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的火種

革命的火種

它是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是一支以馬列主義思想爲指導、中國共產黨爲領導的人民軍隊,它的名字叫中國紅軍。

中國紅軍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經歷了一個無比艱難而曲折的過程。無數英雄先輩爲了中國紅軍的建立和發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至1933年夏,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到30多萬人,先後建立了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三大主力部隊及各地的獨立紅軍部隊。1937年,在民族危難面前,中國紅軍勇敢地接受挑戰,改編爲“八路軍”和“新四軍”,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人民軍隊的曙光——南昌起義

1927年,是大革命蓬勃發展的一年,也是國共合作全面破裂的一年。這一年,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是個多事之秋。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背叛革命。從北京、天津到上海、武漢、長沙、廣州,全國各個地區都瀰漫着白色恐怖的氣息。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屠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偏偏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放棄了對革命武裝力量的掌控權和領導權。

爲了挽救革命、保存革命火種,中國共產黨人決定發動武裝起義,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屠殺。7月27日,以周恩來爲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在武漢成立,並決定於8月1日發動南昌起義。與此同時,葉挺和賀龍帶領部隊到達南昌。隨後,聶榮臻、朱德的部隊也陸續到達南昌及近郊。整個起義隊伍達2萬人左右。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準備,周恩來作出如下指示:賀龍、劉伯承帶領部隊攻打敵人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葉挺率部解決敵人的3個團;聶榮臻負責傳達前敵委員會的決定,並潛入駐紮在馬回嶺附近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師,組織領導共產黨員周士第和孫一中所在的七十五團和七十三團參加起義。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武裝起義即將爆發的時刻,敵人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在南昌城和近郊的敵人只有第五方面軍警備團、第三軍、九軍和第六軍五十三團各一部,總共3000餘人。整體而言,敵人的兵力較爲薄弱,可迅速將其殲滅。不過,離南昌較近的吉安、九江、萍鄉等地的敵人實力雄厚,若是他們速來救援,即可對起義隊伍構成嚴重威脅。因此,起義時間宜早不宜遲,起義過程不宜拖泥帶水。

8月1日凌晨2時,起義部隊在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的領導下,在江西南昌發動了武裝起義。由於事前參與部隊沒有顯露出任何有關起義的跡象,加上中共前敵委員會部署嚴密,戰鬥打響後,敵人一時間摸不着頭腦,無法快速形成抵禦力量。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起義隊伍全殲南昌城內的敵人,控制了全城。南昌起義成功後,全城上下一片歡騰。

起義隊伍能取得如此神速而壯觀的碩果,究其原因,在於起義地點的選擇。中國共產黨爲什麼要選擇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呢?

首先,南昌位於贛江之畔,距離長江較遠,交通不算便利,能有效阻止敵人大規模地快速運動,對南昌形成包圍之勢;其次,南昌一帶的革命基礎和羣衆基礎較好,對起義隊伍能起到輔助作用;最後,南昌城內及近郊的敵人只有3000兵力,相對於2萬人的起義隊伍來說力量薄弱。因此,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南昌,自然成爲中共武裝起義的首選地點。

南昌起義成功的消息迅速傳遍武漢的街頭巷尾,國民黨政府得知後,大爲震驚。汪精衛在武漢調配了兩軍主力向南昌集結,妄圖包圍南昌,消滅萌芽狀態下的起義隊伍。

面對這種緊急局勢,起義部隊按照前敵委員會之前制定的計劃,於8月3日撤離南昌,迅速南下,打算佔領廣州,並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展革命力量。然而在南下過程中,起義軍遭到大批國民黨軍隊的圍攻,人員傷亡慘重,兵力銳減。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起義軍大部撤離廣東,轉戰贛南一帶。起義部隊餘部經過艱難行軍,終於到達崇義縣上堡一帶。在這裡,部隊進行了整頓和改編,重新確立了黨組織。南昌起義部隊餘部編成一個縱隊,由朱德任總司令,陳毅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的開始,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起點。爲了紀念南昌起義,1933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規定,每年的8月1日爲“建軍節”。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隊伍,是中國工農紅軍的骨幹力量之一,後來成爲紅一方面軍的主要組成部分。

舉旗工農革命軍——秋收起義

1927年8月7日,爲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惡劣反共行徑,糾正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上,中共中央總結了黨在前段時期的經驗和教訓,並確立了黨在新時期的戰略任務,即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及在湘、鄂、贛、粵等地舉行秋收起義。此外,這次會議還首次提出了“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造成真正人民的軍隊”等口號。這次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它對危機中的黨和革命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

八七會議後,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四省的秋收起義逐漸拉開帷幕。在此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到湖南,着手準備湘贛邊秋收起義。

8月中旬,毛澤東回到湖南長沙,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隨後,改組後的湖南省委召開會議,討論秋收起義的問題,決定先集中力量發動湘贛邊秋收起義,再會攻長沙。這次會議還成立了以毛澤東爲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負責湘贛邊秋收起義。毛澤東在會議上強調:秋收起義,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也要注意軍事運動。除此之外,大家一致認爲,這次的武裝起義不必再借用國民黨左派的名義,而應當直接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領導人民鬥爭並建立工農革命軍。

9月初,毛澤東受湖南省委的委託到安源和銅鼓,召集當地的黨組織和軍事幹部開會,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南省委關於秋收起義的決定,研究湘贛邊秋收起義的具體計劃。當時,湘贛邊界地區一帶的武裝隊伍共5000人,被統一改編爲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由盧德銘任總指揮,餘灑度(共產黨員,後叛變投敵)任師長,鍾文璋任參謀長,下轄第一團、第二團和第三團。第一團由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湖北崇陽、通城農民武裝及平江農民自衛軍組成;第二團由安源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萍鄉、醴陵、安福、蓮花等地的農民自衛軍組成;第三團由瀏陽工農義勇隊和部分平江農民自衛軍組成。

