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句的出處及對地緣政治學的啓示
標題中的這兩句詩出自《醒世碑記》，相傳爲清順治帝福臨所作。當然，相傳而已，並無確證。緊接這句之後是“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登基。古來多少英雄輩，南北山頭臥土泥”。像是順口溜，意思似乎與的《沁園春?雪》相近。可比較“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兩位開國者都是在感慨他們之前的開國之君。但兩首詩的基調完全不同。的詩更有帝王氣勢，意氣風發，抒發古代帝王豪傑“俱往矣”的豪邁，又表達“還看今朝”的自我期許。福臨（1638—1661）是清兵入關時的皇帝，但那時他才7歲，即位不到1年。大清朝的江山不是他打下的。與殘酷的征服者形象形成對比，福臨還是一個情種。民間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傳說：順治帝爲情所傷，看破紅塵，把帝位傳給兒子玄燁（康熙帝），自己到五臺山出家了。這首詩表現了他悟道之後的清醒。在比較了先朝的帝王之後，福臨感嘆吾亦將“臥土泥”的無奈。“土泥”是生命的歸宿。古人一直知道，我們從土中來，將回土中去。例如，吳公子季札在他兒子的葬禮上說：“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語出《禮記?檀弓》，是有關內容的較早的一個記載，時間在公元前515年。1067年，歐陽修祭奠他去世26年的朋友，作《祭石曼卿文》，對亡友有美好設想：“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卻“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悽露下，走磷飛螢？”歐陽修知道：“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累累乎曠野與荒城？”曼卿，石延年字，北宋的一位武臣，詩文亦有名。石曼卿也是一位國際問題專家，他主張備戰，以抵抗契丹和西夏的侵擾。《聖經》也有歸於塵土的說法。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名叫亞當，又用亞當的肋骨造了夏娃。亞當沒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吃了夏娃摘給他的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耶和華上帝要懲罰他：“你必汗流滿面才得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爲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聖經?創世紀》三）然後，“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據此，猶太人的祖先在那時似乎是農民，或者這是他們從兩河流域聽來的故事。這種無奈，以及懷古，是中國曆代詩人反覆吟詠的主題之一，影響了中國人的歷史觀。
福臨是否放棄帝位出家，今天已不可考。標題中的詩是不是他作的也不太重要。這句詩的關鍵是它的內容，它對國家治理、地緣政治學可以有很大的啓發。
可以說，“百年事業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分別表達了地緣文化和地緣政治的精髓。“百年事業三更夢”——世事無常，許多世事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最好的辦法是多作努力，然後順其自然，適當調整。如果刻意爲之，反而容易壞事。在20世紀，德國、日本刻意追求大國地位，連續發動侵略戰爭，卻落了個戰敗的結果，倒不如沒有發動戰爭。如果沒有戰爭，憑藉兩國的經濟和技術力量，本來就可以獲得地區領導權。戰後，國家滿目瘡痍，幾代人的強國夢付諸東流，真是如同一場“三更夢”。它們的鄰國更是無辜遭殃。日本可以不太顧及鄰國的哀痛，但是大夢醒來，恐怕不能不惋惜自己失去的機會。另一方面，在戰時的德國和日本，經濟和技術是從屬的，服務於戰爭，但在戰後卻成了它們國際地位的保證，達到了戰爭沒有達到的目標。蘇聯發誓要“埋葬”西方國家1956年11月，蘇聯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對西方外交官們說：“歷史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將埋葬你們。”，爲此信心滿滿地挑起衝突，捲入冷戰，冷戰的起因除了意識形態的對立外，美蘇兩國地緣政治的衝突也是主要原因，也許是最主要的原因。無論有無意識形態衝突，兩個擴張大國的矛盾都難以調和。最後卻被美帝國主義埋葬。蘇聯帝國解體，俄國數百年的擴張事業毀於一旦，而北約則咄咄進逼，一再東擴。美國也追求大國地位，但它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潛龍在淵”，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逐步地適度擴張。在20世紀水到渠成之後，美國和它的盟國一起，兩次打敗挑戰者，取代英國成爲新的世界霸主，而英國也很願意接受美國做它的繼承人。早年的英國和美國類似，以商業和海盜起家，首先追求的是利益。在霸權之前，英美兩國沒有制定明確的霸權計劃，沒有全國一致的目標，卻逐漸積聚了霸權所需要的力量。因此，它們的霸權也更持久。
