他喝這頓酒，更沒想到在這張酒桌上，他將再次扮演“新四軍優秀情報員”的角色。席間，他無意地透露了一個信息，那就是日軍士兵陣亡後，他們的骨灰都要送到附近的天生港，然後由日本政府派軍艦運回國內。這些軍艦差不多一個月就要來一次，這幾天天生港就停泊着這麼一艘軍艦。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時，湯景延腦子裡不自覺地冒出了一個炸燬軍艦的想法。
回到駐地，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顧復生和沈仲彝。沈仲彝頗爲興奮，說道：“這個主意不錯，要是辦成了，對日本鬼子可是個致命的打擊，讓他們知道，在中國他們不但打敗仗，而且連死也無葬身之地。”但是一想到軍艦戒備森嚴，三個人又都沉默了。
顧復生突然眼前一亮，笑着問：“老湯，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搞一次伏擊呢？”湯景延和沈仲彝不禁都愣住了。顧復生看他倆都不說話，便解釋道：“我們劫持一輛運送鬼子骨灰盒的車子，然後將運送的鬼子殺掉，我們的人穿上鬼子服裝，再將骨灰倒掉，換上炸藥，然後送上軍艦。”
湯景延也高興起來，他想到前幾天五連的連長劉文貴告訴他，自己平時喜歡研究定時炸彈，而且最近有了新的進展。這次劉文貴的定時炸彈正好派上了用場。
幾天後，湯景延帶着100多個戰士，在南通公路附近的趙甸車站伏擊了一輛日軍運送骨灰的車輛。突擊隊員們按照原計劃，迅速換上護送團的服裝，跳上車子。湯景延手持大經幡，裝扮護送團的“從軍僧”，下令開車去天生港。
汽車行駛了一個小時左右，開進了南通城。按日軍規定，此時街道兩旁的行人都要駐足默哀，要虔誠，要心不轉，神不移，目不斜視。在街上遇上“忠靈護送團”，即使是日軍的官佐也要下跪低頭，表示對亡靈的悼念。
車子順利駛進了天生港碼頭，車上軍艦必須經過一個崗樓、炮臺，這裡有四五個日軍在站崗，盤查每一個上軍艦的人。但是，對於捧着骨灰盒的士兵卻不用檢查，而且要對骨灰低頭默哀。因此湯景延一行順利地上了軍艦。
突然，一個熟悉的面孔閃進湯景延的眼中，他暗自大叫：“不好！”原來，小林信男今天來到了艦上，他是來視察的。湯景延心想若是被小林信男認出來，那麼這場精心設計的戰鬥就功虧一簣了。他極力地低着頭，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腦子裡快速地考慮着對策。誰知，小林信男今天只是虔誠地低下頭，向骨灰盒默哀，哪裡有心思一個一個地看。湯景延快速地從小林信男的身邊走過，然後長吁一口氣。一行人全部登上軍艦後，他們把骨灰盒按規定放在軍艦的底層。劉文貴迅速將定時炸彈安放在一個骨灰盒裡。一切安排妥當後，他們很快下了軍艦。
幾個小時後，驚慌失措的湯兆龍跑來找湯景延，他透露給湯景延一個“驚天新聞”：天生港突發大爆炸，運骨灰的軍艦被炸成了一堆廢墟。
湯景延聽着湯兆龍上氣不接下氣的敘述，心中暗自好笑，熱情地邀請湯兆龍去喝酒，說是要給他“壓壓驚”。
日僞軍“掃蕩”時常撲空，加上觀戰團被殲、軍艦被炸，有人向小林信男密報，說這些都是與湯景延有關，說他是共產黨，搞的是假投降。小林信男雖對湯景延進行過多次考驗，但聽到這些密報，聯繫發生的事情，又重新對湯景延產生了懷疑。爲了不讓湯景延與日僞軍軍官接觸，他採取的措施是命令湯糰離開南通，移防海門。沒幾天，他又下令湯糰移防四甲鎮。
不久，張北生、姜頌平命令湯景延率部自長江邊調至內線，分駐在南通、海門、如東、如皋等四個縣的相距200多裡的地方。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們這一招，就是想讓湯糰高度分散，相互之間孤立無援，處在日僞之中，便於熔化、瓦解，而團部又無法指揮，最後達到消滅湯糰的目的。
湯景延等團部領導分析了敵人的目的、動機。