根據前敵委員會的決定,整個起義的計劃大致是這樣的:第一團爲右路,從修水城出發,沿渣津、龍門、金坪一線,進攻長壽街和平江城2個營的敵人;第二團爲左路,從安源出發,攻打萍鄉城和醴陵城一個營的敵人;中路由第三團組成,從銅鼓出發,經白沙、東門市,進攻瀏陽城的敵人。各團完成任務後,向長沙推進,並在長沙起義工人的配合下奪取長沙城。

前敵委員會在進行軍事部署的同時,還命人制作了紅軍的第一面軍旗,即“鐮刀斧頭旗”。它是一面底色爲紅色,中央爲五角星,內有鐮刀斧頭圖案的旗幟。秋收起義時,這面鮮豔的紅色軍旗一直飄揚在湘贛邊界地區的上空,格外地光彩奪目。

9月9日,起義隊伍切斷敵人的交通運輸,破壞了岳陽至黃沙街、長沙至株洲的兩段鐵路。湘贛邊秋收起義正式奏響序曲。

當天,右路軍向平江進軍。第二天,在金坪攻打長壽街時,右路軍遭到了敵人的猛烈反擊,傷亡慘重。屋漏偏逢連夜雨,師長餘灑度率領收編的國民黨殘部叛變,反過來攻擊起義部隊。右路軍腹背受敵,隊伍被打散,團長失蹤,部隊被迫撤出戰鬥,向瀏陽方向轉移。

9月10日,左路軍在安源行動,向萍鄉進攻。然而,敵人早已有所準備,左路軍始終沒有攻克萍鄉。考慮到敵強我弱的情況,左路軍果斷放棄萍鄉,轉戰老關,很快攻克了老關。9月12日,左路軍攻克醴陵城,成立了縣革命委員會。後來,敵人對醴陵發動猛攻,左路軍被迫從醴陵撤離,經老關北上,於15日佔領瀏陽縣城。由於左路軍的輕敵思想,部隊不幸落入敵人的包圍圈,突圍時部隊遭受了重大損失。

中路軍在毛澤東的帶領下,於9月11日從銅鼓起義,隨後向瀏陽進攻。當日,中路軍佔領白沙鎮,次日又攻克東門市。2戰2捷,極大地鼓舞了起義軍的士氣和鬥志。13日,不甘失敗的敵人再次集結2個團的兵力圍攻東門。經過6個小時的激戰,中路軍傷亡較大,從東門突圍後向瀏陽文家市撤退。19日,左、中、右三路軍的餘部先後抵達文家市,會合在一起。

半個多月的湘贛邊秋收起義,3支隊伍均遭到失敗。雖然在起義過程中取得了一些勝利,但作戰中的幾次失利,讓整個隊伍遭受了不少損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立即召開前委會議,討論部隊下一步行動的方向問題。會上,毛澤東指出:“目前敵我形勢十分不利於起義軍攻打長沙,應該根據實際情況,改變戰略計劃,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發展革命力量,等隊伍慢慢壯大後,再向大城市進軍。”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起義隊伍確定了下一個轉移的目標——位於羅霄山脈的井岡山地區。20日,湘贛邊秋收起義餘部向井岡山地區行進。

秋收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中國革命前進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它首次打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鬥爭的旗號,建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起義受挫後,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改變之前制定好的計劃,帶領部隊走向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爲踐行“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典型實例。秋收起義保存下來的隊伍,後來成爲中國工農紅軍的骨幹力量之一。

工農紅軍的偉大開端——廣州起義

1927年的下半年,瀰漫在北京、武漢等地上空的白色恐怖氣息逐漸擴散到了廣東。爲了抵抗國民黨反動派濫殺無辜的可恥行徑,中共廣東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決定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奪取廣州的政權。

11月26日,中共廣州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張太雷任委員長,同時組成了軍事總指揮部,葉挺任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參謀長爲徐光英。當時,中共在廣州的軍隊是葉劍英領導的戰鬥力超強的第四軍教導團。第四軍警衛團的團長是共產黨員,其手下士兵多數傾向武裝起義。這樣,廣州武裝起義的隊伍由第四軍教導團、第四軍警衛團和工人赤衛隊組成,一共6000餘人。

12月11日凌晨,起義隊伍在張太雷、葉挺、葉劍英、周文雍等人的帶領下,兵分三路,分別向廣州市各個要點發動進攻。廣州起義的號角吹響了。首先,起義隊伍攻佔了敵人在城北的炮兵團部,接着又攻佔了市公安局和國民黨廣州市政府,控制了制高點觀音山和八旗會館。與此同時,廣州市郊的芳村、西村等地2萬餘人的農民自衛軍也加入到起義大軍中,配合城內起義隊伍的戰鬥。經過10個多小時的戰鬥,國民黨反動派大部被消滅。在這次行動中,起義部隊繳獲了20多門炮和1000多支槍。

當天上午,廣州起義取得了勝利。中共廣州省委在廣州市第一公園召開會議,成立了廣州工農民主政府即廣州蘇維埃政府。會上選舉蘇兆徵爲主席(未到職),暫由張太雷代理,惲代英爲秘書長,葉挺爲工農紅軍總指揮,葉劍英爲工農紅軍副總指揮。廣州蘇維埃政府設在位於維新路上的紅軍總指揮部內,會議公佈了蘇維埃政府的各項政策,主要內容有:“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土地歸國有,發給農民耕種;銷燬一切田契、租約、債券;實行8小時工作制,由國家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等等。廣州蘇維埃政府頒佈的各項政策,贏得了廣大市民和工農羣衆的熱烈歡迎和一致擁護。大家沉浸在成立了蘇維埃政府的喜悅當中,歡騰一片。

廣州起義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的恐慌。他們相互勾結起來,集結部隊,以武力向廣州發動反攻。12月12日,國民黨反動派從江門、韶關、肇慶調回約3個師的兵力,在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堅船利炮的支援下,從西、南、北3個方向向廣州反撲過去。起義軍在觀音山、市公安局等地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激戰,損失慘重,張太雷在激戰中不幸犧牲。在中外反動派瘋狂反撲的情況下,起義軍浴血奮戰,但終因寡不敵衆,被迫於12月13日從廣州撤出。

