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日，星期日。四輛黑色奧迪轎車先後開進金寧太湖賓館。從車上下來幾人，在早已等候在一邊的酒店服務經理恭敬地引進了大門。
幾分鐘後，頂樓一號白金vip總統套房的門被打開，四名年齡四十到五十不等的中年男子言笑晏晏地走了進來。房中的男子長身而立，跟他們一一握手。
“都是老同志了，就不假客套了，大家都隨意坐下吧。”房中的男子自然不是別人，正是江東省委副書記、紀委書記蕭宸。
今天在這裡齊聚的，也都不是外人，分別是常務副省長餘可爲，省委組織部長楊耀民，吳城市委書記陳偉波，樑溪市委書記趙介民，這四位清一色都是江東省委常委。如果再加上蕭宸，那麼今天這裡已經差不多可以算半個江東省委常委會了。
江東省委一共十二名常委，其中有三人是市委書記，分別是金寧市委書記、吳城市委書記和樑溪市委書記。江東省一共有十三個地級市，分別是：金寧、吳城、樑溪、彭城、延陵、靜海、港城、淮陰、鹽瀆、廣陵、京口、海陵和宿豫。除省會金寧外，吳城和樑溪是經濟最強的兩個市，除了這兩強之外，蘇南還有延陵經常被與吳城和樑溪列在一起，稱爲吳粱延，也就是蘇南模式的代表。而蘇北經濟很多年來落後於蘇南，其中地位比較重要的是交通樞紐彭城和著名海港城市港城。彭城同時也是礦業大市，煤炭等儲量較大，屬於老工業基地之一，正處在轉型階段，去年蕭宸還曾經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和振東辦主任的身份前去指導工作。
今天蕭宸等人趕在省委常委會之前聚會，自然是要爲明天的省委常委會做準備。所謂準備，最關鍵的當然就是對明天將要討論的幾個人事任免和調動取得“內部一致”，按照官方說法，這叫私下交換意見。
“蕭書記，這次一下子有七八個比較關鍵的職務要調整，我們可不能都給漏了啊。”常務副省長餘可爲最先笑着說話。
蕭宸明白餘可爲的意思，省發改委主任樑必齊已經到了要退居二線的年齡，尤其是他本人身體不大好，這一次已經是第三次打報告表示自己不能繼續留在一線崗位上工作了，對於他的位置，這次省委肯定是要調整的，但發改委主任這一職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周省長對這個位置早已虎視眈眈，甚至李書記也有可能瞄準了這個位置。但餘可爲如果想在省府有足夠的發言權，那麼省發改委主任也是必須爭取到手的一枚重要棋子。
蕭宸笑了笑：“有些職務，要退下去的同志自己也是有推薦權的，這一點在實際工作中，組織上一般是會認真考慮的。”
餘可爲一聽，頓時明白蕭宸的意思，蕭書記這是在告訴餘可爲，關於樑必齊的讓位，最好是要讓樑必齊自己開口推薦一個他餘省長滿意的人，老一把手退下去之前的推薦，在組織上，那可一貫都是會得到重視的。組織上是誰？“組織上”大多數情況下就是三個人：省委書記、黨羣副書記、組織部長。一個一把手位置的人選，如果前一把手推薦、組織部長覈查、副書記也認可，那麼即便是書記，也不好隨便否決。
餘可爲於是滿意地笑了笑，就沒再繼續說話。
這次說話的是陳偉波，他笑了笑，問道：“蕭書記，聽說省長那邊打算讓餘正清出任彭城市委的黨羣副書記？”
“周省長是有這麼一說。”蕭宸平靜地回答道，臉色自然。
陳偉波和趙介民對望一眼，笑道：“餘正清，領導能力方面……這個位置，恐怕還要再斟酌一下吧？”
蕭宸微微笑了笑：“是吧。”
趙介民也在一邊搖搖頭：“他可沒有做黨務工作的經驗啊，在位周省長服務的工作中，主要接觸的可都是經濟方面的工作，我看他對經濟工作可能有些瞭解，但黨務工作……我個人認爲，還是要更加慎重一些，書記你說呢？”趙介民沒有在書記二字前加上蕭字，按說一般只有正職書記，才直接稱呼爲書記，副職書記一般都要把姓加上。但趙介民自然不是沒有常識，而是他曾經在蕭宸當班長的班子裡工作，當時蕭宸就是市委書記，趙介民只是按照當初的稱呼來叫。體制內很多規矩，其中過去的領導如果在大家都升官以後仍然是你的領導，那麼在某些情況下你繼續稱呼他過去的職務，並非是怠慢人，而是表示親近的一種方式，此刻趙介民就是如此。
蕭宸聽了，微微點頭：“我也是這樣看，但省長那邊這次非常堅決，上次書記碰頭會，他就是爲了這件事跟老楊拍了桌子。”
三人頓時朝楊耀民望去，楊耀民哂然一笑：“那餘正清也不知道是給老周灌了什麼迷湯，老周那天是很激動的，對此，我也比較好奇。”他頓了一頓，又朝蕭宸笑道：“不過蕭書記，我還是堅持那天的原則，彭城的黨羣副書記，不能交給老周，必須拿在我們手裡。”
蕭宸還沒答話，餘可爲先表示同意：“我同意老楊的意見，彭城是蘇北最大城市，是政務院批准的擁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是我們省重點規劃建設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四個特大城市之一，也是新亞歐大陸橋華夏段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和淮海經濟區的中心城市，現爲第二亞歐大陸橋東端一個人口超過三百萬的特大城市。彭城‘東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齊魯’，素有‘五省通衢’之稱。京滬鐵路、隴海鐵路、京滬高鐵、徐蘭客運專線在此交匯，京杭大運河傍城而過貫穿彭城南北，北濱微山湖。公路四通八達，北通京津，南達滬寧，西接蘭新，東抵海濱，爲我國重要水陸交通樞紐和東西、南北經濟聯繫的重要‘十字路口’。尤其是，去年彭城的經濟增速全省第一，雖然總量上離吳城、樑溪還有較大距離，但在蘇北，那可是首屈一指，這樣一個大市，黨務工作怎麼能不交到黨羣書記手裡，卻交到省長那去了呢？”
蕭宸聽了，其實有些無奈，有些遺憾。官場歷來就是人場，人場就是圈子，如同武俠小說裡的江湖，江湖是什麼組成的？自然是人，而這些人，又分成各個門派，一如官場人和他們的圈子。作爲官場中一個大圈子內的一員，蕭宸的身邊也有圈子，而不論蕭宸對圈子裡這些同志推薦人的理由怎麼無奈，他也必須要順應這個規則，不能逆反，也無法逆反。就如同風帆戰艦不能可能逆風狂飆一樣，蕭宸也反抗不了他自己所在的圈子。要想戰艦能夠逆風狂飆，只能把風帆戰艦本身進化，成了蒸汽輪機戰艦、內燃機戰艦，那時候纔有可能。現在，是萬萬不可能的。
這讓蕭宸又想起了“逆淘汰”這個詞。
