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革命民主派，基於資產階級革命的要求，宣傳了科學和唯物主義的思想。但總的說來，他們對唯物主義的理解是比較簡單的，在歷史觀方面，他們又都是唯心主義者，他們並不懂得科學和哲學產生的物質基礎，把物質文明的進步又歸之於少數科學家和哲學家的發明和創造，甚至宣稱“理想在先，物質在後”，便陷入唯心主義泥坑中去了。
因此，他們劃不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錯誤地認爲唯心主義也可以激發人們的反抗精神，說什麼“主唯物論者，即其所以遏教徒之狂焰也”。他們反對了有神論，對唯心主義卻作了讓步。沿着這條路線滑下去，他們中的一些人又投入唯心主義的懷抱中去了。
二、鄒容的天賦人權論
鄒容，字蔚丹（或威丹），生於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死於1905年，四川巴縣人。他是青年的革命知識分子，20世紀初宣傳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出身商業資產階級家庭，17歲時，赴日本留學，參加了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回上海後，加入了愛國學社。
他們熱情地歌頌了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宣稱：“凡受君權之壓制而不能爲法國人之所爲者，非國民也；凡受外國之壓制而不能爲美國人之所爲者，非國民也。”認爲20世紀的中國，只有走法國革命這條道路，才能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成爲東方世界的“民權之樞紐”。爲什麼必須走革命的道路？他們總結法國革命的經驗說“壓之愈暴者，激之愈烈”，“物極必反，惟理之常”。這是說，革命一向是反動派逼出來的，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是這樣。
他們抨擊了帝國主義，認爲帝國主義就是“侵略主義”、“強盜主義”，掠奪了中國和其他弱小國家人民的人權，把殖民地人民當成奴隸和牛馬，任意吞食殺戮。他們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滅之時代。”他們還認爲，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不會自動放棄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只有人民起來鬥爭，“殺身以易民權，流血以購自由”，才能“掃蕩之政體，恢復天賦之權利”。
他們解釋“天賦人權”說：人生來就有自由、平等和獨立的權利，“暴君不能壓，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奪，朋友不能僭”。認爲“自由”就是不受“君權”和“外權”的壓制，不受數千年來舊風俗、舊思想和舊文化的壓制；“平等”就是打破尊卑貴賤的等級差別，廢除主奴關係，沖決貴族與平民、男子和女子的界限；“獨立”就是清除奴顏婢膝的奴隸相，既不求錦衣美食，甘爲君主一姓之家奴，又不媚外懼外，甘爲外國列強之牛馬。
依據這種人權論，鄒容進一步批判了幾千年來爲封建政體作辯護的封建神權論。他指出，中國自秦朝以來，封建皇帝爲了鞏固對人民的殘酷統治，論證國家是他個人的私產，於是搬出“符瑞不經之說”，假借“天命”、“愚弄黔首”，把他們從人民那裡奪取來的權利說成是“天”給的，用來“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可是自從科學發達、天賦人權論暢行以來，這種政權神授說就被推翻了。他說：“自格致學日明，而天予神授爲皇帝之邪說可滅：白世界文明日開，而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他把封建神權論和封建政體聯繫起來，認爲要剷除封建君主制度，同時要打倒封建的“天命”論。這個觀點在當時同樣具有革命的意義。天賦人權論又成了革命民主派反對神權論的思想武器。
鄒容的天賦人權論，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曾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天賦人權論是一種唯心主義。它的理論基礎是抽象人性論。權利是有階級性的，是一個階級的階級利益的集中表現。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什麼人性所固有的，而是一定的社會制度的產物。由於鄒容追求的“人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特權，所以他的天賦人權論又成了用來抵制農民革命的工具。
1903年，在帝俄加緊侵略中國的刺激下，他發表了鼓吹革命的著名著作《革命軍》，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蘇報》曾介紹《革命軍》一書，清政府於是製造了《蘇報》案。他跟章炳麟一道被捕下獄，監禁兩年，病死在獄中。他自認爲是“革命軍中馬前卒”，他爲中國的獨立富強，獻出了自己的青春。
鄒容革命論的鋒芒直接指向清王朝，他積極宣傳了“反清排滿”論，大膽地揭露了清王朝兩百多年來對中國人民，特別是漢族人民的黑暗統治。他指出，清王朝的種族壓迫、統治和對帝國主義的賣國投降，剝奪了讀書人、農民、工人、商人和士兵的生存權利，使全國人民過着牛馬一樣的奴隸生活，這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原因。
從哲學上看，鄒容是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論的積極宣傳者。他把法國大革命時期盧梭等人提倡的人權論，看成是使中國“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他自認爲是盧梭、華盛頓在東方的繼承人。關於天賦人權，他說：人有生以來就享有“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天賦的，不可剝奪的；他認爲，人類最初，無人不自由，無人不平等，無所謂君臣關係。古時的堯、舜能爲全體同胞謀利益，於是大家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代表，尊他們爲君，其實他們不過是“一團體之頭領”，人民仍享有平等自由的權利。後世之人不懂得這個道理，讓“民賊獨夫”、“大盜巨寇”把大家天賦的權利奪了去，爲他一人獨有。
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鄒容把英、法、美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作爲榜樣，熱情地歌頌了革命事業的偉大，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革命可以“去而存良善”，“由野蠻而進入文明”，“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
