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認爲目前上江的那些事情是什麼國家機密，因爲上江市的改革已經即將拉開帷幕，所有的政策及規劃也將馬上出臺，所有提前告訴他也無所謂，如果因此能夠讓他找到一些商機的話又何不可呢？只要是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
當然，對於一家企業來講，掌握先機往往纔是最大的商機。所以我覺得自己能夠給他一些信息，他從中能夠找到商機，而且也能夠對我指點一些迷津的話，這又爲何不可呢？
隨即，我把自己到了上江後的整個情況對他講述了一遍，同時也講到了自己如今的困境以及對酒廠那件事情的疑惑。
他聽完後點頭道：“上江市是我們省，同時在全國範圍內看也算是重工業基地了，但那只是它們以前的輝煌，如今這些企業已經成了政府的包袱，經濟發展的絆腳石，所以對其進行改革是勢在必行的。
你們陳書記的那種思路是對的，而且也非常可行，其實這就是國企的優勢，因爲它們有政府的庇護，如今這些國企就像母親懷裡正在生病的嬰兒一樣，有着政府這樣的母親的關愛，它慢慢變得健康起來是必然的。怕就怕在當母親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病了，或者明明知道它病了卻因爲各種原因不去對其進行治療。
我們私營企業就不一樣了，我們從頭開始都需要自己去打拼，去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謀求生存之道。不過國企要改革的難度也是很大的，一是體制的問題，二是工人的安置問題，這兩點比其它任何方面都重要。當國企改革到了一定的程度後，最關鍵的就是政企分離了。
企業一旦脫離了政府的庇護，就會被完全推入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存活與否，就要看企業的真本事了。隨着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經濟的競爭也會越來越激烈，企業要想生存，就必須做出變革，革除自身的種種弊端，才能立於不敗。
這其實就叫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說實話，作爲我們民營企業來講，也特別希望對國企進行改革，因爲這樣一來的話大家都同時站在了一條起跑線上，我們在面對有些項目的時候就可以得到公平競爭的機會。”
我點頭，“是這樣。您可以對這裡面的事情詳細講解一下嗎？”
他隨即說道：“目前國企改革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第一，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以外的國有企業脫困問題突出，難度很大。絕大部分國有企業脫困問題沒有解決。而且職工的安置，技術落後，缺乏資金都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二，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改組國有企業的任務還很重。一方面是認識不統一，一些地方不敢積極推進改革，另一方面，一些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蠶食國有資產，出現國有企業承包一輪，國有資產流失一輪的局面。
第三，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仍然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投資主體多元化應是股權相對分散、均衡的，不應一股獨大。避免一家說了算，以利於政企分開、持股者相互制約、形成較合理的治理結構等。
第四，加緊探索和建立國有資產有效的管理體制。改國家統一所有、分級管理爲分級所有、分級管理。不但有助於清晰產權，也有利於形成發展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多元投資主體，改善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
國有資產管理應實行管資產、管人、管事統一。政府應有專門的機構，專司國有資產的管理，負責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且管資產和管事管人相統一，不再多頭管理。完善三個層次的管理形式。由地方國資委到國有醬經營機構再到企業。實現了出資人最終控制企業同企業作爲獨立法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分離。
第五，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仍然任重道遠。政府幹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現象時有發生，國有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狀況仍有待消除。改革審批經濟體制，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打破行政和部門壟斷。當前我國行政和部門壟斷還相當嚴重，這很不利於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的形成。
