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梵蒂岡”
Macau，被稱爲“東方梵蒂岡”的一座半島，極具異域風情。然而，“澳門”纔是它真正的名字，這裡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被納入中國版圖。然而，這顆南海之濱的明珠未到璀璨之時，便被東來的葡萄牙人“久之遂專爲所據”。四百多年以來，無法抹去的屈辱歷史在澳門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澳門滄桑
葡人東來
在珠江和西江形成的三角洲南端，有一個半島，它的形狀好似一朵盛開的蓮花。最初，這座被海環繞的小島有一個與水相關的名字——濠鏡。隨着海上船舶業的發展，明代時期，這裡開始成爲繁忙的泊口，各國的船舶都會在此匯聚，島的名字也被人們口口相傳爲“海澳”、“洋澳”或是“濠鏡澳”。在“濠鏡澳”以北，有兩座相對而立的山——南臺山和北台山，猶如一座大門威嚴佇立。漸漸地，“濠鏡澳”便以其爲門戶，改名爲“澳門”。生活在島上的居民，似乎更喜歡這個新名字——“澳門”，並一直沿用至今。
時光如梭，澳門逐漸發展起來。到十六世紀初期，這塊彈丸之地因爲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開始受到關注。它背靠廣州，將近100多公里的海岸線一直是中外貿易的重要通道。另外，澳門半島地處珠江西岸陸地的頂端，島上有兩個淺水灣，清澈的山泉和熱情的居民，使得過往的商船有了片刻休息之地。久而久之，澳門就成了“番舶往來之衝”。
商業流通的便利帶動着澳門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隱患。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費盡周折，終於發現了繞過好望角，直達印度和東方各國的新航線。此後數年裡，葡萄牙人沿着這條航線大舉東進，先後在印度的果阿和馬六甲建立殖民統治，在科倫坡、蘇門答臘、爪哇、加裡曼丹等地建立商站，完全控制了整個印度洋的海上貿易。尤其是在佔領馬六甲後，葡萄牙人利用馬六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通過在馬六甲經商的中國商人蒐集有關中國的情報，並誘使他們爲其充當翻譯和嚮導，其進入中國的目的顯而易見。
在中國人眼中，西方世界是陌生的。由於對於葡萄牙人知之甚少，人們只好按照伊斯蘭民族對歐洲人的泛稱“佛朗機”，統指在中國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後，用廉價商品，如鏡子、別針、乾果、胡椒、香料等換取中國人的茶、生絲、瓷器、綢緞以及黃金、寶石、珍珠、黃銅等貴重物品,獲取高額的利潤。而一些水手和士兵，則不分海上和陸地地進行強盜行爲。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政府並未同意葡方提出的中葡建立官方聯繫的請求，這也就意味着中葡間的首次交往以失敗收尾。
1517年8月，葡萄牙所派特使皮雷斯隨同安德列德率領艦隊到達珠江口，進駐屯門島，並提出要見一見中國的皇帝。以他們的身份，提出這樣的要求實在無禮，但是當時的東莞官員還是答應向廣州請示。誰知，他們的原意並非如此。安德列德在暗中做着手腳，他擅自率三艘船從珠江駛向廣州，並在懷遠拋錨停靠。停靠下來的三艘船明顯要造一造聲勢，升旗鳴炮，響聲震天，使得廣州的官員和百姓頓感不安。即便如此，廣州官員還是禮節性地同意讓安德列德率隊上岸。
結果，中國人的善心被利用了。安德列德等人上岸之後，開始了對廣州的“摸底”調查。安德列德派人瞭解廣州城內的情況，還趁着元宵佳節的熱鬧氣氛，測量了城牆的厚度。摸清了廣州還不算完，葡萄牙人還要進京。1520年1月，皮雷斯和安德列德獲准前往北京。得到這個消息後，他們當日起程北上，野心勃勃。
在皮雷斯等人趕往北京之時，安德列德的弟弟西眇帶領一支葡萄牙遠征隊來到了屯門島。西眇和他的哥哥一樣狂妄自大，目無他人。到達屯門島以後，他開始下令築起堡壘，架起火炮，對中國虎視眈眈。除此之外，他還拒不繳納稅餉，肆意攔截出入珠海的商船。最令人不能饒恕的是，西眇還命手下人擄掠中國的少年兒童，進行販賣人口的交易。
這時，身在京城的皮雷斯等人沒有想到，事情會發生逆轉。到達京城後，一連串對他們極爲不利的事情接踵而來。最終，皮雷斯及其帶領的使團被趕回廣州，皮雷斯本人被監禁起來。
西眇的一系列罪行，引發了廣州人民的極大憤慨。朝廷對此非常重視，派廣東海道副使汪鋐進駐與屯門一海之隔的東莞南頭鎮。隨即，50艘戰船呈半圓式排列，對屯門進行了包圍。此時，葡方的遠征隊紛紛前來支援。汪鋐當機立斷，下令對葡方艦隊發動進攻。趁着進攻的勢頭，汪鋐又下令讓士兵們往船上的枯柴上淋油，藉着順風之勢一把大火點燃了笨重的葡船。來不及移動的葡船相繼被燒燬，葡方殘軍集中到僅剩的幾艘船上，趁着夜色逃之夭夭了。
不久，葡萄牙再次派艦隊來到中國南海地區，謊稱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實爲挑釁。中方一眼就識破了騙局，立即採取了戰鬥準備。雙方在海上進行了一次激烈的戰鬥，最終中國水師大獲全勝，“擒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俘虜男女十人，獲其十舟”。此次對戰以後，葡方不再敢貿然行動，開始謀劃企圖採取行賄的手段，痛擊中國的“軟肋”。
爲了維護國土的安寧，明朝政府推出了“‘佛朗機’人不得進貢”、“斷絕東南亞各國到廣州進行貿易”等措施。這樣一來，廣州市井立刻呈現出蕭條的景象，政府的稅收銳減。極端的舉措使得朝廷和百姓都受到了影響，爲改變現狀，廣州不得已再次成爲通商口岸。
當然，爲了避免重蹈覆轍，明朝政府仍然堅持“佛朗機”人禁止利用中國港口，同時提出各國的商船 “必須在廣州各洋澳駐歇”，等待官員上報纔可再到廣東。這裡所說的“澳”，就是指舶口。當時廣州共有十多個澳，而澳門就是其中之一。得知廣州重新開放後，一些已經離開的葡萄牙人又調頭回來了。他們瞞天過海，冒充他國商人賄賂朝廷官員在廣州附近的各澳暫住。相比上川島、浪白等各澳，澳門無論從地理位置、天氣情況、物資補給等情況都屬上佳，所以這裡就成爲了衆多葡萄牙人趨之若鶩的地方。而澳門的屈辱史也就由此一發不可收拾。
葡萄牙人很得意，因爲他們的行賄手段在澳門行得通。他們進入澳門後，開始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賄——每年賄送500兩白銀。葡萄牙人用錢買來了在澳門“定居”的權利，開始踏踏實實地留在了澳門。
葡萄牙人從1557年開始租居澳門，時間長達276年，直到鴉片戰爭後的1849年，澳門總督阿瑪勒宣佈停止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
西方列強襲來
澳門，位居東方的一個小島，它的繁榮令人羨慕。最先搶佔這裡的葡萄牙人從這裡獲得了巨大的財富，這引得西班牙、荷蘭和英國等西方殖民者開始對這塊面積不大，卻很誘人的地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說是興趣，其實是一種侵擾和掠奪它的慾望。於是乎，澳門成爲了西方列強們爭相掠奪的“寶地”。
