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
我在長城腳下安享瘋狂中的恬靜時，所在的公社有一座糧庫。糧庫主任是本地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人很聰明，且嗜酒如命。我在山溝呆久了，已經逐漸和當地的山民融爲一體，這位糧庫主任簡直就成了我的知己，因爲在他身上我不僅看到了樸實，也看到了特有的智慧。我雖然沒有他那麼大的酒癮，但也能喝兩盅。一盤花生米，一瓶地瓜燒，就能消磨掉我們半天的時間。邊喝邊聊，他那幽默的言談中包含着不少知識，其中不乏語言學方面的知識，這讓我感到十分驚異。有一次在酒桌上，我們兩個從酒聯想到當時正唱遍大江南北的一出現代京劇《紅燈記》，因爲其中的主人公李玉和在被捕前，正是他母親的一碗酒提振了他對敵鬥爭的信心。就此，這位糧庫主任發表了一篇宏論，這篇宏論的內容，我至今記憶猶新。李玉和喝了母親的那碗酒以後，說了這麼一句話：“媽，有您這碗酒墊底，什麼樣的酒我都能對付！”糧庫主任認爲，在這裡，“墊底”這個“底”字，一定不能“兒化”。如果把“墊底”說成“墊底兒”，那就不嚴肅了，大大有損於李玉和的英雄形象。同時，他還認爲，有些詞是必須“兒化”的，如“瓜子兒”、“菸捲兒”、“冰棍兒”這類詞，如果不“兒化”，聽起來就會感覺十分生硬，也不符合普通話的言語習慣。當時他所講的這些觀點也許是從別處聽來的，但無論如何，一個普通的鄉村糧儲人員對語言現象如此感興趣，還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糧儲工作絕不像有些人想象中的那麼簡單，這是一項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都相當高的工作。我有一個兒時的夥伴，在大學學的是糧儲專業。放暑假回家，我曾聽他講過有關這一專業的某些知識，雖然只是隻言片語，但當時我就意識到，這個專業所蘊含的內容還是相當豐富的。我認識的這位鄉村糧庫主任可能沒學過那麼多專業知識，但多年的工作讓他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翻倉、晾曬、防潮、防黴、防鼠、防蟲，各個方面，他不但講得頭頭是道，而且幹得井井有條。他在這個縣裡是這方面的土專家，年年被評爲先進工作者。當時身爲中共中央委員的該縣縣委書記曾多次在全縣幹部大會上對他大加讚揚。有一段時間，我與他朝夕相處，對他工作的某些內幕我瞭解得相當清楚。他的某些思路、某些做法甚至可以說是有悖於常理的。但正是這些有悖於常理的思路和做法讓他的工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聽天氣預報是做他們這項工作的必修課，在這一點上他與他的同行沒有什麼不同。搞糧儲嘛，天氣狀況十分重要，這是連外行人都瞭解的常識。但我說說他聽天氣預報的秘密，可能讓你吃驚不小。每天晚上，他聽完廣播電臺的天氣預報（當時在農村還沒有電視），一定要把糧庫的全體工作人員（說全體，實際上包括這個主任在內一共只有四個人）召集起來佈置工作。奇就奇在這裡：只要天氣預報說明天是晴天，他就會要求大家把一個個糧倉都用苫布苫好；如果天氣預報說明天有雨，他就要求把所有的糧倉都打開，準備第二天晾曬。這一招，看起來怪，可還真是靈。天氣預報說晴，第二天一般都會下雨；天氣預報說有雨，第二天多爲響晴白日，很少有“爽約”的時候。這種“大逆轉”式的天氣預報也必須承認它是“靈”的。這位糧庫主任正是抓住了這個規律，他管理的這個糧庫所保管的糧食幾乎沒有淋雨黴變過，這也似乎就成了他榮膺“模範糧庫主任”這個頭銜的秘訣。那些不與天氣預報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則往往會倒黴。