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錚的擔心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要說是放在一年前，日本方面絕對不會做出太多的讓步的，畢竟那時候日軍其他方面暫且不說，單單在軍事方面的優勢還是很明顯的，其進攻力度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現在可就說不好了，畢竟現在日本的情況比較糟糕，其軍事上優勢在不斷地被追趕上，經濟上也逐漸難以爲繼，而且國內的反戰聲音也日益高漲，繼續打下去這場戰爭就沒有什麼利益可圖了。爲了不幹這賠本的買賣，日本政府就算是放棄一些利益也是可以理解的。
說白了也就一句話，也就說現在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之間是有合作可能的，有合作的基礎也有合作的需要。
不過馬錚也清楚，老蔣現在對於日本人並不是很相信，畢竟汪僞政權就是老蔣心裡的一根刺，這根刺要是不拔掉蔣光頭可謂是寢食難安，哪還有心思和日本人和談。
而且歷史上對於這次和談有着詳細的記載，多種資料表明，和談工作只是日方的一廂情願，蔣應對“和談”，不過權宜之計，並非誠心。
當時日方部分人員即已認識到“桐工作是日本政府寄予最大希望的和平工作，重慶方面則是在藍衣社首領戴笠的領導下進行的謀略工作。”
如果說前兩次和談國民政府付出了十分真心的話，那麼這一次和談老蔣至多付出三分真心。對於日本政府旨在誘降的“和平談判”，重慶方面雖然出於多方面考慮，迴應了日方的這一政策，與之進行了會談。
然而會談進行了將近一年，沒有任何結果而告終結，這讓日本方面極爲惱火。
對於怎樣阻止老蔣與日本人和談，說實話馬錚還沒有想到有效的辦法，他打仗倒是不含糊，但是說起玩政治，自己還真是一個小白，這種事情還是找幾個幫手爲好。
對於國民政府與日軍和談這件事，最擔心的恐怕就是延安方面了，其次桂系的那幾個大佬似乎也不贊同。至於山西的閻錫山以及其他地方軍閥不過都是牆頭草，那邊風大那邊倒，不靠譜！
不過在這件事情上似乎略有不同，即便是關乎國家民族危亡，但是一部分人還是有私心的，因爲私心恐怕一部分人未必會支持自己。
舉個例子，就拿山西的閻老西來說吧，這老漢最關心的還是他的老巢山西，那是他的根本。現在對他威脅最大的就是日本人，因此閻老西巴不得國民政府早點和日本鬼子和談。到時候等日本人一撤，這山西還不是他閻某人的天下，所以閻老西是不會支持他逼蔣抗日的。
另外中國現在還存在的幾支地方軍閥勢力裡面，內給自己支持的恐怕也沒有多少人了。東北軍絕大多數將士倒是都希望和日本人決戰到底，打回老家去。
但是自從西安事變之後，東北軍的老大張小六就被老蔣軟禁了起來，老蔣通過分化打擊拉攏等各種手段，基本上令三十餘萬東北軍成了一盤散沙，現在自保都勉強，哪還有精力支持自己。
西北軍的情況也一樣，楊虎城被逼走國外，西北軍現在由孫蔚如指揮，但是整個西北軍現在只剩下區區幾萬雜牌兵，而且還置於老蔣嫡系胡宗南的戰略集團槍口之下，就算是借孫蔚如一個膽子也不敢瞎折騰，弄不好老蔣就會以此爲藉口分拆了西北軍。
川軍就更不要說了，自從劉湘死後，整個川軍就亂套了，然後被老蔣幾個組合拳徹底打懵了，現在的川軍也就之比東北軍好一些，還算是有個根。但是讓他們和自己一起逼蔣抗日，恐怕是力有未逮。
湘軍、滇軍、黔軍都也一樣，沒幾支像樣的軍隊，只要老蔣願意，隨隨便便派幾個師進入雲貴高原，這幾路軍閥就得飛灰湮滅，因此他們絕對不敢與自己爲伍，可以與自己相互聲援的恐怕就只有桂軍了。
2月20日，國民政府就中日有沒有必要進行會談與日本人提出了三點質疑。第一，日本是否要重新考慮不以國民政府及蔣爲對手的聲明，如要重新考慮，將用何等方法向中國方面證實?
第二，日本的對華態度如果真是中日經濟提攜，則在能達到此目的時，是否能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局面?
第三、日本政府有無向國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之意?如有，能否暗中向蔣本人遞交有關和平問題之親啓函件。因公開進行會對蔣的對日和平工作造成極大妨害，“近衛聲明”即因已公開，致使蔣的立場陷於極端困難。
國民政府的這三個質疑提的很明確，如果日本人能在這三個質疑上給予國民政府明確的回答，而他們給出的答案也能令國民政府滿意的話，那麼彼此之間就有了和談的基礎，到時候國民政府也會正式與日本方面進行會談，否則的話雙方就沒有浪費口水的必要了。
此時的國民政府與歷史上的國民政府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是國力方面，由於馬錚所部的橫空出世和強勢崛起，國際社會對於日本的野蠻侵華頗有微詞。
更重要的是由於國共雙方通力合作，在多個戰場屢屢給予日軍重創，儘管現在日軍依然在戰略上佔有優勢，但是在很多局部戰役中日軍已經落了下風，因此包括英美等國在內的很多國家並不認爲日本能徹底佔領中國。
再加上前段時間八路軍在第一戰區和第二戰區的配合下，狠狠將日軍華北方面軍收拾了一番，另外逼死了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此外還將橫山勇、笠原幸雄以及數十名將佐送上了軍事法庭，給日本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老蔣對於日本人並沒有歷史上那麼擔心。
此外就是雙方軍力上的差距也沒有歷史上那樣懸殊，歷史上國民政府打到現在基本上已經是油盡燈枯了，但是現在呢，國民政府不但從蘇聯得到了大批的援助，同時還從美國那裡拉來了不少援助，因此國民政府還沒有到了無以爲繼的地步。
而且就雙方的軍事實力而言，國民政府的武器裝備雖然還是比日軍差了不少，尤其是在火炮和空軍方面差距更是懸殊，但是這種差距完全可以用人數上的優勢彌補上，因此老蔣表現的很“淡定”。
如果擱了前兩年，日本人只要將和談這塊兒肉骨頭拋出來，老蔣恐怕早就巴巴的湊上去了。總而言之現在的老蔣有幾百萬大軍以及不斷傳來好消息的各個戰場作爲堅強的後盾，整個人終於可以挺起腰桿說話了。
對以上質疑，日本方面的代表當然毫無回答的準備。畢竟鈴木只是一個小小的陸軍中佐，他只負責在中國派遣軍或地下秘密工作範圍內保持聯絡。
於是宋子良又轉述了重慶方面意見：“在中日兩國正式會談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和平條件。”
很快，中日兩國代表在香港由日本方面準備的東肥洋行二樓，舉行日中預備會談。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除鈴木中佐、今並大佐外，尚有新參加的參謀本部第八課長臼井茂樹大佐。
而中方代表，除宋子良與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原駐德參贊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外，尚有候補代表侍從室副主任陸軍少將張漢年、聯絡員張治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