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裡的事】
“講實話就好”
1955年的一天下午，毛澤東離開辦公桌時，指了指桌面上的一份文件，說：“我要休息了。你把這個文件再看一下，代我爲中央起草一個對文件的按語。”
我看了一眼，那是河南省委一份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材料。
“寫好交給我。”毛澤東說罷就走了。
我有些激動，生出一種“參政”的感覺。我是機要秘書，還從來不曾代毛主席批轉過文件。他一生警惕不要讓身邊工作人員擅權。這次讓我代筆，無疑是一種信任。
不過……也可能是一種考驗？
我反覆看了那份文件，又研究了毛澤東過去寫的一些按語，然後字字斟酌着起了一份草。改過多遍，仍然不放心。我估計毛澤東一時還不會起牀，便乘機找了陳伯達。他是五大秘書之一，這些大秘書經常爲中央起草文件。
陳伯達對我們這些毛澤東的身邊人歷來是熱情禮貌的，馬上幫我認真看幾遍，點點頭說：“可以，挺好的。”
我將按語帶回來，等毛澤東起牀後，便進去報告“：主席，起草出來了。”
“噢，我看看。”毛澤東接過按語，看得很細。我心裡驀地想起一件事：糟糕，找個人徵求意見，主席事先可是沒有交待。毛澤東歷來是“交待了的事就要辦”，不辦要追究。對我們這樣的身邊人，“沒有交待的事情不要擅自作主”，否則也要追究……我有些出汗了。
“主席，”我不安地叫一聲，說：“這是我自己寫的，寫完你還沒起來。我心裡沒把握，就去請陳伯達看了。”
“噢？”毛澤東掀起眼皮瞪我一眼，鼻子裡不置可否地嗯一聲，低頭繼續看。我仍是不安，湊過去指點按語上的兩句話：“寫到這裡我琢磨了一番，相信羣衆和依靠羣衆哪個放前面合適？後來我想，不相信還怎麼依靠呢？我就把相信放在了前面。”
毛澤東想了想，笑道：“我也琢磨了一番。你說的對，不相信你還怎麼依靠你呢？”
說罷，提筆批下兩個大字：照辦。
這件事過去了。我擦去頭上的汗，得到一個收穫：在主席身邊工作，要說實話，作老實人。
1956年，北京城裡到處敲鑼打鼓放鞭炮。公私合營進入**，似乎一下子就全完成了。我向毛澤東彙報時，講了人民擁護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毛澤東連連搖頭，說：“你不要聽人家都喊萬歲。”
毛澤東潑了涼水，我冷靜下來。想一想，我理解了話裡有話：許多人是被形勢所迫，並非自願，毛澤東對此是心裡有數的，也希望我們要心中有數。
衛士田雲玉探親回來了。他的家庭很有意思，他爺爺是個作坊主，他父親是個一無所有的工人。搞公私合營，他爺爺的生產資料全被拿走了，爲此，他爺爺氣得病倒在牀，他父親卻拍手叫好。田雲玉自小是由爺爺帶大，與爺爺感情深，與父親感情不太深，回到毛澤東身邊彙報家裡的情況，很爲爺爺抱不平。
“那麼，你是站在爺爺一邊呢？還是站在你父親一邊？”毛澤東頗感興趣地聽完了彙報，而後問。
田雲玉停了停才說：“反正拿走我爺爺的工具資料就不對。不是說要講自願嗎？”
毛澤東也停了片刻，然後說：“我不論你的立場，你是站在你爺爺一邊，但是你肯講實話。講實話就好，我喜歡你，我看我們很合得來。”
毛澤東這些話也是說給我們大家聽的，我也更注意說老實話了。
（節選自權延赤《黃河情——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高智談毛澤東》，原載《文匯月刊》1989年第4期，標題是編者加的）
“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是最老實的人”
我更不能忘記，一九四六年一月底，當我即將離開重慶前，周總理對我的一次教導。當時周總理正在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緊張的談判鬥爭，我想周總理實在太忙了，我不能再打擾他，我寫了一封信向周總理告別，沒想到周總理在百忙中還是接見了我。這次接見是匆忙的，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和教育卻是終生難忘的。一個夜晚，我被帶到上清寺石坡上的一幢房子裡，這是中共談判代表團的駐在地。
我走進周總理的辦公室，周總理放下手中的筆，從堆滿文件的書桌前站起身來，面容瘦削多了。周總理知道我最近檢查出了肺結核，就對我說：“你性格開朗，相信你定會戰勝這樣的疾病。”我知道，周總理和鄧大姐都是帶着嚴重的疾病，長途跋涉，走過雪山草地，完成震撼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徵的啊，我這點病又算得了什麼？！但周總理在萬忙之中還這樣關心地鼓勵我。當時周總理概括地講了當前形勢，和平談判雖在進行，但要做好思想準備，迎接更復雜的戰鬥。最後周總理語重心長地對我講，並讓我帶話給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周總理說：“可能有一個階段黨的機關離開你們遠了，你們要慎重，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對黨要做老實人。自以爲聰明的人往往是沒有好下場的。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是最老實的人，因爲只有老實人才能經得起事實和歷史的考驗。共產黨是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的。”