沈仲彝說：“敵人對我們疑心未除，根據敵人一連串的行動，估計不出一個月，就要向我們動手了。”
湯景延果斷地說：“事不宜遲，我們不能坐以待斃。立即發電，請示上級。”
電報發出一小時後，新四軍將領陶勇、姬鵬飛覆電：將計就計，破腹歸隊。
幾天後，在湯糰據點的牌桌上，湯景延打響了“投敵”以來最痛快一槍，擊斃特工站6個人，隨後帶領全團戰士一連拔了10多個據點和區公所。與此同時，分佈在200多裡的各連統一行動，將附近的日僞據點一掃而光，與接應他們的新四軍兩個團，裡應外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破腹而出，勝利而歸。
陳毅電令嘉獎湯糰全體官兵，並任命湯景延爲蘇中軍區聯抗部隊司令，顧復生爲政治部主任，湯糰改編爲聯抗二團，沈仲彝爲團長。
這支經受了特殊考驗的部隊，經過一百多個日日夜夜的“潛伏”，最終成功回到了新四軍抗擊日本侵略的戰鬥行列，譜寫了八年抗戰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光輝篇章。
共和國大將粟裕生前回憶新四軍抗戰史時，曾多次提到“湯糰行動”，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在多種形式的對敵鬥爭中，還要講一講湯景延領導的通海自衛團所作的鬥爭。該團利用團長湯景延的特定社會關係，打入敵僞內部，進駐通、如、海、啓清鄉重點區，在極其複雜艱苦的環境中，進行特殊的戰鬥。”
新四軍的地下交通員
1938年6月初，陳毅率領新四軍第一支隊挺進茅山地區，部隊於鎮江、丹陽、句容、金壇、溧陽和溧水等地，逐步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據地。隨着部隊不斷髮展壯大，作戰區域也隨之擴大，爲了在根據地內順利開展抗日武裝鬥爭，加強各個地區的聯繫和保障部隊的供應，新四軍建立了多條地下交通線，設立了多個秘密的交通站和聯絡點，負責組織羣衆、掌握敵情、安排行軍路線、籌集和轉運物資、提供後勤保障等大量瑣碎工作。而丁莊交通站則是鎮句交通線上聯繫磨盤山與白兔、延陵等交通站的一個重要節點。
交通員們常常要在多個聯絡點間傳遞信息，隨時變換身份，有時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工作。所以說，交通員就像工作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令人歎服的是，交通站裡除了男交通員，還出了不少巾幗英雄。她們膽大心細，忠於革命，冒着生命的危險一次次穿梭於敵我陣地。
趙興鳳，就是一位新四軍的女交通員。趙興鳳的丈夫江志洪爲人忠厚，1938年夏，新四軍駐紮在茅山抗日根據地一帶時，幹部凌康等人來找江志洪，希望他能參加交通站工作。
但是，當時日軍在各鄉燒殺搶掠，人心惶惶，人們對於抗戰的力量沒有信心。所以江志洪一開始並沒有答應參加交通站。
在茅山駐紮的新四軍沒有讓老百姓們失望，他們接連打了好幾個勝仗，激發了人們的抗日信心，也使得江志洪轉變了先前的想法，主動加入了交通站，並擔任丁莊交通站的站長。在丈夫的帶動下，趙興鳳也成爲了交通站裡的一員。他們兩人以磨豆腐爲掩護，及時傳遞我黨我軍情報。
當時，對交通員的篩選十分嚴格，必要條件是政治上要過關，值得信任。當時的丁莊交通站包括江志洪夫妻共6人，只有趙興鳳一名女性，平時以負責做飯爲主。在其他同志來不及送信件或不方便送時，她就會出去送信件。
丁莊交通站每天都有情報、信件、報紙及傳單等分發，這裡幾乎每天也都有日寇和汪僞軍政人員來燒殺搶和搜捕。生命何足惜，一紙值千金。趙興鳳把一封信、一張紙甚至一個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正如她所說的：“寧可掉腦袋，也不能丟掉一張紙，寧可給敵人抓去，也不能讓一張紙落入敵人手中；寧可自己粉身碎骨，也不能讓信件缺一個角。”
