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參考】
新經濟組織黨建工作現狀
在新經濟組織不斷壯大的情況下，各地各級黨組織積極探索新經濟組織這一新領域的黨建工作，填補了基層黨建工作的空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以浙江省爲例，在全省個體私營企業中，1998年有黨員73萬名，比五年前的2.6萬名增加18倍。50名以上員工的企業有4200多家，其中有黨員的54. 3%；100名以上員工的企業有2200多家，其中建立黨組織的佔30.9%，比五年前上升25.3個百分點。但是，從總體上看，與新經濟組織的迅猛發展相比，一是新經濟組織的黨建工作明顯滯後，特別是表現在黨建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工作方式方法創新不夠；二是各地新經濟組織在黨建工作很不平衡，認識水平也不一致。具體地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有些黨組織和黨員意識落後。少數黨組織和黨員幹部認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非公有制企業的逐利原則與黨的根本宗旨有根本的區別，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等新經濟組織，不論資產多少，均爲私人所有，在私有制企業開展黨建工作無章可循，難度很大，搞不好容易犯錯誤，甚至會影響改革開放和當地經濟的發展；非公有制企業雖然發展速度比較快，但並不處於主導地位，黨建工作放一放無礙大局。這種認識上的偏差，直接構成了新經濟組織黨建工作滯後的思想基礎。
第二，黨組織建設跟不上新經濟組織發展的需要。一是黨員比例低。拿民營企業來說，以上海市爲例，根據抽樣調查，民營科技企業中的黨員佔職工的比例不足5%，明顯低於全市平均水平。再比如浙江省紹興市，截止2000年6月底，全市非公有制企業共有在冊黨員10641人，只佔職工人數的2.31%；在8838傢俬營企業中，沒有黨員的私營企業有3743家，其中職工人數在50人以上的無黨員企業就有307家。二是黨的組織空白點多，黨的工作覆蓋面小。據統計，在上海全市已經開業投產的8000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建立黨組織的只有30%；在全市8萬多傢俬營企業中，建立黨組織的只有20%。再比如，在20875家股份合作制企業中，建立了黨組織的企業僅佔3.19%。同時，無黨員股份合作制企業高達88.41%。在浙江省紹興市，到2000年6月底，全市8838傢俬營企業共建立黨組織689個，其中單獨組建黨組織的企業只有467家，只佔私營企業總數的5.3%。也就是說，目前紹興市近95%的非公有制企業沒有建立獨立的黨組織。有正式黨員3名以上但還沒有建立黨組織的有156家，在100名職工以上的企業中未建立黨組織的有500家。三是不少企業存在着有黨員無組織、有組織無活動的情況，遠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認識上的偏差和權威性規章制度的匱乏，造成一些地方新經濟組織組建黨組織的工作進展緩慢。當然，有些外商或私營業主的不理解、不支持也是造成新經濟組織中黨的工作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第三，黨組織負責人和黨務工作人員難配備。從浙江省紹興市的情況看，目前大多數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負責人由企業主兼任，在單獨組建的企業黨組織中更是佔了絕大多數。而在非企業主兼任的企業黨組織負責人中，由中層以上幹部兼任的有80人，由一般職工擔任的有27人，這部分人或多或少與企業主有一些親戚或朋友關係，總體上依附於“老闆”，缺少從事黨務工作的獨立性。從非公有制企業黨務幹部隊伍的素質來看，可以用“年齡偏大，文化偏低”來概括。據有關部門統計，在354名私營企業黨組織負責人中，年齡在35歲以下的只有28名，佔8%；50歲以上的卻有149名，佔42.3%；文化程度在大專以上的只有33名，佔9.5%，而在初中及其以下的卻有238名，佔68. 3%。由此可見，在非公有制企業中要配備既能夠爲企業主所接受，又有文化、懂黨務、年富力強的黨務幹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四，黨的工作開展不力。有些新經濟組織雖然建立了黨的組織，但是，由於部分黨組織負責人或因爲在企業中缺少應有的地位，或因爲自身素質偏低，黨務知識缺乏，經營管理能力比較弱，因此不能積極有效地開展黨的工作。從有些新經濟組織的黨員構成來看，黨員文化素質低，在生產經營管理的重要崗位、關鍵崗位上分佈少，加之有的黨員“受僱”思想意識比較強，把自己混同於一般職工，沒有發揮或難以發揮共產黨員應有的先鋒模範作用。有些新經濟組織中的黨組織基本上不能開展正常活動，有的幾個月都不過一次組織生活，甚至還出現了黨員交黨費都找不到組織的情況。另一方面，黨員流動性增強，沒有固定單位的黨員增加，在客觀上也加大了黨建工作的難度。
（資料來源：《新時期黨建的九大問題》蔡長水 劉振華，江蘇人民出版社。）
江總書記談修憲
十五大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出現了新的局面。社會各界的許多人士建議，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和實踐的發展，對憲法作必要的修改。中共中央對憲法修改非常重視，經過認真研究、慎重考慮，準備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法定程序提請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這次修憲總的指導思想，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精神和實踐的發展，只對需要修改的並已成熟的問題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問題不作修改。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在國家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1982年制定的我國現行憲法，規定了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的根本任務，確定了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是新時期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憲法具有最大的權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爲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憲法是法律體系的核心和基礎，是依法治國的根本依據。
把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思想地位，把依法治國這一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提升到憲法的高度，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這對於我們永遠高舉鄧小平理論傳大旗幟，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重要意義。這也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將在憲法的保障下，堅定不移地繼續沿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爲中國的繁榮昌盛和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講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首先是依據憲法治理國家、建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憲法的保證和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取得的重大進展和成就，也無不閃耀着憲法精神的光輝。這些年來的實踐表明，現行憲法，對於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保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部符合我國國情的好憲法。
隨着客觀實際的變化，憲法本身也需要向前發展。根據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發展的需要，總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實踐經驗，對憲法個別同現實脫節的內容進行修改，是必要的。這種修改，將使憲法更加完備，更加符合實際，有利於維護憲法的權威，更好地發揮憲法的作用。這一點，已經爲1988年和1993年的兩次修憲所證明。
維護憲法的尊嚴、保證憲法的實施極爲重要。這首先需要建立健全保障憲法實施的法律體系，把憲法的一系列原則性規定通過立法落到實處。要進一步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爲到2010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不懈努力。同時，要下大力量加強執法工作。他說，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不斷髮展，不僅立法成績顯著，而且執法工作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法治的社會環境正在逐步形成。“文革”時期發生的那種公然踐踏憲法的事情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現實生活中，憲法的權威還沒有得到完全的體現，憲法的實現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有的地方和部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相當嚴重，極少數幹部公然置憲法和法律於不顧，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執法犯法，一些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也時有擡頭，還存在着其他嚴重的腐敗現象和行爲。這些現象和行爲，損害憲法和法律的尊嚴，也給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干擾。人民羣衆對此十分不滿，必須認真加以解決。
我們要在全社會進一步樹立憲法的權威，建立健全保障憲法實施的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最重要的，是依法規範和制約國家機關的權力，確保國家權力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去行使。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必須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進行活動，都不能濫用權力。一定要十分明確，任何國家機關、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違憲是最嚴重的違法。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爲，都必須予以追究。在這方面，我們要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強憲法實施的有效保障，包括健全憲法實施的具體制度，開展對憲法實施的經濟性檢查監督，及時地糾正違反憲法的現象，切實把憲法的各項規定落到實處。