有這麼一件事：縣長帶着秘書騎自行車下鄉（當時的縣長也只能以自行車爲交通工具，不比現在的七品芝麻官，出出入入都要坐奔馳），前一天聽了天氣預報，說今天是晴天。結果出城不到十里，就下起了瓢潑大雨。正好這個地方前不着村，後不着店，躲也沒處躲，藏也沒處藏，兩個人都被淋成了落湯雞。這位縣長大人怒氣沖天，罵那些搞天氣預報的人是“五保戶”（當時在農村把那些常年依靠國家救濟爲生的人家叫“五保戶”）。縣廣播站也每天播天氣預報，有時廣播員剛說完“晴”字，天就下起雨來了，於是馬上改口：“下雨啦！”農民就是聰明，他們把這種天氣預報叫做“窗戶眼兒天氣預報”。其實，天氣預報不準確也是正常現象。我不懂天文地理，但我知道，影響天氣的因素來自各個方面，要求天氣預報完全準確是不現實的。不過，像那兩年那樣，經常出現天氣實況與預報恰恰相反的狀況也是不常見的。
情況終於出現了轉機。七十年代中期，我已經調回市裡工作。這時，人們發現，天氣預報變得出奇地準確了，很少有預報錯誤的時候。人們開始交口稱讚氣象工作者，大意是說，“我國的氣象工作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這除了技術進步以外，那些氣象工作者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沒的。”殊不知，這一部分人被誇讚過後沒有多久，另一部分人則招來了口誅筆伐，甚至拳腳相加。因爲此時此刻，一場巨大的災難正在醞釀之中。
盛夏時節。前一天的天氣預報說，這天天氣悶熱，且夜間將有雨。預報非常準確，那天晚上，天氣確實悶熱難耐。當時我住在學校的家屬宿舍，住在這裡的老師們有不少原籍在外地。放暑假了，有一部分外地的老師已經帶上家屬回老家探親了，還有一部分沒有準備停當，打算過幾天再走。當然，包括我在內的本地人畢竟是“多數派”，當時，“旅遊”對於大多數人來講，還是一個比較生疏的名詞，所以我們只能留在本地，準備度過這個相對漫長的暑假。還有一些在學校裡住的單身的老師，他們並不急着回家去探望父母，而是到家屬宿舍裡來湊熱鬧。天真是熱得可以，用“揮汗如雨”來形容已經不恰當了，因爲汗已經出不來，天氣悶得讓人呼吸都感覺困難。沒有空調，房間裡呆不住，大家都搬着小板凳坐到門外來，搖着芭蕉扇聊天。確實是“聊天”，因爲當時大家“聊”的都是“天”，詛咒這悶熱的天氣，詛咒我們頭頂上那陰沉沉的天空。鄰居的大哥問我晚飯吃的什麼，我說，吃了一大碗排骨，喝了一大杯酒。他說，他晚上燉了一鍋魚。魚是當天下午他們父子倆到附近的池塘裡撈來的。讓他感到詫異的是，今天池塘裡的魚都在水面上折騰，撈起來非常容易，所以收穫很大。他們父子是玩魚的老手，據他說，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現象。再熱也得睡覺啊，到十一點多鐘，大家就陸陸續續地回自己的家了。
當時的家屬宿舍是平房，每戶兩間，一間裡屋，一間外屋，每家還都有一個小院子，院子裡有一間廚房。這樣的居住條件在當時那種規模的城市裡就算不錯的了。當時我有兩個孩子，大女兒七歲，常年住在我父母那裡，與我們住在一起的只有一個不滿週歲的男孩。睡覺的時候已經十二點鐘了。剛睡了一覺，聽到了孩子的哭聲，於是我們開了燈，妻子坐起來給孩子餵奶。忽然，看到窗外閃過一道強光，我不由地坐了起來。還沒有坐穩，就開始地動山搖了。當時腦子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蘇修’把原子彈扔過來了！”“快跑吧，說不定過一會兒就房倒屋塌啦！”我話音未落，妻子抱着孩子，我在後面擁着就開始往外跑。天在呼嘯，地在跳動，根本跑不起來。勉強跑到了外屋門口，沒有來得及跑出房間，整個屋頂就落了下來。正好一條水泥大梁斜跨着搪在了我們身體的上方，給我們留出了一個小小的空間。