西班牙人嫉妒葡萄牙人，嫉妒他們在澳門獨霸中國海外貿易的局面。爲了改變這一局面，西班牙開始盤算繞開葡萄牙，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澳門—馬尼拉海上貿易航線開通後，西班牙就以加強費率並防禦力量爲由，派遣一艘軍艦到澳門購買貨物。然而，狡猾的葡萄牙人發現了其中的端倪，當即攔下了西班牙的軍艦，連人帶船一併扣下。
第一次的試探行動戛然而止，西班牙並未放棄，繼續尋求與中國直接通商的機會。1598年，西班牙派使臣經馬尼拉航線到達廣州，並希望廣州政府劃分出一片地方供其進行長期貿易。廣州政府沒有立即予以答覆。這時，葡萄牙人開始說盡西班牙的壞話，希望廣州拒絕其要求。很明顯，這是葡萄牙人希望保住壟斷澳門貿易局面的居心。最終，廣州政府對西班牙和葡萄牙兩方都未予以理睬。
如此一來，葡萄牙未能如願，便開始自行解決西班牙這塊“絆腳石”。1599年，葡萄牙偷襲了西班牙的商船，卻沒有成功。與此同時，一支西班牙遠征軍在前往印支半島的途中，被風暴卷至澳門附近。軍隊倖存的百餘名士兵，兵分兩路，同時向最近的廣州和澳門求救。結果，到達澳門的士兵被當地的葡萄牙人扣押，另一路向廣州求救的西班牙隊伍也同時被阻止了。
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再也無計可施，不再嘗試與中國的直接貿易。從表面上看，葡萄牙是在幫助澳門阻止西方列強的瓜分，實際上是在排除異己，保住自己繼續壟斷澳門和馬尼拉的貿易航線。確切地說，葡萄牙人的存在，對澳門來說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荷蘭的迅速崛起，使之躋身爲新的海上霸主，毫不客氣地搶走了葡萄牙緊緊“攥住”的東方海上航線。然而，荷蘭的胃口不止如此，奪取澳門纔是它的目標。
荷蘭人最初發現澳門，是在1601年9月27日。當時，荷蘭一支小艦隊進攻印尼馬魯古羣島，失敗後誤打誤撞來到了中國南海，並發現了澳門。大爲驚喜的荷蘭人還沒展開任何行動，就被澳門島上警惕的葡萄牙人俘虜了。葡萄牙人爲了不走漏風聲，在短時間內把俘虜的荷蘭人中的17人殺害，只釋放了兩名少年和一位代理商。葡萄牙人的舉動最終還是敗露了，引發了荷蘭人的強烈憤慨，以至於大大加快了荷蘭人企圖從葡萄牙人手中爭奪澳門的行動。
荷蘭海上霸主的權利越發穩固，同時預示着一場針對澳門的爭奪戰即將爆發。著名的“六二四”澳門保衛戰由此引發，這也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戰爭，令澳門人沒齒難忘。
1622年4月10日，荷蘭海軍上將萊耶爾茲率領由15艘軍艦、2000名士兵組成的荷蘭艦隊，從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出發，浩浩蕩蕩地向澳門進發，侵略的野心暴露無遺。
先期到達澳門附近的兩艘荷蘭軍艦和兩艘英國軍艦，毫不猶豫地向澳門開炮。當時，正值貿易季節，葡萄牙人留守澳門的官兵很少，與火力強大的敵方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十幾天後，荷蘭主力艦隊到達澳門。經過一番勘察後，萊耶爾茲於6月23日下午派出三艘荷蘭軍艦駛入南海，重擊伽思欄炮臺，並聲稱“明天我們將成爲澳門的新主人”。
毫無掩飾的侵略，頓時使澳門居民的反抗情緒達到了**。葡萄牙司令官薩門託命令各炮臺迅速反擊，同時下令全體澳門市民加固炮臺工事，挖戰壕，補彈藥。在這種情況下，澳門居民只有同仇敵愾，背水一戰。
次日清晨，荷蘭軍隊派出兩艘軍艦，以重炮接連轟炸伽思欄炮臺。葡軍迅速予以還擊，並擊毀一艘荷蘭軍艦。這一下引燃了荷軍的怒火，大規模的總攻開始了。荷軍總指揮萊耶爾茲率領800名士兵組成的精銳部隊，分乘37艘小艇，在重重炮火的掩護下，登陸澳門。
早已埋伏好的葡萄牙士兵隱藏在戰壕內，對剛剛登陸的荷軍展開射擊，擊中了萊耶爾茲的腹部。指揮官中彈，荷軍立刻士氣大減，且戰且退。緊接着，荷軍上校盧奮出任臨時總指揮，率領部隊重返火線繼續戰鬥。重整士氣的荷軍接二連三地闖過封鎖線，來到三巴大炮臺附近。操縱大炮的是一位居住在澳門的意大利傳教士，他精於炮術，剛發一炮便擊中了荷軍的彈藥運輸車。“轟”的一聲，大面積的爆炸使得荷軍損失慘重，兵力銳減。四散逃竄的荷軍士兵被埋伏在山上的葡萄牙士兵大量擊斃。
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激戰，荷軍的戰鬥力明顯減弱。葡萄牙人和澳門居民共同抵抗的勢頭越來越強，使得荷軍不得不悻悻而退。此時，葡軍司令下令乘勝追擊。除葡兵外澳門居民、傳教士等，全都加入到戰鬥的隊伍中。他們手持刀槍，從不同方向衝向企圖逃跑的荷軍。
面對從四面八方衝過來的人羣，荷軍頓時手足無措，臨時總指揮盧奮被砍死，士兵也是死的死傷的傷，潰不成軍。這場激烈的保衛戰，終以荷軍慘敗收尾。“六二四”澳門保衛戰是17世紀海盜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是澳門人勇戰列強的見證，爲此澳門把6月24日這天定爲“城市日”。
鴉片戰爭以前，澳門不斷受到西方列強的侵擾。英軍就曾採取非法手段輕易登陸澳門。原本趾高氣昂的葡萄牙人，在此時卻沒有任何反抗態度。關鍵時刻，中國政府明確表態，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不需要英國所謂的保護，葡人更無權讓出“保護權”。面對中國的嚴正之詞，英國最初不以爲然，槍口直指中國軍隊。對此，中國政府的迴應是：派出8萬名中國士兵進駐澳門，圍殲入侵者，並把12月19日定爲最後期限。在中國軍隊的威懾下，英軍最終在期限日的前一天被迫全部撤離。
澳門免遭一劫之後，爲加強防範，兩廣總督韓崶於1890年4月前往澳門視察防務，命令澳葡加強構築炮臺要塞，加高加固防衛牆，同時增加關閘駐軍數量。在中國政府的庇護下，澳門暫時遠離了硝煙，恢復了平靜。
無法抹去的屈辱
隨着清王朝逐步走向沒落，其保護南海明珠的能力越發減退。不幸的是，1846年4月新上任的澳門總督阿瑪勒更是野心勃勃，企圖打破中葡之間的關係，在澳門大肆侵權擴張。
阿瑪勒，曾在鎮壓巴西人民起義時失去右臂，號稱“獨臂將軍”。他一上任，就加大稅收力度，開始對澳門居民徵收地租、人頭稅和不動產稅等，而其中的稅收重點就是“徵收中國人的稅”。如果中國人拒絕納稅，就會遭到拘留，同時會挨鞭打。
不僅如此，阿瑪勒接着又要求停泊在澳門的中國船隻向澳門理船廳登記交稅。這一舉措遭到了中國船民的強烈反對。對於拒不配合的中國人，阿瑪勒採取了武力鎮壓。在接連的炮火中，無辜的中國船民慘遭殺戮，二十多艘帆船沉於大海。
在增加稅收的同時，阿瑪勒還在忙着擴張土地。他編造種種藉口：修公路、命名新街道、編門牌號，實現霸佔擴張的野心。期間，村民們的莊稼被毀，中國人在東望洋山麓的大批墳墓被毀；氹仔島被當作要塞地區，進行擴建加固。
一系列舉措的順利實施，使得阿瑪勒的倒行逆施更加猖獗。“過去的澳門當局由於屈從和缺乏變通能力，已使這個屬於獨立國家的地區被看作中國的奴隸，並使澳門居民日漸減少……葡王陛下已經宣佈澳門爲自由港，任何人到澳門監視走私，事實上是毫無意義。” 阿瑪勒把中國海關稅口官員驅逐出境，並口出狂言，公然指責對中國政府在澳門行駛主權的挑釁。
