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在柏林城郊的一棟老房子前停了下來，是老式的德國建築。張然、張婧初和翻譯小王從車上下來，來到房門前，信手按響了門鈴。
這裡是厄休拉-萊因哈特的家，她是拉貝最疼愛的孫女。厄休拉在中國出生，南京淪陷前幾個月，她還到過南京，當時她只有六歲。當初張純如就是找到了她，才讓《拉貝日記》重見天日的。
房門開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看到張然笑着招呼道：“張然先生，你好！我是厄休拉-萊因哈特的孫子，我叫阿爾伯特，快進來吧！”
“謝謝！”張然微微欠身，跟阿爾伯特走進房裡；張婧初和小王也都走進了房間。
走進客廳，阿爾伯特大聲道：“祖母，中國來的客人到了！”
厄休拉聽到中國來的客人到了，站了起來，老太太將近八十歲了，臉上皺紋縱橫交錯，頭髮花白，但精神看起來相當不錯。
張然趕緊上前，客客氣氣地問好：“萊因哈特夫人，你好！”
厄休拉和藹地招呼道：“來來，坐下說話！”
在坐下的同時，張然打量一下房間，陳設比較簡單，是非常普通的人家。在房間裡張然看到了兩隻中國花瓶，一問才知道，是當初拉貝從南京帶回去的東西。二戰結束後，拉貝由於是納粹黨員，丟了工作，日子過得非常艱苦。他從中國帶到德國的工藝品都賣掉了，只有幾個花瓶，還有餐具、箱子留了下來，這些東西都保管得十分完好。
聊了一陣，厄休拉開始給張然他們講《拉貝日記》的事。在拉貝去世10年後，拉貝的妻子在文件中發現這些材料，想交給厄休拉。當時厄休拉已經懷孕，又忙於學校的考試；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記中那些可怕的內容。厄休拉拒絕保存，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繼承了這些文件。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個多世紀，一直不爲世人所知，連德國的歷史學家也全然不知。
1996年，張純如在整理大屠殺資料時發現了一個信息，38年2月拉貝帶着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暴行的膠片拷貝返回德國，在離開前拉貝曾向大家保證，要把東瀛人的暴行在德國公諸於衆，並要見戈林甚至希特勒。只是拉貝離開後，卻從此音訊全無，幾十年來，他的行蹤令學者們困惑不已。張純如相信拉貝回到德國後，一定遇到了什麼不測，決定查清真相。
經過努力，張純如與拉貝的後人取得了聯繫，並與厄休拉通信。通過與厄休拉的書信往來，張純如才知道拉貝回國後信守了他對中國人民的承諾，向德國當局通報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卻因此被蓋世太保逮捕。儘管拉貝被保釋了出來，卻被要求不得就南京的暴行進行演講，談論和寫作。在通信中，張純如還知道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拉貝的日記保存下來了，她馬上勸說厄休拉把日記發表出來。
厄休拉神情凝重地道：“我決定仔細檢查那些日記，就從舅舅那裡借來，親自讀一讀。然而，內容的可怕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讓我感到天眩地轉，難以平靜，幾個月後都無法擺脫那種恐懼的心情。”
張然明白那種心情：“我也是這樣，每次去看那些資料，都不敢看太多，即使如此，在幾天之內整個人都處在特別低落的情緒中。你看過日記後，就決定發表了嗎？”
“沒有。”厄休拉看了看張然，解釋道，“我發現他在日記中對希特勒和納粹十分信任，有時甚至到了頌揚的程度，擔心公開發表會成爲他人生的污點。”
張然馬上道：“那不是拉貝先生的錯，納粹和希特勒上臺的時候他在中國，並不知道德國發生的一切，也不知道他們幹了些什麼；而且如果他們不是納粹黨的成員就不可能當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就不可能救那麼多人。”
厄休拉聽到張然這麼說很高興：“是的，當然加入納粹黨在德國是普遍現象，但我們還是很擔心會招來麻煩。張純如和北美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聯合會主席邵子平博士告訴我，直到今天在東瀛仍然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認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我非常震驚，沒想到會有人否認大屠殺，覺得必須把日記發表出來，告訴全世界真相，我就動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勸說他將日記公佈於衆。”
張然點了點頭，其實不只在東瀛，在中國也有一批收了東瀛資金的專家學者，以及不收錢的精日，在網上變着花樣的爲東瀛人洗地。
厄休拉繼續講《拉貝日記》發掘的經過，在她的請求下，她舅舅把拉貝寫的關於日本佔領南京時的日記交給了她。返回柏林後，她用了15個小時將日記影印出來，將影印件寄給了邵子平博士。