所謂“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具有真才實學和道德操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擠和打擊、壓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現象。而與之伴生的現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質較差乃至惡劣的庸人甚至壞人，他們反而因爲善於投機鑽營和趨炎附勢，而成爲官場競爭的勝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華夏宋代的蘇轍曾形象地將這一現象稱之爲華夏官場的“君子鬥不過小人”現象。
這種在華夏的封建社會官場源遠流長的現象，爲什麼在華夏進入共和國後依然會屢屢發生，司空見慣呢？蕭宸始終認爲，這要從華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尋找深層的制度性原因。
衆所周知，在華夏的官僚政治傳統中，有一個遺產是代代相傳的，這就是各級官員的層層任命制。在華夏大陸，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選舉出來之外（這還不包括在村裡真正說了算的黨支部書記），各級官員都不是經由民衆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在當今華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員選舉，其中包括所謂差額選舉，無不是由上級做出安排的，選舉人只是按照上級的意圖舉舉手、畫畫圈、做做樣子罷了。偶爾某個縣以上機構的選舉中鬧出一個非候選人當選的現象，在當地乃至在華夏都會是天大的新聞，這作爲一種官場非常態的現象其實並不具有制度性的意義。
事實上，由於官員的任命機制均是由上級操控，自文革後，在理想幻滅，信仰淪喪後的近幾十年來，華夏官場中的官員，凡爲了奔一個好前程者，其躋身官場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顯然不是把爲崇高的事業服務作爲當官的宗旨，而是把爲自己的長官或上級服務作爲核心任務。任何一個在華夏官場呆過一段時間的人都能夠感覺得到，華夏官場中能夠呼風喚雨的最成功的官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會“做人”，而不是會做事。當然，既能做事，又會做人的成功官員也不乏現實的例子，但這絕對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員行列中的主流。只會做事而不會做人的官員，往往是升遷無望的。這是因爲，官員的考覈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能做出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關係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級的，就能飛黃騰達，就能戴穩烏紗，而與上級關係疏遠的則鮮有升遷的機會。凡能在領導生活圈裡如魚得水者，無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於在領導工作圈裡折騰的，其升遷的機會寥寥。
於是，人們就很容易發現“報喜不報憂”，與上級交往則諂媚，對待下級則輕慢，就成了華夏官場中各級官員相處、相交時的常態。
正是這種以人身依附爲特徵的制度特性，導致下級只對上級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而不是對自己所治理的民衆負責，這就必然導致違背常理的反達爾文規則的逆向精英淘汰。
優勝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類社會選拔人才的最有效機制，即通過某種競爭規則，選拔優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則不然，它是將優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卻給那些善於阿諛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發展的機會。雖然華夏現在也開始了公開考選某些省以下機構官員的嘗試，但這種選考就目前來看，尚不是官員晉升的主要通路，其對官員的吸引力並不是像某些選考的組織者所想象的那麼大。
從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機制其實深藏於人的天性之中。因爲在人性中，有一個人人都有的弱點，那就是都喜歡聽悅耳的好話，喜歡別人奉承和拍馬屁。而精英們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氣和清高不屑於投機鑽營，庸人們則不靠拍馬逢迎卻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會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級，籠絡上級上。在以人身依附爲特點的官場格局中，做長官的十有八.九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這就毫無疑問爲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於迎合上級，籠絡上級的平庸者們，提供了更多的升遷機會。如此這般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現實的政治生活用許多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人們，在官出上級的社會，淘汰精英的過程，其實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當衆多特立獨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殺後，整個社會則必然的逐漸走向萬馬齊喑的局面，體制的活力和張力將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級的制度安排加上國家壟斷了主要的利益供給，華夏的官場自古就是一個巨大的吸納同時又毀滅頂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將天下精英統統吸引到其中，而且，通過國家的暴力壟斷和文化壟斷使人才除了依附國家外沒有其他更好的出路。