前面我說過，第一反應是“蘇修”把原子彈扔過來了，當時內心深處有恐怖，也有欣悅。恐怖的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毀滅性戰爭開始了。欣悅則有兩方面的原因：從小處講，自己還有思想，說明還沒有死；從大處講，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爭最終總會有個結局，無論誰勝誰負，那種不晴不雨、不戰不和的僵持局面終於要結束了。而且即使是敗，中國人民也不會永遠甘當亡國奴，倒可以通過一場戰爭達到歷練民族意志的目的，黑暗之後的光明將更加燦爛。還是把思緒拉回到現實中來吧！眼前是一片黑暗，耳邊則除了孩子的哭叫聲聽不到任何聲音。孩子被他母親壓在了身底下，空間非常小，我們想把身體再往上擡一點已經不可能了。孩子的哭聲越來越小，最後終於沉寂下來了。我知道，孩子已經死了。一個不滿週歲的孩子，抵禦風險的能力本來就小，而且被壓得難以呼吸，如此脆弱的生命，又能堅持多久呢。不過當時心裡倒也並不十分痛苦，因爲我能感覺到，在這麼小的一個密閉空間裡，我們兩個也不可能堅持太長時間，一家三口一起踏上黃泉之路不是什麼憾事。樂觀一點講，也許可以算是幸事，起碼在那條路上還有親人陪伴，還能享受天倫之樂，不至於太寂寞，只是不知道我父母那裡怎麼樣了，與父母在一起的大女兒是否也和我們共同踏上了這條路。
胡思亂想之際，忽然聽到外面彷彿有什麼動靜。起初像是腳步聲，後來又好像聽到了人們說話的聲音。當時頭腦很清醒，馬上意識到，已經有人爬出來了，或者有人根本就沒有被埋住，於是，我們又感覺到了一絲生的希望。頭頂上的動靜越來越大，腳步聲和話語聲不斷地傳來，雖然聽不清說的是什麼，但起碼可以斷定，上面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和妻子商量，應該抓住這個機會，爭取能活着出去。爲了節省精力，我們輪番向上喊話，希望有人能聽到，過來救我們。但不知道爲什麼，儘管我們感覺外面的人就在我們的頭頂上，卻並沒有對我們的喊話做出任何反應。我們又一次絕望了。但求生畢竟是人的本能，沉默了一會兒之後，我們又開始喊起來。這一次真的奏效了，上面的人聽到了，他們說話的內容
我們也能聽得一清二楚了：“老何在下面，趕緊救！”聲音很熟悉，但當時我們已經到了死亡的臨界，身上開始出粘汗，意識已經模糊了，很難判斷這個聲音出自何人之口。接下來，耳朵裡就充滿了各種聲音：搬動磚石、水泥的叮咚聲，七嘴八舌的喊叫聲，彷彿還有從那遙遠的另一個世界傳來的呼喚聲。終於見到光亮了，也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人的身影，聽到了人們的歡呼聲。但就在此時此刻，我完全失去了知覺。
等我從昏厥中醒來，天已經大亮，淅淅瀝瀝地下着小雨。放眼望去，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已經被夷爲平地，映入眼簾的是片片廢墟，處處瓦礫，還有那遍地橫躺豎臥的屍體。只有電廠和自來水公司的幾座水塔和一些殘留在鐵路兩旁的日本侵華時期建造的炮樓還孤孤零零地挺立在那裡，彷彿在向人們訴說着什麼。我知道，它們在流淚，在泣血。它們是這座城市百年滄桑的見證者，它們親歷了這座城市從小到大，從蕭條到繁盛，從默默無聞到舉世聞名的全過程。它們在呼喊：“蒼天啊，你爲什麼這麼不公正？我們這座城市觸怒你了嗎？你爲什麼要毀滅我們？”我把目光從遠處轉到身旁，發現不知什麼時候、什麼人用竹竿和蘆蓆支起了一座棚子。雨越下越大，蘆蓆雖然遮擋住了大部分的雨水，但蘆蓆下面的人們還時而能感覺到有水滴滴到身上。我躺在那裡，身底下鋪着一塊雨布。我大概傷得很重，周身疼痛難忍。再看周邊，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聚集在這片蘆蓆下面。