第六，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問題。對於國企改革後出現的下崗工人要妥善安排，國家不能爲了甩掉包袱而無視這個羣體未來的生存。
第七，我們發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國企改革後所帶來的紅利滯留在企業內部，回饋社會的資源卻非常的少。馮笑，你發現沒有？現在國家某個地方發生了自然災害之後，捐款捐物最多的是誰？是老百姓，是私營企業！難道你不覺得這裡面有問題嗎？
所以，這說到底還是國企始終認爲自己是國有身份的問題，總覺得自己要高人一等。馮笑，你是知道的，我們江南集團每年都會拿出大量的自己去做慈善，我覺得這是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
可是有時候我心裡不禁就會想，這是爲什麼啊？我們每年向國家交了那麼多的稅，這已經算是我們盡了社會責任了。再看看那些國企，他們享受着國家的福利，在競爭中也佔據優先的地位，交的稅也沒有我們多，憑什麼一到國家有困難的時候我們就得去捐款捐物？你知道國家現在爲什麼要大力發展私營經濟？這是因爲國家已經認識到了一點，那就是，私營經濟纔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
呵呵！你看，我們的私營企業就處於這樣不尷不尬的位置上，有時候想起來真是覺得可笑！”
他說的確實是事實，不過我倒是覺得他的話顯得有些過激了，因爲我們國家畢竟是社會主義性質，所以在政策上偏向於國企也是一種必然。其實我倒是覺得他應該這樣去想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如果國家不出臺一系列鼓勵私營企業發展的政策，而依然像目前的朝鮮那樣完全信奉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一切教條的話，私營企業還有存在的基礎嗎？所以，作爲私營企業來講，他們應該感謝國家的這種改革和改變纔是。而且，對於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而言，這本來就是一種非常複雜的事情。
真正要實現完全的、徹底的自由競爭，真正要去遵循市場經濟的法則，那隻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體制纔可以。而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目前還存在着許多問題的國家來講，如果一旦真正實行那樣的體制的話，其後果就很難設想和預料了。其實我對於國家究竟是什麼樣的性質並不感興趣，但是我真心地希望國家能夠穩定。
國家的混亂，甚至發生戰爭，那僅僅是極少數人希望擁有的舞臺，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講卻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句話其實完全地道出了作爲老百姓的悲哀。
和平、安寧，纔是老百姓之福，對於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來講也是如此。
當然，我不會把自己內心的這些想法拿去講給他聽的，因爲我知道他不一定能夠接受。作爲江南集團的董事長來講，或許他看到的更多的是企業在競爭中的不公。而且這樣的不公卻是真實存在着的，因此，即使我講出來的話他也肯定會不以爲然的。
而此時，我更關心的卻是另外的一個問題，“林叔叔，您說得對。那麼，您覺得應該如何去解決您剛纔提到的那些問題呢？”
是的，此時我非常關心這個問題，因爲他的答案很可能會被我用到自己的那份調研報告裡面去，而且說不定還可以讓我產生一些新思路。畢竟他是企業家，而且他是私營企業家，他的智慧和經驗都在那裡，還有就是他是站在私營企業家的角度在去看國有企業，這叫旁觀者清。
他沉思着說道：“我覺得吧，第一，所有的改革方案和舉措，都要有利於國企的市場化、國際化和人性化。對大多數國企來說，改革的優先目標還是放在市場化上。
國企若是缺乏市場化的觀念和能力，那改革的美好願望就會如同空中樓閣。此外，還應該用人性化目標引導國企，要尊重客戶、股東和員工，尊重各個利益相關者，以實現利益共享和事業多贏。第二，真正改善若干重要部門民營企業的准入條件，通過金融體制改革來增強民營企業獲得融資的能力、降低融資成本，使得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能夠平等地開展。”
我即刻問他道：“民營企業進入的問題，這符合國家相關的政策嗎？”
他笑道：“當然。如果不符合國家政策的話，我還提它幹什麼？做任何事情都必須首先要想到兩個字：可行。對於根本不可行的事情，再去多想就是浪費時間。你說是吧？”
我點頭，“您說得對。”
他繼續地道：“第三就是要調整優化好國有經濟佈局結構，進一步提升國有企業發展質量和效益，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和競爭力。大規模實施企業之間和企業內部業務板塊重組，要形成產業鏈的合力，拓展新的商業模式。