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舉國的讀書人紛紛走進科場應試，就曾喜形於色地說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廣大的知識分子在一個官出上級的社會，要想出人頭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當無數的人才精英擠在入仕做官這唯一的獨木橋上時，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甚至刺刀見紅，競爭自然殘酷絕倫。在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只有厚黑者勝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圓內方”的姿態順應官場文化和通行的潛規則，鮮有不被淘汰者。其結果是，我們總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裡；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裡；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在說假話的人手裡。
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華夏官場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華夏人向來有通過窩裡鬥而內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傳統，其窩裡斗的血腥殘酷性與大規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現象爲世所僅見。通常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結爲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只是華夏人所特有的原罪。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華夏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爲什麼窩裡鬥在華夏千百年來代代不息沒有窮期，爲什麼華夏人會產生“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怪異思維？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沒有劣等的民族，只有劣等的制度。
蕭宸經常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華夏在歷史上一直是個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更少，大家都在準飢餓線上苦巴巴地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索取生活資料。在仕農工商的社會序列中，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在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敗的“零和博弈”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或發展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多樣，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個人卻只有一個發財或發展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爲此赤膊上陣，大打出手。民間形象的說法就是“槽裡無食豬拱豬”。在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華夏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海官術出神入化，社會週期動盪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癥結之所在。從這個角度看當今的國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舉國上下各級政府無一例外全都在那裡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性後果，使個人既無獨立的政治地位，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即使一度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在國家的暴力機器面前化爲烏有，華夏曆代的開國功臣的悲劇正是根源於此。