我這個位置正好在二者中間：左邊是生者，有二三十人，他們在飲泣；右邊是逝者，也不少於二十人，他們則永遠地沉默了，緊靠着我的就是我那不滿週歲的兒子。他靜靜地躺在那裡，表情很安詳，臉上還有血色，與平時他熟睡的樣子毫無二致，但我知道，此時此刻我們已經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了。我已經知道，這不是“蘇修”的原子彈，而是地震，但究竟是什麼，對我來講已經無所謂了。我腦子裡一片空白，幾乎沒有了任何感情：面對瓦礫和屍體，我一點不覺得恐怖；看着身旁與自己陰陽相隔的兒子，也毫無悲傷。倒是以後的所見所聞，讓我感動，讓我讚美人性的偉大。
那天晚上，有幾名老師在學校的傳達室值夜班（放假期間每天夜裡都有人值班）。爲了消磨時間，驅趕睏倦，他們玩起了撲克牌。都是年輕人，反應機敏，動作麻利，剛剛震了一下他們就從傳達室裡跑了出來。據說那次強震僅僅持續了二十三秒，他們邁出傳達室的門檻以後，還沒有來得及繼續思考什麼，所有的建築物就都倒塌了。幸而有這幾個值班者，否則家屬區的傷亡還要更慘重。他們忙不迭地往家屬區跑，與少數幾個自己爬出來的身強力壯者一起開始了救援活動。他們一邊呼喊，一邊在廢墟里搜尋。就這樣，持續了幾個小時，終於把生者和死者都擡到了地面上。我和妻子被救出來的時候已經將近八點了，但那時仍然有人埋在廢墟里。一位女教師的丈夫是煤礦工程師，他經歷過多次礦井塌方的救援行動，在這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在他的指揮下，救援者終於把埋在廢墟里的最後一個人扒了出來。這是一位退休的老者，整個頭都砸扁了，其慘狀讓人目不忍睹。整個家屬區的救援工作結束以後，幾位值班者才跑回自己的家裡去，但他們中有幾位的親人由於救援不及時已經“震亡”了。假如他們不參與學校家屬區的救援行動，直接回家，很有可能會保住那些逝去的親人的生命，但他們沒有這樣做。在以後的言談話語中，他們也從來沒有流露過愧悔之意。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搶救身邊人的生命。用一位值班教師的話說：“放着身邊的人不救，捨近求遠去救自己的親人，那還有人性嗎？”說得太好了，這就是人性的善良，這就是人性的偉大！我弟弟和我妻弟當時都是二十多歲，正是年輕力壯的時候，如果他們能早一點趕來救我們，也許我那不滿週歲的孩子不至於死掉，可當他們趕來的時候已經快十一點鐘了。“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但我絕對不會怪罪他們。他們是把周邊鄰居的救援工作做完以後趕來的，他們做得對！
我父親有早起的習慣。每天凌晨四點左右就起牀，洗漱之後，就開始他那持續一個小時的晨練。他不去公園、廣場之類的公共場所去參加集體晨練，只是在自家的院子裡去完成他自己創造出來的那一套晨練動作。他曾多次想把那套晨練動作傳授給我，但我這個人從來不早起，也不相信鍛鍊養生那一套，所以也就作罷了。那年他已經七十歲，還擔任着街道居委會書記兼主任的職務。地震那天，他要去市裡參加一個會議，所以起牀比平時還要早。他起牀的時候，地震還沒有發生。退休以後，他就從礦上的員司房搬回自家的住房。那是一套老式的平房，一百多平米的院子裡，坐落着六間正房，四間廂房。當時我父母與我弟弟一起住，弟弟剛剛二十歲，還沒有結婚，妹妹下鄉插隊尚未回城，我的大女兒則常年與他們住在一起，一共四口人，佔着五間房，另外五間租給了別人，居住條件還是相當好的。父親起牀以後，剛從臥室走到外屋，還沒有跨到院子裡，地震就發生了。房子一下子倒塌了，把父親壓在了下面。父親經歷的事情太多了，對所有事都能沉着應對，在那種情況下，他還沒有忘記喊醒正在熟睡的弟弟。