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昱也贊同了一聲蘇慕儒的說法，中央卻是是窮怕了，這纔有了這次的稅制改革。
事實上，他對於分稅制改革的背景可要比蘇慕儒瞭解的清楚的多，不僅有前世的記憶，還有這一世專門收集的資料。當然，大多數還是源自於前世的記憶，源自於前世在社科院充電那段時間的瘋狂涉獵，至於這一世收集的資料，卻是爲了說話之時不說露了嘴。
事實上，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央的財政已經到了懸崖的邊上，不得不進行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的中央財政就陷入了嚴重危機，由於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佔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狀態。中央財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國家財政投入的國防、基礎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設資金嚴重匱乏。
正是這場財政危機，讓黨中央、國務院痛下決心，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分稅制改革在國內開了序幕，這纔有了蘇慕儒手中的那份文件。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之中，九十年代初的那會兒，中央財政窘迫到了極致，好像是1991年的全國財政會議，當時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第二年的預算無論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個大的窟窿，因爲前一年稅收只有2970多億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難，又趕上貴州遭遇大災，中央沒有錢給地方。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出於無奈，要各省作“貢獻”，從1000萬到1億元不等。
原本每年財政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做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可是那一年的財政會卻變成了變相的“募捐”會。據唐昱看的某些文字資料描述當時的事情，一些財政廳廳長當場和中央財政部翻臉說：“跟我要錢，我可沒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財政廳廳長與財政部長當面“反目”。
而也這是那次的反目，才促使了中央下定決心要充實錢袋子。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有個經濟學家還專門評論過那次的財政會議，評論當時的“反目”到底有沒有道理？
事實上，按照當時的說辭，人家地方上是有道理的，有人家不給錢的理由！就比如廣東，依據與中央簽訂的財政大包乾“契約”，廣東每年只向中央財政上交22.74億元，遞增9%，再要錢就超出“合同”範圍。但是，讓財長下不來臺的是，原以爲由於中央給了廣東很多優惠政策，就連關稅都留給了廣東，中央財政遇到困難，要點小錢會如此不給面子。
在唐昱的記憶中，他在社科院充電的那會兒看過的資料中似乎提到，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的事，每次總數大約都是二三十億元。其實人們心裡都清楚，名爲“借”，實爲“取”，就是要地方“作貢獻”，有借無還的買賣，地方上邊自然不樂意。
財政會議還向地方“壓”稅收指標，壓不下去預算盤子就定不下來，中央財政下一年度就無米下鍋。因此，財政會議上“羅圈架”打得不可開交，稅務局長跟財政部“打”，地方財政廳廳長也跟財政部長“打”。稅務局說：我們收不了這麼多。財政部堅持不讓步。當時，幾乎所有省份對中央下達的稅收指標提出異議，特別是富裕地區。
那個時候，據說一年一度的全國財政會一開就是半個多月到20天，會上不是認真總結財稅工作，變成人們爲“領任務”，分稅“收指”標而爭執不下的會議。
也正是中央的錢袋子太空，中央被窮怕了，在財政過於窮迫的背景下邊，纔有了朱延山這位向來喜歡大刀闊斧整改又有着鐵血手腕的人士進行這次分稅制改革。事實上，中央對於重用朱延山副總理這樣的人也是很有用意的，有些事情，不是每個人都能做，不同的事情就需要不同的手段來。
關於當年中央財政的窘迫，唐昱的記憶裡邊有這樣一組書記，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銀行掛賬。中央財政非常困難，唐昱好像記得，當時的財政部部長似乎某個劉姓人士向分管銀行的朱延山副總理借錢，朱延山當時沒有答應，而是開始醞釀分稅制改革的事情。
其實在那種情況下，中央的財政已經難以維持下去。
好像是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標發出警示，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唐昱不太記得前世的具體數字，不過他這一世通過沈睿鴻也收集了一些資料，唐昱把那些資料拿出來分別給唐天鴻和蘇慕儒看，資料上邊，中央的財政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唐昱的腦中還有一份當時的數據，那時候整個財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徑也僅僅持平；工商稅收140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稅10%，僅比上年同期增長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5.1%，上半年達到14%，比1992年GDP增長12.8%高出不少。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比例失衡，全國生產增長速度很高，而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
稅收增幅小，開支卻大幅增長。資金不到位的情況多方出現：糧食收購財政虧損性補貼資金不到位；重點建設資金不到位，很多重點建設卡着脖子，如鐵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進度，重點建設資金上半年至少要撥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爲19.5%，差了將近一半；重點生產企業和重點出口企業缺乏流動資金。