接着，阿瑪勒又以英軍爲靠山，於1849年3月5日公開指出葡萄牙的海關已經撤銷，不可能允許中國的海關繼續在澳門辦公，並限期8天，勒令中國海關撤出澳門。期限甫至，他便率領數十名葡兵封鎖清海關澳門海關部的大門，砍斷門前的旗杆，毀壞刻有《澳夷善後事宜條約》的石碑，驅趕海關官員。中國政府管轄澳門的官員和物證，一一被阿瑪勒清除。
由於清政府的懦弱，越來越多的中國居民被迫舉家遷離澳門。懦弱的政府沒能力保護本國的居民，那些仁人志士就會在這時挺身而出。一位澳門英雄的出現，結束了“獨臂將軍”的性命。1849年8月22日，發生了震驚全澳門的“義士沈志亮智殺阿瑪勒事件”。
沈志亮，祖籍福建，因經商移居澳門，居住在香山縣下恭都龍田村（今澳門東部三盞燈觀音堂一帶）。龍田村民原本過着平靜的生活，卻因阿瑪勒頒佈的一系列擴張舉措而失去家園。阿瑪勒不但強迫村民們賤賣房屋土地，還挖壞他們的祖墳，甚至把屍骸棄入海里。沈志亮家的祖墳也被破壞了，羣情激憤之下，他以聯絡員的身份代表龍田村和周圍幾個村民代表向兩廣總督請願。但是兩廣總督膽小懦弱，怕因此惹惱葡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官府無能，沈志亮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決定親手解決了阿瑪勒這個惡人。於是，沈志亮和村裡的郭金堂、李保、張先、郭洪等一批青年開始商量刺殺阿瑪勒的計劃。他們決定借阿瑪勒在道關閘一帶遊獵之際，將其刺殺。
等待了一段時間，刺殺的機會終於來了。8月22日，幾近黃昏，阿瑪勒一副悠閒模樣，來到關閘附近獵鳥，且身旁只有一名副官隨從。當阿瑪勒饒有興致地來到距離關閘300米處時，沈志亮提前撒下的野花吸引了阿瑪勒坐騎，坐騎停下來，開始低頭咀嚼野花。這時，沈志亮高舉着狀紙，跪倒在阿瑪勒面前，連連喊冤。阿瑪勒沒有多想，順勢接過狀紙，正準備撕開的一剎那，郭金堂從草叢中竄出，舉起竹竿衝着馬蹄猛地一掃。受到驚嚇的馬匹，前蹄高高擡起，全然不顧背上的阿瑪勒。
這時，阿瑪勒用牙咬住繮繩，企圖騰出手來拔槍。說時遲，那時快，沈志亮在阿瑪勒掏槍之前，動作迅猛地將其下頜砍傷。受傷的阿瑪勒滾落馬背，旋即身首分離。身旁的副官也已身負重傷，僥倖逃脫。阿瑪勒這顆毒瘤被剷除，轟動了整個澳門，“諸夷惴惴不敢出馳馬，十三行皆震懾，華人聞着莫不歡呼相慶”。親手砍下阿瑪勒首級的沈志亮也因此成爲澳門人眼中的大英雄。
然而，阿瑪勒被刺事件引發了西方列強的強烈不滿。他們更是以此爲由，提出懲罰兇手、鉅額賠款的要求，同時開始不斷侵擾廣東政府及當地村民。爲了村民免遭傷害，沈志亮和郭金堂紛紛主動到衙門投案，要用自己的生命換取百姓的安寧。清政府無力與西方列強對抗，便同意懲處沈志亮和郭金堂。最終，沈志亮於9月15日在前山英勇就義，郭金堂被髮配邊疆。
澳門人無畏的抗爭，沒能換來政府的覺醒。同時，侵略者的侵略行爲也並未因此停止。澳門新任總督基馬拉士於1851年11月到達澳門履職。比起阿瑪勒，基馬拉士的侵略野心可謂是更勝一籌，將澳門徹底變成葡萄牙的殖民地就是他的任職目的。
上任後的基馬拉士，開始“大展拳腳”，下令修建西沙嘴炮臺和馬交炮臺，強行佔領氹仔島，縱容販賣澳門苦力的交易。當基馬拉士得知清政府在英法聯軍的尖刀下，簽署了《天津條約》後，也想如此炮製，卻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隨後，基馬拉士以法國公使爲靠山，與中國政府展開談判，提出清政府要以條約形式承認澳門是葡萄牙殖民地的野蠻要求。
談判期間，基馬拉士不知羞恥地說澳門歷來是葡人自治的殖民地，中國政府在澳門設置海關，並沒有經葡萄牙政府批准，也沒有任何文字依據。同時聲稱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全面變化，澳門很難維持舊約的政治經濟制度。基馬拉士的一席話，絲毫沒有把清政府提出的“在澳門恢復設官治理和收租稅等主權”放在眼裡。談判雙方也因此陷入僵局，互不妥協。
可惜，清政府在堅持談判了一個多月後，做出了讓步。清政府代表恆祺與基馬拉
士簽訂了《和好貿易章程》。章程中規定的“仍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設立官員駐紮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物，並稽查遵守章程”以及“此等官員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被清政府單純地認爲，是保持了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的主權。其實，這正是基馬拉士擬定章程時進行的“文字遊戲”，他還規定“將來只此爲憑，彼此均應遵照新章辦理，一切舊章自應革除，永遠不得別有異議”。
在這樣的條約裡，清政府被牢牢地控制住了，拱手把澳門讓出。與此同時，基馬拉士也加快了侵吞澳門的腳步。憑藉“先貼門牌，繼設路燈；先收訂費，繼掌地租”等手段，澳門以北、關閘以南的大片地區，很快被圈入葡萄牙殖民者的領地。
澳門的屈辱命運沒能被改寫。野心勃勃的基馬拉士爲侵佔澳門煞費心機。不過，最終讓澳門徹底成爲葡萄牙殖民統治的竟另有其人。赫德，清朝總理衙門海關總司務。這樣一位北愛爾蘭血統的官員卻在中國的領土導演了一場戲，在澳門人的心裡印上了無法抹去的屈辱。
葡萄牙人變本加厲地蠶食澳門，僅在領地方面不斷擴張外，在經濟方面並未獲得太多利益。與此同時，西方列強們也在虎視眈眈地盯着澳門，希望出資購買這塊土地，以便成爲自己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在這些前提下，赫德向清政府提議以經濟補償的辦法收回澳門。這對於經濟不富且呈下滑趨勢的葡萄牙來說，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同時也能完成中國收回澳門的心願。於是，清政府很快同意了赫德的建議。
建議很快被採納了，但是還未真正實施就出現了變故。西班牙爆發革命，葡萄牙也被捲入其中，全國一片混亂。由赫德推薦到葡萄牙進行交涉的原西班牙駐華公使瑪斯，也突發疾病死於1869年初。而後，經濟補償收回澳門的計劃隨之擱置。
不久，清政府派人與英國當局進行的一次談判使澳門的處境更爲不堪。1886年5月19日，赫德等人前往香港與英國當局，就有關稅釐並徵和緝私辦法進行談判。談判期間，英國當局表示，要以澳門同中國合作實行稅釐並徵和緝私作爲香港合作的先決條件。英國提出的要求，很快把中國和葡萄牙扯到了一起。於是乎，中葡就這一問題開始了談判。
1886年7月21日，赫德被中國政府派往澳門進行交涉。期間，澳門總督羅沙代表葡萄牙提出了一份“擬議條約”草案。其中提到：允許葡萄牙永遠佔據及管理澳門及其屬地；停閉澳門周圍關卡，並決不能在別處重新建立；由葡萄牙佔領拱北；葡萄牙按照《續訂洋藥專條》幫助中國徵收洋藥稅項。條約中的幾個重點，把葡萄牙的利益擺在了首位。然而，赫德卻熟視無睹，私自做主同意了葡萄牙列出的全部要求。
從談判桌前回來的赫德，把談判結果向中國政府做了彙報，並極力說服中國政府把澳門主權讓給葡萄牙，而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優柔寡斷，沒有確定的答覆。這時，事態已經按照赫德預想的軌跡發展了。11月，赫德的親信——金登幹前往裡斯本，與曾任澳門總督的葡萄牙代表羅沙和葡萄牙外長巴羅果美，就“擬議條約”問題進行談判。
