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之初便強調“不但要堅持改革，還要有所開拓”。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也指出要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堅持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市場的制度體系”。具體而言，就是要妥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形成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
讓簡政放權成爲持續改革行動
2015年年初，在中國政府網推出的“網友最關心的十大政策”票選活動中，簡政放權位列第一。老百姓對簡政放權成果的切身感受是“證明不開了”“費用少交了”“‘衙門’好跑了”。簡政放權，在理念上要確立當好“服務員”的觀念，在方法上要做到“放管”結合，這已經成爲各級政府的普遍共識。
爲什麼簡政放權會在“網友最關心的十大政策”中位列第一呢？一直以來，“八個部門管不住一頭豬”“辦準生證比生孩子還難”“投資設廠要蓋100多個章”，部門職能重疊、審批程序繁瑣等問題始終困擾着廣大羣衆。雖說從改革開放以來，簡政放權一直是中央政府在做的一個事情，但是各種因素導致實踐效果並不好，反而政府管的越來越多，給民衆帶來諸多不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再次將簡政放權提上日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經過三年左右的時間，簡政放權給人民羣衆帶來了實惠和方便。
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我國處於深化改革的攻堅階段，伴隨發展大環境的變化，我們仍有許多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構建“有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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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爲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會的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從政府權力來源來看，政府與公衆是一種契約關係，公民將權力授予政府，但並沒有將所有權力都轉讓，而是保留了相當一部分，所以政府天然是有限的。有限政府的實現，關鍵在於法治的實現。法治之下的權力是一種有限權力，嚴格依法行政的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在法治社會，憲法和法律劃定了政府行爲的明確界限，行政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限制，政府職能的設置面臨法律的規定，政府機構的規模來自法律的約束，所有這些都是一個有限的框架。
2015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放手”政策，並已取得實際成效：3月，國務院決定取消和下放90項行政審批項目；5月，伴隨453項非行政許可事項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這個歷史概念終結；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取消一批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的決定》，取消62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第一批91項擬清理規範的中介服務事項；11月，國家又發文明確簡化優化辦公服務流程，方便基層羣衆辦事創業。比如，全面梳理和公開公共服務事項目錄，堅決砍掉各類無謂的證明和繁瑣的手續，大力推進辦事流程簡化優化和服務方式創新，加快推進部門間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紮實推進網上辦理和網上諮詢；等等。
不過，簡政放權並不是說徹底放棄政府的權力，部分羣衆也擔憂一些事情政府不做了是不是就沒人做了。構建“有限政府”，該管的還是得管好。簡政放權的目標不是簡單放權，而是同時加強市場和社會監督，做到放管結合。比如，推廣隨機抽查的“雙隨機”制度，是事後監管一個高招。隨機抽取被檢查對象，隨機選派檢查人員，意味着每個市場主體的頭上都懸着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企業必須增強守法自覺性，同時也意味着執法人員只能陽光行政。此外，“先照後證”制度也是事後監管的有效做法。2015年10月13日，國務院印發《關於“先照後證”改革後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的意見》。《意見》把這個原則確定爲政府監管市場的一個基本原則，
可以簡稱爲“四個誰”，即“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
總體而言，面對新常態，我國發展大環境發生了變化，要將五大發展理念貫徹落實到實處，簡政放權是必須。並且，簡政放權不是一陣風，而只能是持續性的改革行動。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開弓沒有回頭箭，下一步還要繼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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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古希臘傳說中，狄奧尼修斯國王請他的朋友達摩克利斯赴宴，命其坐在用一根馬鬃懸掛的一把寒光閃閃的利劍下，由此而產生了這個典故，意指令人處於一種危機狀態，臨絕地而不衰。或者隨時有危機意識，心中敲起警鐘等。
用好“三張清單”，找準權力邊界
2015年3月，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指出，分門別類進行全面徹底梳理行政職權，逐項列明設定依據；對沒有法定依據的行政職權，應及時取消；依法逐條逐項進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審查；在審查過程中，要廣泛聽取基層、專家學者和社會公衆的意見；公佈權力清單；積極推進責任清單工作。“三張清單”作爲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政府給市場和社會搭建創新空間的重要舉措，三者之間的邏輯就是打造“有限政府”和“責任政府”，建設“開放市場”和“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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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政府
責任政府作爲一種新的行政法理念，是指具有責任能力的政府在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過程中，積極主動地用自己的行爲向人民負責；政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實現權力和責任的統一，做到執法有保障、有權必有責、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