周總理這番語重心長的教導，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卻的。周總理伸手向我握別時，我透過淚水望着他親切的面容，哽咽得語不成句，斷斷續續地說：您能告訴我什麼時候才能和您再見，什麼時候才能和您再見……周總理滿懷信心地說：“在一個時期內不可能見面了，但再見面的時間也不會太長的。”
（節選自張瑞芳《敬愛的周總理，文藝工作者懷念您！》，原載《周恩來與文藝》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劉少奇給秘書“約法三章”
我們每個人剛到少奇同志那兒工作時，他都要抽時間找去談話。
1956年3月間，劉振德到那兒的當天，少奇同志就找了他。開頭，他心情有些緊張。去的時候，聽帶他的同志說，這個時間正是少奇同志午休時間，他以爲見個面，站着寒暄幾句就行了。誰知，少奇同志一見他來了，馬上從躺椅上起來，一再指着座位說：
“請坐，請坐。”
他很拘束地坐下來。少奇同志坐在對面，十分慈祥地看着他，和藹地問他的簡單經歷。當他回答哪一年入黨的時候，因爲緊張，竟把“四二年”說成“五二年”。少奇同志馬上微笑着反問：“怎麼，五二年？”他這才意識到說錯了。少奇同志點點頭，很隨便地和他扯起家常，談起往事。當少奇同志聽說他參軍是在四兵團時，便風趣地插話說：
“陳賡同志的那個四兵團，打大仗不多，跑的路不少啊！”
他欽佩地點了點頭，心想：四兵團走路確是不少，從太行山到伏牛山，從伏牛山到大別山，後來又從大別山走到雲貴高原，在漫長的革命戰爭年代，到底走了多少路，實在算不清了。少奇同志對一個兵團的情況這麼熟悉，真了不起！
接着，少奇同志又問他念過幾年書。他回答說：“這一條差勁。小時候家裡窮，半半拉拉唸了兩年小學就出來工作了。文化很低，做不好工作。”
少奇同志說：“那不是絕對的。很多工農幹部，包括現在的一些部長、中央領導人，也沒念過很多書，有的原來是木匠，有的是店員，後來就在革命工作中鍛鍊，不斷提高，現在工作不是都做得很好嗎？你到這裡來工作，也還可以學習嘛，這裡的學習條件還是很好的。”
就這樣，少奇同志和劉振德家長裡短地談了一陣子，使他感到非常親切，緊張的心情不知不覺消失了。這時，少奇同志纔開始談起工作問題。
少奇同志說：“到我這裡工作，一個是要如實地向我反映情況，要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凡是要經過我辦的、要請示我的事情，你們不要自作主張；對外要如實地傳達我的意見、我的話；不要以我的名義幹其他個人的、別的事情。
“第二，你過去長期做機要工作，保守機密這一點你是懂得的。在這裡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點，多一點，不能搞小道消息，對誰也一樣，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樣。（在談到“孩子”兩個字時，少奇同志還特別加重了語氣）
“第三，對外聯繫，傳達我的意見，或人家打電話來，要注意態度和藹，謙虛，有禮貌，不能盛氣凌人；要埋頭苦幹，夾着尾巴做人。處理問題要及時，要緊張而有秩序地工作，輕重緩急要安排好。”
這次談話之後，劉振德想了很久。他覺得，少奇同志的要求不僅重要，指導性強，而且想得那麼具體，連打電話時應注意的語氣態度都給想到了。這對一個剛到任的秘書是多麼大的關懷和幫助啊！三條要求，等於是工作上的約法三章。這大概是少奇同志多年來爲秘書工作總結的經驗吧！從秘書工作的性質來看，遵守了這幾條，工作上就不會犯大錯誤。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做到這幾條！
（節選自吳振英、劉振德《跟隨少奇同志十九年》，原載《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鄧小平的真性情
鄧小平性情忠直、耿介，充分表現出剛正不阿、仗義執言的節操和堅持真理、不附權勢的政治品格。
如果說，戰爭年代鄧小平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表現在敢於反對錯誤路線的領導而不怕誣陷和打擊，表現在甘冒矢石，戎馬疆場，表現在以對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創造性地執行黨的決議、指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那麼到了和平年代，這種血與火洗禮出來的品格則表現得更加豐滿、鮮明，即：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能夠表明自己的主見，對各種錯誤傾向敢於據理力爭。