鄒容以青年人熱愛自由和熱愛祖國的奔放情感和革命的戰鬥精神，宣傳了民主主義革命思想，控訴了中國人民在封建王朝壓迫下的痛苦生活，提出了建立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政治綱領，鮮明地表達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要求，爲中國近代新文化和新思潮的發展寫下了新的篇章。他的民主革命論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即將到來的號角。
他號召中國人民覺醒起來，爲推翻清王朝的統治而鬥爭。從“反清排滿”出發，鄒容又進一步抨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主義，認爲中國二十四朝的歷史，是“一部大奴隸史”，中國人民宴息於君主政體之下，無所往而非奴隸；所謂“忠君孝親”、“三綱五常”，實際上都是奴隸的道德；所謂漢學、宋學、辭章等，無非是“六經之奴婢”，不過是封建帝王用來引誘知識分子追求利祿使其安於統治的工具。
因此，他又發出了剷除幾千年來君主政體的號召，認爲在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以後，中國不能再走君主的老路，而應該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和民主自由的新國家在這個國家裡，全國人民不分男女，一律平等，人人享有言論、思想、出版等自由的權利。他把這個新國家定名爲“中華共和國”。他認爲，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有遼闊的國土，悠久的歷史，擁有佔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有無窮無盡的富源，只要全國人民發憤圖強，人人“爲同胞請命，爲祖國請命”，擲頭顱，灑熱血，先打倒人民公敵——清王朝，然後掃蕩干涉中國主權的外來之惡魔。一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一定會出現於世界。
他認爲，中國已處於內患外侮的生死關頭，除革命外沒有任何其他可走的道路。他說“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巍巍哉，革命也”。鄒容堅信革命是人類進化的必由之路，斷言流血革命是實現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唯一手段和救中國的唯一出路。他的言論，大大激發了人們的革命覺悟，在當時有重要的啓蒙意義。
他自尊爲君，自稱皇帝，結果國家變成了他一家一姓的私產，天下人喪失了平等和自由，造成了數千年來君主的統治。由此，他得出結論說：中國今日革命的目的，就在於“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他還認爲天賦人權論是同奴隸主義相對立的。奴隸把自己的獨立人格、自治的才力、參政的公權、自由的幸福、雙手奉給了他的主人，一切唯主人之命是從。中國人不知天賦人權的可貴，安於做奴隸，一定亡國滅種。他指出，大賣國賊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滿奴做了做洋奴”，是奴隸主義的典型，要恢復天賦人權，必須打倒奴隸主義。鄒容的天賦人權論，反對了封建政體，打擊了奴隸主義，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
他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又提出了“文明革命”論。認爲革命應該“爲建設而破壞”，“在破壞之前必先建設”，就是說，應使全國人民先受教育，養成高尚的品德，具有高深的學問，然後才能恢復獨立自主的權利。依據這種觀點，他把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戰爭和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宣佈爲“野蠻之革命”，說成是“有破壞而無建設”，足以造成“恐怖時代”的“橫暴”行動。
這樣，他又把勞動人民的革命鬥爭看成恢復天賦人權的障礙。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當他們和封建勢力進行鬥爭時，感到需要工人和農民的支持，但同時又害怕勞動人民的革命鬥爭損害自己的切身利益，總想削弱和阻止工農羣衆的革命運動。鄒容作爲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對革命思想的傳播起了先鋒的作用。但是，由於他脫離廣大工農羣衆，他的革命論是不可能徹底的。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支配下，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救中國的道路。
三、陳天華的英雄史觀
陳天華，原名顯宿，字星臺，一字思黃，號過庭子，生於1875竿（清光緒元年），死於1905年，湖南新化人。他也是20世紀初青年知識分子中宣傳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1903年，他赴日本留學，曾和楊篤生創辦革命刊物《新湖南》，後來又和黃興等組織了革命團體——華興會。在沙皇俄國加緊侵略中國的刺激下，他寫了《警世鐘》、《猛回頭》等著作，以通俗的文體宣傳了革命思想，在社會上起了很大的影響。
他回國後準備在湖南起義，事泄被捕。獲釋後，仍赴日本從事革命活動。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成立，他擔任了書記和《民報》的編輯。當時日本政府在清王朝的要求下頒佈了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企圖限止和扼殺革命活動。陳天華十分憤慨，寫了《絕命書》，投海自殺，以示抗議。關於他的著作，有《陳天華集》。
陳天華的民主革命論，着重宣傳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的愛國思想。在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老沙皇帝國加緊侵略中國的時候，陳天華揭露和控訴了帝國主義的罪行。他沉痛地指出，在帝國主義強盜瓜分世界的年代，中國已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他大聲呼籲中國人民爲保衛祖國的獨立和自由、爲捍衛民族的生存權利，向帝國主義強盜進行戰鬥，不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世世代代永不停止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