說起送信，趙興鳳和交通站其他人爲了及時將信件傳遞出去，大家採用了各種辦法。
爲了把信件隱藏好，他們把拿回來的信件藏在院子裡的地窖裡，地窖上面再用稻草蓋起來，不讓敵人發現。還會把牆上的磚頭拆掉，把文件放在牆內，再把磚頭放上去。特別可恨的是漢奸，他們每次跟隨鬼子下鄉“掃蕩”時都是衝鋒在前，到處翻箱倒櫃搜查。由於漢奸熟悉當地環境和生活習慣，所以危害比較大。
在送信途中，交通員也會採取各種辦法。有時，把信件放在獨輪車裡，有時把小紙條繞在髮髻內，應付日僞軍的檢查。送信件到句容城內，要冒更大的風險，因爲城內是日僞軍盤踞的地方。大家都清楚，到句容城內送信件，如果回不來，就可能是犧牲了。但只要有任務，他們總是義無反顧。
有一次，趙興鳳晚上送信件到西暘交通站，十多公里的路，全靠步行。在走過一片墓地時，趙興鳳腳上踩到刺蝟，刺蝟發出的尖叫聲把她嚇壞了，但她還是堅持完成了任務。在通過敵人的鐵絲網時，她不敢貿然行動剪鐵絲網，就在地下挖土打洞，直到能爬過去爲止。
由於多次圓滿完成任務，經句容縣第二任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張君實和解放後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長的丁君前的介紹，趙興鳳在1939年7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作爲交通站的站長，趙興鳳的丈夫江志洪付出更多，也經歷了更多的風險。江志洪先後兩次被日僞軍抓住。第一次是江志洪走在路上時，被日僞軍發現。日僞軍看到江志洪的包袱內有些衣物，便產生懷疑，但也沒有確切證據，於是就對江志洪一頓暴打，希望能得到什麼線索，但江志洪始終沒有說什麼，只是辯解自己是良民。日僞軍還用大秤桿打江志洪，打得他頭破血流。江志洪被抓時正好被村裡人看到，村民趕緊告訴了趙興鳳，趙興鳳抱起兩個月大的孩子，在頭上紮了一條頭巾，裝作是坐月子，趕到江志洪被抓的地方，向日僞軍求情。日僞軍把刺刀架在趙興鳳的脖子上，讓她離開。後來，日僞軍看到實在是榨不出油水來，便強押江志洪去送“俘虜”，後來就把江志洪放了。
1942年前後，江志洪在送文件時，遠遠地看到了日僞軍，趕緊將文件扔進了糞坑。他的舉動讓日僞軍產生了嚴重懷疑，便把他抓到村裡審問，後來又把他帶到句容城內的憲兵隊進行嚴刑拷打。在憲兵隊裡，殘忍的鬼子對江志洪上刑，把他綁在板凳上，從鼻孔裡灌水“洗肚肺”。即便如此，江志洪始終沒有招供，保持了一個革命者堅貞不屈的氣節。
江志洪被關了4個月，一天只能吃一個飯糰，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在一次轉牢房時，江志洪恰好看到了賣雜貨的弟弟，便喊了一聲，這時家裡才知道，江志洪被鬼子抓去了。趙興鳳得知丈夫被抓後，立即向組織上彙報了情況，想方設法展開營救。
由於關押時間比較長，有人傳言說江志洪叛變了，但趙興鳳始終堅信，丈夫不會叛變。最終日軍沒有找到任何證據，釋放了江志洪。然而，他身體受到嚴重摧殘，留下了嚴重的肺病，一直咳嗽，年僅50多歲就離開了人世。
當年的茅山地區，形勢錯綜複雜，除了新四軍外，還有日軍和僞軍，各種武裝也常互相滲透，有時國民黨頑軍還頻繁對新四軍發起襲擊。交通員外出送信，不僅要面對日僞軍圍剿和掃蕩，還得隨時提防國民黨頑軍的破壞，時刻都有犧牲的危險。回憶起那些年戰友們的遭遇，趙興鳳不禁紅了眼眶：“我所知道的，來自上海的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民運工作人員柳流，剛到茅山8個多月就被國民黨頑軍挺進第五團逮去殺害了，屍體被扔在現在茅山墓東水庫附近的冷水澗。”但是，身爲一名黨的地下交通員，趙興鳳甘願爲此付出一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