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鄭之我是鄭克臧
每年一千萬貫，聽起來是數目極大，然而幾十萬判罰苦役的滿（人）漢（奸）勞工飯還是要吃的，而且要讓其維持強度甚大的勞動，再少再少每年總要花上價值十幾萬貫的米糧；而且開河還得有必要的勞動工具和配套運輸的牛馬，姑且不說簸箕、扁擔、籮筐、鏟鍬、撬棒、丁鎬、繩索、板車等勞動和運輸工具的損耗，光光一萬多匹普通馱馬、曳馬的每年馬料錢少說也要幾十萬貫；當然，上面只是小頭，真正的大宗開銷還是工程材料，別說同時開工兩條河道了，僅僅沿着黃河故道開挖，沿線乾渠用於調控水量的河閘就少說要建兩百來座，一座河閘輕則數千斤，重則數（夏）噸，光光鐵料一項，預算就要做到一千來萬貫；這還沒有算上最花錢的河道底部水泥敷底和兩岸鋼筋水泥大堤，就算都水衙門能從金洲（蘇門答臘）運來相對廉價的火山灰水泥，這筆費用也將是天文數字。
而對於蔡通和度支衙門來說，即便每年撥出二百萬貫的經費充當黃河綜治工程的借貸利息，也只能以年息八釐的較低利率水平維持四年四千萬貫的借貸總量，每四年就必須清償所有的本息，否則根本維持不下去，好在鄭克臧也想到了這一點，願意修一段河道便出售該段沿岸的田土給債券持有人以維持朝廷信用。
可惜鄭克臧算盤雖好，等到蔡通和四海、通海兩家準央行聯繫後，才發現根本借不到錢。借不到錢？這下讓度支衙門暈了。莫不是借貸利率太低了？可是拉高了利率，利息支付上就存在問題了，總不能讓庫房裡餓死老鼠的度支衙門上下再勒緊褲腰帶吧。什麼？利率提到一分五也借不到錢？四海、通海，你們過分了，這是朝廷公事，再說了又不是問你們借錢，而是讓你們牽線跟全國兩三百家錢莊借錢，你們裝什麼大尾巴狼，度支衙門還能兩號的股東呢，雖然沒償還完購股價款之前不能行使股東權利，但也不能如此敷衍不是。
然而四海、通海兩號的主持人卻把難處放在了檯面上：沒錯，兩號如今並不經營實際存貸業務，可鑑於鄭克臧在武成十三年出售兩號股權、武成十六年出售太平冶鐵場、武成十八年宗藩大借款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行動中抽走了市面上絕大多數的銀根，導致如今各家錢莊實際存銀不足，在可能出現擠兌的威脅面前，華夏朝廷出再高的利息，只怕也無法借到錢。
蹴鞠又踢回了鄭克臧的腳下，可得到度支衙門彙報的鄭克臧卻勃然大怒，他認爲蔡通和度支衙門是被內廷經理處給忽悠了，什麼抽走銀根，市面緊張，簡直是一派胡言——武成十三年出售四海、通海兩號股權的收益中的絕大部分是花在戰費上了，出售太平冶鐵場的收益被兵部存回了錢莊生息，剛剛過去的宗藩大借款也多數用在了國內貿易上，市面上絕對不會缺錢，錢莊票號也不可能存在銀根緊張的問題——問題的關鍵還是利率方面，錢業總會顯然是想趁火打劫，內廷經理處更是爲了分薄宗藩借款的信貸壓力在推波助瀾。
於是鄭克臧把內廷經理處幾名會辦、幫辦直接喊了過來，在鄭克臧的壓力下，內廷經理處不得不決定內廷每年購買三百萬貫的黃河（綜治）債券，四海、通海錢莊方面也跟着答應每年各自消化一百萬貫的黃河債券，至於剩下的五百萬貫，則由兩家準央行出面說服各家錢莊以抵押在兩家內的開業準備金購買。
事情看似解決了，於是秋後算賬的鄭克臧便責成鹽鐵衙門錢業司制定相關條例規範錢莊存貸利息最高限額；又準備命令刑部制定律令限制錢莊、當鋪、押行及民間個人實施的高利貸行爲。但是四海、通海兩家錢莊卻通過內廷經理處向鄭克臧提出申訴，認爲蓄意壓低存貸款利率並不符合鄭克臧促進工商業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反而會導致資金流向利潤相對更高的土地投資，從源頭上扼殺了工商業的活力。
南宋、明末都是中國經濟極度活躍的時代，可以說都觸摸到了資本主義的門檻，之所以最終沒有越過這個門檻，外敵入侵打斷進程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工商業獲利者將所獲利潤轉移到土地經營上，使得繼續發展缺乏足夠的後勁。對此，鄭克臧自然不願意重蹈覆轍的，但錢莊方面的話明顯是誤導，就連不是經濟學家的鄭克臧也知道，低利率對刺激經濟的重要作用。因此，兩家準央行反對的唯一理由無非是擔心利潤率下降後，有興趣經營錢莊票號的人會減少，錢莊票號的相關業務也會減少，進而影響到了四海、通海這兩家準央行在準備金等方面獲取的預期利益。