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關鍵是要加強和致善黨對這項工作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執行憲法，自身也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憲法是人民意志的體現，也是黨的主張的體現。執行憲法，是按廣大人民羣衆的意願辦事，也是貫徹黨的主張。我們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決不應當使黨員在國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權利。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要在遵守憲法和其他一切法律中起模範作用，並同廣大人民羣衆團結在一起，爲憲法的實施而積極努力。
（資料來源：《黨建文匯》1999.4）
對“老闆”書記現象的分析
隨着鄉鎮集體企業的改革，大量鄉鎮企業轉換機制，上海市所轄的青浦縣私營企業發展迅速，並出現了私營企業主擔任黨支部書記的現象，羣衆戲稱爲“老闆”書記。爲此，青浦縣委組織部從1998年5月起，對私營企業主擔任黨支部書記的情況進行了調查。
據調查，截止到1998年7月，青浦縣共有私營經濟開發區28個，註冊登記的私營企業達2.07萬戶，從業人員17.5萬名。1997年全縣私營企業上繳稅收4. 53億元，佔全縣稅收收入的39.2%。在青浦縣境內的私營企業中，有正式黨員3名以上、應建立黨組織的87個。目前，已建立黨組織52個，佔應建立數的59.8%；全縣私營企業中黨員總人數爲1057名，佔全縣黨員總數（2. 82萬名）的3.8%，分佈於343個企業中。現全縣有私營企業主黨員158名，佔私營企業中黨員總數的15%。因爲鄉鎮集體企業轉制過程中，按照“轉制不撤支”的方針，企業黨組織保留，於是成爲私營企業主的原黨支部書記，比較自然地仍擔任黨支部書記，現在全縣共有“老闆”書記36名。
1.“老闆”書記產生的背景
一是目前在少數私營企業中存在着派不進黨支部書記的現象；二是在非私營企業主擔任黨支部書記的私營企業中，黨組織和黨支部書記的地位不高，因爲黨支部書記受僱於私營企業主，難以理直氣壯地開展工作；三是青浦縣在確定黨支部書記人選時，認爲原企業的黨支部書記個人素質比較高，工作經驗比較多，羣衆基礎比較好，這些人繼續擔任黨支部書記，有利於轉制過程中穩定職工情緒，黨的工作不亂、不斷。
2.“老闆”書記的現狀分析
青浦縣委組織部的調查報告認爲，“老闆”書記是深化改革的產物，是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特殊羣體，現有的36名“老闆”書記都是原鄉鎮集體企業的黨政主要領導，有其特殊性。在這些人中，曾擔任過原鄉鎮集體企業廠長兼黨支部書記的有32人，佔88.9%；曾擔任廠長、副廠長的有4人，佔11.1%。黨齡在9年以下的有9人，10年至20年的有14人，21年以上的有13人。許多同志的鄉鎮企業工作時被評爲鎮、縣以上優秀共產黨員、優秀黨務工作者、先進工作者及上海市勞動模範。這些私營企業主擔任黨支部書記的時間最長的6年，最短的僅2個月。
“老闆”任書記的黨支部的工作情況。在36個由私營企業主擔任黨支部書記的黨支部中，好和較好的有20家，佔55.6%，其特點是：(1)黨支部領導班子成員基本維護轉制以前的班子，黨支部書記素質較好，轉制後不忘自己是黨支部書記，管理民主，能因地制宜地開展黨的工作；(2)企業經營狀況、企業效益良好；(3)人心穩定，企業內僱傭關係不明顯，大多數黨員及員工認爲，黨支部書記敢挑重擔，爲大家擔風險；(4)黨內活動比較正常，整個黨員隊伍的黨性意識沒有淡化，黨建工作的制度能夠落實；(5)黨支部內有事業心、責任心較強，有一定工作經驗的黨務工作者。黨支部工作與轉制前相比，活動內容更豐富，關心職工更具體，羣衆反映比較好。
黨支部工作一般的有12家，佔33. 3%。其特點是：(1)黨支部領導班子能保持團結，黨支部書記有做好黨建工作的意識，但缺乏實際行動；(2)企業的經濟效益尚可，能正常組織生產；(3)轉制後減員的情況普遍，相互溝通較少，部分員工和黨員員工有壓抑感；(4)黨內活動基本正常，但對“老闆”書記的監督機制幾乎形同虛設；(5)兼管黨務工作的同志地位不同，很難有號召力。
較差的黨支部有4家，佔11.1%，其特點是：(1)“老闆”書記黨性觀念明顯退化，爲謀求最大的經濟效益，不願設置一名兼職黨務工作者，黨組織也已成爲“空架子”；(2)企業效益不好，職工人心浮動，企業內僱傭關係明顯，職工流動性較大；(3)“老闆”書記獨斷專行或在困難面前無所適從；(4)黨員對企業沒有指望，對黨組織沒有歸屬感，無法體現黨員的先進性和模範作用。
“老闆”書記的思想狀況。調查報告中說，絕大多數“老闆”書記能擁護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關心國家大事，參加上級部門的會議；能主動加強自身的理論、業務學習，並能組織本單位的黨員進行學習；能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遵守黨紀國法；能積極發展經濟，改善職工收益，並能回報社會，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並認爲自己的黨員身份與私營企業主的身份並無大的衝突，作爲黨員也好，私營企業主也好，關鍵是要把企業搞上去，把職工、集體、國家三者利益關係處理好。
也有個別的黨支部書記認爲，時間就是金錢，政治學習、黨內活動等費時勞神，不合算；認爲自己受黨夠教育多年，思想境界比較高，能自我約束，無需再學習、再提高；現在企業變成私營企業，最大的願望是大力發展壯大企業，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免遭淘汰；現在企業爲個人擁有，做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已過時，可以用經濟處罰、辭退來代替，既高效又幹脆等等。
總體上說，“老闆”書記們普遍覺得精力、時間不夠，企業經營管理髮展佔據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空間，黨支部工作有些力不從心。他們現在最關心的是企業的資金、業務；最頭痛的是企業所需資金難以籌措；最擔心的是企業轉制後，上級黨組織不再關心、支持他們；最苦惱的是周圍同志對他們的舉措不理解、指責，甚至責難。
3.“老闆”任書記的利弊
調查報告認爲，私營企業主擔任黨支部書記，其有利條件是：(1)企業黨的工作和活動時間等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證；(2)企業黨的工作可以獲得財力的支持；(3)有利於企業黨羣組織的配套設置，黨羣組織以及黨務工作者地位的鞏固。其主要弊端是：(1) “老闆”的身份往往是第一位的，精力主要在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上，容易放鬆和忽視黨的工作，而且一旦與員工發生矛盾時，就難以協調；(2)黨的工作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闆”個人的好惡，極易出現削弱和放棄黨組織對他們的監督，不利於他們思想政治上的成長；(3)容易出現黨支部工作走樣，甚至出現黨支部成爲“老闆”的附屬工具的特殊現象。
調查報告認爲，從長遠和黨的建設的角度看，“老闆”擔任黨支部書記是利少弊多。因此，必須注意在私營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中的非私營企業主黨員中培養一批政治素質較好、業務能力較強、有一定影響力的黨員骨幹，並把他們逐步選拔到黨支部書記的崗位上來。
對於由私營企業主擔任的私營企業黨支部書記，各級黨組織必須重視對他們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使他們處於黨組織和黨員的監督之下，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
（資料來源：《黨建研究縱橫談(1998)》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黨建讀物出版社。）
加強理論學習，提高黨的工作的科學性
江澤民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
多年來，黨的老一輩革命家一再強調，要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變化着的建設和改革的實際，不斷探索解決新問題的辦法，防止在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十年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許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但是也應該看到，從全黨來說，還沒有形成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濃厚空氣和健全制度。
現在有必要特別強調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由於一個時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許多理論問題被搞亂了，一些幹部包括一些領導幹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響，有的人甚至站到動亂一邊去了。國際敵對勢力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將長期存在。在國內，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和鬥爭也將長期存在。在當前的治理整頓、深化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許多複雜的事物需要認識，許多重大的問題需要解決，許多未曾認識的領域需要開拓。因此，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越來越顯示出緊迫的現實意義。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容非常豐富。目前，我們要首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基本方法，比如主觀符合客觀的觀點、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全面的辯證的觀點、階級分析的觀點。我們一些同志在認識上和工作中，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這樣那樣的片面性之間搖來擺去，問題就在於沒有掌握唯物辯證法。我們一定要反對形而上學，努力學習辯證法，深刻領會列寧所說的辯證法這一“關於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