“三張清單”最初源於河北省原外經貿廳副廳長李友燦一案的反思。2004年，河北省原外經貿廳副廳長李友燦在一年多時間裡，利用審批進口汽車配額的權力，收受賄賂高達4744萬多元，創下了當時內地貪官貪污數額的最高紀錄。就憑手中掌握的1149臺進口汽車的配額，李友燦爲什麼敢張開這樣貪婪的大口？就是因爲權力不透明。河北省商務廳作爲一個剛由幾家單位組建的新部門，事後查處李友燦貪污案時，很多人不知道李友燦還管着進口汽車配額，即便有人知道他管着此事，也不知道具體是怎麼審批的。李友燦一案引起了河北省委、省政府領導的深思。河北省委、省政府認爲：“陽光是腐敗的天敵，公開是腐敗的剋星。無論是站在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角度考慮，還是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上考慮，都應該探索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機制，進一步加大權力公開的力度。”2005年，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轉了省紀委、省監察廳《關於開展推進行政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工作的意見》，以省商務廳、省國土資源廳、邯鄲市政府爲試點，大刀闊斧地推進行政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權力項目，公開政務運作流程。明晰每個單位、每個職位的權責，給權力劃定邊界。自此，“讓權力運行在陽光下”逐步走向全國各地，“三張清單”也應運而生。自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來，截至目前，29個省級政府已完成政府工作部門、依法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權力清單的公佈工作。比如，2015年12月，湖北省首次集中公佈省級權責清單和監管清單，其中62個省級部門2610項行政權力和422項省級行政監管事項，均可在省政府門戶網站查詢。
如果說“權力清單”旨在明確“不能做什麼”，那麼與此相對應的“責任清單”則明確了“必須做什麼”。前者重在治理越位，後者重在治理缺位。目前，各級政府已廣泛建立了責任清單制度，畫出了“追責路線圖”。爲有效防止多頭監管、權責交叉等問題，河北省的責任清單用“與相關部門的職責邊界”來進行區分和明確。例如“大氣污染防治”一項，清單分別列舉了省環保、發改、工信、住建、國土、農業、公安、財政等部門的職責邊界，
所依據的法律法規及具體案例也被一同列出。
在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之外，還有一個針對企業的“負面清單”，旨在放寬市場準入。2013年，上海自貿區公佈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這也是我國第一份外商投資的負面清單。隨着市場越來越開放，這張清單也在不斷“瘦身”,2014年，特別管理措施減少51項，2015年又減少了17項。負面清單的“瘦身”，意味着市場準入的放寬。如今，上海、天津、福建、廣東4個自貿區共用一張“負面清單”。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全國部分地區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而從2018年起，將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三張清單”清晰明確地指明權力有邊界，責任有明細，既是保證“權力運行在陽光下”的有效方式，有助於從源頭上預防腐敗，同時又給政府權力進行了邊界限定，進一步規劃了政府與市場的各自職責，能夠更好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基礎配置作用，進一步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
讓市場成爲資源配置主角
一般來說，資源配置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計劃機制，一種是市場機制。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資源配置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證明通過計劃機制實現資源配置是失敗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改革的一個重點便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經過長期的實踐、發展，我國成功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正如習近平指出那樣：“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髮展，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仍然存在不少束縛市場主體活力、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也是難以推進的。”對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以經濟體制改革爲重點，加快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破除一切不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也就是說，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始終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點，釐清權力邊界一方面要給政府權力劃定界限，另一方面則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市場迴歸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曾指出：“要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市場，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充分發揮作用，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去發展經濟、創造財富。”當前，面對我國“三期疊加”特點和經濟社會新常態的趨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就要構建發展新體制，建立現代市場體系。也就是在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把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的作用都發揮好。就政府作用來說，既要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提高政府職能，又要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優化企業發展環境。簡而言之，就是用好“權力清單”，找準權力的界限，更好發揮“服務員”職能。就市場來說，則是要在領會政府權限、職能的情況下，正確把握改革發展機遇，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發展壯大自身，同時加大創新力度，發展新型產業，增加市場活力，真正成爲市場經濟的主角。
面對我國當前發展大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趨勢，我們要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就得進一步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政府要用好自己的職權，牢牢抓住改革“最後一公里”，更好爲企業、市場的發展提供服務，同時減少對市場的干預，讓市場迴歸資源配置的主角位置，充分發揮人民羣衆的創造性思維，鼓勵探索，允許試錯，只要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只要是有利於助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就該鼓勵、支持。只有真正形成政府與市場的良好關係配置，促進廣大人民羣衆的積極參與，才能切實促進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