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看守所的路上，我感到很疲勞，渾身無力，彷彿壓抑了許久的委屈、積怨，頃刻間全部噴泄了出去。
我可以肯定地說，在大興安嶺地區審理的刑事案件中，刑事被告人有條有理地辯解能引起旁聽觀衆的響應的，今天尚屬首例。
就在我開庭不久，楓的弟弟小平也下起訴了，通過武警戰士將小平的起訴書傳過來觀看，指控的事實也比較嚴重，是按故意殺人認定的。事發原因是鄰居李四將妻妹曾介紹給小平處對象，後來，李四又不同意妻妹繼續和小平來往。這日，小平感到憋氣，有一種被耍弄的感覺，晚飯時，在家裡喝了一斤多酒，臨去李四家身上帶了一把尖刀，想問一問李四不讓妻妹與他處對象的原因。到了李四家正趕上吃飯，李四讓小平坐下來再喝兩口，本身小平來時酒已喝的過量，加之憋了一肚子氣，坐下來兩杯酒下肚，已經神志不清了。在和李四理論時，爭吵起來，李四的愛人見小平動怒，便跑到楓處找小平的家人。楓忙趕到李四家讓小平回家，小平不走，因此，楓便說了小平幾句，楓怕小平耍酒瘋嚇着孩子，隨後，抱起李四家孩子準備回家。
小平在神智不清醒的情況下，受到楓語言的刺激，在楓抱着孩子欲推門出屋時，失控的小平從炕上撲下來，順手刺向楓背部一刀，楓轉身準備往下放孩子時，小平又向楓的胸部刺了一刀，楓被送到醫院搶救，因失血過多死亡。小平回到家裡躺在地下便睡了過去。具小平說，他第二天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被繩子捆着，在公安局躺着了。他回憶說，他記得和哥哥吵嘴了，之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小平問我能判到什麼程度，我告訴他，從起訴上的情況分析，很可能死刑。小平說不能判死刑。他說，這事兒只要家裡找找人，怎麼判也死不了。我知道他家的狀況，條件很不好，，母親一身的病，父親腦血栓，家裡還剩下三個未成家的妹妹。於是，我對小平說，想保命只有唯一的一條出路，讓他母親攙着半身不遂的父親，領着三個未成年的妹妹，到法院找院長，兩個兒子現在死一個了，懇求法院留一個養老的。院長不答應，就睡在院長辦公室不回來，直到法院答應或下判決爲止。因爲從小平犯罪的情節應判死刑，但法院如果考慮家屬的追訴，可能會給小平留口氣兒，也就是死緩。我讓小平開庭時，就這樣安排他母親這樣做。或許能保命，當時小平答應了，只可惜，開庭時，小平只讓家裡找人，並沒有按我告訴的那樣去做。
1989年12月26日早晨，看守所的看守員剛剛交完班，值班的看守員就開始往出提人，武警戰士說，今天是公審大會。我是最後一個提到值班室的，其他人都已被押上警車。我進值班室後，審判長吳萬林在屋裡，所有的看守員都躲到別的屋子裡去了。地上放着個38斤重的腳鐐子。我心裡明白了，這是判我死刑了，所有的看守員都瞭解我的案情，他們分析給我帶鐐子一定會發生很大的麻煩，我也不會讓他們這麼老實地給我帶上鐐子，再者，看守員有不想得罪人的，也有對這起案子的處理結果有意見的。
我看人都出去了，而審判長吳萬林也跑到門外站着去了，我索性坐在了沙發上，我要看看怎麼往下表演。吳萬林見半天兒無人給我帶鐐子，他喊來另一個人看着我，自己到所長辦公室去了，他是找人給我帶鐐子去了。
約有4—5分鐘左右，看守所的管理員楊得峰管教來了，他不到五十歲的年齡，操着山東口音說；“孩子，這老這麼挺着也不是事兒，聽話，還是大叔先給你帶上吧，你也不用吵不用鬧，有什麼話等高院來人，你再說，你現在再吵再鬧，最後也得給你帶上，只能二審再說吧。”
我考慮了半天，覺得說的也在理兒，於是我坐在地上，讓楊得風管理員把鐐子用鉚釘鉚在了雙腳上。走出看守所，預審科的韓江和刑警隊的一名刑警把我扶到了一輛汽車上。在行駛途中，韓江多次提醒我，告訴我別扯別的。我心裡想：什麼叫別的，案子判死刑的結果，已經嚴重的不公正了，所有的人都心明鏡似的，對其他的死刑犯怎麼沒這麼對待呢：帶鐐子沒人願意給帶，看押我，還特意安排了兩個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人，擔心怕控制不了我。
我沒有吱聲，到會上再說吧。我心裡想。
公審大會地點是鐵路文化宮，押着我的車是最後一個到的，文化宮外面人山人海，我被押進大廳等待宣判時，我發現能容納千餘人的場內早已座無虛席。外面的人看來是進不來了。
通過大喇叭可能聽到，場內是區基層法院對有期徒刑的二十多人依次進行宣判，隨後，把我帶入場內，由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進行宣判。我仔細地聽着認定的事實：
判決書中的前半部分和起訴書中指控的事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後半部分認定：“被告人在毆鬥中用軍刺猛刺華宇一刀，見華宇倒地口吐血沫後，喊了聲：”快走！“便逃離現場。被告人宋振嶺在緩刑期間殺死一人、傷一人，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與前期沒有執行的三年七個月零二十九天合併執行，決定執行死刑。
我聽到這樣的認定和判決，我簡直達到了瘋狂的地步。不僅僅是不應判處死刑。而且歪曲了事實，我刺華宇一刀後，華宇跑入人羣，這面還在廝打，等人散後，我是隨着人羣一起走的，根本就沒見到他倒地，口吐血沫。否則，我一定會給他送到醫院的。一審如此認定，無非從性質和情節上發生了變化，讓人理解我是草菅人命。但事實並不是這樣，退一步講，證據何在呀？當時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形成法律文書的東西，會是這樣的。看來法律雖然制定的公平，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神聖的，但落到小人手裡卻是那樣的恐怖、不講理。
我憤怒地跳起來，高喊：“冤枉！冤枉！”我要讓羣衆知道，一審的判決不是公平的，而且有人干預了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