對於談判的立場，清政府內的大臣們分成了兩派。一部分是以北洋大臣李鴻章和總理衙門慶親王奕勳爲首，偏重財政收入，支持出賣中國主權，同意用澳門地位條款換取釐稅並徵的合作，但是反對葡萄牙佔領拱北的要求。另一部分是以總理衙門曾紀澤爲首，堅決反對出賣中國主權地位的條款。
在朝內意見不合的情況下，得到更多支持的一方就會佔據主流。經過一番討論，李鴻章和弈勳明顯更勝一籌。這也就意味着“擬議條約”將明確列出中國同意出賣主權，澳門將由葡萄牙管理。1887年3月24日《中葡里斯本草約》正式簽訂，其內容共四款：
1.定準在中國北京即議互換修好通商條約，此約內亦有一體均沾之條。
2.定準由中國堅準，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
3.定準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
4.定準由葡國堅允，洋藥稅徵事宜應如何會同各節，凡英國在香港施辦之件，則葡國在澳類推辦理。
《中葡里斯本草約》並非最終協議，其中提到的“定準在中國北京即議互換修好通商條約”，就是接下來中葡雙方簽訂《和好通商條約》的基礎。1887年7月，中葡雙方在北京就《和好通商條約》進行談判。經過幾個月的談判，同年12月1日，清政府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劻和工部左侍郎孫毓汶爲代表，與葡萄牙代表羅沙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共54款，主要內容有：
1.中國同意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中國保留了葡萄牙如將澳門讓與他國，必須經過中國同意的權利。
2.葡萄牙得派公使駐北京，並在通商口岸設領事。
3.葡萄牙取得領事裁判權。
4.葡萄牙人可享中國已給或將給其他國家的通商特權，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買土地、建造房屋、設立教堂等權利。
至此，澳門被葡萄牙佔據300年的歷史延伸爲“永居管理”，它是澳門歷史上無法抹去的屈辱標記。
林則徐澳門禁菸
19世紀30年代，西方的鴉片已大批走私進入中國。1839年3月，林則徐作爲清朝廷的欽差大臣到達廣州，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共同展開禁菸行動。“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林則徐帶着這樣的決心，與鴉片販子及吸毒者進行了堅決、嚴厲的鬥爭。
葡萄牙人在東西方貿易中輕鬆獲得了高額利潤，同時，澳門也在迅速崛起。當然，這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葡萄牙人成爲了鴉片走私貿易的主角，而澳門也不幸成爲了鴉片走私的中心。英國的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更以澳門爲推銷鴉片的據點，奔走於澳門和廣州之間。
澳門聚集着很多販賣鴉片的商人，對此林則徐早有耳聞，爲了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有效地開展禁菸鬥爭，他密切關注着澳門的一切動向。他認爲，只有查源肅本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而澳門就是其中的“源頭”。
英國的鴉片販子來到中國販賣鴉片，大多是先到澳門登陸再進入廣州，所以林則徐派人先期暗訪英國鴉片販子進出澳門的動向，同時調查到鴉片的藏匿地點。當時，昏庸的清廷對外國事務知之甚少，對鴉片貿易的事態一知半解。爲了更加全面地瞭解西洋商人的情況以及國際上的大動向，林則徐還派人潛入澳門蒐集外國人出版的外文報紙，聘用翻譯人員，將有關鴉片貿易、西方各國對中國禁菸的態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消息和評論譯成中文，抄送給廣東督撫衙門作爲禁菸和備戰的參考。這種隨譯隨送的手抄譯報，被人們稱爲“澳門新聞紙”。
“澳門新聞紙”的消息，主要來源於在澳門出版的《廣東紀錄報》、《廣州週報》和《中國叢報》三家報紙。這三家英文報紙，原本都在廣州出版，後因中英關係緊張而遷往澳門。林則徐主持翻譯的“澳門新聞紙”，內容提供了鴉片產地和產量，英國販私鴉片每年的獲利，以及英國本土禁菸和英國侵華的動向，這些對林則徐日後在禁菸鬥爭中的勢如破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林則徐也正因如此，被譽爲“放眼看世界”的第一個中國人。
1839年3月18日，林則徐在廣州發佈責令外國商人盡數呈交鴉片的命令時，一些鴉片販子開始想要取道澳門逃離中國。鑑於此動向，林則徐於次日通過粵海關監督發佈了禁止一切外國商人離開廣州前往澳門的通告。
義律擔心中國官府前往澳門緝捕藏匿的英國鴉片走私商人，於是請求澳門總督邊度保護在澳門的英國居民。邊度的回答是：只保護守法僑民，不保護從事非法貿易的商人。3月24日，義律從澳門趕到廣州，策動已被中國官府傳訊的大鴉片販子顛地乘夜逃跑，不料卻在半路被林則徐截住。此後，林則徐增派軍隊，徹底切斷了廣州與澳門之間的一切交通，迫使義律交出零散鴉片。與此同時，林則徐在澳門採取一系列措施，澳門也進入禁菸運動**。
澳門是對外貿易口岸。在禁菸的問題上，林則徐意識到必須要保證正常的貿易往來，同時還要嚴厲禁菸。於是他想到了“以夷制夷”（利用外族和外國之間的內部矛盾，使其相互衝突，削弱其力量）的策略。林則徐先是繼續在貿易上給予優惠，在重申中國對澳門擁有主權的前提下，不干擾葡人對澳門的租借權。與此同時，他下令對澳門進行全面的戶口清查。經統計，澳門有中國居民1772戶，葡萄牙居民720戶，英國“僦居夷人”57戶。中國官員仿照內地編查保甲之法，登記造冊。
此後，林則徐採取了“容葡抗英”的政策，受到澳葡當局歡迎。他們協助中方在澳開展鴉片清查，驅逐英國鴉片侵略者，消除澳門鴉片隱患。同時，林則徐多次發佈公告，對於那些主動上繳鴉片，遵紀守法的夷商（西洋商人）採取寬容處理，可繼續經商。得以重返澳門的義律，當時堅決表示要遵守中國章程。如有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窩藏“英夷”，則被勒令停止貿易數月。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鴉片販子的囂張氣焰被消滅，被迫交出了2萬餘箱鴉片。6月3日，林則徐下令在虎門海灘當衆銷燬鴉片，至6月25日結束，共歷時23天，銷燬鴉片19187箱和2119袋，總重量2376254斤。此舉成爲了中國歷史上打擊毒品的重大事件，同時也成就了林則徐這位世人稱讚的民族英雄。
虎門銷煙後，英國的駐華商務監督義律露出了本來面目。他放不下鴉片走私帶來的鉅額利潤，無視鴉片帶給中國人的精神以及肉體的傷害，重走老路，在廣州與澳門之間運作鴉片之事。義律的行爲，使澳門走私鴉片業呈現死灰復燃的態勢。爲徹底消除隱患，新的港口條例隨即出臺，嚴防夾帶鴉片通過港口。
