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走走，自然不能遠去遊山玩水，朱永興和夢珠帶上護衛，便去了城中的南湖。
南湖最初是雨水匯合成的小澤，又名草湖。明代將其開掘成湖，在湖中堆積成三座土山，以神話中的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命名。這裡竹秀林幽，鳥語花香，亭臺樓閣隱於翠綠叢中。而且，這裡終年楊柳依依，四季碧波粼粼，景緻很美。當地的文人學士常喜歡到這裡吟詩作賦，發奮苦讀，故又稱?“學海”。雲南過橋米線的故事便起源於這裡。
朱永興和夢珠在湖邊信步遊覽，侍衛們則遠遠的散開警戒。湖水溫柔恬靜的流淌，似乎在唱着一首和諧的歌曲。岸邊的花木，高的、矮的、各種顏色的，又增加了無限的畫意。
朱永興找了塊石頭坐下，望着湖水發呆。微風徐來，襲人衣襟，山野的氣息使他的心緒平穩許多，他努力使自己什麼也不想，只是偶爾拾起根樹枝或石塊，投到水面上，撒下一圈圈的圓暈，把膽怯的小魚兒驚走。
以前朱永興有這樣一個觀點，覺得一個國家的好壞在於皇帝，皇帝是個賢明的君主，這個國家就能好；如果是個昏君，國家想好是不可能的。現在看來，這樣的想法還是過於稚嫩了。做皇帝的雖然過着錦衣玉食、美女成羣的生活，其實從某種意義上是一個關在美麗籠子裡的金絲鳥。
同時，皇帝是孤獨的，有哪個臣子能把皇帝作爲朋友一樣的對待，每個人的接近都是有目的的，因爲只有皇帝手中掌管着生殺大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太多的謊言。太多的欺騙，更要命的是，就算你想改變這樣的狀態，憑藉皇帝一個人是不可能的。
“伴君如伴虎”，是的，大家可能都猜不透皇帝在想什麼。可是反過來呢，大家都在想皇帝想什麼，而皇帝怎麼能瞭解身邊這些整天陪伴他的臣子心裡在想什麼呢，如果你是皇帝，你不知道身邊這麼多人，都在想什麼，是不是有更大的惶恐不安呢？
歷史上總是說“忠言逆耳”，可是皇帝從何判斷哪些是忠言呢，每天有那麼多人在他面前搬弄是非。一句謊言說十遍也就成了真話。皇帝也是人啊，他不是神人可以辨別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而更多的被命運推上皇帝寶座的皇帝們又能如何呢？命運讓他們當上了皇帝，太多的謊言粉飾了這個世界，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國家沒有什麼問題，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那個在荒年問災民爲什麼不吃肉丸子的昏庸皇帝，被世人嘲笑了幾百年，可是他真的錯了嗎？他能問這句話，說明他還很善良。換個皇帝甚至更不當回事，只要自己過的好就行了。
可恨的人必有可悲處；值得羨慕的人也必有其羨慕的理由。皇帝擁有佳麗三千,他卻感受不到真實的愛情；皇帝擁有無上權勢。卻得不到別人的真誠相待；皇帝金口玉言，卻不能口不擇言，要小心謹慎，以防別人把他的一句戲言揣摩變味；皇帝的舉動不能隨心所欲，自由自在，種種條條框框使他只能戴着假面具整天故作威嚴。
平凡的人。擁有真摯的感情，真誠的朋友，真實的感覺，對於朱永興來說，這些都是還能擁有的寶貴的東西。日後或許就是奢望了。
而郭之奇的執着進諫，也讓朱永興意識到即便是皇帝，即便是英明的皇帝，也未必能夠治理好國家。畢竟，皇帝是一個人，不可能事必躬親，不可能允毛蒜皮的事情都攬過來管理，他還是要依靠下面的官員。
也就是說，靠英明的皇帝，是人治，漏洞難免；只有制度和法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國家的穩定。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在現在也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但卻可以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再逐漸由這種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向實質意義上的法治逐漸過渡。
而且，這種法治的思想並不需要獨創，而是可以借鑑法家的思想，稍加改進便可以實行。阻力呢，自然會來自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這也是朱永興一直感到難辦的地方。
但是，不破不立，小破小立，大破大立。朱永興意識到目前或許是個好時機，打着興利除弊、中興大明的旗幟，很多麻煩會迎刃而解，等到形成了習慣，建立了框架，日後想改也就是不是那麼簡單了。
儘管現階段應該以軍事爲主，但法治和制度的建設也不應該放鬆。因爲沒有肯實任事，剛直不阿的臣下，中興不過是一句空話，朱永興還沒自大到一個人就能力挽狂瀾。
說實話，他把自己的作用定位於一面旗幟，一個稍顯蹩腳的引路人，藉助於對歷史知識的瞭解，裝神弄鬼般的進行作弊，等到歷史偏離得太多，先知先覺終會消失，一個重新開始的篇章便需要一個團體或一個先進制度來譜寫。
