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李成樑的使者找到張居正的時候，他說兒子護送父母返回湖廣祭祖，使者無奈只能空手而歸。
聽到消息的李成樑也只能放棄打算，畢竟他不可能真的讓張居正復出。
京師的物價還在上漲，李成樑最後也沒有辦法，他只能修修補補，先穩定住軍隊和官僚體系再說。
李成樑恢復了官員和軍隊發糧食的傳統，在高拱時代，官員的俸祿就根據糧食價格折算成銀元發放了，如今重新改爲發放實物，算是穩住了官僚系統和軍隊。
但是軍工廠的生產還是被影響到了，李成樑再次要求這些地方從銀元徵收改爲徵收原料，確保這些軍工廠不能停工，並且派出官員強行收購兵工廠需要的原料。
這樣下來，京師的通貨膨脹還在繼續，但是好歹將明廷的要害部門穩定住了。
至於其他的，李成樑已經沒有辦法了。
民間出現了一種詭異的現象。
明廷發行的銀元瘋狂編制，而東南的銀元瘋狂的升值，那些手裡握着東南銀元，或者能從東南搞來銀元的商人們，迅速開始抄底其他人的資產。
這其中清遠伯家的東南銀元數量最多。
誰也不知道，爲什麼清遠伯家裡有這麼多的東南銀元，但是李煒父子拿着錢瘋狂的收購其他人的資產，一口氣買下了好幾個優質的工坊和商鋪。
大宗資產都是用東南銀元交易，小額商品就是以物易物，從高拱開始構建的經濟體系，終於玩崩了。
不過這件事倒是也賴不上李成樑，因爲包括高拱自己在內，明廷的貨幣政策就是非常短視的，發行銀元也不是爲了商業流通，而只是爲了緩解財政問題。
高拱明知道明廷發行的銀元成色不足，依然用銀元支付官員的薪水，強行推動銀元流通。
張居正也清楚明廷銀元的水分，但是承認明廷發行的銀元可以用來交稅，通過一條鞭法確定了銀元的幣值。
李春芳延續前兩任的作風，但是他需要養軍花錢的地方更多，於是也就發行了更多的銀元。
等到李成樑接手這個爛攤子的時候，早就已經是積重難返了。
可以說，因爲明廷財政緊張，所以才發行銀元的，只是陰差陽錯適應了大明商品經濟的發展，才讓這些劣幣正常流通了起來。
嚴格說，明廷的銀元貶值，只是讓這些劣幣回到了自己應有的價值上。
總結起來，如果李春芳執政時間再長一點，這個雷就要爆炸在他手裡了。
京師物價混亂的消息傳到了東南，蘇澤卻沒有高興，而是立刻召集了內閣開會。
長期以來，蘇澤奉行的就是“摸着明廷這塊石頭過河”的想法，大明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也可能是現在或者日後東南會遇到的問題。
在大明暴雷之後，東南也要迅速的排雷。
濫發貨幣這種事情，幾乎是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的。
只不過是東南的經濟更發達一些，對貨幣的需求還很大，所以還需要不斷的發行銀元。
但是這種事情必然有一個盡頭，經濟也不可能永遠發展下去，就算是金銀這種貴金屬貨幣，也總有一天會因爲白銀大量的流入，導致市場上的貨幣超過需求的貨幣。
當然這可能是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之後的事情了，可就如同蘇澤書上所說的，惡性通貨膨脹幾乎是無解，真的爆發這樣的問題，那就沒辦法了。
將明廷通脹的報告發給內閣衆人，徐渭心情愉悅的說道：
“果然和大都督說的那樣，濫發貨幣和明廷信用下降，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問題，如今的局勢更方便我們對河南的用兵計劃了。”
衆人也紛紛笑了起來，因爲明廷的惡性通貨膨脹，如今李成樑手上的一些底牌都用來維持京師穩定上了，根本沒有能力去支援河南了。
蘇澤卻說道：
“明廷沒有這些問題，我們在河南也擁有優勢，但是明廷的通脹也給我們一個警示，也許在將來某一天，我們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衆人紛紛收起笑容。
蘇澤繼續說道：“大明剛成立的時候，明太祖朱元璋曾經發行過寶鈔，在朱元璋一朝，寶鈔還能保持穩定，到了成祖朱棣的時候，寶鈔已經接近破產，後來又發起了救寶鈔的運動，但是都收效甚微。”
“如今明廷的銀元危機，不過是寶鈔的再現罷了。”
“只要明廷濫發貨幣的心思不絕，這幾乎是都是無解的。”
“但是又何止是明廷啊？任何的政府都不會斷絕發行貨幣的衝動的。”
方望海低下頭，其實東南的戶部也在不斷的發行銀幣，甚至因爲東南的貨幣是如今整個亞洲的結算貨幣，發行量是要比明廷銀元多不少的。
大量的鑄幣廠日以繼夜的工作，東南的市舶司可以說是從全世界吸收白銀，這些白銀都被鑄造成銀元，迅速的流入到市場上。
戶部盤查今年的鑄幣記錄，比去年增長了足足三倍，如此觸目驚心的數量也讓戶部官員驚駭。
而之所以東南如此的富裕，則一筆鑄幣收入也已經超過了田稅、商稅和市舶司稅，已經成東南的第一大收入了。
這樣的現象，也讓戶部和天工書院所有的學者們都駭然，這個世界上從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權，是依靠鑄幣而生存的。
鑄幣的收入確實是很爽，但是蘇澤的這句話也給所有人都敲響了警鐘，貨幣是有限度的。
就算貴金屬貨幣的價值，其實也是建立在信心上的。
嚴格地說，東南銀元的成色是不如西班牙銀元的，兩者的兌換比例接近一比一，這其中多餘的價值，是商人和百姓對東南貨幣的信任在支撐，
蘇澤說道：“貨幣問題，其實是信心問題，要讓百姓和商人知道，東南的官府不會因爲財政問題而濫發貨幣，才能讓百姓保持對幣值穩定的信心。”
蘇澤說道：“我準備將鑄幣司從戶部獨立出來，成立一家專門的機構，負責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