50年代末以後，鄧小平對黨內政治生活中逐漸滋長起來的不正常現象和國家經濟建設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經常提出自己的意見。如，他對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傾向提出過嚴厲批評。據王任重回憶，1959年容國團奪得乒乓球世界冠軍後，鄧小平講過這樣的話：打乒乓球打贏了說是毛澤東思想勝利了，打輸了呢？能說是毛澤東思想
失敗了嗎？不能這樣簡單化、庸俗化。1961年，對林彪要求“帶着問題學”《毛選》，鄧小平與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一起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毛選怎樣學，要研究一下。搞疲勞戰術，社會強迫，不行。在青年中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一些基本的東西，是要提倡學的，但一年四季這麼搞也不行。可見，在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這個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上，鄧小平在“左”的氣氛開始瀰漫的初期，就表現出了過人的敏銳和巨大的勇氣。
鄧小平是個極有決斷、極有主見、不怕冒風險、擔責任的人。1961年春，鄧小平根據毛澤東關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指示，深入北京順義農村視察。針對當時“平調風”、“共產風”給農村經濟帶來混亂與凋零，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難以爲繼的情況，他果斷地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以前不管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說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爲準。根據羣衆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
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鄧小平的敢作敢當都很欣賞。1957年，毛澤東評價鄧小平：這個人不簡單，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1974年11月，毛澤東在談起鄧小平抵制江青等人一事時對鄧小平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我贊成你！同年12月，毛澤東又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 “政治思想強”。儘管毛澤東對鄧小平思想“固執”，不肯改變對“文革”的態度表示不滿，並對鄧小平發動過不正確的批判，但對他的政治品格從沒有加以指摘。
1975年，鄧小平在“文革”尚未結束時主持整頓。對這次整頓，他本人後來認爲是改革的一次“試驗”。他強調黨性，整飭秩序，大張旗鼓地抓生產，與“四人幫”展開面對面的鬥爭。這一切舉措的靈魂，就是一個“敢”字。他常對人講，要有一點精神，“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不怕被抓辮子，不怕犯錯誤，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鄧小平已經無暇顧及個人的命運，表現出少見的焦灼、執着與強硬。明哲保身、中庸調和與他的做事原則是不相容的。這種強者的性格不僅表現在對敵鬥爭中從不畏懼任何對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所流露。如，他喜歡在波濤翻卷的大海里游泳，感到那裡“有股氣勢”；打橋牌喜歡與高手對陣，覺得“輸了也有味道”。
1975年8月評《水滸》開始以後，鄧小平的處境開始惡化。11月，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對“文革”作一個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堅決而巧妙地拒絕了。這種骨子裡的對抗情緒導致了對他的批判逐漸升級，導致了他的又一次被打倒。
但是，鄧小平的抗爭以及在那一回合悲壯的結局，促使更多的人從“文革”的噩夢中驚醒，分辨出是非曲直，也更加了解“鄧公”的爲人。這就爲他第三次崛起並領導中國社會廣泛而深刻的大變革贏得了雄厚的羣衆基礎。