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提高黨的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的根本途徑。各級黨委都要考慮自己組織中黨員的現有理論水平和文化水平，結合自己的工作特點和需要，做出學習的具體安排，並加強指導和督促。對於領導幹部，需要提出更高的、更嚴格的要求。要向同志們講清楚，是否認真學習，是否通過學習和通過工作實踐真正提高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是有沒有黨性的重要表現。這同時也應該成爲考察、任用領導幹部的一個基本標準。社會科學研究和宣傳、新聞、出版、文化、教育部門的黨組織，要組織力量，寫出一批有現實性、理論性科學性的文章和著作。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武裝廣大黨員和幹部，培養一代又一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各項事業的專門家，這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任務。
（資料來源：《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黨的建設》江澤民。）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嘗試
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其核心就是使馬克思主義適合於中國的國情即中國的實際，並使之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從馬克思主義作爲一種革命的意識形態開始成爲中國共產黨人用於指導中國革命的一種工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其實也就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衆所周知，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在1919年以後特別是俄國共產黨人的代表維經斯基等人來到中國以後，馬克思主義作爲一種革命的理論形態，首先是以強調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爲主要特色的列寧主義的形式傳入到中國來的。而那些在維經斯基等人幫助之下組成了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進而又在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之下建立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們，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國共產黨人爲榜樣。隨着中國共產黨很快成爲同樣依照俄國黨的模式組織起來的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它所處的地位自然更加複雜。因爲按照共產國際的組織規則，不僅中國共產黨必須“無條件地遵守最嚴格的國際紀律”和“毫不遲疑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而且還必須接受共產國際派出的具有“最廣泛的權力”的全權代表的監督和指導。這樣一來，只是在很短的時間裡受到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革命理論影響的中國共產黨人，其頭腦當中的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地會“充滿了俄國的味道”。在他們這時所起草的文件當中，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濃厚的俄國色彩。這時的共產黨人不僅幾乎完全沉浸在對俄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嚮往之中，而且明確認爲：“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徵，也是全世界歷史發展的特徵”，俄國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國革命的“不二法門”，俄國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產業組合”實行“總同盟罷工”，中國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樣，因爲“從生產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來”，世界上的國家“都是一樣的——都是資本主義式的”。進而，他們甚至幾乎一致認爲，中國革命也只有象俄國一樣實行社會革命纔有出路，即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爲最直接的鬥爭目標。
但是，中國是否具有與俄國同樣的發展條件和革命條件呢？在那些明顯地留有俄國人筆跡的中共最初的歷史文獻中，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早期共產黨人把中國和俄國等量齊觀的情況。他們顯然認爲中俄兩國都處於大致相等的發展水平上，即兩國都是“農業國”，只有“大”“小”有別罷了。既然並不比中國發達多少的俄國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爲什麼條件相近的中國不能如此呢？何況從進化論的觀點來看，俄國革命的成功已經證明資本主義正在走入窮途末路，社會主義則方興未艾，難道中國人能放着社會主義陽關大道不走，反而要去走資本主義的獨木橋？當然，人們未必不瞭解中國還遠比俄國落後的社會現實，未必不瞭解作爲俄國社會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產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還處於極不發展的狀況之中，但他們卻因此更加重視自己與俄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以致一些人竟由此得出結論：“中國底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助”，即中國革命“必與俄國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一切均借俄助”，這句話突出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心理和中國革命的初期特點。歷史本身並沒有爲中國提供足夠
的實行社會主義運動的階級條件與理論條件，然而時代和環境客觀上卻促使着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們只能選擇社會主義作爲自己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毗鄰俄國的革命理論、革命經驗及其援助，無疑大大地滿足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的需要。不過，“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種缺陷。它不僅使中國共產黨人最初不能不完全按照俄國人的方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由於他們在理論、經驗與物質條件上的缺乏，以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種“以俄爲師”的心理，並因此使得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獨立性，使得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在很大程度上竟決定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由俄國人和共產國際中管中國問題的外國人來決定中國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這不可避免地要妨礙中國共產黨人自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以及運用它來解決中國問題。但是，這是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最初只是在一種純粹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馬克思主義最初並沒有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呢？當然不是。實際上，還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已經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的必要性了。他們早就明確提出了“把社會主義的本身下一番切實的研究工夫”，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底現狀連起來研究一下”的任務。
甚至在中共“一大”召開之際，人們還明確地談到了必須首先在中國聯合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各個階級，推翻“封建老爺”和軍閥統治，進而再“推翻那個獲得了政權的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比較切合中國社會實際的政治主張。顯然，到了1922年初，人們已經能夠進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的觀點，反對做“一定公式的奴隸”了。這種情況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隨着中國共產黨實際地運用它來認識和解決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已經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只是，由於人們最初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及其革命經驗的欠缺，特別是由於最初作爲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存在，並直接受到共產國際代表監督和指導的侷限，中國共產黨人在具體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最初不能不是相對緩慢的。
最初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所面臨的重大實際問題，即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不能不是列寧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當中國共產黨人還沒有能夠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提出切合於中國實際的革命任務之際，是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注意到中國等東方國家革命黨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進而促使中國共產黨人迅速改變他們一度所高舉的社會革命大旗，轉而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並提出了第一步實行反帝反軍閥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實行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步走的革命方針。同樣，也是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率先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並具體實行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策略主張。毫無疑問，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階段論的思想和統一戰張的策略主張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這是一次成功的範例。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接受並切實實行了這樣的方針和主張，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在20年代中期取得令人矚目的發展。