二、萬里江山一局棋
先從後面這半句談起。從字面上看，順治帝說的“萬里江山一局棋”與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大棋局”很相近。順治帝下的棋很可能是圍棋，布熱津斯基下的棋是國際象棋。前者的變數要複雜得多。
地緣政治就是國家作爲棋手，以地球表面爲棋盤，以政策、行動、軍隊、別國作爲有形或無形的棋子，彼此博弈。地緣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是棋盤——“萬里江山”和棋子。每一局棋都在這張棋盤上走。地緣政治的棋盤凹凸不平，邊角不齊。各種變數多到不可勝數，因此，國家間的博弈比下棋複雜得多，結局的可能性也更多樣化。在棋枰上，棋手就是對手，雙方玩的是“零和遊戲”，一人之得就是另一人所失。但在地緣政治中，合作正變得日益重要，即使對手，也會有很多合作，結果可能是雙（多）贏，也可能是雙（多）輸，不直接相干的漁翁得利。在地緣政治中，國家既是棋手，也是棋子。雖然互爲棋子，但一般而言，強大的國家利用別國的機會更多。此外，還有先手、後手的問題。在東方國家發現了地球這張大棋盤的時候，西方國家已經在上面佈滿了棋子。好在中國歷史悠久，祖先留下的國土遼闊，尚有許多回旋餘地。而且，國家間政治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一局輸了，可以在下一局扳回來，但也可能從此一蹶不振，徹底出局。德國在20世紀的世界大戰中連輸兩局，至今仍留在棋局中，但形勢卻侷促了很多。中國在20世紀初面臨“亡國亡種”的危險，終於挺了過來並再次站起來，而且還有成爲全球大國的可能。蘇聯輸掉了冷戰，也輸掉了帝國，也許再也沒有機會重建蘇共的大帝國。國家的興亡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除了很少出現的緊要處，一般不會出現“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的情況，但是，國家的每一個重大決策都在參與塑造這個長期過程。所以，每一個決策都要謹慎。
國家間政治和正式棋賽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落子無悔”。放下棋子就無可挽回，悔也沒有悔處。每一個國家都會設法充分利用別國（特別是不友好國家、潛在的對手）犯下的錯誤，爲本國增加利益，否則它的決策者就在犯錯誤。“萬里江山一局棋”有關本書主題，以後數章中還要詳細論述，此不贅言。在此着重談談“百年事業三更夢”。
三、百年事業三更夢請比較李商隱的《詠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北湖南埭”指玄武湖和雞鳴埭（dài，壩的意思），在今南京。從東吳、東晉到南朝的宋、齊、樑、陳，史稱“六朝”，皆建都於建業、建鄴、建康（今南京）。東吳把都城設在建業的時間是229年，到280年被西晉滅亡，建業爲吳都51年。東吳和東晉中間隔了一個西晉，西晉都城在洛陽。從東晉建立（317）到陳滅亡（589）共272年。前後兩段時間相加，六朝一共323年，政權更迭頻繁，這就是李商隱說的“三百年間同曉夢”。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現代國際關係的基礎到今天，也已有300多年，世界霸主地位屢經倒手。爭霸失敗者更多，掛起“一片降旗”。這不也是“三百年間同曉夢”嗎？如果一個國家做出了錯誤的戰略決策，虎踞龍盤的地理之勢也不能提供足夠安全。
國家的興盛是“百年事業”，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躍進。“事業”是神聖的，也是世俗的。馬克斯?韋伯認爲，“事業”或“職業”一詞“至少含有一個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58頁，三聯書店，1987年。德語的beruf有“職業”、“天職”之意，與之對應的英語的calling有“神的感召”、“職業”之意。在德語中，berufen作動詞用是“任命”，作形容詞用是“負有使命的”，其含義是把在這個世界上的職業當作上帝的安排。韋伯認爲，這樣的含義只存在於信仰新教的國家中，這是新教事業發達的根本原因。因爲有了更高的含義，“職業”與“事業”的意思是一樣的。需要說明的是，在不同的語言中，對應的詞往往意思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抽象的詞。不過，在“事業”這個詞上，中德語言在內涵上沒有大的出入。這個事業是上帝的安排，人們必須服從。人們對來世的追求變成了致力於此世的事業。因此，在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倫理促進了西方世界的興起。在中國，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沒有這個問題；佛教有過類似的世俗化轉折。