8月15日，林則徐和鄧廷楨分兵駐防各要隘，阻斷了住在澳門或是隱藏於船上的英國人的食品供應，同時下令不準任何人接濟這些英國人。孤立無援的義律最終逃離澳門。到8月27日後，澳門已見不到英國人的蹤影。
爲穩固禁菸鬥爭的態勢，9月3日，林則徐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的陪同下到澳門巡視檢查禁菸事宜。他們從前山出發，進入古關閘。這時，澳門的民政長官率領4名軍官和百名士兵在關閘恭迎林則徐等人。軍官戎裝佩劍，士兵肩荷火槍，樂隊奏西洋樂曲，場面熱鬧而隆重。
穿過望廈村，林則徐一行人來到蓮花古廟。在這裡林則徐接見了澳門民政長官，向其“宣佈恩威，申明禁令”，告誡他安分守法，不得囤積鴉片，不準包庇奸商。事後，林則徐賞給葡萄牙官員色綾、摺扇、茶葉、冰糖等物，賞給葡萄牙士兵酒、肉、面等及銀元400元。
然後，林則徐一行向南，依次經過了一條通向三巴門沙道、蓮溪廟附近的街道、石街、麻子街，後經過三巴仔、豐順堂、媽閣街，最後進入媽閣廟稍作休息。途中，中國居民扶老攜幼，夾道歡呼，希望一睹民族英雄林則徐的風範。他們在不同地方擺上香案，搭起牌樓，用綢花和寫滿頌詞的對聯裝飾得堂皇雅緻。葡萄牙居民也爭先恐後地前往觀看。視察過程中，三巴、媽閣、南灣等炮臺在林則徐等經過時還鳴放禮炮19響（西方人記載21響），以示敬意。
在巡視過程中，林則徐看到曾經出租給英國人的樓房已是人去樓空，大感欣慰。他身旁的翻譯員說，葡人在這裡“長保子孫，其安樂利，心中感激，出於至誠”。此情此景，正是林則徐在禁菸鬥爭中最大的勝利，這充分說明了“以夷制夷”策略的運用是最爲明智的選擇。
林則徐禁菸的初衷沒有改變，禁菸不能影響正常的貿易往來。巡視後，林則徐下令廣東海關恢復澳門與內地的正常貿易。9月8日起，澳門與內地的正常貿易開始恢復。
孫中山與澳門的不解之緣
悉數孫中山在澳門的歲月，這位中國的共和之父，其一生和事業，與這塊土地都有着不解之緣。
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與澳門相距僅37公里，這裡就是孫中山的故鄉。1879年，13歲的孫中山經澳門乘船前往檀香山，開始接受“歐洲式的教育”——近代資本主義教育。雖匆匆與澳門擦肩而過，可澳門卻像是一扇窗，爲孫中山打開了新的視野。後來，孫中山在給好友的信中談到了首次離鄉的感受：“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33年後，這位對未來充滿了期待的少年，成爲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領導仁人義士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民主共和國。而他踏入社會走向世界的通途，從事革命活動的舞臺，正是澳門。
遠渡重洋的孫中山，從美國求學五年後回國。在從檀香山返回的途中，經過澳門，到達香港。在那裡，21歲的孫中山進入由維新派人士何啓爲主創辦的香港西醫書院。那時候，孫中山的母親曾問他將來的打算，是否想要做官。而孫中山的回答卻出乎母親的意料，他說要推翻滿洲政府，做一份比做皇帝還大的事業。
學習期間，孫中山與楊鶴齡、陳少白和尤列成爲了摯友。他們因爲擁有共同的志向和理想而走到了一起，常常共同討論時事政治，交流革命思想。四位才子因思想激進，也得到一個特別的稱呼——反清“四大寇”。幾年的學習時間，算得上是孫中山思想進步、言論自由的難得時光。用他的話說，就是“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
當時，距離香港不遠的澳門也已是思想進步人士層出。康有爲於1897年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宣傳維新變法，引起了進步人士的廣泛關注。更重要的是，這股新思潮得到了澳門的兩位知名學者鄭觀應和鄭藻如的大力支持，他們堅決主張維新改革。鄭觀應在其著述《盛世危言》中提到，中國應該如何走革新之路。這些有識之士的主張，使孫中山在思想和心理上受到了很大觸動。
1892年9月，孫中山以優異的成績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而後，應澳門鄉紳何慧田等人之邀，前往澳門鏡湖醫院工作。鏡湖醫院創辦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澳門、香港及海外華人中的知名人士創辦，以中醫治病爲主。由於孫中山的到來，西醫隨之被引入澳門，孫中山當之無愧地成爲了第一位澳門華人西醫。
孫中山來到鏡湖醫院後，開始用“孫逸仙”這個名字，擔任了新設立的西藥局首任義務醫席位，免費爲病人看病。除此之外，每天下午1時至3時，孫中山還在慈善機構同善堂義務診症，又爲市民接種牛痘。
爲了支持免費贈醫，孫中山於1892年12月向鏡湖醫院貸款銀1440兩，於草堆街80號開設中西藥局，又在議事亭前開設“孫醫館”。孫中山醫術高明，擅長外科和肺病治療，幫助很多病人遠離的疾病。他對待病人一視同仁，尤其是窮人來看病，總會免費診治，贈送藥品，很快成爲了人們口口相傳的“妙手仁心”的好醫生。
當時澳門曾多次報道讚譽孫中山的行醫事蹟，介紹他治癒的各種疑難雜症，稱之爲“神乎其技”，又表彰其崇高醫德，謂“不欲酌定醫金，過爲計較”，又“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凡外間延請，報明急症，隨時速往，決無遷延”。
行醫濟世本是件大善事，孫中山卻感到莫名的無助。因爲他深感“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國難未已，醫病不如醫人，醫人不如醫國，民智需開啓，國民需喚醒。雖然他曾在澳門的報紙上發表《致鄭藻如書》等政論文章，卻始終缺少一個更大、更自主的平臺。於是，孫中山決定辦一份報紙，宣傳革命救國主張。他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好友飛南第的支持。飛南第是世居澳門的土生葡人，也是一位印刷商人。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兩人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相識。見面後，志趣相投，遂成知己。
孫中山對好友說出自己的想法後，兩人很快達成了共識，合夥創辦了《鏡海叢報》。報社的地址在澳門下環正街3號，飛南第是報東，孫中山則主理編務。《鏡海叢報》創刊後，孫中山以“黔上味之生”爲名，在報上撰稿鍼砭時政，積極發表社論，宣傳革命思想。
然而，孫中山一面行醫濟世，一面從事革命活動的日子沒過多久，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在澳門行醫，孫中山聲譽鵲起，求診者絡繹不絕。這也引起了澳門葡萄牙籍同行的嫉妒，他們不斷刁難和排擠孫中山。無奈之下，孫中山於1893年被迫轉往廣州行醫。離開澳門時，他將自己的醫療器械和生活用具贈給飛南第留作紀念。孫中山的這些遺物，後來由飛南第的妹妹轉送還給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其中幾件至今還陳列在澳門“國父紀念館”內。