利益部門有自己的小算盤是無可厚非的，但危言聳聽就不對了，但鄭克臧並沒有直接處理內廷經理處和兩家錢莊的高層，畢竟換人來做，日後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因此關鍵在於華夏朝廷如何進行利潤導向——華夏是不抑制土地兼併的，這是因爲華夏有足夠多的土地等着失地流民填充，也是因爲失地流民同樣是工商業的所需要的，但這並不意味着鄭克臧默許投資土地可以獲得超額利潤。
很快，農政衙門根據鄭克臧的指令對提高全國田賦徵收水平進行了討論並徵詢了各省各府州各縣農政部門的意見——華夏的田賦收取量是在清代田賦收取量的基礎上進行攤丁入畝後得到的，因此實際賦稅壓力是很高的，只是華夏不收取正賦以外的折色、火耗、鼠雀耗等雜賦、攤派等加徵，所以才顯得較明季和清代略低——正是因爲原本的賦稅壓力已經很沉重了，地方農政衙門有致一心的共同表示不能再增加百姓的負擔，更有不少的地方主官出於憂國憂民或沽名釣譽等原因連發奏章請求朝廷適當減稅，當然意圖阿附鄭克臧的官員也有，因此整個武成十九年的上半年，華夏朝野因爲田賦加徵的問題亂成了一團。
對於朝野的擔心，作爲秘書機構的翰林學士院幾名翰林學士向鄭克臧提出一個實施梯級稅率的建議：以戶口內人均耕地在十（夏）畝及以下的，按原有徵收水平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十（夏）畝至五十（夏）畝之間的，超過十（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零五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十（夏）畝至五百（夏）畝之間的，超過五十（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五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百（夏）畝至五千（夏）畝之間的，超過五百（夏）畝的部分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徵收田賦；戶內人均耕地在五千（夏）畝以上的，超過五千（夏）畝部分一律按原額定田賦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徵收田賦；功民、爵民應繳田賦將在扣除其免稅部分後再行計算；另外原來對非自營性土地執行的百分之十五的額外加徵依舊照常執行。
依據這個方案，個人擁有田畝數量越多，繳納稅賦總額越高，不過加徵的幅度並不大，因而對土地投資有一定的抑制，卻不會動搖鄭克臧利用土地兼併實現農業集約化生產的最初目的，理所當然的爲鄭克臧鄭克臧所採納。但由於華夏國內最大的田主正是皇室、宗室和權貴，所以新的田賦制度首當其衝的加徵對象就是皇莊，故而農政衙門的新稅制一出臺就遭到了內廷經理處的極大反對。然而鄭克臧卻一力支持農政衙門，胳膊拗不過大腿的內廷經理處便聯合部分宗室及權貴，繞開鄭克臧直接向農政衙門施壓。
考慮到土地政策是最容易反覆的，只是迫於鄭克臧的壓力纔不得已出臺新政的農政衙門並不願意過度刺激內廷和權貴，以免日後遭到清算和反撲。所以在雙方一拍即合的情況下，農政衙門暗中下文給地方，宣佈今後覈算戶均耕地、山林、湖塘面積時覈算權由縣一級下放到巡檢司一級，這樣一來就在起徵點不變的情況下減少大田主在單個徵收區的土地佔有量，從而降低了田賦的總額，以保證不至過度損害大田主方的利益。
高高在上的鄭克臧並不知道下面已經揹着自己妥協了，或許他知道，但無力阻止利益集團的行動，但不管怎麼說，他將土地收益從超額利潤轉變爲正常利潤的行動還是部分成功了，至少經過這麼一番折騰之後，在當時人眼中看來，經營土地是求穩，若想求富還是要經營工商、海貿、金融等高風險高回報的行業。