與此同時，需要由中央財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延山副總理宣佈財政再困難也不能到銀行透支之後，所以那一年，劉仲藜三次找朱延山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自然沒借來。當時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
財政緊張到這種狀況，引起朱延山副總理的高度重視。
那時候的他已經意識到，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會垮臺，這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關於分稅制改革，在中央早就進行過討論，只不過一直沒有一個可行性的措施制定出來，也沒有人去挑這個擔子。
在唐昱的記憶之中，前世的時候，是在1993年7月的時候，朱延山副總理來到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對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員說過這樣一番話：在現行體制下，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現在不改革，中央財政的日子過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卻佔50%多，收支明顯有差額，中央只好大量發債，不然維持不下去。去年，內外債務，向銀行借款900多億元，今年預計1000多億元，中央揹着大量的債務，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財政困難，而且是加劇的趨勢。一般來說，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央財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佔40%，地方佔60%.但是我們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這種狀況是與市場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的，必須調整過來。
不過這一世的情況顯然有所改變，因爲騙稅案的發生，促使朱延山副總理關於稅制改革大變動的提前發動，七月份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具體的流程，開始了與地方上邊的談判，開始了草案的修改。
中央的財政爲何窮迫到了這個地步？這一世很多人都在分析這些東西，這份稅制改革的政策就是在分析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不過很顯然，前世之時唐昱在社科院裡邊接觸到的東西被完備，到了2000年後，隨着某些分析軟件和數學建模的出現，很好的分析了那個時候的中央財政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
具體來說，8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持續性的高速經濟增長。1980年—1990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率爲9.5%.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沒有帶動和促進國家財力的同步增長。當時，財政部透露，政府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財政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已經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
爲什麼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不斷下降？爲什麼中央財政收入佔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是什麼造成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已經陷入“弱中央”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觸到的絕大部分資料都顯示，這是因爲當時稅收體制造成的結果，是因爲稅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沒有增量。
在分稅制改革之前，國內的財政體制始終處於多變的、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裡，國內的財政體制變動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財政體制只維持了一年，這種頻繁改變的財政體制，自然是罪魁禍首之一，不過也僅僅是之一。
當時，全國的財政體制大體上分爲收入遞增包乾、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乾、定額上解、定額補助，另外還有五五分成的分稅制試點。這種狀況，被形象地比喻爲“一省一率”的財政體制。
老財政體制的弊病，從滬市和京城可窺見一斑。滬市實行的是定額上解加遞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財政收入165億元，100億元歸中央財政，65億元歸地方財政，每增加一億元，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結果，滬市實行財政包乾五年，年年財政收是163億元——165億元之間，一點沒增長。對京城採取的是收入遞增包乾分成模式，約定的年增長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財政增長爲4%.分稅制之後才發下京城隱瞞了98億元的收入。
所謂承包是“包盈不包虧”，即使包上來的也跟不上物價上漲，物價一漲財政就又缺了一塊，這些都造成了稅收來源困難。同時，地方承包了以後，就有了這樣一種心理：我增收一塊錢，你還要拿走幾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點都不拿了嗎？於是就出現了“藏富於企業”、“藏富於地方”的現象，給企業減免產品稅，造成“不增長”，然後通過非財政途徑的攤派，收取費用。最後生產迅速發展，而間接稅（產品稅）收不上來。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財政困難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對於中央財政要好過得多。
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財稅體制應該是穩定和規範，並且更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體制。而國內家當時頻繁的、輪番變換的財稅體制，造成了地方對中央極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爲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麼改？更不知道未來的預期。