1894年冬，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團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革命綱領，並領導開展反清武裝鬥爭。1895年10月，孫中山領導廣州起義失敗後，遭清政府通緝。他無奈於現實的窘境，回到了他唯一的藏身之地澳門。然而，當時澳門的情形也非常緊張，幸好有摯友飛南第的幫助。孫中山返回澳門後，暫時住在《鏡海叢報》報社內。在飛南第的周密安排下，孫中山由澳門轉移至香港，又從香港輾轉至日本。從此，孫中山踏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繼續領導推翻清朝專制腐敗統治的革命事業。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領導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9月初，孫中山委派馮自由、李自重等赴香港、澳門、廣州等地籌建分會。孫中山把粵東和西南地區作爲革命活動的主要基地，澳門因其特殊地位而成爲重要據點。
很快，孫中山派人在澳門荷蘭園和隆街21號設立了革命機關。接着，在澳門白鴿巢由義巷11號建立了通信聯絡點。1909年冬，同盟會澳門分會成立，地址設在澳門南灣街41號。主要任務是開展宣傳活動，秘密發展組織，積極募集經費，並把開展武裝鬥爭作爲主要活動。同盟會支部成立後，以澳門爲主要基地，策劃反清運動。
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在海外策動內地的無數次武裝鬥爭中，澳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情況，成爲他們聚集之地或撤退的通道。黃花崗起義失敗後，總指揮黃興“變裝裹傷繞道澳門，於四月初二抵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澳門
革命黨人積極響應，在澳門組織專門機關，負責策動駐紮於前山的新軍反正，獲得成功。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榮登大總統寶座的孫中山很快收到了時任澳門議事公局議員的飛南第的祝賀信。
在革命的道路上，孫中山幾經波折。當上臨時大總統不久，孫中山卻因形勢所迫，不得已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於袁世凱。雖辭去職位，孫中山卻沒有放棄革命的決心，他繼續致力於“社會革命”。1912年5月，孫中山取道澳門，返回闊別已久的家鄉。在澳門停留了三天，孫中山重訪自己曾經工作的鏡湖醫院，之後應邀出席歡迎大會，與包括澳門總督、主教及鄉紳名流等中葡各界人士合影留念。
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中，澳門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舞臺。袁世凱急於復辟帝制，派人刺殺了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並通過“善後大借款”從帝國主義列強手中要來鎮壓革命的軍費，製造了轟動一時的“宋案”。袁世凱的囂張和置國家危亡於不顧的態度，革命黨人恨之入骨。此時，孫中山站了出來，舉起“二次革命”的旗幟。1913年6月，孫中山由上海抵達澳門，以“討袁”爲中心，會晤廣東都督陳炯明。商談間，孫中山力勸陳炯明同意“四省獨立，廣東同時宣佈”。7月18日，陳炯明宣佈廣東獨立。
同時，澳門也是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討袁”的基地。1916年初，孫中山委派朱執信主持廣東中華革命軍軍務。朱執信在澳門秘密設立了指揮機構，並數次策劃發動討伐袁世凱在廣東的鷹犬龍濟光的武裝鬥爭。在爲捍衛共和的第二次“護法”中，孫中山曾經任命兒子孫科爲特派員赴澳門開展鬥爭。1913年以後，孫中山以廣東爲革命根據地，領導了維護約法、捍衛共和的鬥爭。雖與澳門隔海相望，孫中山卻無法抽身前往澳門，但他時刻心繫澳門，對那裡發生的重要事件作出迅速反應。
1921年9月，澳門發生中葡武裝衝突事件，葡兵槍擊廣東灣仔一帶漁民的船隻，企圖藉口擴大佔領中國領土。孫中山領導的廣東革命政府一方面派人赴澳門嚴正交涉，同時加強邊界巡邏防禦，派軍艦前往澳門近海警戒。廣州人民還成立了各種支援廣東革命政府和澳門人民的後援組織。1922年5月，澳門葡萄牙軍警開槍射殺澳門居民，造成死傷上百人的慘案，引發澳門人民的極大憤慨，全體工人市民罷工罷市。當時，孫中山正準備改道北伐，因爲澳門人民的聲援，毅然決定由廣西移師廣東。孫中山在廣州接見了澳門工會代表，表示廣東革命政府已經派出代表進行“嚴重交涉”，並將盡力保護澳門民衆的生命財產。次日，廣東政府向澳葡當局發出最後警告，並派陸軍和炮艦赴前山附近，嚴陣以待。在廣東革命政府嚴正態度之下，澳葡當局只得對事件採取相應措施，平息事態。澳門人民對孫中山的感激之情，無以言表。
對於孫中山來說，澳門無異於是他的第二故鄉。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和長女孫娫都長期居住在澳門，直至病逝。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澳門各界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近2萬人參加了追悼儀式。孫中山故居被佈置爲紀念館，陳列着孫中山的許多書信、照片、遺物，向人們介紹着他的業績。孫中山當年行醫的鏡湖醫院，也興建了孫中山紀念堂。澳門孫中山市政公園裡，孫中山的銅像高高聳立，似乎在回首自己與澳門多年的不解之緣，那些往事歷歷如昨。
澳門社會縱橫
澳門的屈辱歷史，真正發端於中葡簽署的《中葡里斯本草約》。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同時也是一個不完整條約。它遺留下一個重要的問題——澳門主權、治權的分離問題。該條約並未將澳門名義上的主權讓與葡萄牙。即便在《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之後，澳門主權、治權分離的狀況依然沒有改變。
由此，已成爲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澳門，其社會逐漸呈現出二元化結構。其一是葡萄牙官員、家眷與土生葡人族羣組成的“葡萄牙語”社會，人口只佔澳門人口百分之幾；其二是隻會講粵語的華人社會，佔澳門人口95%；一個是以葡萄牙語爲官方語言的外來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另一個是半殖民、半封建的對政治漠不關心的自主性很強的傳統宗族社會。兩個“社會”屬不同階層，並行不悖又互相牽制，華洋共處又互不相通，形成一種十分奇特的社會架構。