唐朝時，禪宗大師百丈懷海在江西創立了農禪，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身體力行，“日給執勞，必先於衆”。《祖堂集》。北方有臨濟宗，一直傳到今天。但總的說來，禪風在南方更熾盛。也許因爲禪宗的改造（應該還有自然條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難容忍懶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資本主義的冒險精神。禪宗把“平常心”當作通往宗教覺悟與自由的途徑，把日常生活作爲宗教修行的手段。在傳入中國800年之後，佛教出現了猛烈的世俗化。禪宗的“清規”與“新教倫理”有相通之處，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號和意識形態代替糧食不是中國的傳統；同樣，把不可變更的“歷史規律”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國的傳統。這些都是舶來品，倡導者有“全盤西化”之嫌。相反，在中國的哲學中，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天”監督着統治者的一切言行，懲罰他們的錯誤和罪孽，收回給他們的任命。“無常”的觀念不是來自佛教，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被廣泛接受了。在立國之初，周人已經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惟命不於常”。《尚書?康誥》。在戰國時期，學者們從歷史中瞭解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左傳?昭公三十二年》。這是史墨對趙簡子說的話。到了元朝末年，總結爲“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明史?章溢傳》。章溢與劉基、葉琛、宋濂號爲“四先生”。四人一起初見朱元璋時，朱元璋提問：“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說了以上引文，又接着說：“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他實際上在重複孟子的“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這種思想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替的理論和道德依據，流傳至今。中國人自古就不承認，打天下就能理所當然地坐天下，傳子孫。
事業不是夢想，夢想不能代替事業。人類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理解天道之運行。伊曼努爾?康德指出了人類理性的兩難困境及其限度；卡爾?波普爾揭示了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指出歷史沒有目標；從弗里德里希?尼采到後現代派諸家試圖顛覆西方的傳統價值，把人類從理性和科學中解脫出來。這些都說明了某一層面上的無常。量子物理的發現則證明了萬事萬物的不確定性。雖然無常是常，但無常也非恆久不變，否則無常也就成了有常。所以，佛家說：“今若無有常，云何有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常。”《中論?觀邪見品》，龍樹造，鳩摩羅什譯。據此，無常其實是常態，無常不成其爲無常。我們不應該執著於常或無常，應該以平常心待之，不要有分別心。
相比與儒家、佛家、物理學的理論，道家的無常思想可能更容易被大衆接受，因爲它更接近日常生活。道家對待“無常”的態度是豁達的：“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莊子?秋水》。道家這樣的境界，大概很少會有人表示拒絕吧，但也很少有人能夠做得到。
帝國的擴張、帝國的維持，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因爲額外的目標和開支帶來沉重負擔。從962年到1945年的近千年間，德意志民族建立過三個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是一個封建帝國，權力大多分散在各邦，有些像中國的先秦時期。在封建制度之外，宗教分裂進一步撕裂了德意志；由於地處中歐，鄰國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不能接受德意志的統一；普魯士和奧地利爲爭奪德意志的領導權而爭鬥。在1871年，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領導下統一德意志，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最接近完成統一的目標，但他的統治是災難性的，時間也很短暫。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擁有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陸空軍，尤其在二戰初期，閃電戰勢如破竹。但納粹德國最後仍然戰敗，千年在十餘年間破滅。波拿巴?拿破崙在戰場上時常改變主意，部下只好緊緊跟隨他的主意而不求理解。赫爾穆特?馮?毛奇（老毛奇）說過：在遭遇敵軍之前，任何戰略都沒有意義。老毛奇不僅是西方最偉大的軍事戰略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軍事指揮官之一。他非常寬容前線指揮官改變他的戰略，哪怕導致他的軍隊在戰場上陷入被動。可見，偉大的戰略家都知道制定戰略與實施戰略的區別，也都諳熟“無常”。