弟弟聽到喊聲，急忙跳到地上，正好那個地方露出了一個空隙，使他得以逃脫，沒有受傷。一個年輕小夥子逃出來了，全家人就有救了。他先把受傷的父親從廢墟里扒出來，馬上又要去扒我母親和我女兒。但這時他們聽不到母親和女兒的一點聲音，父親說：“估計她們已經死了，先去救鄰居吧！”我弟弟哭着把幾家鄰居的十幾口人都救出來以後，才聽到了我女兒的喊聲。原來，地震開始時，機敏的母親馬上就用身體護住了我那正在仰臥的女兒，母親已經不能呼喊，女兒的喊聲很難傳到地面上來。老天有眼，在這生死關頭，喊聲終於被我弟弟聽到了，他這才用盡最後的力氣，把她們兩個救了出來。當時弟弟已經筋疲力盡，但他還是拖着疲憊的身體，一步一步地捱到了大約五公里之外的我的住處。當時整個城市裡已經沒有了道路，到處是瓦礫和屍體，還不時能看見地上裂開的大縫，行走的艱難程度可想而知。等他到達時，該發生的都已經發生了。有什麼辦法呢？面對現實吧！
當時我周身上下傷痕累累，幸而同院的一位老年女教師，湖南人，拿出一瓶雲南白藥，連吃帶塗，暫時緩解了疼痛。直到後來解放軍來了，外地的醫療隊到了，我才住進了帳篷醫院，撿回了一條命。據說，當時像我這樣的重傷員，轉院到外地的，有不少在半路上就死去了。也許這又是宿命對我的光顧吧，我又一次找到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口實。
有一位礦山的工會主席，只穿一件短褲，帶着滿身的血跡，開着一輛救護車，跨過重重障礙，一直闖進了中南海。那天凌晨的地震，北京的震感也十分強烈，但暫時還未能確定地震的確切方位。一大早，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就召集幾個副總理到會議室去嚴陣以待，等候報告。國務院派出去的人還沒有回來，這位工會主席就闖進去了。中南海的門衛聽到這種情況，沒有阻攔，馬上放行。他一進會議室就把幾位總理都驚呆了。氣還沒有喘勻，他就哭着告訴領導，那座城市的上百萬人都被埋在了廢墟下面，少數出來的幾個人，也是遍體鱗傷，連一瓶“二百二”都找不到。總理們大部分都不知道“二百二”是什麼東西，只有吳德是我們的同鄉，他告訴大家，“二百二”就是紅藥水，治外傷的。儘管當時十年動亂還沒有結束，但對這麼嚴重的災情，中央領導還是十分重視的。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北京、瀋陽兩大軍區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火速馳援災區。當時通往這座城市的鐵路已經不通，公路、橋樑也都損毀得相當嚴重。據說，奔往災區的救援部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歷盡艱難險阻，甚至出現了減員現象。第二天早晨，大部分救援人員都到位了。先是大部隊，接下來，各地的礦山救護隊、醫療小分隊也都先後進入。空投食品和衣物的飛機不斷地在空中盤旋。到第三天，華國鋒、陳永貴等中央領導就親臨災區，抗震救災很快就進入了有序狀態。只可惜當時的政策是閉關鎖國，否則，救災和災後重建的效果會更好。我想，大概從這時開始，就埋下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種子。
很快，上邊把竹竿、葦簾、油氈等建築物資發到各家各戶，再從廢墟中取出一些磚頭，自己動手，家家都蓋起了一間簡易的“地震棚”。“擦乾了血跡，掩埋了屍體”，雖然不是“再上戰場”，但生活總還得繼續吧。儘管當時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條件都還極差，但到了冬天，生活總算納入了正軌。“磚頭壓油氈”的地震棚還能遮風擋雨；一鋪土炕，一袋救濟糧，也能讓災民免受飢寒之苦。學校陸續復課了，但元氣還遠遠沒有恢復。簡易教室裡沒有課桌、座椅，學生來上課只能自帶板凳。沒有講臺，沒有黑板，老師只能幹站在那裡，絮絮叨叨地講，學生則幹坐在那裡，懶洋洋地聽。教學條件之惡劣，比我當年在山溝破廟裡教書時，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傷情還沒有痊癒，不過也開始進課堂了。條件雖然差，可我那口若懸河的侃侃之談，也迷住了相當多的一部分學生，以致其中的幾位後來成了我的摯友。