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後思想和政治束縛依然嚴重的那兩年又一次表現出了極強的鬥爭精神。他甘冒“犯下彌天大罪”的風險，率先出來否定“文革”的理論基礎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率領全黨全國人民搬掉了一座又一座障礙思想的大山。從破除現代迷信到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從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到樹起改革生產關係這面旗幟，他鼓嚨而呼。對於全面改革，他有個一以貫之的思想，就是不要怕冒風險，“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大無畏的精神使他思想鋒芒更加銳利。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他敢於創立新的理論，敢提前無古人的構想，敢講真話，敢爲天下先。
（節選自王寧《鄧小平的革命風格》，原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標題是編者加的）
向賀龍同志學習
賀龍同志是南昌起義的軍事領袖，蘇維埃革命時期的紅軍創造者之一，擔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抗戰後任一二○師師長。賀龍同志是一個真正身經百戰的勇士，有指揮戰爭與建設軍隊的豐富經驗。他從小就有反抗舊統治的思想，在反動統治下單人獨馬去創立武裝組織，從幾個人、幾匹馬、幾支槍的小隊伍發展到大的部隊。在舊社會裡做過鎮守使，大革命時代是國民革命軍的一個軍長，非常熟悉舊社會，特別是舊軍隊的情形。這都是值得我們向他學習的。但是賀龍同志偉大之處，不僅在此，而在於他對革命對黨的一貫忠誠的態度。他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不因鬥爭失敗而氣餒。南昌起義失敗後，他便跑到洪湖去，從僅僅幾個人的起義，發展而爲大兵團的紅軍。後來因立三路線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使部隊縮小，但他從不灰心喪氣，又跑到貴州東北部去建立根據地。他對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是堅決而忠實地執行的，從不以軍隊勢力和黨對立，不把軍隊看得比黨高。當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會合時，他是堅決反對張國燾所採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動的。在延安的一次反對國燾路線的會議上，賀龍同志手指着張國燾說：“當你是共產黨員的時候，我還是個軍閥；現在我做了共產黨員，你反而變成軍閥了！”這說明了他是對黨忠誠的，是反對軍閥主義的。他最近時常說，一個共產黨員，什麼都應當是黨的，恐怕只有對老婆的愛情纔是屬於私人的吧；但是當必要時，當黨的工作需要而調走自己的老婆時，自己還要服從這個調動。他還時常說，率領軍隊的黨員，絕對不能把軍隊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調動工作時，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夠很快地把軍隊帶得很順手，很就緒，否則，自己心中是不安的。這說明了賀龍同志對黨對革命的忠實，說明了他是立場堅定，有原則性，有組織能力，善於和羣衆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無私的一個同志。對於黨所賦予的任務，或者他下了決心要乾的事情，他是一定要一直幹到底，不管其中有任何的困難與艱險。這樣，當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時候，就會使你感到有一種可以依靠的力量存在着，就會增加你的勝利的信心。
（選自《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黃老的實事求是精神
我在和黃克誠同志接觸以後，覺得他很普通，平易近人，象一個經歷風霜的學者，又帶有農民樸實的氣質，時間比較久了，進一步感到他很踏實，很有見地，不盲從，不譁衆取寵。
黃克誠同志非常注意調查研究。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收支，在敵僞區、蔣管區和解放區不同的負擔狀況、羣衆情緒等。那是抗日戰爭中期我們部隊從豫皖蘇向皖東北前進途中，天天夜行軍，他卻每天要看這些材料，後來在蘇北抗日根據地開展民兵工作，他又要我到一個民兵工作比較好的鄉作調查。回來彙報的時候，他仔細地瞭解這個鄉在接近敵佔區的情況下怎樣把羣衆發動起來，組織民兵，怎樣和敵僞鬥爭，怎樣加強和羣衆的聯繫，怎樣處理對敵鬥爭和生產的關係等等，要我寫出詳細材料，並且非常有興趣地看我帶回來的那裡民兵利用舊子彈殼製造的土子彈，詢問製造方法。那時有一個部隊羣衆紀律不很好，黃老親自去了解和整頓，先找有關人員談話，和那裡的領導談了半夜，幫助他們解決了問題。許多年以後，那個同志還談起，黃老把我瞭解的情況都掏完了，還提了許多問題，我都答不出來了。抗戰勝利，部隊奉命進軍東北，黃老除正常的偵察情報以外，專門找東北籍同志調查，連東北的天氣，冬天要穿什麼衣服、鞋、帽都問到了。這種周密調查情況，切實從實際出發分析處理問題的作風，已經成爲他的習慣。直到年老體衰，臥病在牀，還是不斷了解社會政治經濟、人民生活、羣衆情緒等等。黃老領導工作，一向把周圍情況在心裡形成一幅清晰的圖畫，並且常常及時提出下級領導還未見到的問題。抗戰中蘇北實行減租減息，各地報告都說已經減了，黃老聽了覺得靠不住；經過調查，果然發現許多地方地主搞了明減暗不減，農民白天分到鬥爭果實，夜裡又悄悄送回去。於是普遍進行復查，徹底解決了問題，使廣大農民進一步靠攏到我們黨方面來。爲此文藝工作者還編演了改良淮劇：《照減不誤》。