在這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澳門各處都留有作爲葡萄牙殖民統治的痕跡。其中，總督就是葡萄牙在澳門殖民統治的象徵。從17世紀初期，葡萄牙佔據澳門初期，到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被允許定居在澳門，就形成了一個自我管理的組織。16世紀80年代末，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成立了議事會。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葡萄牙取得了“永居澳門”的權利，澳督開始在澳門行使統治權。
澳門的第一位總督名叫馬士加路也爵士，於1623年7月7日到任。最初，澳門人根本不接受這位外來的總督，對於其到任的消息更是不屑一顧。以至於總督就任，沒有典禮，沒有慶祝，甚至根本沒有人歡迎接待。新任總督在澳門人口中被稱作“兵頭”，只得低調地住在位於崗頂街的奧斯丁教堂，並選擇在修道院辦公。
澳門人不接受新任總督，希望把他趕出去，於是開始炮轟奧斯丁教堂的澳督駐地。結果，總督被惹怒了，調來救兵降服了鬧事的澳門人。之後，總督的辦公地點移至大炮臺，成爲軍事禁區。此後的380年裡，澳督府也曾另遷他處，澳門共換任了111位總督。
自從總督逐步獲得全面的管轄權後，澳門的政治體制開始出現明顯的殖民色彩。1917年澳門有了第一個憲制性文件《澳門省組織章程》，1920年開始執行葡萄牙《第7030號法令》，1926年修訂爲《澳門殖民地組織章程》，1933年頒佈《葡萄牙殖民帝國組織章程》，1955年有了《澳門省章程》，1963年改爲《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1972年修訂爲《澳門省行政章程》。澳門的政治法律地位和體制，一直由這些章程所規範。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發生政變，宣佈實行“非殖民化”政策，放棄海外殖民地。
《葡萄牙共和國憲法》規定“葡萄牙管理下的澳門領地是由適合它的特殊情況的一個章程所管理”，同時規定澳門領地不屬於葡萄牙共和國的國家領地，而是葡管中國領土。1976年3月頒佈的《澳門組織章程》規定，澳門爲公權法人，在不牴觸《葡萄牙憲法》與《澳門組織章程》所規定的原則及各項基本權利、自由和保障的情況下，享有行政、經濟、財政和立法自治權。
澳門總督直屬葡萄牙總統，由葡萄牙總統任免，任命前須經澳門立法會向當地居民諮詢，是澳門地區最高行政長官，任期一般爲四年。總督具有領導本地區一般性政治，統籌整個公共行政、財政及治安的權力；有權爲在當地實施有必要的法例及其他法律文件而制定規章；總督行使立法權需通過立法會，當立法會已授予立法許可或立法會已解散時，立法權也屬於總督。在總督的管理下，殖民地澳門的政治制度爲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即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
澳門立法會是個混合性的代表機關，由23名議員組成，其中7名由總督委任，8名由直選產生，8名由間選產生，因而立法會只是部分代表民意。立法會設主席一人，通過議員投票產生。立法會是澳門首要的立法機關，同時，澳督仍擁有部分立法權，實行雙軌立法，在現行體制下起着互相合作、互相制衡的作用。
澳門的司法機構包括澳門法院和檢察院公署，分別直屬於葡萄牙里斯本法院及共和國總檢察長管轄，司法官員由葡萄牙司法部門委任。它可以根據立法會制定的法律獨立行使司法權。總督委任各級法院院長、法官和各級檢察官，需徵求澳門司法高等委員會及澳門司法委員會的建議，如未經上述兩委員會建議，總督無權單方面任命司法官。
相較政治制度，澳門的經濟更爲特別。在這塊彈丸之地，1992年竟創造了生產總值40億美元，人均產值1.35萬美元的成績。其中，博彩業佔有很大比重，是澳門經濟的龍頭產業。
澳門與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和摩洛哥的蒙特卡洛並稱世界三大賭城，享有“東方賭城”的美名。博彩，即賭博，在澳門被統稱爲“博彩業”。博彩業在澳門歷史悠久：1847年,澳門已有賭博合法化的法令；1937年,開始實行賭博專營制度；1961年,澳門政府頒佈法令,完全使博彩業公開化、合法化。90年代初,澳門博彩業稅收已高達60億澳元,成爲澳門政府最大的財政來源。
澳門的博彩業基本可分爲三類：一是幸運博彩，澳門幸運博彩的花樣很多，有骰寶、百家樂、輪盤、廿一點、牌九、角子機（俗稱“老虎機”）等二十多種；二是相互博彩，包括賽狗、賽馬車、賽馬、回力球等；三是碰運氣博彩（即彩票），包括山票、鋪票、白鴿票等。
澳門把賭博稱爲幸運博彩，把賭場稱爲“娛樂場”，而澳門最著名的娛樂場非“葡京大酒店”莫屬。葡京大酒店號稱東南亞第一大賭場,被喻爲“東方蒙地卡羅——澳門的心臟”。1966年落成的葡京大酒店,是一家東南亞有名的綜合性大酒店,尤其以賭場最爲引人注目。它從開業的第一天起,全年無休，燈火通明，接待着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
賽馬和賽狗是澳門博彩業的另一大看點。1980年，賽馬車被引進澳門。1989年改爲賽馬。澳門久負盛名的賽馬場在氹仔島，那裡的賽馬場面積超大，居亞洲首位，可容納1.5萬人同時觀看賽馬。有趣的是，澳門賽馬的時間和賽狗時間絕不相同，爲的是讓賭客們專心投注。澳門的報紙每天都會有對每場出賽馬匹的近況和紀錄進行詳細介紹和分析，這就是賭客們常說的“馬經”。澳門人對賽馬的重視可見一斑。
澳門是亞洲地區唯一合法經營賽狗的地區。賽狗是澳門的傳統博彩項目之一，每場比賽都會通過電視臺實況報道，報刊同樣會爲賭客們刊登“狗經”。位於白朗古將軍馬路的“逸園賽狗場”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賽狗場，其外觀與普通體育場不無差別，場內一側橢圓形呈梯狀的大看臺，可容納近萬名觀衆。看臺下面是賽狗用的環形跑道，對面是記錄賽狗成績和中彩情況的大熒屏。
博彩業是澳門特殊社會環境的產物,爲澳門政府實施低稅、免稅政策，吸引外資，發展加工業，提供了重要基礎和條件。澳門遊客中的80%~90%,是被“博彩”吸引來的,博彩業直接維持了近萬人的就業，並承擔了改善港澳交通、投資市政建設、捐助各種基金、贊助文化事業等各項開支。作爲澳門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博彩業對推動澳門的繁榮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據統計，澳門稅收的大多來自博彩業，說博彩業在澳門佔有六分天下毫不爲過。至今，博彩業仍是澳門現有主要經濟成份之一。
澳門是東西方海道上最早的交匯點，雖揹負着屈辱的歷史，卻沒有止步不前，而是用其獨特的方式不斷地在夾縫中求生存，在挑戰中求發展。
澳門風物誌
19世紀中葉以後，澳門逐步發展爲繁榮的港城。它的文化、風俗乃至都市面貌，無不顯現出中西文化交融的特點。異域的文化，多舛的歷史，時間空間交錯在澳門，氤氳出澳門城別樣的魅力。