廣州起義軍餘部撤出廣州後,一部分在花縣整編爲工農革命軍第四師,後進入海陸豐地區堅持革命鬥爭;一部分突圍後到了廣西的左右江地區,在那裡領導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另一部分轉移到韶關附近,加入到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繼續革命。至此,廣州起義宣告失敗。

廣州起義是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又一次沉重武力打擊。雖然它最後失敗了,但是整個行動都充分表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和工人階級的頑強鬥志和勇於犧牲的精神。它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一起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立工農紅軍的偉大開端,並在戰鬥中首次使用了工農紅軍的名號。

毛澤東曾說:“大革命的失敗,得到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在革命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確立了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和創建新型革命軍隊的方針,先後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各地的武裝起義,並在探索和開闢中國獨有的革命道路過程中,誕生了中國工農紅軍。

井岡山上的“朱毛紅軍”

在中國紅軍時代,最早最著名的紅軍領袖非毛澤東、朱德莫屬。這是因他們在紅軍的初創時期,打造了一支兵力足、建制全、紀律好的新型人民軍隊——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紅四軍,又稱作“朱毛紅軍”,被蔣介石視爲“眼中釘”、“肉中刺”。

紅軍不是中國的獨創,“朱毛紅軍”也不是與生俱來的新型人民軍隊。它的成立,經歷了一番脫胎換骨的艱難歷程。

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將部隊帶到了羅霄山脈一帶,準備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轉移。當時,這支僅剩2000餘人的工農革命軍處境相當困難:人員遭受損失,導致各個隊伍建制殘缺,無法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加上部隊的傷病員居多,糧餉短缺,受挫之後,未來之路方向不明,導致整支隊伍軍心渙散、思想混亂。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向井岡山地區行進途中,有部分戰士自動離隊,甚至有不少指導員帶隊離開。若再不及時對部隊進行調整和思想教育,革命的隊伍隨時都有變成一盤散沙的可能,革命的火種也隨時都可能會熄滅。

關鍵時刻,毛澤東當機立斷,於1927年9月29日在三灣村對部隊進行了整編,使即將渙散的隊伍又重新煥發出一種新的生命力和戰鬥力。這次整編即著名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的主要內容有:組織整頓現有部隊,對一些建制殘缺、人員不足的隊伍進行縮編;在部隊內實行民主制度,廢除舊軍隊的一些惡習,實現官兵平等;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制度,即“支部建在連上”。三灣改編,改掉了原有軍隊的舊習氣和舊作風,還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從政治和組織上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在中國建軍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10月3日,整編後的工農革命軍向井岡山開進。這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哪怕是工農革命的先導——蘇聯,也沒有可借鑑的經驗供中國共產黨參考。在這之前,參加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把城市作爲革命鬥爭的中心,而毛澤東卻帶領部隊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上山”鬧革命的道路。

毛澤東曾說:“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把‘山大王’消滅過。‘山大王’是封建性的,而我們共產黨人是革命的‘山大王’,兩者性質完全不一樣。我們有馬列主義作指導思想,有共產黨作領航者,任誰也消滅不了我們。”他的這番話,堅定了大家對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信心。

不過,在當時要想在井岡山地區站穩腳跟,還不得不先徵得袁文才、王佐兩支地方武裝隊伍的支持。這時,毛澤東發揮了他外交家般的風範,用真誠態度講述革命合作的重要性,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終取得了兩支地方武裝隊伍的認可和信任。毛澤東帶領着工農革命軍隊伍過雙馬石、翻越井岡山,最終安家茨坪。從此,一場偉大而壯麗的井岡山斗爭拉開了帷幕。

利用國民黨內蔣介石和汪精衛兩人爭奪權力的機會,毛澤東領導隊伍在井岡山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動,建立、鞏固和擴大根據地。這段期間,他還頒佈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不僅嚴明瞭革命隊伍的紀律,更是贏得了當地老百姓的支持和幫助。

1928年2月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步建立起來。它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也是以毛澤東爲代表的共產黨人的一項創舉。隨着革命鬥爭的發展,這個“星星之火”後來發展出“可以燎原”之勢。

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隊伍已經完成了“化繭成蝶”的過程,那麼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的隊伍“蛻變”的情形又如何呢?

南昌起義部隊在廣州遭受重創後,經過艱難輾轉到達崇義縣。1927年11月上旬,朱德、陳毅在崇義縣的上堡地區對餘部進行了整頓和改編,在部

隊中重新確立了黨組織。隨後,部隊繼續北上,在湖南的桂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三營會合。這時,朱德接到中共中央的來信,要求他們速速南下支援廣州起義。當他們日夜兼程趕到韶關一帶時,卻得知廣州起義已經失敗,部隊遂轉到韶關西北部的犁鋪頭作短暫休整。不久,朱德和陳毅又在天心圩和大餘兩地對部隊進行了整編。經過“贛南三編”後,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餘部獲得了新生。

1928年初,朱德、陳毅率領部隊來到湖南的宜章地區,在當地黨組織的配合下,發動了湘南起義。湘南起義失敗後,湘南起義農軍被編入南昌起義餘部,並分別改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三師、第四師和第七師。不久,毛澤東的“特派員”找到朱德的隊伍,接他們上井岡山。4月底,朱德、陳毅率部到達井岡山。毛澤東和朱德兩人在礱市的龍江書院見面,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兩支武裝起義隊伍勝利會師。毛澤東和朱德兩人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對彼此卻早有耳聞。從井岡山勝利會師開始,兩人便成爲親密的戰友和合作夥伴,這種關係一直持續了近半個世紀。

根據中共湘南特委的決定,毛澤東和朱德將兩支隊伍合爲一體,改編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第四軍下轄3個師:原南昌起義餘部改編爲第十師,由朱德兼任師長,宛希先任黨代表;原井岡山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改爲第十一師,由張子清任師長,何挺穎任黨代表;湘南工農革命軍其他各部組成第十二師,由陳毅任師長。全軍按照毛澤東提出的“支部建在連上”的指導方針,在連以上各級建立黨組織,設立黨代表,建立士兵委員會。

