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專家授學
卜憲羣：繼承弘揚我國曆史上的優秀廉政文化
歷史是在辯證中發展前進的。有腐敗，必然有反腐敗的思想與制度。我們的祖先在創造政治文明的同時，從很早開始就着手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也積累了豐富的思想經驗；歷代政治家、思想家等統治階級中有識之士的思考總結，人民羣衆對腐敗的嫉惡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爆發力，是我國曆史上反腐倡廉政治智慧賴以產生的源泉。正因爲此，歷代涌現出許多品德高尚、勤政愛民的廉吏。他們的事蹟，與腐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的行爲，是中華優秀廉政文化的組成部分。
（一）反腐倡廉的思想。自古及今，人們都深刻認識到腐敗的危害性。早在先秦時期，我國思想家就將“廉”放在“政之本”的位置上來看待，同時也認爲，廉不僅僅是個人的品德，還應包括多方面的爲政能力。爲政必須“以廉爲本”，這就是《周禮》一書及其注家提出的“六廉”說，突出反映了我國曆史上關於官僚隊伍廉潔從政的整體要求。如何做到廉潔爲政，思想家們從理論思想、道德修養、制度建設諸多層面都作了深入思考。
廉潔政治的本質目的是爲了服務人民、造福人民。因此，民本思想是我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珍貴遺產，也是我國曆史上統治階級宣揚反腐倡廉的一種手段。統治階級重視民本思想的本質當然是爲了維護剝削制度的長治久安，論證其統治的合法性。但民本思想中所強調的國以民爲本、施行仁政、順應民心，主張輕徭薄賦、節儉慎刑、勤政愛民等等內容，也因儒家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確立而滲透到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爲歷代廉政政策、行爲產生的重要理論基礎。儘管歷史上的統治階級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民爲本，但民本思想所蘊含的憂患意識、重民意識，塑造出許多受人民尊敬傳頌的清官廉吏，也鞏固了統治政權的基石。
拒絕腐敗，廉潔從政必須要樹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具備爲政的能力。我國曆史上反腐倡廉思想中有許多關於正身律己、公私分明、勤儉節約的內容，是傳統優秀廉政文化價值觀的集中體現。正身律己是典範。孔子多次說過“政”與“正”的關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爲政者應當有“自省”、“見賢思齊”的精神，用自身的表率和楷模作用引導廉潔政風的形成。公私分明是原則。一個公私不分的人絕對談不上廉潔爲政。我國曆史上的公私觀很複雜，這裡不作討論，但在個人、家庭之私與國家、社會之公的關係上有嚴格區分。這種區分認爲，無論君主還是普通官吏，都應當“任公而不任私”、“居官無私”。“公廉”一詞，自秦漢以後逐漸形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蜀國丞相諸葛亮，就是這樣一位公私分明、公廉的典範。勤儉節約是美德。我國曆史上的思想家將“儉”視爲德的普遍表現形式，強調“成由勤儉敗由奢”、“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樸素真理。爲官者僅有儉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勤和能。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劉晏“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沐不廢。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留”，司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政，不捨晝夜”，他們都以勤奮的精神和傑出的才能爲國家作出了貢獻。我國曆代的官箴家訓中，除去其落後腐朽的部分，也保留着很多爲官勤政的內容。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廉潔政治的推行離不開用人和管理。我國曆史上的“尚賢”與“循名質實”思想，與反腐倡廉有着內在的緊密聯繫。尚賢就不能任人唯親，賢能之才猶如珍寶，要把他們辨識出來。圍繞如何選拔賢能之
人，思想家們提出了德、才與功、能的標準，總結出傾聽民衆輿論與在實踐中考察的方法，提出了知人善任、用人所長與不拘一格的建議。當然，無論何時，爲官者都不可能全是賢能之人。循名質實就是要對選拔出來的官吏進行管理，嚴格考覈，反對圖慕虛名、名實不符。根據考覈結果，依據能力大小分配權力與責任。
（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我國曆史上反腐倡廉思想主要形成於先秦時期，秦漢以後這些思想逐漸豐富，並隨着中央集權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向制度層面轉化，構成制度設計的深層次文化背景。將廉政道德訴求由思想文化向制度的轉化，是反腐倡廉的歷史性進步。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裡，在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與人民羣衆的共同作用下，構建出頗具特色，而又較爲嚴密、系統的我國曆史上反腐倡廉體制機制。自秦及清，雖然有一朝一姓的興亡變革，但這種體制的基本精神沒有變化。
