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戰爭後，法國和德國的作者們互相指責對方在修築鐵路時具有進行侵略戰爭的意圖，在規劃德國的鐵路網時，毛奇確實是有發言權的，但是，他認爲除細節問題外，商業線路足能滿足他的需要，只有一次他曾純粹出於軍事目的建議修建新線，但得到的答覆只不過是一封客氣的感謝信。
早在1856年，普魯士皇太子本人因爲收到一件類似的提議而寫信給陸軍大臣說：格羅本將軍……建議沿萊茵河右岸修築鐵路，爲此他要求撥給九百萬塔勒。
近來的事實已經表明有足夠的私人資本修建鐵路，因此，加重國庫的負擔看來是不妥當的。
這位身爲軍人的皇太子不是極力從軍事方面着眼來修建新線，而是完全滿足於將這一條極端重要的橫貫線路的建設任務交給私人企業
。
當然，他期望以後軍方能從中得到好處，時常聽到一種斷言，說德國人在規劃鐵路體系時較之法國人更多地考慮戰略需要，這種說法看來至少是缺乏證據的。
最後，還有一個奇怪的，但很少爲人所知的事實，即德國人有關鐵路對戰略的影響的理論著作是完全錯誤的，早期的代表人物，包括留道夫-馮-坎姆浮森，摩里茲-馮-普利維茲、亨裡希-馮-魯斯托，以及一位普魯士總參謀長馮-李赫將軍，他們都認爲鐵路交通將有利於在國內戰線展開，李斯特本人也是如此，他曾希望鐵路將改變祖國中央部分的情況，使之從迄今是無窮無盡的各種弊病的來源變成極強大的力量的源泉。
但是，1866年的普奧戰爭和1870年的普法戰爭表明，鐵路並沒有改善國內戰線的作戰行動，而是幫助了外線的作戰行動，不過，1866年普軍是被迫這樣做的。
與此相反，法國的鐵路網在1870年給法軍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來發揮內線的優越性，當然，這並未使他們免於徹底的失敗。
另一個錯誤，而且是毛奇本人也有的錯誤，發生在他們如何看待鐵路對攻防關係的影響這一問題上。
這裡，帶頭的又是李斯特，他寫道--在這一切當中，最美好的事情就在於所有這些優越性(指內線作戰的優越性)幾乎僅僅有利於防禦一方。所以，現在和以前比起來，防禦要十倍地容易，而進攻則十倍地困難。
按照李斯特的觀點，較大的運動速度總是有助於防禦者，因爲防禦者必須使自己的運動能與進攻的運動相匹敵，所以，發達的鐵路網將把一個大國的防禦力提到最高水平，在李斯特等人看來，甚至可以提高到使戰爭根本不可能發生，地球上將實現永久和平的程度。
這是每當新的戰爭手段出現時常會產生的那種預言的又一例，但這類預言看來不知怎麼總是註定要落空的。
李斯特不是軍人，他的結論只是一個普通人的見識，但毛奇卻同意他的意見。
毛奇的理由是，防禦者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鐵路網，而進攻者在越過前線以後卻沒有任何鐵路可以依靠，所以，鐵路對防禦的幫助大於對進攻的幫助。
但毛奇的實際經歷卻不能證明這一結論，因爲他畢竟實施了幾次空前成功的進攻戰局
。
在隨後的半個世紀內，人們都試圖用這些戰局來表明，鐵路已使進攻成爲最好的、甚至是贏得戰爭的唯一方式。
這些事實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是一言難盡的，當然，它們有助於說明，那種把普魯士戰勝法國的原因主要歸於其鐵路組織優越的普遍看法是錯誤的。
普魯士人的鐵路網有很多缺點，而且理論上也有錯誤，那麼，他們的勝利究竟是因爲他們具有某種臨機應變的特殊天賦，因而能在戰局中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還是因爲另一個事實，即：鐵路對於他們的戰爭行動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這兩種解釋哪一種正確，我們將在下面進行探討。
1870年7月13日，俾斯麥公佈了經他刪改後的普王從艾姆斯發回的電報，兩天以後，普魯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一起開始對法作戰，由於預期將有此類事件發生，普軍早有準備，戰爭爆發時，只需按一下按鈕就可把整個龐大的機器發動起來。
從1866年8月對奧戰爭結束到1870年7月，在這一時期內毛奇常常考慮動員和展開軍隊對法作戰的問題，由於法軍與普軍不同，是一支常備軍，其發動工作可以預料會更加迅速。如果拿破崙三世利用這一優點先發制人地展開進攻，那麼，毛奇面臨的問題就不是準備向敵國境內進軍，而是如何恰當地使用鐵路，以便儘可能早地達成數量優勢，軍隊的展開愈靠前，德國所必須放棄的土地就愈少。
但是，客觀上卻有些不得不考慮的情況，要求軍隊的集中相當靠後。
首先，必須估計到一種可能性，即法國的進攻會使德國邊境地區的鐵路網遭到破壞，更重要的是，每天每條線路所能通過的列車數量，與軍隊的運行距離成反比。
這樣，要儘量多保住德國領土的意圖就與儘快集中軍隊的需要相沖突，於是，毛奇按其一貫作法，在最後的計劃中準備讓軍隊集中於遠離萊茵河東岸的地方，一旦必要就在法軍前進時幾乎不作抵抗地放棄整個萊茵蘭地區。
至於軍隊的實際部署，則主要不是決定於戰略考慮和已知的敵方企圖，而是決定於鐵路體系的分佈狀況，同1866年一樣，爲了搶時間，不得不利用盡可能多的鐵路線，因此才下定決心，把當時普魯士陸軍的13個軍沿德法邊境展開在非常寬大的正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