（資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從深圳的實踐看在新的社會階層中發展黨員的正確性
江澤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爲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一重要論斷，在深圳廣大黨員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員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大家認真學習領會，感到無比振奮，深受教育和鼓舞。深圳20多年的實踐，充分印證了江澤民總書記這一重要論斷的科學性和正確性。
改革開放後，深圳在全國出現了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比較早地出現了大批私營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和社會中介組織，比較早地進行了股份制、期權制、技術入股、員工持股等方面的探索。隨着這些新的經濟領域的不斷出現和發展，一批批民營企業家、私營企業主、外企管理技術人員、個體工商戶、社會中介從業人員大量涌現。1979年，深圳僅有6戶個體工商戶，年營業額不足3萬元。到2000年全市個體工商戶發展到15.9萬戶，從業人員36.98萬，註冊資本金達29.5億元；非公有制企業總數7.6萬多家，從業人員202.8萬人，其中私營企業4.3萬多戶，佔全市企業總數的45%，從業人員34.47萬，註冊資本金61.42億元；民營科技企業855家，從業人員5.76萬人，本科以上學歷佔從業人員總數的63%；外商投資企業1.5萬家。
深圳的情況表明，新的社會階層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們善於把握先機，富有創新意識，經受市場經濟的洗禮和考驗，開工廠、辦企業、求發展，他們在賺了錢的同時，對增加國家稅收，推動科技進步，活躍城鄉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擴大就業門路，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需求，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去年爲例，全市非公有制經濟實現國內生產總值達721億元，約佔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的43.3%。民營科技企業尤其突出，去年實現利稅64.2億元，創造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達195億元，佔全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的20%，爲全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42. 3%作出了貢獻。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貢獻也很大，去年市政府表彰的守法納稅大戶中就有28傢俬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新的社會階層中的許多人致富不忘回報社會，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積極扶弱濟困，參與投資、捐資光彩事業。近五年來，我市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工商界人士共向全國貧困地區投入項目資金18.4億元，其中有10個項目列入全國光彩事業重點項目；爲貧困地區辦學和興辦各種公益事業捐款近億元，安排就業23萬人。這些情況充分說明，新的社會階層人員總體上是好的，儘管他們中也有極少數人行賄受賄、偷稅漏稅、非法經營、欺壓工人，但這只是個別現象。
深圳的情況表明，新的社會階層的大多數主要收入來源是靠腦力和體力勞動、靠勤勞致富和守法經營得來的，這與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靠佔有他人勞動而獲取的剩餘價值完全不同。而且在財富投向上，新的社會階層掌握的財富和生產資料主要是用來擴大再生產，而不是進入消費。據抽樣調查顯示，深圳有86%的私營企業主第一選擇是重新投入企業的擴大再生產。江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這是非常精闢和完全正確的。在看待新的社會階層擁有的財富問題上，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的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特別是要進一步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的認識。
深圳的情況充分表明，新的社會階層是在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們和舊社會剝削制度下產生和形成的私人業主、資本家有着本質的區別。他們既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帶頭實踐者，又是黨的富民政策的受益者，這就決定了他們的政治傾向和態度。他們真誠地希望我們黨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要變，希望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希望保持社會政治穩定，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衷心擁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衷心擁護和愛戴以鄧小平、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二、三代領導集體。去年深圳在蓮花山頂廣場豎立鄧小平同志銅像後，許多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民營科技企業家組織企業員工或帶着家人前往瞻仰，表達對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由衷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江總書記去年在深圳視察時臨時來到老東門商業步行街，許多個體私營業主和人民羣衆自發地聚集在街道兩側，他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不斷地歡呼：“總書記好！共產黨好！”場面十分熱烈感人。新的社會階層人員，他們大多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對黨和國家充滿感情，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充滿信心。其中一些人要求入黨的願望非常強烈。深圳近些年就有不少私營企業主、民營科技企業家向黨組織表達了要求入黨的強烈願望。有一位私營企業主，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80年代初以200元買回一臺舊的手扶拖拉機搞個體運輸起家，勤勞致富，經過近20年的艱苦奮鬥，現在個人資產已達數億元，成立了集團公司，守法經營，依法納稅，善待員工，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多次受到各級的表彰，當選爲全國人大代表。多年來他積極要求加入黨組織。“七一”重要講話發表後，他非常激動，連夜向黨組織寫了入黨申請書。他在申請書裡動情地寫到：“我是一個農民的孩子，我能走上今天勤勞致富的道路，成爲一個民營企業家，完全得益於黨的方針政策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得益於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英明領導。沒有黨就沒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反覆學習江總書記重要講話，深受教育，深受鼓舞，感到信心百倍。加入黨組織是我多年來的理想，我願意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還有一位私營企業主，有人勸他放棄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參加別的黨派，他說“除了共產黨，別的組織我都不加入”。“七一”講話發表後，要求入黨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員更加踊躍，短短兩個月，全市就有37名私營企業主向黨組織表達了入黨的願望或提交申請書。
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爲，階級和羣衆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其構成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執政黨要擁有自己強大的階級基礎和羣衆基礎，就必須始終反映和體現變化着的本階級和廣大羣衆的意志和願望，把廣大人民羣衆凝聚和團結在自己的周圍D列寧說過：“先鋒隊只有當它不脫離自己領導的羣衆並真正領導全體羣衆前進時，才能完成其先鋒隊的任務。”從我們黨發展的歷史來看，從來就是高度重視社會階層的變化，適時制定相關的政策。1935年瓦窯堡會議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應該大量吸收先進的工人僱農入黨，造成黨內的工人骨幹，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因此，一切願意爲着共產黨的主張而奮鬥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毛澤東同志曾在批評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時說：“共產黨必須擴大自己的組織，向着真誠革命、信仰黨的主義、擁護黨的政策、並願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和青年積極分子開門。”我們黨在各個革命時期，都有各種成份的人入黨，但這並沒有改變黨的性質，相反是黨改變了各種成份的人，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偉大。因此，在新的社會階層中發展黨員，會不會影響我們黨的性質和純潔性？會不會給黨內帶來消極因素？這種疑慮和擔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們相信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對這個問題會很好地把握，真正把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入黨之後我們還可以通過黨的大熔爐來提高全體黨員的思想覺悟，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節選），2001年9月23日，張高麗。）