當時的社會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四人幫”剛剛粉碎，“兩個凡是”正在盛行，“批鄧”還在繼續。我們這些災民，飢寒交迫談不上，但在得到基本安頓之後，就再也無人眷顧了。有時我拖着
傷痛的身體在街頭漫步，那瘡痍滿目的景象，讓我酸楚，讓我流淚。屍體已經清理乾淨了，瓦礫仍然遍地皆是。簡陋的房舍與悲苦的殘疾人相映襯，給人的感覺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一個很漂亮的小女孩，只剩下了一條腿，拄着一根柺杖，在街上歪歪斜斜地走着。她只有十五六歲，臉上充滿了稚氣。她大概還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傷殘會給她的未來帶來什麼，眼角眉梢還含着一絲笑意。可我卻怎麼也笑不起來。不過看到這種場面，我產生了一種預感。昨天，“黑雲壓城城欲摧”，今天，“山雨欲來風滿樓”。風雨之後，必有燦爛陽光；嚴冬過後，必有溫暖春意。當時，我彷彿已經看到了正在醞釀當中的那場震驚世界、摧枯拉朽的政治地震。
一場浩劫，奪去了幾十萬人寶貴的生命，又使幾十萬人成爲終身殘障。老天爺既公平，又不公平。被它奪去生命的有高官，也有平民；有學者，也有文盲，這是它的公平之處。它的不公平之處則體現於：它不該奪去剛剛來到這個世界的嬰兒的生命，它不該奪去那些美麗的花季少女的生命，它不該奪去那些年輕夫婦的生命，讓那些嗷嗷待哺者還在襁褓中就失去了父母……
餘震，有自然的，也有社會的。自然的餘震直至今日仍在繼續當中。那次大震以後，幾十年來，每年都要發生數十場大大小小的地震，不知道地殼裡的那些能量何時才能夠散盡。不過家鄉人對此已經司空見慣了，每次發生地震，沒有一個往外跑的，甚至人們連慌亂的表情和動作都沒有。大地震以後，由工程兵蓋起的樓房防震性能非常強。後來發生的地震，哪怕是大一點的，與那場強震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見大巫，我的同鄉們不會對它產生恐懼感了。而社會的餘震比自然的餘震則要強烈得多了。強震過後，人們很自然地遷怒於地震預測部門和行政管理部門，說他們預測不準確，管理不到位。尤其是地震預測部門的工作人員，一時間簡直成了衆矢之的，他們被人謾罵是家常便飯，被人毆打的事件也偶有發生。不過，說句公道話，歸罪於他們是不公平的，他們是冤枉的。按目前的科技發展水平，無論多麼發達的國家，都不可能把地震預報得那麼準確。當然，造成那麼大的傷亡，人們產生一些埋怨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讓時間慢慢撫平傷痕吧！
還有一種現象，也是社會餘震的一種體現形式，那就是親人的不期而遇，或者是親人的反目成仇。有些文藝作品就是描寫這種現象的：一個被認爲已經“震亡”的女兒，幾十年後回到了母親身邊，那種場面，鐵石心腸的人看到也會流淚；一位悲痛的丈夫，把讓地震奪去生命的懷孕的妻子裝進屍體袋，放到停屍場，淚流滿面地離開了。幾十年後，成爲老嫗的妻子帶着已經成年的女兒回來了。而這邊，丈夫已經變成了老叟，而且早已組建了新的家庭，兒孫滿堂了；省城裡兩個經商的家庭，由於生意糾葛，成了仇家，最後，一個把另一個打成了殘廢。