黃克誠同志領導工作，一貫說實話，做實事，講實效，不搞表面文章。抗日戰爭時期，黃老在蘇北組織領導部隊訓練，爲了適應戰鬥頻繁，間隙時間很短的情況，確定一次只練一個最迫切需要的動作，以後有時間再練另一個動作，而不是一下練“幾大技術”等。剛到蘇北發動羣衆，也是一個一個發展農民，建立小組，以後建立農會。一步一步把羣衆組織起來；而不是大哄大嗡，一下就普遍成立農會，一遇敵情嚴重又都垮掉。黃老做工作不喜歡宣揚，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搞報喜不報憂。在他看來，爲人民做出成績是應該的，不值得炫耀。工作無論做得好不好，成績無論大不大，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黨和人民，而弄虛作假、譁衆取寵是可鄙的。他說：“黨內犯錯誤的時候，總是不實事求是，務虛名，擺空架子，吹肥皂泡。”
黃克誠同志在複雜的鬥爭中，總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獨立思考，不盲從，不苟同。在黃老領導下工作的同志，都感到他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對組織、對上級很尊重，組織的決定，一定千方百計去實現，毫不含糊。另一方面，黃老對上級的指示，又是鄭重地根據客觀實際進行思考和審察，認真地結合具體情況來貫徹執行，而不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來對待。曾聽他談起，他這樣對待問題是從北伐戰爭的大革命失敗以後，反覆思考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開始形成的。他說：“在以前，我對黨的方針政策從來沒有什麼不同想法，中央怎麼說，上級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大革命失敗以後，我纔開始注意要動腦子想一想，看看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符合馬克思主義。”這個認識對他一生產生了很大影響。抗日戰爭期間，整風運動中接到要搞“搶救運動”的通知，附了有些同志被“搶救”後的坦白材料。黃老根
據過去鬥爭的經驗教訓和對實際的分析，看了以後覺得懷疑。經過親自認真考察試點，證明這樣搞出的坦白是假的，牽扯的人是亂講的，因而及時通知不要搞“搶救運動”，使蘇北部隊和地方廣大幹部避免了“搶救運動”帶來的審幹擴大論和逼供信的危害。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我軍進入東北，初期的方針，是通過獨佔大城市和鐵路幹線來獨佔東北。黃克誠同志率部剛到東北，就接到要求所率部隊切斷北寧路，阻止國民黨軍隊進入瀋陽的電報。黃老根據當時東北敵我力量和態勢，認爲國民黨軍隊正以精銳之師全力猛進，而我軍經過長途跋涉，十分疲勞，尤其是東北羣衆還未發動，根據地還未建立，土匪蜂起，我們部隊糧草、被服、彈藥供應，傷病員安置等都沒有着落，因此提出暫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幹線作戰，而以一部兵力佔領中小城市，建立農村根據地，積蓄力量，作長期鬥爭準備的建議。後來中央發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提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建立根據地的方針，對黨在東北的工作方針和軍事部署作出了更加明確、更加系統、更加具體的決定。
黃克誠同志十分重視從實踐中吸取經驗教訓，特別是對失誤和挫折的教訓，更加切實記取在心，因而能做到“不二過”，並且把豐富的經歷變成指導以後鬥爭的寶貴財富。黃老常強調根據地問題，說紅軍長征，英勇作戰，走了兩萬多裡沒有站住腳，可是到了陝北，雖然那裡地方窮，人口少，黨領導的武裝也不大，紅軍卻依託那裡重新建立了可靠的立足點，使革命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根本原因就是那裡發動了羣衆，有了根據地。這個事實使黃老對根據地的重要意義在心裡留下深刻烙印。在以後進入蘇北、東北的鬥爭中，他都以極大注意力提出建立和鞏固根據地的問題。在根據地的建設上，他多次提到土地革命戰爭期間江西蘇區一個時期戰爭消耗太大，人民負擔太重，造成了嚴重情勢的教訓，當蘇北抗日根據地一開闢，他就非常強調厲行節約，愛惜民力，正確掌握公糧、田賦、稅收，注意理財，管理貿易進出，擴軍不要超過根據地承受能力，並且在可能條件下發展生產，後來發行根據地貨幣，又嚴格控制發行量，開展金融鬥爭，因而使蘇北能在嚴峻的戰爭環境下，做到經濟逐漸好轉，軍民生活有較大改善，而且幣值穩定，有很好的信譽。
