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以後，參用鮮卑法，反而改得野蠻了。如《晉律》，父母殺子同凡論，而北魏以後，都得減輕。又如走馬城市殺人者，不得以過失論（依此，則現在馬車、摩托，在市上殺人的，都當以故殺論。因爲城市中行人衆多，是行車者所豫知的，而不特別小心，豈得謂之過失？難者將說：“如此，在城市中將不能行車了。文明愈進步，事機愈緊急，時間愈寶貴，處處顧及步行的人，將何以趨事赴功呢？”殊不知事機緊急，只是一個藉口。果有間不容髮的事，如軍事上的運輸，外交上的使命，以及弭亂、救火、急救疾病等事，自可別立爲法。然在今日，撞傷路人之事，由於此等原因者，共有幾分之幾呢？曾記在民國十至十二年之間，上海某外人，曾因嫌人力車伕走得慢，下車後不給車資，直向前行。車伕向其追討，又被打傷。經領事判以監禁之罪。後其人延律師辯護，乃改爲罰鍰了事。問其起釁之由，則不過急欲赴某處宴會而已。從來鮮車怒馬疾馳的人，真有緊急事情的，不知有百分之一否？真正緊要的事情，怕還是徒行或負重的人做的），部民殺長吏者同凡論；常人有罪不得贖等；都遠勝於別一朝的法律。父殺其子當誅，明見於《白虎通義》，我們可以推想父母殺子同凡論，淵源或出於儒家。
又如法家，是最主張摧抑豪強的。城市走馬殺人同凡論，或者是法家所制定。然則法律的改良，所得於各家的學說者當不少。學者雖然亦不免有階級意識，究竟是爲民請命之意居多。從前學者所做的事情，所發的言論，我們看了，或不滿意，此乃時代爲之。近代的人，有時嚴責從前的學者，而反忽忘了當時的流俗，這就未免太不知社會的情形了。
《晉律》訂定以後，歷代都大體相沿。宋、齊是未曾定律的。樑、陳雖各定律，大體仍沿《晉律》。即魏、周、齊亦然，不過略參以鮮卑法而已。《唐律》是現尚存在的，體例亦沿襲舊觀。遼太祖時，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太宗時，治渤海人亦依漢法。道宗時，以國法不可異施，將不合於律令者別存之。此所謂律令，還是唐朝之舊。
金當熙宗時，始合女真舊制及隋、唐、遼、宋之法，定《皇統制》。然仍並用古律。章宗泰和時定律，《金史》謂其實在就是《唐律》。元初即用金律。世祖平宋以後，纔有所謂《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亦不過將新生的法令事例加以編輯而已。明太祖定《大明律》，又是一準《唐律》的。《清律》又以《明律》爲本。所以從《晉律》頒行以後，直至清末採用西法以前，中國的法律實際無大改變。
法律的性質，既如此陳舊，何以仍能適用呢？（一）由向來的法律，只規定較經久之事。如晉初定律，就說關於軍事、田農、酤酒等，有權設其法，未合人心的，太平均當剔除，所以不入於律，別以爲令。又如北齊定律，亦有《新令》40卷和《權令》2卷，與之並行。此等區別，歷代都有。總之非極永久的部分，不以入律，律自然可少變動了。
（二）則律只揭舉大綱。（甲）較具體及（乙）變通的辦法，都在令及比之中。《唐書·刑法志》說：“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宋神宗說：“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見《宋史·刑法志》）。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令、格、式三者，實不可謂之刑書。
不過現代新生的事情，以及辦事所當依據的手續，都在其中，所以不得不與律並舉。律所載的事情，大約是很陳舊而不適宜於具體應用的，但爲最高原理所自出，又不便加以廢棄。所以宋神宗改律、令、格、式之名爲敕、令、格、式，而“律恆存乎敕之外”。這即是實際的應用，全然以敕代律了。
到近世，則又以例輔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刑官上言：“中外巧法吏或借例便私，律寖格不用。”於是下尚書，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297條。自是以後，律例並行。清朝亦屢刪定刑例。至乾隆以後，遂載入律內，名爲《大清律例》。
案例乃據成案編纂而成，成案即前世所謂比。律文僅舉大綱，實際應用時，非有業經辦理的事情，以資比附不可，此比之所以不能不用。然成案太多，隨意援引，善意者亦嫌出入太大，惡意者則更不堪設想，所以又非加以限制不可。由官加以審定，把（一）重複者刪除；（二）可用者留；（三）無用者廢；（四）舊例之不適於用者，亦於同時加以廢止。
此爲官修則例之所由來，不徒（一）杜絕弊端，（二）使辦事者得所依據，（三）而（甲）社會上新生的事態，日出不窮；（乙）舊有之事，定律時不能無所遺漏；（丙）又或法律觀念改易，社會情勢變遷，舊辦法不適於今；皆不可不加補正。