只是鄭克臧在經濟方面推行的微調是否真正成功還有待時間的檢驗，但在眼下，他倡導的政府機構大改革卻遭到了文官集團的一致反對——在日後看來，國家政府部門進行增減是一件正常的事，經濟環境的改變、精兵簡政的需要、政治分肥的落實等等等等，都可能導致一國政府機構的變化，然而在這個時代看來，鄭克臧動輒更張衙署的行動只能用輕佻來形容——儘管鄭克臧之前也在招討大將軍府和大都督府的框架下設置了不少類似的古怪機構，但那是混亂時代的臨時體制，兩者根本不能混爲一談。
由於歷朝歷代鬧得像鄭克臧一樣決策爲羣臣共同反對的也只有明代正德下令寡婦出嫁、明代的萬曆堅持收取礦稅以及另一個時空中清代雍正實現士紳一體納糧、士紳一體當差等寥寥少數幾宗。所以看不下去的皇后陳纖巧也曾幾番相勸，可明知道根本無法馴服官僚集團、也不想馴服官僚集團的鄭克臧卻在功民會、鄉賢會等制衡官僚集團的力量尚未完全成長起來之前找不到合適的代言人，所以不得不繼續赤膊上陣。
但就算鄭克臧把陽奉陰違的多名內閣大臣、內閣參贊大臣踢到到海外就藩，可繼林維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李滄卻依舊不肯在鄭克臧的詔令上副籤。正當鄭克臧不排除用進一步清洗來執行自己政策的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從武成十七年起就纏綿病榻的童春娘病危，在彌留之際之時，這位從不過問政務的昭妃娘娘突然懇請鄭克臧善待臣下。
爲了讓這位從小陪伴自己的貼心人走時不留遺憾，鄭克臧終於對羣臣作出了一些讓步，同意今後不再變動朝廷機構。生怕繼續頂牛會讓鄭克臧亮出屠刀的文臣集團也趁機後退了一步，於是皇帝和臣子們就朝廷改制終於取得了共識。
武成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鄭克臧發佈詔令，重組中央各部衙門，其中將禮部改組爲禮儀院、吏部歸併考試院後改組爲審官院、度支衙門改成度支省、鹽鐵衙門改爲鹽鐵省、農政衙門改爲農林省、刑部拆分爲律政省和捕盜衙門、兵部改爲軍務省、學部改爲文教省、厚生衙門歸併原刑部戶政司後改爲厚生省、郵傳衙門改稱郵傳省。
改制後的各省置正三品侍中一名、從三品侍郎兩名；各衙門設正三品尚書一人、從三品侍郎一人；省和衙門之下設曹，曹設正四品郎中一人、從四品員外郎一人；曹下設司，司設正五品主事一人、從五品副主事一人；司下設房，各房設正六品都事一人、從六品副都事一人；除各級主官外省、曹、司、房另設堂下官若干、吏員若干。
如此一來，華夏朝的外朝設內閣和度支、鹽鐵、農林、律政、軍務、文教、厚生、郵傳等八個省及大審院、監察院等兩個院、總督衙門、捕盜衙門、都水衙門、營建衙門等四個衙門；華夏朝中朝設審官院、禮儀院、通政院、格致院、弼德院、樞密院等六個院；華夏朝內廷則設宗人府、內侍省以及皇帝的秘書諮詢機構——翰林學士院。
此外根據華夏中樞的改制結果，地方行政機構也做了相應的變動——各省在都督行臺之下設曹、司、房；各府、直隸州在知府、知州之下設司、房；各縣在知縣之下設房；地方各曹設從四品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一人，地方各司設從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副主事一人，地方各房設從六品都事一人、正七品副都事一人；至於縣之下各巡檢司，則設各房派出所，另有正八品所正、從八品所丞、正九品所主簿等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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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鄭克臧終於將華夏朝廷的官僚機構變得跟他前世時類似了，這麼做到底是對是錯，一樣要後人來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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