在漫長的華夏曆史上，像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有名的良將或謀臣，爲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利。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華夏曆史，與傳統的華夏社會共始終。爲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勢羣體。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在華夏已往的歷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爲自由人。其實，就當代政治學的定義而言，華夏的皇帝們也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當今華夏，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華夏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蕭宸始終認爲，歸根結蒂，導致華夏的知識分子永遠扮演這一悲劇性角色的罪魁禍首，就是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了利益供給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後，華夏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政權之上的“毛”。在一個政府是唯一僱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癡人說夢。
尊嚴與飢餓無法友好相處，如同冰炭不可同器。華夏傳統社會的鐵則是：主宰一個人的薪給，即可主宰其意志。沒有獨立的經濟權利，就沒有獨立的政治權利。只有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纔能有獨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經濟上不獨立，靠巴結混飯吃，道德上就很難守節。而個人失去獨立之人格，思想聽命於僱主，不問是非，黨同伐異，則根本無法產生公民社會。
所謂“公民社會”，是一個自然演進的概念。它起源於古代希臘和羅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權的城邦公民的社會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紀，公民社會演變爲西歐獨立於封建領主體制之外的商業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義務和神權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間。到了文藝復興的思想啓蒙階段，西方公民社會的內涵逐漸趨於豐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權力制衡、社會契約、思想多元等內容，成爲獨立於國家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它以一系列獨立的民間組織、政黨、社團、俱樂部、沙龍、學校、教會、工會、行會、通訊、出版、新聞、慈善機構等作爲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會介於公民與國家這兩極之間，既是聯繫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紐帶，也構成了對公民個體的保護屏障，同時對皇權和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制約。
英美等國成熟的公民社會，是建立在約翰.洛克的“社會在國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會力量強於國家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作爲個體的公民是現代國家中最小的元素，公民社會則按照非強制、非暴力原則調節公民個體間的關係，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組織形成若干更大的單元，從而具有個體公民所不具備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僅具備若干個組織的有形力量，而且還因爲公民個體中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擁有無形的力量，並化解掉大量公民個體之間的矛盾，使之難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可見，一個發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會，不但可以有效地抵禦來自政府的權力對公民人權的侵犯，避免政府“權力無邊界”的情形出現；而且也會起到社會穩定的調節器的作用，從而也就使得潛在的極權主義者的迴旋餘地大爲縮小乃至沒有市場。
而華夏在它的有記載的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獨立於皇權和國家及其政府的公民社會。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會。華夏的政治體制迄今爲止，一直是一種缺少變化的，不允許出現內部競爭對手的鐵板一塊式的政治結構。任何一個既往的王朝或當代的歷屆政府，從來都不會允許批評其權威的獨立自治的社會組織機構產生，與此同時，它也逐漸發育出一個相對穩定的領導層，並建立了一種能適應現實的變化和吸取成敗經驗與歷史教訓的某種機制。
另外，華夏也沒有可比之於西方天主教會之類的擁有長達十幾個世紀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組織這樣一個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組織。當華夏管理國家的上層與草根下層，有一種合理的吸納社會精英的有效機制正常發揮作用時（如過去的科舉制度），來自草根階層的訴求和願望就能夠通過那些科舉入仕的精英帶入高層而成爲國家的政策，當這種上下聯繫的有效管道被截斷後，上下必然阻隔，社會逐漸斷裂，國家走向失序則是必然的結局。
蕭宸在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前，是拿雙學位的，其中就有法律。當時他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他的結論是：華夏社會，歷朝歷代的政府面對民衆的政治訴求和抗爭，習慣於採用政治高壓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會反抗，而不是通過利益博弈的機制達成妥協。