6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爲紅軍第四軍。它是當時全國紅軍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建設最好的一支隊伍,堪稱紅軍的一面旗幟。

組建紅一方面軍

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四軍成立後,在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的同時,也引來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進剿”和“會剿”。除此之外,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面臨着諸多困難:山區資源匱乏、人員激增、敵人的經濟封鎖等。

爲了鞏固和壯大新生的根據地,毛澤東和朱德帶領隊伍在井岡山周邊一邊遊擊一邊籌集糧食。如果遇到敵人前來“進剿”,隊伍則相機而動。在此期間,紅四軍打退敵人的三次“會剿”,不僅鞏固了根據地,還扭轉了湘南起義之後的被動局面。至此,向南至遂川井岡山南麓,向北至蓮花縣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等地,形成了一條南北狹長的紅色區域。整個井岡山地區到處可見火紅的軍旗隨風飄揚,向世人昭示着勝利的榮耀。

1928年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遠到平瀏地區恢復湘鄂贛特委,並出任特委書記。滕代遠到達平瀏地區後,與駐守在平江縣的國民黨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團長彭德懷和第三團團長黃公略取得聯繫,並籌劃發動武裝起義的事情。彭德懷和黃公略都是潛伏在國民黨獨立第五師中的秘密黨員。7月中旬,敵人發現了黃公略共產黨員的身份,立即下令逮捕他。得知這一緊急情況後,湘鄂贛特委決定將之前籌劃的武裝起義提前,於7月22日發動平江起義。彭德懷、滕代遠、鄧萍、黃公略等人爲主要領導人。平江起義勝利後,起義隊伍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鄧萍任參謀長。

敵人得知彭德懷等人在平江起義後,遂集結了大批兵力向平江反撲過來。紅五軍與敵人激戰一夜,傷亡頗重,被迫退出平江城,轉而向井岡山上的紅四軍靠攏。12月10日,紅五軍主力在彭德懷、滕代遠的帶領下,幾經周折,終於與紅四軍會合。兩軍勝利會師後,爲了統一領導和指揮,紅五軍編入紅四軍隊伍,改爲紅四軍第三十團,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滕代遠任紅四軍副黨代表。紅四軍主力撤離井岡山後,紅五軍留守井岡山,與前來進犯的敵人展開殊死搏鬥,保衛湘贛革命根據地。之後,爲了滿足革命形勢的需要,紅五軍往返於湘鄂贛和湘贛革命根據地,繼續堅持鬥爭。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帶領紅四軍軍部、第二十八團、三十一團、特務營和獨立營共3600多人,離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向贛南一帶行進。留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是由彭德懷帶上山的紅五軍及紅四軍第三十二團。

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便一直沿着湘贛邊界往東行進。途中,他們遭遇敵人的多次圍追堵截,始終處於被動防禦的狀態。2月9日,紅四軍主力到達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敵人也尾隨而來。毛澤東和朱德利用大柏地有利的地形,決定在此伏擊敵人,徹底擺脫敵人的追擊。當敵人進入紅軍的伏擊圈後,紅軍立刻發起猛烈攻擊,一時間大柏地山谷裡喊殺聲四起、槍聲不絕。經過數小時的激戰後,紅軍全殲敵人,大獲全勝。

大柏地戰鬥的勝利,對此時此刻的紅四軍意義非凡。這是他們離開井岡山根據地後取得的首次勝利,不僅一掃軍中的低迷士氣,更是徹底扭轉了紅四軍的被動局面。此後,他們大步流星地經寧都、東固等地,進入福建境內。

3月初,紅四軍主力部隊在長汀與敵人交火,取得了長汀戰役的勝利,大大激發了閩西人民的革命鬥爭熱情。長汀戰役之後,紅四軍利用籌集來的軍費購買了布料製成軍服。從此,紅軍隊伍有了統一的服裝。當戰士們第一次穿上統一的軍裝,打上綁腿,戴上綴有紅五星的八角帽時,他們的心裡別提多開心、多興奮了。

3月底,蔣桂戰爭爆發。紅四軍利用這一機會在贛南地區發動羣衆,建立武裝隊伍。不久,蔣桂戰爭結束,國民黨重新向紅軍發動圍攻。毛澤東、朱德等人當機立斷,決定避其鋒芒,向閩西挺進,開創閩西革命根據地。在這期間,紅四軍與敵人在龍巖進行了三場戰鬥,後在上杭和東江等地也激戰數次。

經過一年半的時間,紅四軍在離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後,輾轉贛南、閩西一帶期間,打敗了敵人的多次“會剿”,並創建了當時紅軍最大的戰略區——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隨着革命浪潮的風起雲涌,紅軍隊伍不斷壯大,贛南、贛西和閩西各地紛紛成立了紅軍隊伍。1930年1月,由江西紅軍獨立團第二、三、四、五團組成的紅六軍正式成立,黃公略任軍長,毛澤覃任政治部主任。3月,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會上決定,將閩西各縣赤衛團作爲閩西主力紅軍,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5月,工農紅軍第九軍經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准改編爲工農紅軍第十二軍,由鄧毅剛擔任軍長,鄧子恢擔任政治委員。

6月,根據全國紅軍會議精神,紅四軍前委和中共閩西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由朱德擔任總指揮,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和政治委員,朱雲卿擔任參謀長。不久,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改爲第一軍團,下轄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和紅軍學校,整個軍團共2萬餘人。次月,紅六軍改爲紅三軍。

1930年夏,紅五軍第五縱隊奉命擴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由何長工擔任軍長。不久,紅五軍和紅八軍在中央軍委的指令下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全軍共1.7萬餘人,由彭德懷任總指揮和前委書記,滕代遠任政治委員,鄧萍任參謀長。8月23日,紅軍第三軍團在瀏陽縣的永和與紅軍第一軍團會合。當天,兩軍團前委舉行了聯席會議,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和總政治委員,朱雲卿任參謀長。紅一方面軍組建後,全軍人數達到3萬多人。

