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一些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爲中國曆代皇帝多數不喜歡萬里遠征。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提叨仔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樣了。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人的能量，他們中的優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只有僧人。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象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千年之前明確無誤的腳印。
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的馬蹄刀劍揮酒千里萬里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於有兩個僧人走出，抱着精神文化的目的，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娜矽卜的智慧。我們與他們在鍵陀羅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f門所說的佛教聖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顯和玄獎經歷千辛萬苦來到這裡，實際上是插入了異國他鄉的歷史，那麼，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歷史呢？
法顯是五世紀初年到達的，離釋迎牟尼創立佛教已有九百年，離阿育王護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經進人大乘佛教時代的中段。大乘佛教經二百多年前的馬鳴和一百多年前的龍樹的整理闡揚，在理論上已蔚爲大觀，在社會上則盛極一時。法顯在我現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遠處，當時叫弗樓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見到過壯麗的“迪膩色邇大塔”，歎爲觀止，而當時這樣的大塔比比皆是。這也就是說，他來對了時候。
玄獎比法顯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時代的後期。但他比法顯幸運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後一位偉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極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處衰勢的大乘佛教，對玄獎也優禮有加。那麼，玄獎來的也正是時候。在戒日王之後，佛教衰微，以後就進入了密教時代。
他們在歷史的輝煌期到達，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關注輝煌的來源和去處。因此他們實際取到的東西，要比帶回米的典籍多得多。
稚嘛在研究佛教的時候不能不追溯佛教產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獻，以及其中的《奧義書》，還有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等等。這一來，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種古文明源頭，既獨立又深厚，品順不盡。我本人曾鑽研過一陣徐梵澄先生譯的（五十奧義書》，又爲了探索古代東方藝術史而苦讀過婆羅多牟尼的《舞論》，已經深感這種文明的宏大和艱澀。面對一個古老文明，就像面對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海。光從書本里讀讀對大海的描繪是遠遠不夠的，至少也應站到岸邊聞一聞海腥味。法顯、玄獎明白這一點，所以甘於歷盡艱苦而來，成了東亞文明與中亞文明之間深層溝通的首批使者。一切深層溝通都不能僅靠文字資料，而必須以腳步、目光乃至整個血肉之身區作爲船筏。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種文明已經時間不夠，更何況是多種文明。於是大家都變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幾經誤傳的信息作爲判斷的基點，既傷害了自己又傷害了文明。因此，應該抓緊時間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勞走出受欺的陷阱。法顯、玄獎在前，是一種永遠的燭照。
我們，別看車輪滾滾，其實也就是在追摹他們罷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蘭堡，夜宿M日叮沁tt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