處於少數地位的列寧如何爭取多數
十月革命勝利後，爲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蘇俄必須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交戰國締結和約。1917年冬，蘇俄單獨與德國及其盟國在佈列斯特-裡託來斯克舉行談判。開始，布爾什維克黨多數中央委員不同意列寧關於立即向德國締結割地賠款的和約的主張，中央委員會先後進行5次表決，前4次列寧都處於少數：1月24日是7票對9票，2月3日是5票對9票，2月14日是5票對6票，2月18日是6票對7票。到了第5次，即2月23日，由於局勢更爲嚴峻，經過一整天辯論，才以7票對4票，通過了列寧的提案。以後，於3月初召開黨的第七次非常代表大會，以30票對12票，民主表決通過了和約；又經過3月14日全俄蘇維埃第四次非常大會正式批准了和約。佈列斯特和約的簽訂，使新生的革命政權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到1918年11月13日，即協約國對德國停戰協定簽字後兩天，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廢除了這個和約。
現在，有的領導同志藉口搞市場經濟，時間緊，機遇稍縱即逝，因而決策時拍腦袋、拍胸口，個人說了算，把表決、把集體領導、把民主集中制拋到一邊。請這些同志重溫這段歷史，看看列寧在那樣嚴峻的環境中，是如何嚴格遵循黨內的民主程序，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之間關係的。這對於維護黨內生活正常化是有積極意義的。
（資料來源：《黨風漫筆》周其若，黨建讀物出版社。）
把“三個代表”的要求落實到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中去
江澤民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面對新世紀的新形勢，改革發展和各項事業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取決於我們黨，取決於我們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取決於我們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進入新世紀，國際局勢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國內改革和建設的任務也相當艱鉅繁重，我們具有加快發展的難得機遇和有利條件，也面臨着許多新情況新矛盾新困難，前進道路上也還可能遇到這樣那樣的風險。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條件下，要保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航船始終沿着正確的航向前進，必須把我們党進一步建設好。
關於這個問題，我講得很多了，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把“三個代表”要求切實落實到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中去，使我們黨始終保持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始終成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
目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要針對那些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加強調查研究，認真總結經驗，摸清突出問題，制定切實措施，抓緊加以解決。
這次來，我在三亞專門開了有關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座談會。會上幾位同志的發言，講得都很好，我們來的同志聽了很受啓發。座談會上，幾位同志在發言中都談到了一個體會，就是要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好，帶領羣衆不斷開創改革和建設的新局面，領導幹部必須有一個好的作風。我看，這是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黨的建設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高度重視。
黨的作風直接關係到黨的形象和戰鬥力。我們要完成現代化建設的任務，要始終履行好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有好的作風。否則，不僅正確的路線不能得到貫徹，而且黨的工作也會受到嚴重影響。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意義十分重大。這一點，全黨同志思想上都必須十分明確，工作中都必須切實落實。
加強新時期黨的作風建設，要貫徹落實“三個代表”要求，堅定不移地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把我們黨實事求是的作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更好地發揚起來。要認真總結我們黨加強作風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結合新形勢新任務，抓住當前思想作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學風和幹部生活作風等黨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通過全黨的共同努力，認真加以解決，切實把作風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這裡，我強調一個問題。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黨的建設，必須高度重視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黨的基層組織，是我們黨領導和執政的重要基礎，是黨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礎。如果基層組織軟弱渙散，沒有戰鬥力和凝聚力，那是十分危險的。各級黨委都要高度重視基層組織建設，千萬不能忽視了這個問題。抓基層組織建設很辛苦，如果因爲怕辛苦，或者不容易出所謂面上的“政績”，就不去抓或者不認真去抓，那是十分錯誤的。現在，基層組織建設遇到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迫切需要我們去研究和解決。
要圍繞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進一步加強企業黨組織建設。要認真解決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的問題，把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成爲農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要進一步推進城市社區黨組織的建設。要抓緊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建立黨的組織和開展黨的活動，加強黨同在非公有制企業勞動的廣大職工羣衆的聯繫。總之，黨的基層組織堅強有力了，黨同人民羣衆的聯繫更加緊密了，我們各項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
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抓好基層幹部隊伍的作風建設。黨的基層幹部，處在改革開放的第一線，時刻與人民羣衆打交道，他們的作風如何，直接關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否落到實處，直接影響黨在羣衆中的形象。各級黨委必須切實抓好基層幹部隊伍的作風建設。廣大基層幹部必須堅持不懈地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緊緊依靠人民羣衆，並帶領人民羣衆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努力創造幸福生活。
黨和人民的事業的發展，要求廣大基層幹部堅持發揚求是精神和務實作風。必須深入羣衆、深入實際，真正瞭解羣衆的願望，認真傾聽羣衆的呼聲，把維護和實現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作爲我們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點；必須腳踏實地，苦幹實幹，多抓落實工作，多爲羣衆排憂解難，以給羣衆帶來更多的實惠作爲檢驗工作成效的標準；必須堅決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圖虛名，不搞浮誇，以實實在在的工作成績密切黨羣關係，贏得羣衆的擁護和信賴。
這幾年，海南派出大批幹部到基層去，組織“下基層抓落實”工作組，幫助基層解決各種問題，不僅爲基層辦了實事，而且也鍛鍊了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改進了機關的作風。這種做法值得提倡。
基層幹部工作很辛苦，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往往很多，各級黨委都要關心和支持他們的工作，同時要幫助他們不斷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只要切實把基層幹部隊伍建設得更加堅強了，我們黨就一定能夠更好地帶領人民羣衆在新的世紀裡創造新的偉大業績。
中央決定，從去冬今春開始，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縣（市）部門、鄉鎮、村領導班子和基層幹部中開展“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這是我們黨在新世紀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一項重要基層建設，是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全局的一件大事。開展這項活動，要着眼於提高廣大農村基層幹部的整體素質，着眼於解決當前農村存在的突出問題，着眼於維護和發展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把學習教育與促進農村工作密切結合起來。要加強領導和具體指導，及時總結經驗，切實解決遇到的問題，按照中央的部署，努力抓出實實在在的成效。
（資料來源：《論“三個代表”》江澤民，中央文獻出版社。）
爲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全國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成就綜述