我深感黃克誠同志實事求是的作風是和他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品質密切相聯的。他沒有什麼私心雜念矇蔽自己的眼睛，不因個人私利而產生什麼主觀偏見，因而能比較客觀地、全面地觀察事物，深入把握問題的實質，也正因爲他對人民高度負責，所以對待問題，能一絲不苟地以客觀實際爲標準進行思考審察，如實地說出真話，創造性地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今天，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面前，我們深切懷念黃克誠同志，他的實事求是精神，將激勵我們努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開拓向前。
（選自《一代楷模：紀念黃克誠同志》，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朱鴻/文）
田家英的品格
家英同志直言不諱的勇氣，也是令人欽佩的。家英很正直，對人對事都很誠實，不隨波逐流，不吹吹拍拍。他是深得毛澤東同志信任的。他在黨內生活中，有意見擺在桌面上，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特別是在涉及重大是非問題和人民羣衆切身利益的時候，他一貫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在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下，他以對黨、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不計個人的得失和自身的安危，能夠勇於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映真實情況，反映黨的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人民羣衆的疾苦，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承受着來自“左”的方面的壓力，把在四川調查中發現的虛報糧食產量和“大躍進”中的其他問題，如實地報告了毛澤東同志。在1961年浙江調查中，他不顧當時中央仍把農村公共食堂作爲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陣地的戒律，向毛澤東同志懇切地陳述了農民對公共食堂強烈不滿的情況。1962年夏，他根據在湖南等地調查瞭解的情況，向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提出在農村中實行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多種經濟形式，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大膽建議。家英的許多正確而有見地的意見和建議，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幾乎都被視爲“右傾”而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但是，他心地坦蕩，奮發工作，並不爲失去了什麼而懊惱，相反，卻以盡了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職責而感到**。
家英勇於直言，但他要經過深入調查，掌握大量第一手可靠材料，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向黨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決不輕率地發表意見，決不說不負責任的話，更不會爲了投合領導人的口味說些違心的話。他勇於直言，但又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在什麼樣的範圍講什麼樣的意見，發表什麼樣的言論，都是按照黨的正常規矩辦事，不做出格的事，不做不利於黨、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他是從愛護黨和人民的利益這一基本立場出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黨的缺點和錯誤的。