這並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如果萬一控制永曆和小朝廷的計劃和努力失敗，這便是朱永興所留的後手，可以使局勢不致於完全失控。
從歷史研究的觀點來看：南明之滅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將領，無能的督師，明朝的遺毒如黨爭、苛政、文人領兵都被完好無損繼承下來，甚至還有所發揚光大，那麼延續着明朝的滅亡之路走向覆滅也就順理成章了。
自己要改變的是什麼？就是這些弊端，現在雖然偏處一隅，卻也有好處。大浪淘沙，盪滌污垢，能堅持到最後的多數都是忠貞之士，儘管他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毛病，但卻很少影響大局。而且人數少，也就沒有那麼多勾心鬥角、令人頭痛的黨爭。
太陽很大，天空很藍，空氣很新鮮。思路慢慢捋順的朱永興心情在變好。
……
“殿下，下官覺得只讓張煌言所部南來似有不妥，是不是也對延平王略提一下，讓他亦派出一些軍隊前來保護朝廷。”剛回到玉皇閣，長史易成便拿着幾份文件來彙報。
朱永興皺着眉頭想了想，笑着說道：“吾確實疏忽了。這好象有挖人牆角之嫌，雖然張煌言等浙東武裝與延平王不相統屬，可延平王知道了，難免不快。就再補充一下，如果足以抵禦清軍進攻金、廈，希望延平王也能派點水師來助陣，肯與不肯，那就無關緊要了。”
“下官已經擬好草稿，請殿下過目。”易成將書信的書稿遞與朱永興。
朱永興看過之後。點了點頭，算是把稿子定了下來。隨後又處理其他公務，一篇文章映入了朱永興的眼簾，提起了他的興趣。
“……爲人臣者，一曰戒貪：貪黷之徒，往往營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來人臣之敗名、喪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一曰戒僞：不誠則僞。不僞則誠，誠、僞之間，纖介之差，繆乃千里。一誠有餘，百僞不足，有所僞之心。小則挾術以文奸，大則藏欺以誤國；一曰戒驕：蓋驕則自盈，自盈則惰慢之氣存於中，傲肆之形見於色，雖有善焉。莫之能蓋矣；一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謹國事、克盡厥職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祿素餐，尸位溺職，玩忽職守，敷衍塞責者，也所在多有……”
朱永興微微頜首，感慨道：“俗語云：有倔兒不敗家，有諍臣不亡國。郭之奇雖固執，亦有些迂腐，卻作得一手好文章，亦言之有物，卻也不可貶棄不用。”
“不是殿下英明神武，又哪裡有郭大學士放言之機會。”易成恭維了朱永興一句。
朱永興對此已經習以爲常，淡淡一笑，岔開了話題，說道：“易長史，吾很欣賞法家理論，你可願抽時間爲吾詳細講解一番嗎？”
“殿下，韓非的法家自有可取之處，但儒家的仁政正是殿下應該熟習之道。”易成委婉地勸說道。
“儒家自然也是要學的。”朱永興微微一笑，解釋道：“然博採百家，亦是吾所贊成的。”
易成沉思了一下，眼中有熱切的光芒閃過，他對各家各派理論知識均有所涉獵，便直接與朱永興問答起來。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爲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經過易成的詳細講解，再加上朱永興的個人理解，法家的思想逐漸在他腦中形成了幾個清晰的脈絡。
第一，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第二，法律的作用：首先“定分止爭”明確了物的所有權，再有“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第三，“好利惡害”的人性論，揭示了人們具有相同的思想，是故“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爲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韓非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爲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易成抑揚頓挫的說道。
“易長史詳細講來。”朱永興撓撓腦袋，有些不解。
“殿下，此話的意思是：通過制訂頒佈法律，告訴百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法一經公佈，君主就必須明察百姓的行爲。因爲他有勢，可以懲罰違法的人，獎賞守法的人。這樣，就能夠成功地統治百姓，不論有多少百姓都行。”易成詳細講解道：?“君主就這樣用法用勢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象儒家主張的那樣，自己作出榜樣，或是通過個人的影響來統治。”