紅一方面軍成立後,經總前委決定,下一步的作戰目標是攻佔長沙並消滅國民黨湖南軍閥何鍵部隊。8月25日,紅一方面軍從永和兵分三路,向長沙逼近。然而,敵人在長沙修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抵擋了紅軍的進攻。考慮到目前敵強我弱且紅軍傷亡較重的情況,紅一方面軍決定撤出長沙,攻佔吉安。攻下吉安後,紅一方面軍進行了一次整編,規定第一軍團各軍的縱隊、支隊分別改爲師、團,團直轄3到5個連,不設營。另外,新成立的第二十軍、第二十二軍編入紅一方面軍中。整編後的紅一方面軍人數增加到4萬多人。

從1930年10月起至1933年春,紅一方面軍先後粉碎了蔣介石發起的四次大規模“圍剿”,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志和決心。在此期間,紅一方面軍總部被撤銷,替代它的是新成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1931年11月,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統稱爲“中央紅軍”。

第四次反“圍剿”後,黨內“左”傾錯誤被貫徹到部隊中,毛澤東的正確思想遭受排擠,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挫敗。1935年,中央紅軍被迫轉移,開始二萬五千裡的長征。遵義會議之後,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紅一方面軍於11月3日恢復番號,由彭德懷擔任總司令,毛澤東擔任政治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紅一方面軍於1937年8月22日改編爲八路軍一一五師,開赴抗日前線。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的指揮下,在廣大人民羣衆和地方武裝部隊的支援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它不僅參與了南昌、湘贛邊、廣州、閩西、湘南、平江等武裝起義,還先後建立了井岡山、湘鄂贛、閩西、贛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更爲重要的是它親身經歷了長征、東征和西征,實現了與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的勝利會師。在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歷程中,紅一方面軍的廣大官兵表現出的浴血奮戰、敢於犧牲的精神,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與敵人較量的同時,紅一方面軍的自身力量不斷壯大,至1933年夏已發展到近10萬人,成爲中國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一方面軍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將永遠彪炳史冊。

組建紅二方面軍

八七會議後,中共湖南、湖北省委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制定了“兩湖暴動計劃”,組織革命武裝,建立工農政權。

1927年9月10日,鄂中沔陽暴動打響了湘鄂地區的武裝暴動第一槍。隨後,起義隊伍組成鄂中游擊隊,在沔陽、監利、潛江等地開展遊擊活動。在鬥爭過程中,鄂中游擊隊逐漸成長爲鄂中地區主要的武裝力量。沔陽暴動後不久,鄂西地區也發生多起武裝起義,並組建了鄂西遊擊隊。鄂中和鄂西兩片區域的游擊隊組成工農革命軍第五軍第三十七團。

1928年1月,中共湘西特委派賀龍和周逸羣到湘西北地區組織工農武裝,開展游擊戰爭。1月下旬,賀龍和周逸羣路過湖北洪湖監利縣時,恰逢鄂中、鄂西特委正在籌劃年關暴動。於是,兩人留在了洪湖地區,加入到當地的暴動行動中。不久,石首游擊隊和監利游擊隊在下車灣勝利會師,組成第四十九路軍工農革命軍。至此,湘鄂西地區的武裝力量擰成一股繩,開創了武裝割據的新局面,也爲後來第二軍團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月,賀龍把第四十九軍工農革命軍留在洪湖地區繼續展開鬥爭,自己則帶領10餘人到湘西北桑植地區,着手建立革命武裝隊伍。經過一番努力,工農武裝革命軍的旗號飄揚在湘西北地區。通過開展游擊戰爭,湘西北地區的武裝隊伍力量越來越強大。7月,根據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正式成立,賀龍任軍長,惲代英任黨代表。全軍隊伍達到1500多人。8月,賀龍率領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抵達石門,配合當地的武裝起義。然而,部隊在石門起義中遭到重創,最後僅有200多人突圍成功,後在賀龍的率領下西撤至堰埡一帶。11月,賀龍在堰埡地區對部隊進行了整頓。堰埡整頓是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建設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此,這支隊伍走上了勝利發展的道路。

隨着隊伍的壯大,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於1929年2月奉命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賀龍擔任軍長兼黨的前委書記,惲代英任黨代表。南岔、赤溪戰鬥後,賀龍帶領的紅四軍人數激增。7月,紅四軍進行了擴編,下轄第一路指揮部和第二路指揮部。

1929年1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將鄂西遊擊總隊擴編爲紅軍獨立第一師,段德昌任師長,下轄第一縱隊和第二縱隊。1930年2月,紅軍獨立第一師奉命升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孫德清任軍長,周逸羣爲政委。5月,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召開,會上決定將湘鄂西一帶的紅軍統一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7月4日,賀龍領導的紅軍第四軍和周逸羣領導的紅六軍在湖北公安縣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後,根據中共中央和全國紅軍會議的決定,正式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由賀龍擔任總指揮,周逸羣爲政治委員。全軍共1萬多人,下轄第二軍(原第四軍)、第六軍及第二十六師、第四十九師。1931年3月,第二軍團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編爲紅軍第三軍,賀龍任軍長,鄧中夏任政治委員。直到1934年10月26日,紅二軍團的番號才被恢復使用。

早在大革命時期,湘贛邊界的茶陵、遂川、永新、蓮花、寧岡等地就組建了黨組織。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後,在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的同時,也注重組織發展地方武裝力量。當地的人們爲了保衛革命的成果,紛紛組織了赤衛隊和暴動隊。他們拿起手中的武器,開展起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紅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湘贛邊界的地方武裝力量擔負起保衛根據地的重任。在根據地軍民的堅決鬥爭下,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進剿”不但沒有得逞,反而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

1929年春,中共湘贛邊特委決定,將湘贛邊界的地方武裝力量組成湘贛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後來,湘贛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被編入彭德懷帶領的紅五軍中,協同紅五軍收復了井岡山大片失地。