邵子平看到日記的內容後知道這是一件極爲重要的史料，擔心日本右翼分子會闖進厄休拉家，毀掉日記或是用重金買走原件，立即趕往德國把厄休拉及其丈夫接到了紐約。1996年12月12日，北美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聯合會在紐約舉行發佈會，邵子平展出了厄休拉寄給他的拉貝日記複印件。這次冠名爲“南京的辛德勒”的發佈會在美國激起巨大反響。
聽完厄休拉的講述，張然問道：“你見過張純如，在你眼中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厄休拉想了想，道：“我第一次見她是在1996年12月，她很年輕，只有27歲，是個很漂亮的姑娘，長長的黑髮，一雙很大很明亮的眼睛，人比較瘦，但充滿激情和活力。”
張然問道：“你們見面後聊了些什麼呢？”
厄休拉陷入了回憶，好一陣後，她慢慢講起來，講自己與張純如過往的種種。
下午兩點，在阿爾伯特的帶領下，張然一行來到了柏林西郊的威廉記念教堂墓園。
在bwb區，張然他們見到了拉貝墓。一顆棵大樹下的一小塊用水泥條圍起的草地，沒有墓碑、沒有雕像，更沒有墓誌銘，簡單得讓人難以置信。如果不是草地上的一塊小木牌上清清楚楚寫着：“約翰-拉貝，1882.11.23—1950.01.05。”張然他們絕對不敢相信這就是拉貝的墓地。不過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木牌的前面不但擺放着鮮花，還有幾隻紫色的中國香囊，顯然有中國遊客來祭拜過，至少中國人沒有忘記得他。
張婧初將手裡的鮮花放在了木牌前面，心裡默默祝願着世界和平。
張然看着阿爾伯特，問道：“怎麼連像樣的墓碑都沒有？”
阿爾伯特告訴張然他們，拉貝1950年去世後下葬於此。到了1985年，墓地租用期就到了。不過他們家經濟狀況不是很好，一直沒有續約。96年年底，他們把拉貝的墓碑運回了家，通過中國使館轉移到南京的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在那之後，拉貝的後人以及南京市曾多次希望柏林市給予拉貝墓地“歷史名人墓地”的資格，都被柏林方面否決，市政府是不想爲這塊墓地支付費用。最終南京市政府支付了墓地四十年的租金，並表示在未來將會重修拉貝墓地。
就在張然與阿爾伯特交談之時，一對五十來歲的男女走了過來，他們都揹着旅行包，應該是遊客。他們來到拉貝墓前，將手中的一束鮮花放在了木牌前。
張然對這對老外有些好奇，問道：“你們是專程來看拉貝先生的墓地的嗎？”
男遊客打量了張然一番，回答道：“我原先是德國人，現在住在澳大利亞，叔叔嬸嬸都葬在這個墓園，去年看過拉貝的電影，聽說他葬在這裡，專程過來看一看。拉貝以一己之力對抗恐怖，是值得尊敬的平民英雄！”
女遊客表示：“之前我只知道奧斯維辛，現在我知道了南京，拉貝是真正的英雄！”
張然頗爲感慨地道：“是啊，正是因爲有許許多多像拉貝這樣的人，這個世界纔會有正氣，纔會有正義，纔會有希望，所以，正義才能戰勝邪惡，人類才能走出黑暗，一步步走到今天！”
兩個遊客離開後，張然看着阿爾伯特，道：“沒想到《拉貝日記》這部電影竟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在他看來這部電影拍得實在不怎麼樣，相當平庸。
阿爾伯特笑着道：“十幾年前《拉貝日記》發佈後，德語版發行量很小，在德國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但去年電影《拉貝日記》上映後，在德國引發了拉貝熱。現在到拉貝墓地參觀的德國本地人開始增多，德國的一些書店專爲拉貝書籍開闢小展臺，由埃爾文-魏克茨撰寫的《約翰拉貝》還登上《明鏡》週刊暢銷書排行榜。”
張然欣慰，感嘆道：“這就是電影的力量，影響力真的要比圖書要大得多！”
其實張純如也一直希望《南京大屠殺》能夠拍成世界級的電影，類似《辛德勒名單》那樣，這樣才能夠讓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陸釧倒是拍了，可惜沒有拍好。《拉貝日記》也拍成了電影，但導演太年輕，駕馭不住如此宏大的歷史題材，電影質量平平，在德國似乎反響不錯，但在世界上沒有什麼影響力。
就在這時，張然手機突然響了，拿起手機一看，是柏林的號碼，電影節組委會吧，出什麼事了？他接通了電話：“你好，我是張然！”
電話那頭的聲音似乎有些興奮：“張先生，你好！我是國際影評人聯盟的漢娜，恭喜你獲得了費比西獎，希望你能夠出席今天晚上的頒獎禮！”
張然這纔想起今天是柏林電影節倒數第二天，國際影評人聯盟會頒出費比西獎。自從《一個人張燈結綵》在柏林首映以來，受到柏林和影評人的瘋狂追捧，拿下國際影評人聯盟頒出的獎項是意料中的事。
雖然費比西獎算不是什麼大獎，但獎項代表作認可，張然還是相當開心，笑了起來：“好的，我們一定會準時出席！”
張婧初見張然笑容燦爛，在他掛掉電話後，就問：“怎麼了？”
張然笑道：“國際影評人聯盟讓我們參加晚上的頒獎禮！”
張婧初像個孩子似的尖叫一聲，一頭扎進他懷裡，大笑起來：“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