“原來如此。”朱永興點了點頭，“吾認爲君主還是要作出表率更爲妥當，而且執法的機構也要廉潔公正，纔不會使法流於形式，或者成爲某些人鑽空子、謀利益的手段。”
“殿下聰慧，一舉中的。”易成真心誠意的讚賞道。
一問一答之間，氣氛十分融洽。朱永興的提問間或夾雜着後世的觀點。讓易成驚訝之餘，更是使盡渾身解數，以求給其解惑。
在百善爲先的古代，由於皇帝對老師的尊重，帝師的地位是很高的，即便有些帝師並不在朝爲官，在民間也很受人尊敬，因爲成爲帝師這事本身就是對他能力的肯定。
而政府對“王者師”從一個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爲一個實在的爵位，有俸祿與等級：位在百官之上。並且寫入典籍。歷代雖經鼎革而一如舊例。這是對知識分子道德、才學的一種尊重和肯定，也是一種期許，使之成爲他們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目標。
這種期許賦予了知識分子極大的參政熱情，這使得知識分子不僅僅在入世之際彌滿胸襟；而且在隱逸低沉之時，潛龍勿用，待機而作。希望能有謂水之遇，從此君臣相得，風雲際會，龍飛在天。
易成學識很雜，很博。但爲商人家器重，畢竟有違其讀書的本來目的。而朱永興的出現，以及一系列的表現，使他期盼殷殷，而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險，爲朱永興將來的前途而暗室籌謀。
名利誘人，貪利者好財貨，讀書者好虛名，自古以來便是如此。而小人物爲了翻身通常最是無所顧忌，頗有懷才不遇心態的易成便是如此。
“如果岷世子建不世奇功，坐了大明皇位，或者在海外稱王，青史之上，就會濃墨重彩地把今日之事記上一筆。雖不是正式的帝師，卻也能沾上些邊。”易成心中如此想着，豈肯放過教授朱永興的機會，旁徵博引，盡顯胸中才學。
而朱永興以後世人觀點來衡量評價法家，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也發現了很多具有侷限性的東西，也是獲益匪淺。
硬實力，憑藉自己的超前眼光是有辦法增強的；軟實力呢，也不能放鬆，朱永興若有所思。
現在應該是建立體制的好時機，官僚機構雖小，但卻有小的好處，起碼明朝文官固有的那些毛病少多了。
明朝時，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麼不讓他們去做，他們最終也會去做。如果這些文官不認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麼嚴厲回覆批示讓他們去做，他們照樣給你頂在那裡，軟硬兼施，陽奉陰違，死活都不會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長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當作他們的職責所在。
爲虛名而廢國事，這便是朱永興對這些人的評價。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急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官員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正因爲此，明代的官員普遍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詞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着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衆取寵，聳人聽聞，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衆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罵聲卻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官員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還在繼續“罵”，繼續“內訌”，可謂持之以恆，堅持到底。
現在呢，有這種毛病的朝廷官員多在緬甸，新提拔起來的多是年輕後進，不以功名爲依據，只以實心任事爲標準。雖然也有不和諧的聲音，但阻力不大，這對朱永興來說，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自己的精力可以偏重於軍事，但政事方面可以委託給象易成這樣的官員辦理。改革的阻力呢，現在是最小的，自己先不出頭，讓易成等人頂先。
朱永興的思路慢慢成形，把自己暫時定位於一個評判員，既鼓勵官員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卻又可暗地偏袒一方，避免和防止攻訐譭譽干擾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