湘贛邊秋收起義雖然遭受了失敗,但卻在湘贛邊界一帶播下了革命的種子。1928年春,瀏陽東鄉的革命羣衆成立了瀏東赤衛隊。1930年,瀏北赤衛隊正式成立。不久,瀏東、瀏北赤衛隊擴編爲瀏陽游擊隊第一支隊和瀏陽游擊隊第二支隊。10月,瀏陽、茶陵、萬載、蓮花等縣的地方武裝隊伍合編爲湘東紅軍獨立師。湘東紅軍獨立師是紅六軍團的前身,是完全按照中央紅軍的建制來組織的。1931年2月,湘東獨立師奉命改爲湘東南獨立師。8月,爲了配合紅一方面軍的第三次反“圍剿”戰爭,湘東南獨立師奉命改爲湘贛獨立第一師,投入到反“圍剿”戰鬥中。次年2月,湘贛紅軍第一師根據中革軍委的指示,與湘贛紅軍獨立第三師合編爲紅軍第八軍,加入到紅一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戰鬥中。

1933年6月,爲了加強對湘贛根據地黨和紅軍的領導,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派任弼時到湘贛邊界,擔任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6月中旬,湘贛紅軍第八軍奉命改爲紅十七師,湘贛紅軍第十八軍奉命改爲紅十八師。紅十七師和紅十八師合編爲紅軍第六軍團。紅軍第六軍團成立後,投入到配合紅一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戰鬥中和反對敵人對湘贛根據地的“圍剿”戰鬥中。

1934年7月,在由王明“左”傾錯誤統治的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下,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實施戰略轉移。10月24日,由任弼時、蕭克帶領的紅六軍團在黔東印江縣的木黃同賀龍、關嚮應率領的紅二軍團勝利會師,成功完成了戰略轉移任務。1935年年底,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奉命從桑植地區出發,開始長征。次年7月2日,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齊集甘孜,與紅一方面軍主力勝利會師。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電令,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嚮應任副政治委員。

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迅速北上甘南,同紅一方面軍開創西北抗日根據地。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抗日戰爭開始後,紅二方面軍改編爲八路軍第一二○師,開始了艱難的抗日曆程。

紅軍第二方面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賀龍、任弼時、關嚮應、周逸羣、蕭克、段德昌等人帶領,在人民羣衆的支持和幫助下,相繼創建了湘鄂西、湘贛邊、黔東和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在粉碎敵人對革命根據地“圍剿”的同時,也有力地配合了紅一方面軍的作戰。同時,紅二方面軍在克服黨內“左”傾錯誤的同時,勝利完成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在艱難的奮鬥過程中,不少共產黨人和革命戰士爲了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偉大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是留給後世子孫的一大筆財富。總而言之,紅二方面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紅軍創建歷程中取得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組建紅四方面軍

1927年,中共湖北黃安(今紅安)縣委和中共麻城縣委根據八七會議的精神,制定了關於秋收起義的計劃,並決定於9月26日舉行大規模的農民暴動。不過,這次行動由於領導人缺乏經驗,沒有將武裝起義進行到底,也沒有建立政權和軍隊,導致有些地區的武裝運動處於停滯狀態。10月,中共湖北省委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派人前往黃麻地區成立了黃麻起義總指揮部,領導起義的準備工作。黃麻起義勝利後,中共黃麻特委根據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將黃安、麻城兩縣的起義隊伍改編爲中國工農革命軍鄂東軍

。鄂東軍的建立,是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起點。

1928年初,鄂東軍根據上級指示,改編爲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軍,吳光浩任軍長。在近半年的戰鬥實踐中,第七軍深感發動羣衆、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這個決定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鄂豫皖邊界的最初反映。7月,爲了加強軍隊建設、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第七軍奉命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師,吳光浩任軍長兼師長。隨着武裝鬥爭的發展,鄂豫邊界根據地於1929年5月初步形成。此間,吳光浩在一次戰鬥中不幸犧牲。6月初,徐向前受中共中央委託來到鄂東北地區,接任紅十一軍第三十一師師長一職。

在鄂豫邊界如火如荼地開展革命鬥爭時,商南地區的武裝反抗鬥爭也同時進行中。1929年5月6日,商南爆發武裝起義。5月9日,起義在鄂豫皖區委的領導下取得勝利。隨後,各起義隊伍組建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二師。第三十二師建立後,積極投入到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它的成立,代表着鄂豫皖地區第二支主力紅軍隊伍的出現。此後一段時間,第三十二師聯合第三十一師成功粉碎了敵人對根據地的多次“圍剿”,鞏固和擴大了革命根據地,也取得了一些作戰經驗。同年年底,中共鄂豫邊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徐向前擔任主席。

1929年10月,中共安徽六安縣委召開黨員代表大會,傳達中共六大決議。會後,六安縣黨組織着手準備起義的相關事情。11月7日,六安武裝起義爆發。與此同時,霍山縣委接到六安縣委的通知,響應六安的號召,在西鎮發動了武裝起義。六霍起義是鄂豫皖邊區的第三次規模較大的武裝起義。第二年年初,六安縣委將各起義隊伍集中在一起,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三師。至此,鄂豫皖邊區的第三支主力紅軍建設完成。

1930年春,鄂豫皖地區的革命形勢進一步高漲,鄂豫、豫東南、皖西革命根據地也相繼建成,中共中央決定將紅三十一師、三十二師、三十三師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4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正式成立,由許繼慎任軍長,徐向前任副軍長。

1929年9月,中共黃梅、廣濟兩縣縣委從鄂東南一帶的游擊隊中,抽調出11名共產黨員組成鄂東遊擊隊,作爲武裝鬥爭的骨幹力量。10月,廣濟縣委組織農民發動暴動,攻入縣城,並組成廣濟游擊隊。第二年6月,鄂東遊擊隊、廣濟游擊隊和贛南、陽新、大冶地區的部分革命武裝,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第四縱隊和第五縱隊。同年10月,第八軍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下轄2個團,共1800餘人。12月初,第十五軍到達黃麻地區。這時,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軍第一軍和第十五軍合編爲紅軍第四軍。中央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紅一軍和紅十五軍配合紅一方面軍作戰。戰鬥結束後,紅一軍和紅十五軍於1931年1月中旬正式合編爲紅軍第四軍,由曠繼勳任軍長,徐向前任參謀長。