“百年事業三更夢”所表達的意思好像是消極的。然而，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卻是非常積極的。歷史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創造的。我們要永遠記住“世事無常”，不要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歷史，不要誤以爲人類有確定未來歷史的能力，那是超人類力量（佛、上帝、真主）的工作，以偶然的方式展現給人類，人類不能把握。愛因斯坦曾經斷言：上帝不擲骰子。他錯了，上帝的確會擲骰子：自然界存在着偶然性。過去恍惚是一場三更夢，未來彷彿是一場三更夢。我們不能把夢境當作現實（現實也是一場夢），錯認他鄉爲故鄉。歷史的不確定因素太多，我們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改善現在。由於大多數中國人的貧困和社會不公正，中國的崛起是一個“百年事業”，需要長期的努力。在中國已經真正開始崛起之時，“爲了中國崛起”是一個危險的念頭。
常與無常本無區別。我們仍需奮鬥。在排斥了過去與未來的確定性之外，我們需要一個堅實的“現在”。與佛家的覺悟者不同，我們不能夠破得那樣徹底，還需要在現實世界留下堅實的落腳點，作爲思考和行動的基礎。其實，大乘的覺悟者也發願留在娑婆世界普度衆生。對於每一個個體，生前和死後都是無知的黑暗。納博科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搖籃在深淵之上搖晃，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的存在只不過是兩個永恆黑暗之間短暫的光明隙縫。”Speak，Memory：AnAutobiographyRevisited，VladimirNabokov?這是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一句話。可比較《楚辭?遠遊》：“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餘弗及兮，來者吾不聞。”納博科夫更精細、恐怖，而《遠遊》更雄渾、闊大。時間是一切武器中最強大、最恐怖的武器。除了不可驗證的傳說之外，虔誠的宗教徒、得道的高僧（未必是佛教出家人），都不能明確知道此生之前、此生之後的事情。此生也許只有一次，此生的幸福是最重要的。每個人對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這是自由的價值所在。除了個體的生命之外，延續生命，延續文明，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責任。文明使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沒有生命，就不會有文明。沒有了文明，這個世界上的人類就會深陷矇昧、野蠻、黑暗。
四、帝王之夢與百姓之夢
百年事業三更夢，這個夢是帝王之夢。平民百姓很少像項羽、劉邦那樣做帝王夢。他們無權無勢，無論他們的夢想多麼不切實際，多麼荒唐可笑，最壞也不過是個人的“意淫”，能夠傷害個人或家庭，卻不會危害到國家。最需要警惕的是帝王之夢。
人生在世，不滿百年。帝王之夢是權力在握，長生不老。秦始皇焚書坑儒，卻信方士，自稱“真人”，遣徐福入海求仙人和不死之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他更信方士，敬鬼神，還把女兒嫁給了方士。武帝聽了方士講黃帝登仙的故事後說：“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史記?孝武帝本紀》。躧（xǐ），鞋的一種。武帝召文學儒者，說他要怎樣行仁義。汲黯當場揭發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記?汲鄭列傳》。這個事例又一次證明，任何學術或主張在成爲官方意識形態之後必將走向虛僞。武帝氣憤退朝。一代梟雄曹操疆場廝殺多年，見慣死亡，也曾傷感地唱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曹操。唐太宗是歷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在初登基時說：“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舊唐書?太宗紀》。時間在貞觀元年。但是到了晚年多病的時候，他開始服用丹藥。王玄策消滅中天竺國，把印度的國王和方士帶回長安。太宗相信方士已有200餘歲的謊話，服了他的藥，結果中毒暴亡。