第四就是要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點對國企目前的情況來看也尤其重要。所謂科學的管理體制就是要理順國企租金、稅收、利潤三者之間的關係。制定科學的租金徵收標準，此外科學的管理體制也要理順國企高管的激勵機制。
建立有效的國有企業高層經理的激勵約束機制要與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相結合，除極少數服務於社會政策目標的特殊企業採用準公務員管理方式外，絕大多數國有企業要建成現代公司制企業，通過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激勵性的多元結構報酬制度、完善的市場競爭機制和榮譽效應的綜合作用，來激勵約束高層經理人員。
第五就是我前面講的那個問題，就是要拓寬安置職工的渠道，維護職工切身利益。職工安置工作，直接關係改制的成功與否，更關係企業和社會的穩定......嗯，我能夠想到的就這些了。
當然，你們上江市有你們具體的情況，我說的僅僅只是原則問題。說實話，如果我有國家公務員的身份的話，我願意去當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董事長，保證能夠在短期內把企業搞活、扭虧爲盈。”
我笑道：“那是肯定的。在我們江南省乃至全國範圍內，您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企業家，而您取得的成就就是對您能力的最好說明。”
他卻搖頭道：“其實，在你們體制內還是有不少能幹人的，要思想有思想，要能力有能力，可是爲什麼就搞不好一個企業呢？這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通病問題。中國的不行，前蘇聯的不行，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和在臺灣其實也搞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也不行，他們的那些企業其實就是我們教科書上所謂官僚資本主義，那就是當時國民黨當局辦的一些國有企業，此外法國英國也辦了一些國有企業也搞得不行，所以現在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都又私有化了。那麼，這是爲什麼呢？這首先要明白一個概念，那就是國企，首先是一個企業。
而企業的天職是不斷髮展生產力，從而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縱使國有企業也不能例外，否則只能叫做人民政府。而企業要發展，不僅來自於自身的意識，更來自於同行業的競爭。爲了謀求更好的發展，企業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策略，其中就有長期和短期之分。短期策略可使企業獲取眼前利益，但不利於長期發展；而長期策略可獲得豐厚利益，但是眼前必須付出。
但是不論是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都是有風險的！私人企業因爲能夠以自身的財產所有權作爲抵押，所以無論做出什麼樣的決策都是合情合理的，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國企就不同，因爲產權比較模糊，收益和風險無法分攤。所以不論做出什麼樣的決策都會有風言風語，讓當時的一把手左右爲難。所以，更多的時候，國企老總們只關注短期利益，這樣更有利於自身績效的表現，好在仕途上得到更好的機會，然而這樣的話，往往後來者會苦不堪言，從而造成企業得不到長久的進步。
所以，國企搞不好固然有產權不明晰，工人懶惰出工不出力等因素，而國企的主管部門，不作爲纔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改革開放最開始的時候國企搞不好還可以換經理廠長，後來在市場經濟理論指導下，國企就很少在換經理廠長了，只要搞不好就賣，很多好的國企頭頭一看，搞好還不如搞壞，搞壞可以賣，可以賤賣，這樣的好事誰不幹？
於是好國企變差國企成風，凡是市場競爭的國企基本都賣完了，肥了一小撮人，損害了一大批人。剩下的壟斷國企，有多少官不是買來的或者是有背景的？所以說，如果不真正改變國企的幹部任命制度，國企早早晚晚都要敗完。因此，我覺得國企搞不好的真正原因是用了一批不作爲的官。你明白嗎？你們用的國企負責人是官，而不是企業家！”
我頓時默然。因爲他講的確實是事實。如今的關係盤根交錯，任人唯親的狀況根本無法避免。不過我覺得他前後的話似乎是矛盾的，隨即就問道：“既然您說國企始終要完蛋，那麼您前面講的那些又有什麼用處呢？”
他淡淡地道：“我說的是，如果用人用對了，再通過那樣的一系列措施去對國企進行改革的話，這還是有希望的。比如海爾，它就是國企改革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可是，你們上江市能夠做到用人用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