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在配合紅一方面軍打敗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戰鬥後,絲毫不放鬆在思想、組織和物資上的動員和籌備工作。1931年秋,鄂豫皖軍委將三省邊界地區的武裝部隊進行了整編:所有不脫產的赤衛隊、守備隊一律改成赤衛軍;動員17歲以下的少年組織少年先鋒隊;婦女則組織救護隊和偵察隊。一時間,整個鄂豫皖邊界掀起參軍擁軍的熱潮。10月25日,鄂豫皖軍委將各個地方武裝和赤衛隊組成紅軍第二十五軍。11月7日,中共中央根據革命的需要和趨勢,將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

紅四方面軍成立後,先後配合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第四次反“圍剿”鬥爭。然而,不幸的是,紅四方面軍在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遭遇失敗,不得不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國民黨反動派瞭解到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的動向後,接連派兵前堵後追。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的全體官兵奮勇殺敵,與敵人鬥智鬥勇,不僅粉碎了敵人的“三路圍攻”和“六路圍攻”,還趁機建立了西北軍區,川陝革命根據地到達頂峰時期。

1935年初,爲了配合中央紅軍在川黔的戰略需要,紅四方面軍決定西渡嘉陵江,向四川、甘肅的邊界發展。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成功強渡嘉陵江,隨後進入長征階段。面對敵人的圍攻,面對川北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難,於6月12日在達維村與紅一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勝利會師。兩大主力部隊的勝利會師不僅打亂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計劃,更鼓舞了全黨全軍的鬥志和士氣。這爲紅軍開創新的局面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條件。1936年6月底,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在甘孜地區與賀龍、任弼時、關嚮應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勝利會師。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後,紅四方面軍五軍、九軍、三十軍西渡黃河,組建成紅西路軍,轉戰西北大漠地區,爲打通國際交通線的任務而浴血奮戰。紅西路軍在西北大漠與馬家軍血戰4個月後,幾乎全部陣亡,僅有少部分人到達新疆,後回到延安。

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共建抗日統一戰線。紅四方面軍的援西軍、第四軍和第三十一軍改編爲八路軍一二九師,奔赴抗日前線。

紅四方面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羣衆的支持和幫助下,在吳光浩、許繼慎、曠繼勳、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等人的指揮下,先後創建了鄂豫皖和川陝兩個革命根據地,並粉碎了敵人的多次“圍剿”,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四方面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許多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以頑強的鬥志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成功完成了長征戰略轉移和血戰漠北的艱難任務。紅四方面軍歷經磨難,最終成爲一支善於打大仗、打硬仗和連續作戰的鋼鐵部隊。

紅軍的新星——西北紅軍

在西北黃土高原中部,有兩支特別活躍的紅軍隊伍。一支是陝甘邊紅軍,一支是陝北紅軍。這兩支紅軍統稱爲西北紅軍。西北紅軍從創建到發展,經歷了一個極爲艱難的歷程,最終成爲具有相當規模和超強戰鬥力的正規部隊。

大革命失敗後,全國的革命浪潮一度處於低迷狀態。8月,中共中央在漢口緊急召開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確立了接下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政策。9月,八七會議的精神傳到了血雨腥風的古城西安。9月26日,中共陝西省委在西安召開會議,集中討論了黨在八七會議中的決議和黨對陝西工作的指示。會議明確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是中國共產黨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黨在陝西的特別任務。因此,開展武裝鬥爭是目前西北地區的首要工作。10月14日,陝北軍事委員會在清澗發動武裝暴動。12月底,西北工農革命軍正式成立,由彭澍擔任總指揮,全面負責清澗起義。不幸的是,在起義過程中,部隊因遭受到敵人的猛烈攻擊而失散,清澗起義最終失敗。

清澗起義失敗後不久,中共陝西省委又於1928年1月領導了渭華起義。然而,渭華起義重蹈了清澗起義的覆轍,以失敗告終。這兩場起義雖然都相繼以失敗結束,但它表明陝北人民已經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走上了武裝反抗鬥爭的道路,同時也爲西北紅軍的建立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清澗起義、渭華起義正在進行的同時,陝西的保安(今志丹)、靖邊、安塞地區也在劉志丹的帶領下,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一年半之後,劉志丹的隊伍發展到300餘人,遂組成南樑游擊隊。此外,另外一支游擊隊也正在發展壯大中。它,就是在1931年3月組建的晉西遊擊隊,後來改爲陝北遊擊支隊。同年10月,兩支游擊隊伍在甘肅合水縣會合,改稱爲西北反帝抗日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支隊長。經過一段時間的鬥爭和磨鍊後,西北反帝抗日同盟軍奉命改爲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不久,謝子長調回中共陝西省委工作,劉志丹接任陝甘游擊隊總指揮一職。

陝甘游擊隊成立後,南下渭北地區接連打了幾個勝仗,後又粉碎了敵人的多次“進剿”。到了1932年下半年,陝甘游擊隊遭受了好幾次失利戰鬥,人數銳減至200多人。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紅軍陝甘游擊隊於1932年12月24日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紅二團成立後,即在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下,着手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爲了迅速打開建立根據地的局面,紅二團開始在照金、淳化、宜君等地開展游擊戰爭。不久,一個以照金爲中心的西北地區第一個比較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了。

1933年5月,敵人兵分四路“進剿”照金根據地,準備將這塊處於“幼苗”階段的根據地扼殺在搖籃裡。紅二團在南下渭華地區時,遭受了敵人的猛烈攻擊,最後只剩了70多人,由劉志丹帶回了照金根據地。

就在紅二團南下的時候,陝甘邊特委將渭北和富平等地的游擊隊集中在一起,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團,繼續在照金根據地與敵人作鬥爭。8月14日,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成立,統一指揮紅四團、西北民衆抗日義勇隊及各游擊隊作戰。10月,劉志丹擔任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的同時,陝北地區的游擊戰爭也逐步開展起來。1932年3月,延川游擊隊在中共陝北特委的指導下正式成立,一個月後改編爲西北先鋒隊,11月又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陝北游擊隊第九支隊。第九支隊成立後,先後在安定、清澗、延川等地開展游擊戰爭,帶領當地羣衆“打土豪、分田地”。第二年4月,第九支隊又在中共陝北特委的批准下,更改爲中國工農紅軍陝北游擊隊第一支隊。同年7月,中共陝北特委召開會議,決定對第一支隊進行擴編,並建立陝北根據地。會後一年多的時間,陝北游擊隊先後成立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支隊,併成立了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謝子長任總指揮。8月,陝北紅軍在陝甘邊紅軍的支援下,打退了敵人對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在這次戰鬥中,總指揮謝子長不幸胸部中彈身亡。

