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隱蔽戰線開創基業又受重挫的階段。這個時期，基業奠定起來了，但是受到嚴重挫折，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就是二十年代到1937年。爲什麼中國近代搞革命鬥爭首先要搞隱蔽鬥爭？因爲中國近代不像西方國家，它是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的黑暗社會，外國人看當時的中國人，往往無法理解。
抗美援朝戰爭中間我們抓到的美國戰俘，給他們搞階級教育，放《白毛女》，美國人看了莫名其妙，楊白勞怎麼不去法院起訴黃世仁呢？他們都不理解，中國那時候根本就不具備這種條件，完全是黑暗的、專制的社會。當年不叫共產黨，叫過激黨，稍微有點過激就馬上抓你。
連孫中山當年的活動也是秘密的，清朝政府怎麼能允許黨派存在呢？根本就不允許黨派的存在。後來國民黨當政，也不允許其他黨派存在，到四十年代才允許御用黨派，青年黨、民社黨都存在，四年前國民黨也不允許第二個黨存在的。這種情況下，你就沒有辦法搞公開鬥爭，只有搞秘密的隱蔽鬥爭。
黨的一大就是搞的秘密活動。開完一大之後，陳獨秀擔任書記，馬上被抓起來了，後來共產國際出了幾千塊大洋才把他保釋出來。那時候你根本沒有合法活動的條件，黨中央後來怎麼辦？1923年—1927年黨中央秘密機關一直設在上海閘北區一個雜亂的小巷子裡。
中央機關實際上就是三個湖南人，毛澤東帶幾個孩子是湖南人，蔡和森也是湖南人的好朋友，羅章龍也是湖南人，他們三家在上海閘北區一個院裡，這實際上就是黨中央的秘密機關。陳獨秀另在一個小地方住，有時候來在辦公的地方看看文件然後就走，就是這樣的狀況。
但是當時的軍閥，對共產黨還不重視。沒有嚴重威脅他們。所以黨中央在那個小巷子裡呆了四年，當局一直沒有發現，沒有太重視這個事情，當時的活動就是隱蔽的。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協和醫院檢查出肝癌。治不了了，死在鐵獅子衚衕。他一死，下面國民黨內部就開始分裂了，然後右派就要求清除共產黨。首先第一個暗殺矛頭就指向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黨部門口讓兇手幾槍打死了，兇手負了傷之後供出來下一步——殺共產黨。
這時候周恩來就明白了，不建立自己的秘密保衛機構就沒有辦法保衛自己。廖仲愷遇刺之後，周恩來在我黨廣東省委內創建了黨內最早的保衛工作，1925年就建立了，但是這時候還很不健全。
1926年秋。上海籌備組織工人武裝起義的時候，在工人糾察隊中建立了“紅隊”，開始“紅隊”就叫紅色恐怖隊，後來“恐怖主義”這個詞太不好聽了，後來就叫“打狗隊”了。“紅隊”主要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工人糾察隊隊長顧順章負責，後來這傢伙成了叛徒了，就由陳賡負責領導“打狗隊”，消滅工人中的叛徒。
北方黨組織，當年在北京的黨組織，長時間習慣於公開的羣衆宣傳，後來張作霖的奉軍一進北京。就開始追捕李大釗，李大釗跑到蘇聯大使館，當時在東郊民巷，結果張作霖不敢抓，後來得到各國同意之後，派軍警衝進去了。把李大釗抓出來之後。北方組織遭到全面破壞。沒有秘密活動的經驗，生存都生存不了。
“四一二”政變前，當時周恩來有一些內秘密的內線和一些秘密保衛人員，但是很不健全。有了情報還要有分析機構，情報的分析有時候比情報的收集更重要。這時候沒有分析機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也搞不清楚。“四一二”政變的時候，周恩來在上海，突如其來，蔣介石抓人了，開槍了，事先都沒有料到。
吸收這個教訓，周恩來脫險之後，黨中央搬到武漢，建立了特務工作處，顧順章爲具體負責人，下轄四個股，情報股、保衛股、特務股、匪運股，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情報機構，其實也叫特務，但是抗日戰爭中間就不能叫特務了，因爲國民黨把特務這個詞搞臭了。當時，特科的建立對保衛中央的安全還是起到重大作用的。