但是，對於混進黨內的極少數品質惡劣而身居高位的壞人，如陳伯達、江青之流，家英則投以鄙視的眼光，並敢於同他們進行鬥爭。家英耿介而剛強的性格，使這些人感到惱火，引起他們的嫉恨。但他們又無可奈何，就只能放暗箭，使用一些見不得人的手法，加害於家英了。“**”一來，他們竟然把跟隨毛澤東同志工作18年、爲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許多貢獻的一個忠誠戰士置於死地。
家英過早地離開人世，黨內外的許多同志和朋友們都爲之十分惋惜，我和大家一樣感到悲痛。如果家英還活着，可以爲黨做很多的工作，可以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很好的作用，這是肯定無疑的。
（節選自楊尚昆《深切思念家英同志》，原載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晏殊誠實不隱
晏元獻公（1）爲童子時，張文節（2）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帝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3）。
及爲館職（4），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甚貧，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
一日，選東宮官（5），忽自中批除晏殊（6），執政莫渝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
公既受命，得對（7），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8），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9）。
（選自〔宋〕沈括著《夢溪筆談》）
【註釋】
（1）晏元獻公：即晏殊（991 — 1055），字同叔，撫州臨川（今南昌進賢）人，北宋大臣，著名文學家，官至宰相兼樞密使，封臨淄公，諡號“元獻”，世稱晏元獻公。
（2）張文節：即張知白（? — 1028），字用晦，滄州清池（今河北滄州東南）人，歷任龍圖閣待制、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等，諡號“文節”。
（3）隱：隱瞞、欺騙。
（4）館職：宋初：置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合稱“三館”，後又增建秘閣。三館內設直館、直院、修撰、檢討等職位，秘閣設直閣、校理等職位，統稱爲館職。他們主要掌管三館、秘閣典籍的編校。
（5）東宮官：負責輔導、教育皇太子的官員。
（6）自中批除：中，皇宮，代指皇帝；除，任命官職。
（7）得對：得到皇帝召見的機會。
（8）質野：質樸、直白，這裡指實話實說。
（9）大用：得到重用。
“魯直”大臣
宗道（1）風聞（2），多所論列（3），帝（4）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5）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6）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
宗道爲人剛正，疾惡少容（7），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8）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9）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10）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11），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諡曰剛簡，復改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雲。
（節選自《宋史·魯宗道傳》）
【註釋】
（1）宗道：即魯宗道（966 — 1029），字貫之，亳州譙（今安徽亳州）人，北宋大臣，官至參知政事。
（2）風聞：聽到傳聞。
（3）論列：論述評判。
（4）帝：即宋真宗趙恆（997 — 1022在位）。
（5）自訟：自我批評。
（6）事：擔着，博取。
（7）少容：很少有寬容。
（8）諭德：官職名，主管對皇太子教諭道德，隨事諷諫，宋代常以其他官員兼任。
（9）第：就。
（10）詰：質問。
（11）太后：指宋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名劉娥，宋真宗死後攝政，是宋代第一位攝政的皇太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