陝北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各個支隊擴編爲團部,並在各自的活動區域內積極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1月,陝北游擊隊第一、第二、第三團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此時,陝北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和陝北蘇維埃政府。此後,陝北根據地的各項建設工作逐步走向正規化。

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的建立,引起了敵人的極大恐慌。蔣介石調來重兵,重點圍攻陝北根據地。爲了粉碎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中共陝甘邊、陝北特委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革命委員會,統一領導兩支紅軍和兩塊根據地的工作。陝甘邊紅軍和陝北紅軍合爲一體,統稱西北紅軍。陝甘邊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據地。

西北紅軍成立後,集中優勢兵力,打退了敵人對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並鞏固和發展了西北革命根據地。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爲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與西北軍會合,爲紅二、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轉移提供了可靠的落腳點。

7月,敵人不甘失敗,再次集結重兵,向陝甘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正在西北紅軍緊鑼密鼓地進行軍事部署時,突然接到通知,由徐海東、程子華等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到達延川地區。西北紅軍得知這一消息後,都極爲高興和振奮,他們積極準備接應紅二十五軍。

9月16日,西北紅軍與紅二十五軍勝利會師。第二天,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皖陝省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將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和紅二十五軍合編爲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紅十五軍團總人數達7000多人,歸紅一方面軍建制。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紅十五軍團奉命改編爲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三四四旅,開赴抗日前線殺敵。

工農紅軍的新篇章

1936年6月,蔣介石爲解“兩廣事變”的燃眉之急,將在陝北地區“剿共”的胡宗南部調往南方。一時間,西北地區的敵人兵力大大削弱。黨中央抓着這個大好時機,作出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戰略決策。

一個月後,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勝利會師,開始北上甘肅,與紅一方面軍會合。9月初,蔣介石平息了“兩廣事變”,將視線再次移回西北地區。此時,黨中央明確規定,三軍勝利會師的地點定在會寧和靜寧兩地。

10月2日,紅一方面軍十五軍團直屬騎兵團奉命奔襲會寧城。在團長和政委的帶領下,騎兵團一舉拿下會寧城,佔據了會師的重要地點。隨後,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在聶榮臻的帶領下到達會寧。佔領會寧後,紅一方面軍全體將士在城內廣泛宣傳,張貼標語、佈置會場,積極做好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的準備工作。10月7日,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率先到達會寧。8日,紅四軍一部進入會寧城。9日,紅四方面軍總部和直屬部隊在徐向前和陳昌浩的帶領下抵達會寧,與城內的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兩軍勝利會師後,於10月10日在會寧城內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會師聯歡會,並向黨中央發去了致敬電報。

10月20日,紅軍總司令部和紅軍大學一部分學員在朱德的帶領下前往打拉池,並在打拉池與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和十五軍團司令部會合。在此期間,紅二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會寧地區與紅四方面軍的第九軍會師。隨後,紅二方面軍總部和主力部隊在會寧地區與紅一方面軍一軍團勝利會師。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到達靜寧地區,與紅一方面軍一軍團司令部會合。至此,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在會寧、靜寧地區實現了勝利大會師,結束了二萬五千裡的長征。這一事件震爍中外,在中國革命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正如徐向前後來回憶說:“三方面軍會寧大會師,勝利結束了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

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達成一致,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蔣介石同意紅軍主力改編爲中國國民軍第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發佈軍令,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爲八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編爲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由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爲副參謀長、任弼時爲總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爲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全軍約4.5萬人,下轄第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

第一一五師是由原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和陝南紅軍第七十四師組成,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政訓處主任羅榮桓,全師約1.5萬人。第一二○師由原紅二方面軍和陝北紅軍第二十七、第二十八軍,獨立第一、第二師,前總直屬隊一部等組成,賀龍任師長、蕭克任副師長、周士第任參謀長、關嚮應任政訓處主任,全師約1.4萬人。第一二九師由原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和陝北紅軍第二十九、第二十軍,陝甘寧紅軍、第十五軍團等組成,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政訓處主任張浩,全師約1.3萬人。

爲了保證中國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中共中央於8月29日成立了前方中共中央軍委分會。9月29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各師中恢復了各級政治部,進一步加強和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同年10月,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達成協議,將南方八省13塊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爲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建成“新四軍”,由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同時,中共中央還成立了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由項英擔任書記。

12月1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全軍共1萬多人,下轄4個支隊。第一支隊,由湘鄂贛邊的紅十六師,粵贛邊、湘贛邊和贛東北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陳毅任司令、傅秋濤任副司令。第二支隊由閩西、閩贛邊、閩南及浙南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張鼎丞任司令員、粟裕任副司令。第四支隊由閩北、閩東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張雲逸任司令、譚震林任副司令。第三支隊由原鄂豫皖紅二十八軍、豫南紅軍游擊隊等改編而成,高敬亭任司令。軍部特務營由湘南、閩中等地的紅軍和游擊隊組成。

1938年,新四軍軍部由漢口遷往武昌。2月,新四軍各支隊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向皖南、皖中地區集結。隨後,各支隊按照軍部命令進行以提高指戰員軍政素質爲目標的整訓。5月,新四軍各支隊開始實施軍事部署,開赴華中抗日根據地進行敵後鬥爭。

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爲“八路軍”和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爲“新四軍”,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實行國共合作、堅決抗日的決心。紅軍在改編過程中,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衝破重重障礙、排除萬難,終於順利實行了改編。從此,這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過10年光輝征程的人民軍隊邁向了一個更高、更偉大的起點。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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