由於“稅”收不上來，政府開始打“費”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沒有辦法就出現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10%（整體約100多億），來補充中央財政的不足。到1989年還是過不下去，財政受到政策體制的限制，又出臺了一項政策，叫“預算調節基金”，同樣的口徑增收5%，而且那時候每年財政會議之前，總要千方百計地出臺一些收費措施。
正是因爲這裡邊種種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種財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朱延山副總理挑起了分稅制改革的大梁，仔細的分析了種種弊端之後，大刀闊斧的實行了分稅制的改革。
與前世有些不同的只是，分稅制改革的時間因爲唐昱重生的蝴蝶效應而提前了，分稅制改革的力度因爲唐昱的蝴蝶效應而增大了，至於其他的，大方向上邊基本沒有什麼改變的，朱延山副總理，依然是挑大樑的人，他的手腕，依然是大刀闊斧的鐵血手段。
事實上，根據唐昱前世在社科院的瞭解，早年的時候，當時分稅制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設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邊就有人提出相關設想，由於當時社會經濟環境沒有要求實施分稅制的動因，也不具備實施分稅制所要求的市場經濟財稅體制，計劃經濟下是無法搞分稅制的，所以遭到了幾個省的強烈反對，因爲這直接觸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因此這次嘗試沒有成功。
後來在1990年的時候，時任國務院總理在《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建議》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間，有計劃地實施分稅制。鑑於當時的狀況還要不斷完善財政包乾制，也是在那年，財政部提出了“分稅包乾“的體制方案。
至於具體的提上日程，那還是在1992年年初，鄧公發表南方談話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登堂入室，分稅制的被再次提出。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逐步實行稅利分流和分稅制“同年中央選擇天津等九個地區進行分稅制試點。
按照唐昱的想法，在分稅制的事情上，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是標誌性的。92年，第一次在黨的代表大會的文件中正式寫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黨代會審議通過了這個政治報告之後，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實際成爲中國共、產黨人的共同意志。
前世的時候，在1993年5月的時候，中央成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起草小組纔開始具體的起草東西，而這一世，五月份的時候關於草案的爭論已久如火如荼，中央在東陵市的騙稅案發生之後已經推翻了一次草案，吧關於企業所得稅之類的稅種又重新進行了起草。
說來，這一世中央之所以能這麼快速的制定出稅制改革的各項措施，其實唐昱的功勞也是功不可沒的，出了提前揭發出陳鬆威的騙稅案之外，他幫助蘇慕儒寫的那篇上了內參的文章也對中央的某些草案的起草起到了促進的作用，他本就是根據前世朱延山副總理的想法寫的文章，自然很是合朱延山副總理的意。朱延山副總理改革之中制定出來的七條主要內容，唐昱或明或暗的都有所提到。
除了這些，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之中，關於朱延山副總理的稅制改革還有個說法，叫南“徵”北“戰”十七省，說的就是爲了分稅制的實施，朱延山副總理南征北戰與地方進行艱難的談判的事兒。上一世的時候，朱延山副總理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有體改辦、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及銀行等部門的同志，其中主要是財稅系統的同志，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與地方上邊展開談判，由遠及近，第一站是海口，最後一站是河北。
這一世中央的口氣硬了很多，地方上邊在很多地方不得不妥協，不過朱延山副總理與地方上的談判也是有進行的，例如廣東這些態度強硬的省份，都需要親自談判，只是不知道會不會像前世那樣南征北戰十七省。不過很顯然，遼海是沒有談判的資格了。
說來，像蘇慕儒帶回來給唐昱看的這份紅頭文件，其實也可能不是中央最後的定案，或許只是在遼海省的定案，所以在東陵市的依然叫試點。事實上，分稅制實施下來，具體到了某個省份上邊的細節也是不盡相同的。
不過很顯然，在分稅制改革一事上邊，遼海省是最沒有與中央談判的資格和立場的，因爲陳鬆威這個市委書記的騙稅案，其中還牽扯到前省長邱立源，遼海省在分稅制改革上邊沒有與中央談判的資格，也是最早贊同中央分稅制改革的省份。嚴仲賢爲了此事都大爲的火光。
唐昱心中暗道，若是陳鬆威的案件能晚一年左右揭露出來，到時候雖然也會有些不利的影響，不過那時候分稅制早就定了調，大概也不會有現在這麼大的影響了。
可惜的是，唐昱在那個時候重生了，爲了蘇慕儒和唐天鴻，爲了前世的悲劇不再重演，也就註定他要揭開陳鬆威特大騙稅案這個蓋子的。揭開了這個蓋子，自然就註定了遼海在分稅制改革裡邊要吃一些虧。
沈睿鴻的心中此刻大概也在權衡利益得失，他幫了蘇慕儒，揭了陳鬆威的蓋子，於是乎邱立源到了中央，他上了省長，可是，省長的任命書還沒下來，遼海在分稅制的改革上邊就先失一馬，不過看起來，還是得到的多一些。
蘇慕儒大概也是心中忐忑，這纔來找唐昱尋求信心。
其他各省都有和中央談判的資格，都可以適當的和中央談一些條件，可以和中央扯皮，唯獨遼海省站不住提條件的立場，沒有那個資格，在這個時候，遼海省的東陵市被中央點了名開始試點，若是試點工作做不好，那自然是繼陳鬆威那時省委省政府被打了臉之後又一次被打臉，那個時候，蘇慕儒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所以他纔要來找唐昱，理清楚裡邊的厲害關係。
顯然，唐昱前世的時候腦子裡邊就裝着不少這方面的東西，這一世爲了他老子的前途，也一直在做各方面的準備，也收集了不少資料，兩下印證着，他也整理出來了一些東西，雖然不是很完善，不過蘇慕儒有了那個東西做參考，情況自然比現在的兩眼一抹黑要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