由於華夏社會在傳統上就一直缺乏制度性的上下溝通渠道與下層對上層發泄不滿的渠道（這從當今的信訪制度設計流於形式可以明證），一旦出現下層針對上層的暴力衝突，平常在高壓統治下沉默馴順的的羔羊們就變成了嗜血成性的暴徒（原因是烏合之衆人人都想搭便車而不受懲罰），從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發展到極端就只有天下大亂一條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國家，因爲有長期的社會自治傳統和合法的反對黨存在，社會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現局部的動盪也很容易通過不同利益羣體之間的對話而使社會歸於平靜。它們的在野黨被稱爲“忠誠的反對派”，就是爲了防止政府危機演化爲全面社會危機的有效防火牆。例如，就連意大利這樣一個黑社會曾經非常猖獗的國家，其在50年間，居然發生好幾十次政府危機，政府的平均壽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間居然產生過60屆政府，然而其政府雖然更迭頻繁，但對民衆和社會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其他像法國、英國、德國等也發生過頻繁的政府更迭，國民早已習以爲常，民衆的生活也基本沒有受到大的消極影響，人民該幹什麼還幹什麼。這樣的事要是發生在華夏是無法想象的。華夏自古就有“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的說法，一旦政府垮臺了，非天下大亂不可。
華夏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府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華夏的近代的國家制度，其實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破壞機制被暴力最強者所啓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曾提出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爲，制度變遷存在着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諾斯說過：“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這也正是無數大陸的華夏人，看不懂寶島的華夏人在社會制度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所謂“亂象”的根本原因。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性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活力發揮，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和受益於該制度的組織和個人，爲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則會盡力去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制度失效的狀態，整個社會發展則陷於停滯，這就是所謂惡性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華夏的政治過程，可以發現華夏的政治中同樣存在着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其實，無論中外，政治活動都是集體性的，都有其運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動受制度的約束是經常的和強烈的，其對制度的依賴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導致的是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制度的傾向。在華夏，由於政治的複雜性和低透明度，使得從上到下的人們對政治變革行爲的後果難以預料，因之，任何掌權者在制度變革預期不明的情況下，草率發起制度變遷是不明智的。正是爲了避免承擔因制度變革而引發的高成本，華夏的決策階層歷來傾向於維持已有的制度，即使這種制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這也是他們首選的最保險的抉擇。這也就是爲什麼導致前蘇聯解體的莽撞的戈爾巴喬夫在華夏的決策層不受推崇的原因。
蕭宸還很明白的是，在華夏，政治變革之難還表現在，政治過程中的觀念轉變是非常困難的。華夏人無論是高踞廟堂的達官顯貴還是行走在叢林草莽中的綠林好漢，當他們關於社會、關於制度、關於道德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加以改變，其原因是像華夏這樣一個有着13億人口的巨型社會，其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當華夏民族這樣一個超大族羣對政治、對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府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定型，誰要試圖加以改變是及其困難的。