從官吏選拔任用上看，以察舉、九品中正、科舉爲代表的選拔制度確立並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用人中的散漫與唯親；用人必須德才並重，以德爲先的歷史經驗，被貫徹到實際選拔制度中；基層經歷在任職中受到重視，輿論評價也影響到被選拔者的政治命運；選人不再是個人的隨意好惡，選舉不實要承擔法律連帶責任。選拔與任用的分離，顯示出用人上的慎重；任用中的避籍、避親、避近原則，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親屬、同鄉、同僚對政務的干擾。
從官吏管理上看，秦漢以後，部門考課、中央對地方考課制度化。專門的考課機構和條例形成。考課的具體細密是歷代顯著特點。考覈的結果與官吏的獎懲有直接關係。加強考課是我國曆史上整頓吏治的有效方式之一。道德考課與能力考課並行，道德考課重於能力考課，是用人德才觀在管理上的反映。
從監察監督上看，與行政相分離的監察監督制衡制度，自漢代中期已經形成。監察機構的專門化、監察條規的產生及其指向性、監察官選用的慎重與重用，在很多時期有效地遏止了官吏濫用職權、貪贓枉法與胡作非爲。我國曆史上的許多監察官以天下爲己任，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其出行“動搖山嶽，震懾州縣”，是弘揚正氣的代表，其事蹟在民衆中廣爲流傳。
從法律制度上看，我國曆史上反腐倡廉的法律建設起步早，內容細緻完善。這些法律對官吏的日常行政與日常行爲規定細密、審計嚴格，對貪污行賄受賄懲罰嚴厲；既用“身死而家滅”的高壓使官吏“不敢爲非”，同時也通過法律告訴他們不應該做什麼。
我國曆史上反腐倡廉的政治智慧豐富多彩，也由此形成了較爲濃厚的反腐倡廉社會氛圍。廉潔高尚，貪腐可恥，淡泊明志，視富貴如浮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基本理念，深入到社會大衆和日常生活。在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社會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曾經出現過許多循吏廉吏羣體。他們發展生產，造福百姓；賑災濟貧，爲民解難；蠲除苛政，爲民請命；興辦學校，傳播文化；鋤強扶弱，保民平安。不僅被歷代統治階級樹爲楷模，也得到人民的擁護愛戴。
（《光明日報》2013年5月23日）
房寧：多黨制下的政治性腐敗
所謂政治性腐敗，是指與政治行爲有關的腐敗，特別是與選舉相關的政治行爲所引發的腐敗現象。政治性腐敗主要表現是：因選舉等政治需要，政治家、政黨等政治精英與經濟界結成的利益聯盟，經濟界向政治精英提供資金，政治精英利用政治權力，通過有偏好的政策、法律回報政治支持。相對於行政性腐敗，政治
性腐敗主要發生於政、商兩界之間，其手段大多是通過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許經營以及壟斷利潤等形式進行“權錢交易”，因與公衆距離較遠，不易引起社會關注，是更加隱蔽的腐敗。但由於政治性腐敗涉及的利益巨大，一旦嚴重發展並經暴露，也會形成巨大的社會危機，如臺灣的“紅衫軍”和韓國幾任總統的腐敗案件調查都引發了社會震盪和衝突對立。
“政治卡特爾”，就是一種在實現多元民主轉型後流行於東南亞國家的十分典型的政治性腐敗形式，即在政黨之間形成的腐敗分贓同盟。國際學術界有一種頗爲流行的理論，認爲多黨制條件下，由於黨派之間的競爭而產生的相互監督有利於遏制腐敗。但印尼及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經驗證明，情況正好相反：在多黨制條件下，政黨之間不僅沒有形成相互監督的遏制腐敗機制，反倒是結成了腐敗的分贓同盟，因此導致了所謂“政治卡特爾”現象。
以腐敗“把桌子一起‘吃’掉”的印尼來說，在實現民主化後，印尼出現了衆多政黨，舉辦世界上種類最多、層次最多和相對人口規模最大的選舉，號稱“世界上最大伊斯蘭民主國家”。目前，印尼每年約有40萬人作爲候選人蔘加各級各類選舉。但在中央和地方的各類選舉中，任何一個政黨都難以獲得足夠的資源、影響力以及選票，因此傾向於結成政黨聯盟。在這當中，衆多小黨的主要政治行爲是與大黨聯合組成政黨聯盟，政治目標並非參政、執政，而是通過向大黨提供政治支持而獲得利益回報。一旦共同推舉的候選人贏得選舉後，條件是必須提供服務，所謂“服務”當然就是利益回報，這樣導致了嚴重的大規模政治腐敗現象的發生。“政治卡特爾”的腐敗形式，主要是執政黨或議會大黨通過立法或行政法規向爲其提供支持的小黨聯盟——“政治卡特爾集團”輸送利益。
政治性腐敗主要是圍繞着選舉產生。選舉是有可計量成本的政治行爲，因此，成功獲得政治權力後的成本支付，就成爲政治性腐敗發生的體制性原因。作爲選舉回報的腐敗，在東南亞有許多稱謂：如“機會型腐敗”、“政策型腐敗”等等。“機會型腐敗”是印尼智庫人員經常提到的一個詞，是指政治家或其他掌握權力的官員利用制定特惠政策、法律爲某些利益集團謀取利益，比如授予特許經營和壟斷經營權利等等。一般來說，“機會型腐敗”獲取的利益巨大，與以個人行爲爲主的“行政性腐敗”相比規模要大得多。而在泰國，似乎更傾向於把這類腐敗稱爲“政策型腐敗”。
政治性腐敗在東亞國家實行多元民主轉型後成爲日益引起社會關注的問題。政治性腐敗給多元民主政體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一方面，多元民主體制下經常發生的政黨輪替使政治性腐敗行爲趨於短期化、嚴重化。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經選舉上臺，馬上要進行政治回報，否則手中的權力也是“過期作廢”。另一方面，政治性腐敗因其政治性而更加難以防治。政治性腐敗涉及政黨乃至執政黨的利益，因此往往會得到政治保護，即相關政黨和利益集團對本方成員提供政治庇護。在東南亞人們經常看到這種現象：相互競爭的政黨經常以反腐敗爲政治鬥爭武器攻擊政治對手，而同時又以政治迫害爲由，將腐敗問題政治化，抵禦對手以反腐敗爲武器對己方的攻擊。最終以反腐敗爲政治鬥爭工具的各方又會以政治妥協代替和避免法律制裁，以政治交易結束利用反腐敗名義進行的相互傷害。泰國的一位知名政治家告訴我們：在泰國不會有一個腐敗案件會真正得到查處。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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