成吉思汗在晚年的時候，聽說道士丘處機活了將近300歲，邀請他去阿富汗見面，想要他的長生不老之藥。他們初次見面時，成吉思汗滿懷希望地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丘處機老老實實地回答說：“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成吉思汗反而讚賞他的誠實。事見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70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本書引文的句讀略有改動。明初，太祖、成祖不信神道，殺戮過甚。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唐宋時已經基本絕跡的活人陪葬再度興起，孔子連用假人陪葬都不能忍受。他罵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梁惠王上》）。朱元璋死後，他的40個妃子中有38人殉節，“這顯然是學蒙古人那一套”，《劍橋中國明代史》，20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本引文所出的第三章的作者是小約翰?D?郎洛瓦。以延續帝王進入陰間後的享樂。明英宗在臨終遺言中吩咐取消殉葬，此時距明朝建立已經有96年了。《明史?英宗後紀》還讚美曰：“罷宮妃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以上這些夢想的例子限於有爲之君，昏庸皇帝的美夢就更多了，不值一提。自古以來，皇帝們對生命的逝去很敏感，不始於順治帝，亦非終於順治帝。這種敏感沒有妨礙他們施展雄才大略。
這些還只是帝王私生活中的黃粱美夢。當他們企圖展現雄才大略時，危害要大得多，能夠把整個國家或地區攪得天翻地覆，他們還能在衆人的死亡中慷慨浩歌。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20世紀的政治領袖們已經輕鬆地把枯骨的數字推升到千萬級了。相比之下，將軍殺人，小技耳。如果有一點無常的知識，他們也許就不會去爭當世界領袖，不會試圖推進歷史。
帝王們感嘆的都是他們自己的生命和快樂，惋惜的只是他們自己逝去的歲月。在帝王的統治之下，即使恭逢“盛世”，那也只是權貴的盛世，與百姓無關。更不用提戰爭頻仍，餓殍遍野，生靈塗炭的時候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句小曲因引用而聞名一時。《山坡羊?潼關懷古》全曲如下：“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作者張養浩（1270-1329）是元人，擔任過高官（禮部尚書）。在20世紀之前，高官同情百姓境遇者並不少見。這是張養浩在去陝西賑災的路上寫的。另外，“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表明作者沒有脫離傳統的“懷古”內容。此之謂也。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如果匹夫只有責任，沒有權利，只能是奴隸。甘願這種卑下地位者不過是奴才。奴隸和奴才都不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不可能促成現代國家的興起。“興”的標準應該是百姓福祉的提高。不能讓百姓受益的國家之“興”沒有任何意義，不過是少數權貴掛在脖子上的獎章。國家的存在理由是保護每一位國民的安全、福祉，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沒有個人就沒有羣體。個人價值最重要。沒有個人價值，國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百姓不是棋子，更不是棄子。國家不能爲了帝王之夢而犧牲當下，犧牲現實，犧牲百姓，最後毀壞國家未來。
人生是一場三更夢，歷史則是一場春秋大夢。與帝王們的戀戀不捨相比，文人對時間的消逝、歷史的遠去更多是一些無奈和感傷。在《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解讀跛足道人關於人生的詞：“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道人稱讚他“解得切，解得切”。這是小說作者開宗明義提出要旨。根據甄士隱的領悟，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暫住民”。“暫住證”的有效期不過數十年，也不得不時時接受瘟神、噩運的檢查。與《紅樓夢》的開篇要旨類似，《三國演義》的開篇是一首詠史詩，爲全書的國際紛爭定下基調。《臨江仙》全詩如下：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許多人誤以爲這首詞的作者是羅貫中。其實，它出自楊慎品評歷史的彈詞《二十一史》。毛宗崗批《三國演義》時，把這首詞放在小說正文的前面，後來成爲小說的一部分。楊慎（1488-1559）是明大學士楊廷和之子，博學多才，24歲中狀元。楊慎是一個典型的儒者，耿直敢言，因忤逆明世宗被充軍雲南永昌（今保山）。他的《臨江仙》表達了中國傳統文人對歷史的一般看法，《臨江仙》被廣爲傳唱已足以證明。