只要回顧華夏曆史就很容易發現，無論誰當國家的統治者，其制訂制度和政策時，總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潛在後繼者在繼承大統後，改變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這也就是華夏的憲法序言越寫越長和無論哪個最高領導人都喜歡說自己所鍾情的制度趨向100年、50年不能變的原因。因爲任何一個稍微有點歷史意識的政治家，他在臺上時總是會擔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將來掌權後，改變自己一手製定的治國方略。他就是爲了保護自己在歷史上的名聲，也會在制度的設計上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所以，口頭上說說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來其實非常難。華夏政治的這一特性，使得華夏的國家制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尤爲困難。常人所謂的制度比人強，形勢比人強，要表達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在華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社會成員中是極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無一不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華夏的政治競爭，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我們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贏就意味着我徹底完蛋，其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政治遊戲的任何一個玩家來說，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華夏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者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制度的自我強化。華夏政治體制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現象迄今依然是華夏曆史的常態，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非常不幸的是，在華夏曆史上，所謂“凡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的歷史魔咒，卻是歷史的真實。要當華夏制度的變革者，非鄭南巡、蔣經國這樣的敢作敢爲者，是不敢輕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鄭老的改革且不去說，對岸的蔣經國僅僅以兩年的贖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後受到藍綠各黨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證。然而不幸的是，華夏的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今後，也只能寄希望於鄭老精神的真正傳人來完成他未竟的偉大事業。
華夏有史以來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利益供給的政治實踐，使華夏的最高統治者2000多年來統治着世界上族羣最大的一羣會說話的動物，享盡人間奢華極樂，食髓而知味。只要翻開華夏的歷史一看，誰都能輕易發現：任何人只要一坐上龍牀，都會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並習慣成自然。華夏這種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襲，陳陳相因，使官出上級爲特徵的華夏式的官僚政治成爲華夏政治文化的最顯性基因，雖然王朝不斷更替，但政治治理結構與模式卻反覆克隆。所以，從本質上看，在華夏曆史上發生的改朝換代的造反或革命，只是華夏社會一種簡單的邊緣人羣與中心人羣的置換反應，純屬改變江山所有權的姓氏改變之舉，除了爲極少數的帝王將相提供了政治遊戲的極品享受而外，對芸芸衆生究竟有何裨益？
難怪華夏的古人要發出無奈的感慨：“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里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蕭宸甚至有時候懷疑自己，若果真有一天，自己像那些外媒胡亂猜測的那樣問鼎華夏，自己是不是還能如今天一般思想，願意將這個看似最穩健的制度進行改革？
輕嘆一聲，蕭宸幽然問道：“那麼，你們覺得彭城市委副書記由誰接任比較合適？”
此言一出，四人同時一靜，悄然對望之後，還是趙介民這個跟蕭宸最爲親密的老搭檔、老同學開了口：“書記，你還記得陳德嗎？”
蕭宸微微揚眉：“鹿城市委書記？老省長陳若望的兒子？”鹿城市，行政上歸屬吳城管轄，是個縣級市，地處吳城中心城區和東方市之間，經濟發達，是華夏大陸經濟實力最強的縣級市，連續多年被國家統計局評爲全國百強縣之首。近年鹿城還憑藉雄厚的綜合實力蟬聯福布斯華夏最佳縣級城市第一名。2005年鹿城地區工業產值超過4100億元(不是gdp)，按戶籍人口計算，人均gdp高於4萬美元，居全國所有城市之首，達到“東方魔都”東方市的四分之一強！
趙介民點了點頭。
蕭宸沉吟了一下，陳德的級別不低，鹿城由於地位重要，市委書記歷來是省委委員，由他升任彭城市委副書記，是說得過去的。而且他比餘正清履歷更完美，他有重要地區一把手工作經驗。一把手的工作經驗可不比其他，那是“負責全面工作”過的，可以說是黨務、經濟兩手都過硬，這樣的資歷是非常硬氣的，就像蕭宸當年一般。
蕭宸對這位祖籍東川江津的鹿城市委書記是比較滿意的，而且算起來他也是自己的嫡系，當初蕭宸在吳城市委書記任上的時候，陳德是鹿城市長，是蕭宸調走前三個月的時候將他提拔爲市委書記的，對他可謂有知遇之恩。
陳德的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年齡，他今年年僅35歲，在江東甚至是在整個華夏官場，都是絕對的少壯派，而蕭宸，衆所周知是最喜歡提拔年輕幹部的……
“那好，我們談談明天開會的問題吧。”蕭書記看來也是從諫如流之人，很快便決定了下來……
世元2005年7月4日，星期一，月初第一個星期的例行江東省委常委工作會議在金寧北京路的省委大院一號辦公樓召開。省委書記李元焯主持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