這兩個人都是被收養的地震孤兒，而且查實以後，竟得知他們是親兄弟……這些故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經過了藝術加工，但從整體層面上講，它們不是杜撰的。最近幾年，也許是受了這些故事的影響，我經常做同樣的一個夢：有人敲門，我打開門以後，發現面前站着一個高大、英俊的小夥子。一見面，他就撲到我的懷裡，哭着叫爸爸。接着，他講了這幾十年的經歷：他如何死而復生，如何被人收養，養父母臨終前又如何對他講述了他的身世……總是在這個時候，我從夢中醒來。也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吧。不過我倒真希望有一天這個夢想能夠成爲現實。
那場僅僅持續了二十三秒的自然地震已經過去將近四十年了，儘管自然的餘震和社會的餘震還在持續當中，但與那場開始於三十多年前的政治地震相比就顯得渺小多了。自然的、社會的、政治的，這是三場地震。從這三場地震中，人們獲得了啓示；通過回顧與前瞻，我也有了一些想法。有些道理已經悟出，有些道理還在領悟之中。無論成熟與否，我願意與讀者共享。
首先要講的是人際與人性。地震那年，我大女兒七歲，正是記憶力最好的時候。現在她已經四十多歲了，提起當時的情景，還如數家珍。有時，她也與自己80後、90後的同事講起那段經歷。當她講到地震後最先從廢墟里爬出來的人們先救鄰居，後救親人的故事時，那些80後、90後們大多數不相信。我作爲親歷者，可以證明，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沒有人認爲，這有什麼不正常。不救鄰居，捨近求遠去救親人的人，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可以肯定，這種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且，這種人的行爲一旦被人發現，是要受到整個社會的譴責的。我有一位中學同學，當時他的弟弟二十多歲，正在談戀愛。救出自己的家裡人之後，想去女朋友家看看，可馬上就被他的母親阻止住了，讓他先救鄰居。前不久，看了電視劇版的《唐山大地震》，萬大成出車從外地回來，到單位去送車的時候，地震發生了，他沒有跑回家去，而是先去救單位裡的同事，最後自己獻出了生命。這種事在我們看來相當平常，可有些人說，電視劇把萬大成這個形象人爲地拔高了，可見人心不古已經到了何種程度。當時，十年動亂還沒有結束，正是“親不親，階級分”的時候。但當災難到來時，人們就把那些東西都拋到腦後了，蘊藏在內心深處的善良人性一下子迸發出來，於是自然而然地做出了那看似平凡，實際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善舉。我和妻子是震後幾個小時才被救出來的，當時埋在廢墟里的人已經不多了，但我們仍然親眼目睹了許多催人淚下的場面。至於解放軍到來以後，官兵們那種捨生忘死的精神，那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壯舉，更是讓人終生難忘。有多少英雄的戰士在那場不是戰爭卻勝似戰爭的抗震救災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當時我就想：我們有這樣的軍隊，這樣的人民，無論多麼兇惡的豺狼虎豹想進犯我們的家園，都會被打得頭破血流。抗日戰爭期間，從正面戰場的國軍，到游擊戰場的八路軍、新四軍，直至最底層的百姓，用最落後的武器，最原始的方式，同時，也是用最堅忍的意志，最頑強的精神，把武裝到牙齒的、窮兇極惡的侵略者趕回了他們那三寸荒島。