中國古代文人大都喜歡寫懷古詩詞，懷古時又多時光不再、英雄往矣、萬法皆空的感慨，在英雄豪情中不免藏着淡淡哀傷。其中多有名詩、名詞。比如，《金陵懷古》是一個常用的題目。王安石（1021-1086）在晚年不得意時填《桂枝香?金陵懷古》。其下闋是：“念往昔、豪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王安石曾是一位強勢、強硬的宰相，也難免對時間的流逝表露出脆弱的一面。與王安石同時代而年紀較輕的蘇軾（1037-1101）填《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蘇軾和楊慎的詞出現了意思相近的“談笑”和“笑談”。周公瑾談笑間，曹操大軍“檣櫓灰飛煙滅”；白髮漁樵笑談間，“古今多少事”灰飛煙滅。沉重的歷史在回顧中變得輕鬆了。上引的這首詞也屬於這一類，它的通俗名聲很大。《三國演義》是關於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爭的一部小說。雖然魏、蜀、吳的三角關係是在中國領土的大框架內，但現代國際關係中爭鬥的要素那時都已經有了。因此，我們也可以把這首詞看作中國傳統文化對國際關係的基本看法。中國的這一類懷古詩往往都流於傷感，在“笑談”之中似乎放棄了努力。今天，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發展社會（不是國家），但如果以爲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歷史，那就大錯特錯了，必然會吃盡苦頭。
風水輪流轉。大國崛起又衰落。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匆匆過客。與國家相比，個人的價值更珍貴，文明的傳承更持久。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自強不息，多次被異族入侵打斷卻又頑強地延續下來了。與以往不同的是，在20世紀中，中華文明先是受到外來優勢文明的衝擊，然後又受到國內政權的摧殘。這種內外夾擊的情況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後果最爲悲慘。其實，只要我們能夠維持中華文明的正常生長，給予她足夠的養料，一切足矣。這些養料不需要官方的夢想，不需要刻意製造——這些很可能是有毒的。一個更加自由、更加開放的社會自然會給文明添加營養。在自由之中，中華文明的傳人將做出更加偉大的創造。
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大的變局，一盤新的棋局就要開始。我們恰逢其時。刻意追求世界地位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以“平常心”對待中國的發展是最好的辦法。將來的中國應當彰顯文明、維護和平、促進貿易……強大的軍事力量只是這一切的必要保障，不是國家興盛之目的。國家的強盛不是刻意追求來的。很多時候，越是刻意追求一個目標，越容易適得其反。帝國和強國的產生是偶然的，無常的，是天意和個人決定共同作用的產物，而這些個人決定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根本沒有合法性的人做出的”。赫爾弗裡德?明克勒：《統治世界的邏輯》，8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國家需要留給那些“沒有合法性的人”以機遇。這些人如同機遇一樣可遇不可求。因此，個人自由對國家的擴張必不可少。明克勒在考察各帝國曆史之後說：“差不多每一個帝國都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時刻’產生的。”《統治世界的邏輯》。“心不在焉的時刻”（inafitofabsenceofmind）是英國曆史學家JohnRobertSeely在1883年說的，由明克勒轉引自尼爾?弗格森名噪一時的《帝國》。這個表達與北京土話中故作瀟灑的“一不留神就……”不同。“心不在焉的時刻”只是成功時刻到來時的“心不在焉”。它要求的做事態度是認真的，只是把精力集中在過程中，不刻意追求某個宏大目標。
以上說了這麼多，對標題實在有“過度詮釋”之嫌，而且標題所出的詩很可能不是順治帝所作。地理因素極大地影響着國家的命運，但棋局與夢境經常難以分別。比地理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沒有人的地緣政治學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請記住劉禹錫《金陵懷古》中的一句詩：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懷古》全詩：“潮滿冶城渚，日斜徵虜亭。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一曲，幽怨不堪聽。”冶城、蔡洲、幕府都是金陵（南京）的地名。對比“山川空地形”和“鐘山何處有龍盤”，可知僅有好的地理條件是不夠的。
切記！切記！言歸正傳，請讀者諸君開始閱讀本書的正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