加快乾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設一支能夠擔當新世紀重任，始終堅持“三個代表”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事關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來，各地各部門按照中央關於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加大了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在擴大民主、公開選拔、競爭上崗、推進交流、任前公示、促進幹部能上能下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
一、公開選拔制的推廣，防止了跑官要官
公開選拔領導幹部是幹部選拔任用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這項改革正逐步成爲選拔任用幹部的一種重要方式。10多年來，各地黨委及組織人事部門按照中央的部署，不斷總結經驗，加大了公開選拔領導幹部工作的力度。
1999年3月，中組部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公開選拔領導幹部工作的通知》，這標誌着公開選拔領導幹部工作進入了深化階段。據不完全統計，1995年以來，全國公開選拔地廳級領導幹部705名，縣處級領導幹部7509名。
實踐證明，公開選拔領導幹部，體現了“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拓寬了用人視野，選拔了一批優秀人才，推進了領導班子的年輕化進程，有利於防止和克服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
二、競爭上崗，讓更多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
競爭上崗是在黨政機關通過公開報名、考試答辯、羣衆評議、組織考察，產生競爭職位人選，然後按規定的程序和幹部管理權限任用幹部。推行競爭上崗是對傳統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1994年以來，全國一些地區和部門在上一輪機構改革及推行和參照試行公務員制度入軌階段的人員過渡工作中，積極在機關內部試行競爭上崗，收到了良好效果。在過去的兩年中，中組部、人事部又聯合下發了《關於黨政機關推行競爭上崗的意見》、《關於在地方政府機構改革中做好人員定崗分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積極穩妥地在黨政機關推行競爭上崗。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競爭上崗，極大地改進了機關幹部的選拔任用工作，優化了機關中層幹部結構，推動了機關幹部隊伍建設。
目前，中央國家機關和全國31個省區市黨政羣機關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競爭上崗，用於競爭上崗的職位十分廣泛。據統計，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國29個省區市實行競爭上崗的機關單位有4. 87萬多個，用於競爭上崗的職位有近35萬個，各地實行競爭上崗的縣處級和科級領導職位17.9萬多個。
如今，競爭上崗已成爲機關選拔任用幹部的一種重要方式，北京、上海、河北、廣東、浙江、湖南、遼寧、山東、江西等省市黨委、政府已明確規定，在此次省級政府機構改革中，政府工作部門內設機構的領導職位，原則上都要通過競爭上崗確定人選。
三、幹部選得準不準，先讓羣衆審一審
幹部任前公示制的實行，增強了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擴大了羣衆的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使羣衆對幹部有了比較全面的瞭解，爲黨委在用人問題上正確決策提供了民意“晴雨表”，有效防止和避免了用人失察失誤。
江蘇省從1997年8月開始試行領導幹部任前公示制，全省共公示各級幹部6564人，有203人因羣衆反映有較爲嚴重的問題經查實後被取消了任用資格。
實行任前公示制，促進了幹部思想作風的轉變，每次公示對被公示的幹部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對未被公示的幹部也是一服清醒劑，切實改變了過去少數幹部中存在的“不怕羣衆不滿意，只怕上級不滿意”
的現象。
四、調整不勝任現職領導幹部，拓寬幹部“下”的渠道
近年來，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結合幹部隊伍建設實際，加大調整不稱職、不勝任現職幹部工作的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探索出了一些好做法。許多地方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制定有關調整工作的文件，明確具體標準、調整辦法和程序，增強調整不稱職、不勝任現職幹部的可操作性。據統計，1995年以來，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共調整處級以上不稱職、不勝任現職幹部10109名，其中廳局級幹部366名。通過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建設進一步加強，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爲推動改革和建設的順利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在調整工作中，很多地方普遍建立和完善了考覈制度，通過對領導班子進行年度、屆中、換屆考覈，確定不稱職、不勝任現職幹部對象，及時予以調整。山東省改變“不換屆不考察”、“考察就是要提拔幹部”等思維定勢，普遍實行年度目標責任制，強化年度考覈，對那些不勝任現職的幹部作出調整處理。一些地方還實行了幹部試用期制，試用期滿後經考覈合格者才能正式任職。
針對幹部“下”的渠道不暢的問題，一些地方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制定並推廣了領導幹部任期制、辭職制度及部分領導職務聘任制，使幹部“能下”的問題逐步制度化。廣西規定，屬於委任制的縣以上黨政工作部門的領導幹部，任期爲5年，任期屆滿後職務自然解除；需連任的，必須考覈稱職才能重新任職。1998年他們公開選拔的30名廳級幹部中，試用期滿後，經組織考覈，有2名因考覈不合格被取消了任職。1999年以來，廣西對1776名新提拔的幹部實行試用制，試用期滿後，有4名處級幹部和7名科級幹部因考覈不合格未能正式任職。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2000年7月20日，翟偉 張嚴。）
關於改進黨的作風
江澤民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一日）
今天，我想着重講一下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問題。黨的作風問題，也是黨的形象問題，作風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脫離羣衆、脫離實際。切不可小看了作風問題。我們要完成現代化建設必須要有好的作風，否則正確的路線不能得到很好的貫徹，黨的工作也會受到嚴重影響。希望全黨上下要努力改進思想作風、學風和工作作風。
第一，關於思想作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這是我們認識新事物、適應新形勢、完成新任務的根本思想武器。在新的歷史時期，全黨必須繼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繼續抓住社會主義本質這個根本問題，大膽探索、實踐和創造，這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保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在繼續前進，我們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和認識也要不斷繼續下去，永遠不能停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目的，就是爲了使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不斷適應國情與時代、形勢與任務的要求而向前發展，始終興旺發達。任何安於現狀、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無所作爲的思想，都不利於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是統一的，應一以貫之。不解放思想，教條主義盛行，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離開實事求是，脫離實際，脫離億萬羣衆創造性的實踐，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第二，關於學風。中央反覆強調，全黨要加強學習，要結合新的實踐，學習、學習、再學習。學習是多方面的，首先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關鍵是要掌握其理論實質，善於把其基本原理運用於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實踐，並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勇於創新。不能搞教條主義，不能拘泥於一些具體的論述。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是在於它在實踐中能夠不斷創新。理論創新的源泉在實踐，實踐的主體是人民羣衆。理論創新，必須尊重人民羣衆的首創精神，堅持實踐標準和“三個有利於”標準。不能拿本本去框實踐，而是要用實踐去發展本本。這是我們樹立和發揚好的學風的最根本的要求。只有抱着這樣的態度，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學深學透，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用好用活。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的學習和運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對國外包括西方國家東西的學習和借鑑，也要採取分析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也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一切都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出發。