澳門，建築風格迥異，帶有宗教色彩的廟宇、教堂衆多。其中最多的要算中式廟宇，達四十餘座。這些廟宇都曾經歷過戰爭的洗禮，見證了澳門的發展。“三大古禪”之一的媽閣廟，枕山臨海，倚崖而建，周圍古木參天，風光綺麗。其初建於明弘治元年 (1488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媽閣廟，原稱媽祖閣，俗稱天后廟，位於澳門的東南方，是爲紀念被信衆尊奉爲海上保護女神的媽祖而建。
據記載，媽祖生於北宋太宗建隆元年（960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是福建莆田湄洲郡巡檢林願的第六個女兒。她原名林湄娘，因從出生到滿月從不啼哭，故又名默。林湄娘自幼聰穎，爲人善良，樂於助人。有一年她隨父兄渡船外出，中途遇浪，船覆落水，她奮不顧身地下水救父。當她在海上碰到漁船遇難，同樣也會伸出援手，解救百姓。因此，人們爲感謝她的恩德，尊稱其爲“媽祖”，奉祀其爲“護航海神”。如今，媽閣廟內供奉的天后牌位上寫有：“護國庇民天后元君之神位。”
媽閣廟平時香火不絕，每年農曆除夕和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生之日，香火更甚。四方香客雲集於此上香拜祀、叩首祈福，並舉行豐富多彩的節目助興，這時媽閣廟上紫煙瀰漫，一派祥和，形成澳門八景之一的“媽閣紫煙”的景色。
澳門的葡文名稱，由媽閣廟而來。葡萄牙人首次登陸澳門時，就在媽閣廟前面的海灘停駐。他們詢問當地人自己來到的是什麼地方時，得到的答案是媽閣廟。“媽閣”是葡萄牙人得到的關於澳門的第一個信息，而後便口口相傳，把澳門這塊土地音譯成葡文“MACAU”。
澳門成爲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後，天主教也隨之廣泛傳播。“大三巴牌坊”就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歷史的見證。1562年，葡萄牙人歷經數年，耗費鉅款，在澳門建起了一座哥特式教堂，取名“聖保祿”教堂。教堂由一名意大利籍耶穌會神父設計，配以日本工匠的嫺熟雕刻，1602年奠基，1637年全部竣工。
聖保祿教堂是當時東方最大的天主教堂，堪稱“東方梵蒂岡”。葡語中，“聖保祿”發音接近當地方言中的“三巴”，所以也稱“大三巴教堂”。後來，教堂兩次毀於火災。1602年，聖保祿教堂再次重建，歷經35年於1637年完工。1835年的一場大火，教堂再次被燒燬，只剩下一扇前壁，這就是今天人們見到的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還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種種無法抹去的血淚屈辱。最早，葡萄牙人從大三巴牌坊下把鴉片運入中國。鴉片戰爭後，葡萄牙人以武力威脅葡人居民區，以大三巴爲界向北擴戰，佔領整個澳門半島，開始對澳門實行殖民統治。大三巴牌坊附近的花王堂街，曾是著名的“豬仔街”，那裡曾是販賣華人勞工的聚集地，沿街有三百多家販賣華工的館所。更令人憤然的是，1922年5月29日，葡軍公然於大三巴牌坊下槍殺七十多名中國人，傷一百多人。這一切，大三巴牌坊不願經歷，卻只能用滿身的斑駁以示列強們的罪狀。
經過五百多年歐洲文明的洗禮，澳門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化遺蹟，葡式建築以及古炮臺充分體現了中葡合璧的特色。其中，大炮臺是澳門衆多炮臺中規模最大、最古老的炮臺。大炮臺始建於1617年，1626年建成，是爲保護聖保羅教堂內的教士、用以防範海盜而建，後轉爲軍事設施區。
大炮臺，又名聖保祿炮臺、中央炮臺或大三巴炮臺，位於澳門半島中部的一座小山上，建築西側緊靠聖保祿修院遺址，從此處可眺望澳門的全景。炮臺四周均置有巨型銅炮，1662年荷蘭人企圖入侵，大炮把荷蘭人擊退，保衛了澳門。從1623年至1740年間，這裡一直是城防司令和澳督的住所。
大炮臺佔地約1萬平方米，呈不規則四邊形，邊長均約爲100米，四個牆角外突成爲棱堡。炮臺東北、西南及東南面牆身建於3.7 米寬的花崗石上，牆身以夯土砌建，並以蠔殼粉末作灰泥批蕩（即“抹灰”），異常堅固，牆高約9 米，上窄下寬。女兒牆（在城牆上築起的牆垛）高約2 米，可架設多達32門大炮，以防範來自兩個不同方向的進攻。東南牆兩角設有碉堡。西北牆身面向中國大陸，主要以花崗石砌築，女兒牆較矮且沒有炮口設置。炮臺的正門設於東南牆，正對大門有一些簡單房屋，當時作軍事用途，現作爲旅遊參觀。
曾經作爲澳門防禦系統核心的大炮臺，如今內部的水池及軍需庫已規劃成爲展覽區，整個炮臺也變成了一座博物館，其中的古舊文物是澳門最真實的歷史見證。
1687年，天主教的多明我會的一名傳教士初到澳門時，在澳門的市中心建起了一座名爲玫瑰聖母堂的教堂。玫瑰聖母堂又稱板樟堂，其中供奉着葡萄牙人非常崇拜的神——花地瑪聖母。
教堂的正面上方刻有多明我會的徽號。正面上下共分三層，每層都被不同款式的圓柱分隔出門窗位置，頂部則爲三角楣，突顯十七世紀教堂的豪華風格。內部由一個主殿及兩個側堂所組成，主殿和側堂由幾個圓拱門隔開，主祭臺和主殿之間也有一圓拱分隔，小祭壇則設於側殿。
聖堂大門雕工精細，天花板佈滿圖案裝飾，其中佈置的皇冠圖案色彩典雅。彩色玻璃形狀不一，組合而成明快鮮豔的圖案嵌於高處的窗框內。在教堂的祭壇中佈置着慈祥聖母懷抱聖嬰的塑像，而聖堂之內則安放着花地瑪聖母像。每年5月13日舉行的花地瑪聖母出遊即以此聖堂爲起點。
堂內存有許多頗富奇趣的油畫及雕像，是中世紀西方天主教藝術的縮影，尤以耶穌基督像最爲著名。聖堂後面設有一小博物院，內藏聖保祿大教堂所遺留下來的早期著名雕刻及遺物。聖物寶庫珍藏了近三百件宗教藝術品，部分展品來自其他教堂或社會人士捐獻。藏品種類繁多：彌撒常用的金質、銀質和銅質器具；有木材、石膏、象牙制的聖像，栩栩如生；細膩的油畫和有關聖經故事的板畫；彩印的圖案和神父用的絲織祭衣，華麗精緻。其中名爲《聖奧斯丁》的油畫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聖物寶庫頂樓的盡頭，有兩座銅製大鐘，爲澳門最古老的鐘。由於年代久遠，清脆的鐘聲已成爲了絕響。
澳門是世界上小有名氣的旅遊勝地，其美食的吸引力不凡。提起葡式蛋撻，想必喜歡吃“洋快餐”的人不會陌生。葡式蛋撻，又稱葡式奶油撻、焦糖瑪琪朵蛋撻，港澳地區稱葡撻，是一種小型的奶油酥皮餡餅。1989年，英國人安德魯·史鬥（Andrew Stow）將葡撻帶到澳門，改用英式奶黃餡並減少糖的用量後，大受歡迎，隨即成爲澳門著名小吃。
正宗的葡式蛋撻做法非常講究，撻皮要精緻圓潤，配以金黃的蛋液，焦糖比例適中。烤好後的葡式蛋撻，色澤“純正誘人”，底座要像剛出爐的牛角麪包，撻皮“很酥、很脆”，奶味蛋香一定要濃郁撲鼻，焦黑的表面均勻自然，撻心“很滑、很嫩”，咬上一口甜而不膩。
澳門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煥發着光彩，雖廣廈林立，卻依然具有傳統的風采。東方式的園林建築、百年沉寂的炮臺、香火不絕的廟宇，以及傳統的中式服裝，盡顯中西交匯，傳統的景緻與時尚的脈絡相互融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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