真個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守土抗戰”；真個是“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在那次抗震救災的壯舉中，我又感受到了這種精神，又親歷了這種場面。讓我疑惑不解的是，現在社會進步了，人們生活富裕了，爲什麼那種精神反倒顯得單薄了呢？“先救鄰居，後救親人”，在我們這些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爲什麼有些80後、90後們就認爲不可思議呢？我不願意說諸如“物慾橫流”、“道德淪喪”之類的過激話，但無論如何，我認爲，提振民族精神，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這個議題已經迫在眉睫了。現在，各種媒體開始宣揚“凡人善舉”，開始提倡“正能量”，這是好事。真希望有一天，我還能感受在那大災之年所感受到的溫暖，而且希望，現在有些被人認爲“了不起”的善舉，到那時，人人都會認爲是“理所當然”。
其次，我想談談閉關鎖國之痛。當時的抗震救災，有來自國家層面的，但基本上是自救，而來自國際社會的救援幾乎等於零。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爲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聯合國要派觀察團，當時的國家執政當局都不允許，至於來自國際社會的救援，更是被拒之於千里之外，據說是害怕境外的間諜組織滲入。當時中國經濟已經瀕臨崩潰，至於軍事、科技等諸方面也都處於落後狀態，即使有境外間諜組織滲入，他們又能獲取什麼呢？愚昧呀！假如當時不執行那種閉關鎖國的政策，抗震救災的效果會更好，震後重建的新城會比現在美麗得多，壯觀得多，舒適得多，幸福得多，宜居得多。改革開放改變了那種政策，這是值得慶幸的。讓我們祈禱：中國要永遠與國際大家庭融爲一體，再也不要犯當時那種低級的錯誤了。
總體來講，我這個人是個樂觀主義者。雖然不比林語堂評價蘇東坡那樣，稱之爲“不可救藥”，不過我畢竟願意看到事物的光明一面。地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但是災難過後，一座新城拔地而起，鳳凰涅槃了。“十年動亂”是一場更大的災難，但就是這樣一場幾近毀滅性的災難現在也已經成了歷史，我們的國家正在逐步邁入正軌。當然，現在在不少地方還有太多的不盡人意之處，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諒的。有哪一條路能那麼平坦，那麼寬闊，讓人一往無前？有哪一艘大船能不遇到一點風浪就一帆風順地到達彼岸？我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對立統一、二律背反、量變質變、否定。這些思想都是引人向上的。在看到國家與世界光明未來的同時，“大難不死”之後，我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昇華。四十年來，我一直努力向前，一直不輟勞作，不憂愁，不憤怒，不貪生，不怕死，更不患得患失。七十多歲了，仍每天筆耕不輟。不爲出名，不爲獲利，只爲做一點自認爲有用的、有益的事。同時，也通過這種作爲，進一步淨化自己的靈魂。“老年戒之在得”這句話在我身上的體現算得上淋漓盡致。
一番“宏論”之後，還是讓我回到原點吧！這篇關於地震的文章是從天氣預報說起的，而天氣預報又是從那位鄉村糧庫主任談起的。我倒真的有點想念我的這位故交了。他的幽默，他的睿智，讓我至今難忘。不知道他是否還健在，如果他健在的話，我倒真想有一天會與他再一次聚到酒桌前，推杯換盞，高談闊論，甚至開懷大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