第三，關於工作作風。現在，在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羣衆反映最大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形式主義，二是官僚主義。這必須引起全黨上下的高度重視，必須痛下決心把這兩股歪風煞住，越快越好。我們做工作，需要有一定的形式，沒有形式，內容也表現不出來，但不能搞形式主義。搞形式主義，要害是隻圖虛名，不務實效。比如，有的幹部做工作，不去認真領會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習慣於做表面文章，喊口號；有的沉湎於文山會海、應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層；有的熱衷於沽名釣譽，譁衆取寵，應付上級，應付羣衆；有的搞各種名目的所謂“達標”活動，形式上熱熱鬧鬧，實則勞民傷財；有的只說空話套話，不幹實事；有的報喜不報憂，掩蓋矛盾和問題，以致釀成惡果。這種風氣如果不糾正，不僅會導致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無法落實，而且必然會出亂子，甚至出大亂子。官僚主義作風，要害是脫離羣衆、做官當老爺。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有的幹部無所用心，有的作威作福、欺壓羣衆，引起了幹部和羣衆的強烈不滿。我曾經說過，每一個領導幹部都應好好想一想，參加革命是爲什麼？現在當幹部應該做什麼？將來身後應該留點什麼？這些問題，我們每個領導幹部都應經常想一想。我們共產黨人是全心全意爲黨和國家、爲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奮鬥的，有什麼個人的東西不能拋棄呢？
“實幹興邦，空談誤國。”形式主義作風和官僚主義作風，是我們黨的一大禍害。全黨上下，全國上下，必須狠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歪風。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時時處處堅持重實際、說實話、務實事、求實效，必須大力發揚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工作作風。大家都要堅定地貫徹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努力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創造性地做好工作，想羣衆之所慮，急羣衆之所難，謀羣衆之所求，紮紮實實地解決好關係改革發展穩定全局和影響羣衆生產生活的各種緊迫問題，以改進工作作風的實際行動取信於民。
（資料來源：《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節選），江澤民。）
讓黨旗永不褪色——新時期黨的作風建設綜述
黨的作風建設，關係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從延安整風到“三大作風”的確立，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到“三個代表”的提出，中國共產黨以從勝利走向勝利、從輝煌走向輝煌的實踐證明，黨的作風建設，不但代表着黨的形象，也體現着黨的性質、宗旨、綱領和路線；黨的作風建設，不但是黨的創造力、戰鬥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內容，也是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
作風建設是黨與時俱進的保證
與時俱進，是一個政黨保持先進性的前提。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的關鍵時期，總能依靠加強作風建設，把黨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1942年，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徵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國際國內形勢，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開展了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爲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使全黨達到了空前團結。延安整風及此後七大確立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衆、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作風，爲取得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1978年，十年“浩劫”之後的中國百廢待興，面對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局面，鄧小平同志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鑰匙，開啓了全國人民塵封已久的智慧、積極性和創造力，使中國走上了繁榮富強的嶄新道路。
世紀之交，中國和世界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洶涌澎湃，中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業穩步前進，人民生活由溫飽向小康邁進，第三步戰略目標即將實現。但同時，黨內一些人產生了安於現狀、貪圖安樂、不思進取、脫離羣衆、貪圖享樂的思想。一些黨員幹部甚至經受不住權力、金錢和美色的考驗，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扭曲。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從國際和國內、黨內和黨外、歷史和現實等方面，深刻認識並高屋建瓴地提出：要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始終沿着正確的航向前進，保證我們黨戰勝前進道路上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保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藍圖順利實現，必須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更加朝氣蓬勃。
十多年來，江澤民總書記多次對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等進行了精闢論述。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爲內容的“三講”活動，通過全黨上下學習檢查，許多黨員領導幹部進一步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意識明顯增強。
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面對國際國內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和各種風險的考驗，江澤民總書記鮮明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爲新時期黨風建設指明瞭方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他再次對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建設提出殷切希望，對反腐倡廉工作提出嚴格要求。
在實踐中開拓創新
黨的作風體現在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支部，每一名黨員身上。近幾年來，各地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結合“三講”活動和“三個代表”的學習，大膽探索，積極創新，黨的作風建設取得了新的成果。
記者在河南、山東、陝西、江蘇、安徽等省採訪時看到，各級幹部深入農村，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化村級組織，幫助農村發展經濟，受到了農民的普遍歡迎。據瞭解，僅河南省今年就有近4.4萬名省、市、縣、鄉機關幹部深入相對落後的1萬個村駐村工作。近半年時間，駐村工作隊已調整村兩委班子1800多個，組織黨員培訓班1.9萬期，調解民事糾紛近1.5萬起，引起扶貧項目7685個，扶貧資金9768萬元，組織實用技術培訓班1.1萬期。
更多的地區以與時俱進的精神，探索新形勢下黨風建設的新途徑新方法。江西省永豐縣幹部深入村組農戶，把羣衆所思所想及自己的所作所爲以“民情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石馬鎮黨委書記譚廣仁在1月12日和2月11日的兩篇日記裡寫到：“現在有的幹部私心重，只想個人利益，不爲羣衆着想，終究會失去民心。當個好乾部要吃苦，不要怕吃虧，要做實事爲百姓解難。”“這幾天找農民交心談心，像兄弟朋友式的溝通，在田頭和飯桌上聽到了許多過去聽不到、農民不敢說的話，使自己對農村的實情、農民的心聲有了進一步認識。”
在轉變黨組織的領導方式方面，許多地方作了成功探索。上海市形成了市委“總攬而不包攬、協調而不替代”、“一個黨委、三個黨組、幾個口”的工作格局。市委努力把好方向、抓好大事、出好思路、管好乾部，在工作推進中進行思想發動，落實組織保證。市人大常委會黨組貫徹市委常委會決議，通過法定程序把黨的主張變爲法律意志。市政府黨組貫徹市委常委會決議，通過政府決策程序把黨的主張變爲政府的政令。市政協黨組貫徹市委常委會決議，通過政治協商把黨的主張變爲社會各界的共識。目前，上海市委在規範決策程序、完善議事決策和提高決策水平等方面，都建立健全了工作制度。
河南省中牟縣城關鎮結合機關幹部的工作職能，要求每人學會一兩項實用技術，農辦的同志學大棚種植、畜牧養殖；企業辦的同志學市場營銷、會計覈算……全體機關幹部通過電腦培訓，拿到了技術等級證書。有的機關幹部運用計算機技術進行網上招商，爲農民提供農副產品購銷信息和科技信息；有的搞家庭蠍子養殖，以市場最低價爲養殖戶提供種蠍，併爲養殖戶提供技術服務；有的積極參與農產品的貯運、購銷、冷藏等，成爲農民經紀隊伍的帶頭人。
針對一些幹部吃喝嚴重、作風不實的現象，有些地方制定了“村裡吃派飯、鄉里吃份飯、同城不吃席”的規定；有的地方要求幹部的駐村筆記要有農民的“簽字回執”；有的機關部門實行掛牌上崗，不少市縣設立了“領導接待日”、“領導熱線電話”……
在大力倡導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風氣的基礎上，一些地方還在清理不合格黨員方面作了成功嘗試。河南省中牟縣從1999年起，對一些長期不履行黨員義務、起不到模範帶頭作用的黨員，通過定期評議進行清退，至今已清理、處置不合格黨員500餘名。江西省宜春市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建立了不合格黨員淘汰機制，目前已對3159名不合格黨員進行了組織處置。
廣大黨員幹部在改革過程中結合實際，積極實踐，爲黨旗增添了新的光彩，爲新時期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作了可貴的探索。
（資料來源：《中國青年報》（節選）2001年9月25日，令偉家 沈虹冰等。）
後天下之樂而樂：毛主席的領袖情懷
毛澤東有一件毛衣和一條毛褲。不知穿過多少年了，轉戰陝北時就已經破得不像樣了。到了西柏坡以後，大家看到毛衣毛褲上都有幾個大窟窿，不少地方都脫了線，實在不好再補了，就商量着，想給他到石家莊去買身新的。李訥的阿姨韓桂馨說：“如果買毛衣毛褲怕不合身，你們就買毛線，我可以給主席織，保證天冷的時候讓主席穿上。”大家都同意小韓的建議，但是沒有毛澤東本人的同意，是不能花錢給他買東西的，於是大家一致推薦小韓和李銀橋去向他請示。到了辦公室，他們倆對毛澤東說明了大家的想法後，毛澤東說：“我的衣服破了，補一補還可以穿，就是這樣，我們從生活上來說，比前線也好多了。”又對小韓說：“還是請你辛苦一點，把我的毛衣毛褲織補一下，能穿就行了。”小韓說：“你的毛衣毛褲實在太破了，就是能補上，穿上多難看呀。”毛澤東對她說：“穿在裡面不講什麼好看難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補補還不是可以穿嘛？艱苦奮鬥是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呀！”小韓和小李一看再也沒有希望，就不再堅持了。