1927年7月份，汪精衛翻臉的時候，事先完全清楚，黨中央安全成功地轉移，而且開始組織武裝鬥爭，這國民黨都不知道。但是這時候破裂，雖然黨中央領導人都安全轉移了，下面的工農組織、羣衆組織轉移不了，他給你鎮壓屠殺，損失也很大，所以以後的工作全部轉入地下。
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多年，從來沒有統一過。按現在的角度講，國民黨是四分五裂的，蔣介石的勢力就是東南幾個省，西部的馬家軍，廣西的李宗仁，廣東的陳濟棠他從來管不了，蔣介石在的時候，他只是個名義領袖，內部四分五裂，而且最大的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工人城市問題，連孫中山提出的減租都未實行過。正因爲他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所以一直不得民心。共產黨武裝鬥爭和地下隱蔽鬥爭有一個最根本的基礎。
我黨在武漢召開“八七會議”時，會議地點在漢口俄租界。那個會場佈置得也很秘密，當時已經會一些隱蔽鬥爭，集中代表集中一星期，開會只開了一天。所有代表都不能通知你地點，到碼頭有交通員帶你，只許進不許出，煙也不能抽。
那時候八月份熱得要命，窗戶不能開，防止聲音泄出來，在裡面呆一個星期，等人湊齊了開了一天會，疏散代表又用了兩天，過幾個小時出來一個，天黑之後才能出去。這種秘密疏散的辦法，都是蘇聯人教的，鄧小平和一個俄國婦女負責採購工作，主要是俄國婦女出來拎籃子買菜，這是一開始探索的一套秘密工作的辦法。
1927年秋天開始，我黨開始發動武裝暴動，城市的工作就是爲武裝鬥爭服務。但是雙方什麼關係呢？也不太清楚，都沒有解決。開完“八七會議”之後，中央就遷回到上海。這是隱蔽活動和秘密活動的一個規律，哪個地方越亂越容易進行活動，越鐵板一塊越不容易生存。
在漢口武漢的時候，武昌的10萬人，漢陽的2、3萬人，漢口最大，有100萬人。其實100萬人也沒多大，就是現在沿着漢口江面一片幾個租界，漢口坐黃包車，上去跟黃包車伕講到什麼地方，自然就拉到了，畢竟地方小。在上海上了十六鋪碼頭，你跟黃包車伕要講怎麼走怎麼走，漢口一百萬人，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國民黨統治的華界，人口400多萬，各行其政，管轄很混亂，這才爲黨中央活動提供了一個空隙。
這個時候，黨中央名義上的領導人是向忠發，這確實是蘇聯指定的，具體保衛工作向忠發、顧順章來負責，這就是後來稱之爲中國共產黨最危險的叛徒顧順章，，這個人確實給中共中央帶來的威脅太大了，而且能找到他的照片只有這一張，這個人從來不照相的，後來他叛變需要找到他的模樣，沒有辦法從一個合影中間剪下來的，這個人從來不照相。
當時黨的活動，地下工作最嚴重的弱點是盲動主義，幾個人組織暴動，一暴動就要發動羣衆，一鼓動暴動馬上就被消滅了。沒有力量的時候，只能隱蔽活動，後來糾正了盲動主義。周恩來從南昌起義失敗以後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且重新建立“特科”，要求黨的工作完全職業化、社會化。
在國民黨敵戰區工作，最大的首先得有隱蔽的身份。這個人首先要有職業纔不受懷疑，你這個人是無業遊民，連房東都懷疑，你是幹什麼的，尤其是單身漢就更糟了。他當時在上海工作，租了個房子住，結果跟房東講，我是個記者，其實他整天也不從事採訪，又怕引起懷疑，有事無事都出去轉幾個小時，實際上他乾的不是記者，沒有隱蔽的身份是最困難的。
當時一個龐大的機關，中宣部一二十人租一個小樓，你們是幹什麼的？周圍鄰居就懷疑了，因爲沒有正當的合法的掩飾身份。周恩來講必須職業化、社會化，開始還做了這方面的工作，這使黨的工作得到恢復和發展。
另外特科建立起來了，保衛黨中央，周恩來規定了三條基本原則，第一不能亂打叛徒，危害大了纔打，這個人帶着黨的機密，要投降了，可以消滅。一般的人，對革命悲觀失望了，不願意幹了就算了，如果這樣要殺起來就沒有頭了，只能是個別的。再一個不許打公開的特務，特務潛伏到機關裡了，那不消滅不行，像國民黨有名的特務頭戴笠、毛人鳳等，共產黨從來沒派人暗殺過他們。不許搞綁票，這就是特科在隱蔽鬥爭中間有一個明確的政治方向，不然變成恐怖組織了。從建立開始，周恩來就給端正了一個正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