有新修刑例以濟之，此等問題，就都不足爲患了。清制：刑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事屬刑部，臨時設館），使新成分時時注入於法律之中；陳舊而不適用者，隨時刪除，不致壅積。借實際的經驗，以改良法律，實在是很可取法的。
刑法自漢至隋，起了一個大變化。刑字既引伸爲廣義，其初義，即專指傷害人之身體，使其蒙不可恢復的創傷的，乃改稱爲“肉刑”。晚周以來，有一種象刑之論，說古代對於該受五刑的人，不須真加之以刑，只要異其冠服以爲戮。此乃根據於《堯典》之“象以典刑”的，爲儒家的書說。案象以典刑，恐非如此（見前）。但儒家所說的象刑，在古代是確有其事的。《周官》有明刑（見司救）、明梏（見掌囚），乃是將其人的姓名罪狀，明著之以示人。《論衡·四諱篇》說：當時“完城旦以下，冠帶與俗人殊”，可見歷代相沿，自有此事，不過在古代，風氣誠樸，或以此示戒而已足，在後世則不能專恃此罷了。
儒家乃根據此種習俗，附會《書經》象以典刑之文，反對肉刑的殘酷。漢孝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防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於是有司議：當黥者髠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案詔書言今法有肉刑三，《注》引孟康曰：“黥、劓二，斬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景帝元年詔，說孝文皇帝除宮刑。詔書下文刻肌膚指黥，斷肢體指劓及斬趾，終身不息當指宮，則是時實並宮刑廢之。惟系逕廢而未嘗有以爲代，故有司之議不之及。而史亦未嘗明言。此自古人文字疏略，不足爲怪。
至景帝中元年，《紀》載“死罪欲腐者許之”，則系以之代死罪，其意仍主於寬恤。然宮刑自此復行。直至隋初方除。象刑之論，《荀子》極駁之。《漢書·刑法志》備載其說，自有相當的理由。然刑獄之繁，實有別種原因，並非專用酷刑可止。
《莊子·則陽篇》說：“柏矩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伕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這一段文字，見得所謂犯罪者，全繫個人受社會的壓迫，而無以自全；受社會的教育，以至不知善惡；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其所能負的責任極微。更以嚴刑峻法壓迫之，實屬不合於理。即不論此，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於事亦屬無益。
所以“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語·子張》），這固然不是徹底的辦法。
然就事論事，操司法之權的，存心究當如此。司法上的判決，總不能無錯誤的。別種損失，總還可設法回覆，惟有肉刑，是絕對無法的，所以古人視之甚重。這究不失爲仁人君子的用心。後來反對廢除肉刑的人，雖亦有其理由，然肉刑究竟是殘酷的事，無人敢堅持主持，始終沒有能夠恢復。這其中，不知保全了多少人。
孝文帝和緹縈，真是歷史上可紀念的人物了。反對廢除肉刑的理由安在呢？《文獻通考》說：“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髠笞代之。髠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髠。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髠鉗；進髠鉗一等，即入於死罪。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
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髠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肢體，而才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
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樸、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案自肉刑廢除之後，至於隋代制定五刑之前，刑法上的問題，在於刑罰的等級太少，用之不得其平。所以司法界中有經驗的人士，間有主張恢復肉刑的。而讀書偏重理論的人，則常加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