1949年3月毛澤東進了北平，一次，要在香山雙清別墅接待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其中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張瀾。要見張瀾前，毛澤東對李銀橋說：“張瀾先生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不少貢獻，在民主人士當中享有很高威望，我們要尊重老先生，你幫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換換。”李銀橋把毛澤東的全部家當翻了遍，翻來翻去，就是找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沒有補丁的衣服，他十分爲難地對毛澤東說：“主席，咱們真是窮秀才進京趕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沒有。”毛澤東說：“歷來紈絝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的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李銀橋仍想給毛澤東找件好點的衣服，他問毛澤東：“現做衣服也來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毛澤東回答說：“不要借了，補丁不要緊，整齊乾淨就行。張老先生是賢達之士，不會怪我們的。”就這樣，毛澤東穿着帶補丁的衣服見了張瀾，後來又穿着這件衣服見了沈均儒、李濟深、郭沫若、陳叔通等人。他一直沒讓人給他做新衣服，還常對大家說：“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人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可是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心裡總是有些難過，我們共產黨打了天下，共產黨的主席竟連一件沒補丁的衣服都沒有。直到毛澤東準備上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才讓李銀橋找人爲他做了一身新中山服。
毛澤東作爲黨的領袖、國家主席，衣着之儉使我們難以想象。從外表看來，毛主席身着整齊的外裝健步走在國際友人和人民面前，神采奕奕，但裡面穿的毛衣、襯衣可沒有那麼“完整”。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主席的衛士長李銀橋拿了件駝色的毛衣請河南省的丁石同志找人給補一補，洗一洗。丁石接過毛衣一看，上面已是東一塊補丁，西一塊補丁，簡直快成“百納衣”了。丁石實在沒有見過這麼破的毛衣，心想，破成這樣的毛衣還不如扔了換件新的。李銀橋大約看出了丁石的心思，不等丁石開口就說：“這可是主席的毛衣，主席從延安時期就穿着的。”丁石根本沒想到是主席的毛衣。我們偉大的領袖時刻關心着人民的冷暖，想不到他自己卻穿着這樣補丁加補丁的衣服！丁石立即向李銀橋建議：“我們給主席買件新毛衣，就說原來的毛衣弄丟了……”李銀橋一聽就急了：“那可不行，回去要挨主席批評的，我可吃罪不起。”丁石一看李銀橋態度這麼堅決，只得拿着毛衣找縫紉店去補。毛衣補好後，丁石又派人把毛衣拿到軍區洗衣店去洗，結果洗衣店卻不接這件毛衣，嫌它太破，怕洗壞了。沒辦法，只好對洗衣店說：“它是一位首長的，洗這件毛衣也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完成！”洗衣店這才接收下來給洗了。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優良作風鑑覽》，吉林人民出版社，標題爲編者所加。）
抵制腐敗第一仗——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如果說處決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的槍聲，是中國共產黨在和平建設時期打響的反腐倡廉的第一槍，那麼，這一槍恰恰也就是黨在和平建設時期打響的抵制腐敗的第一仗——“三反”運動中的最大的槍聲。
當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腳步剛剛啓動時，黨和國家機關的少數工作人員，經不起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腐蝕，出現了嚴重的蛻化變質傾向。1951年10月，在全國開展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中，各地暴露和揭發出大量的貪污、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有的部門生產缺乏計劃，大量積壓資金和物資，僅東北鐵路系統就積壓了價值上千億元的材料而不作處理；有的缺乏嚴格管理，損壞機器，浪費原料；有的保管不負責任，使大量物資黴爛受損；有的工程設計勘察不周，造成窩工停產返工；有的機構重迭臃腫，人浮於事；有的生活鋪張，侈奢成風，大量浪費國家財富。另外，貪污現象更是屢屢發生，並有逐漸上升之勢，劉青山、張子善的重大貪污案件就是突出的典型。
這一切，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劉青山、張子善貪污犯罪事實被揭露，華北局着手處理時，毛澤東於1951年11月30日批示：“我們認爲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爲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發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
此前1個月中，黨中央陸續收到各中央局有關發現大貪污犯和已初步在本區域開展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
據此，中央於12月1日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8日，又發出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
黨中央的決定和指示，充分強調了開展“三反”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深刻地指出：“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髮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爲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應該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羣衆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爲了對運動實施強有爲的領導，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軍隊系統都成立了節約檢查委員會，由各級首長親自負責，廣泛發動羣衆，對各機關、團體中存在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進行檢查和揭露。
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節委）由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財政部長薄一波任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鈞儒、譚平山任副主任。
在運動中，黨中央要求對貪污浪費及官僚主義問題必須嚴肅處理，同時又堅持採取“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和懲治相結合”的方針。
從1952年1月起，“三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
整個“三反”運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檢舉掲發階段。在這一階段裡，各級領導反覆向羣衆宣傳開展“三反”運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講清方針政策，號召羣衆以主人翁的態度，大膽堅決地檢舉揭發一切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行爲，並檢查本單位存在的問題，虛心聽取羣衆的批評。同時，責令貪污者限期坦白交待，檢舉其他貪污分子，也向他們指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出路。各地召開了很多公審大貪污犯的大會，對拒不交待的貪污犯起警告作用。
第二階段是處理階段。這一階段自1952年3月開始。3月後，政務院又公佈了《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關於三反運動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規定》、《關於追繳貪污分子贓款贓物的規定》及《懲治貪污條例》等文件，爲案件處理工作提供了較完備的政策、法律依據，從而使其較順利地開展，至1952年6月，處理工作基本結束。
第三階段是建設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工作包括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從思想上、作風上、組織上、制度上鞏固“三反”運動的戰果，使廣大幹部樹立和發揚廉潔樸素、爲人民服務的革命作風。
“三反”運動**期間，曾經出現過鬥爭擴大化的苗頭，有的單位和地區出現逼供信的現象，誤傷了好人，影響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毛澤東及時地提出警告，強調：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並說：“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毛澤東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保證了“三反”運動的健康發展並取得重大勝利。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爲383萬多人，經覈實貪污1000元以上的共有10.5萬人，貪污總金額達6萬億元，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人。
“三反”運動，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對革命隊伍的腐蝕，揭露了一批蛻化變質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錯誤的幹部，教育了廣大黨員和幹部，保證了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加強了執政黨和國家機關的建設。通過打這反腐倡廉的第一仗，黨積累了進行黨風廉政建設的經驗，年輕的人民共和國更加生機勃勃。
（資料來源《留在黨旗上的記憶》劉傳增，中央文獻出版社，本書有刪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