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個學生還沒有來得及看完那些參考書的時候，他們就被赫伯特·埃克塞特教授命令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面了。
赫伯特·埃克塞特教授開始了他的課程講授：
“各位同學，今年是我們整個課程的第一年，主要的研究項目是埃及學中的克蘇魯學現象。
下面我簡要介紹一下埃及學和克蘇魯學之間的關係。
首先，我們應該感謝讓-帕斯卡爾·商博良先生。他是法國偉大的埃及學之父，讓-弗朗索瓦·商博良的後人。
是讓-帕斯卡爾·商博良先生頭一次注意到了在非洲的大湖地區存在着一個更古老的文明，可能是埃及文明的源頭。
也是他頭一次把克蘇魯學與埃及學嫁接在了一起，提出了古埃及文明的克蘇魯神話源流。
早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在埃及學研究之中，就有一個關於早期古埃及文明起源的爭論。
有一大部分學者認爲古埃及文明是在尼羅河中下游以及三角洲地區產生的，是一種原生性質的文明。
但是，還有一少部分學者指出來，在沒有對於尼羅河上游地區進行完整的勘探之前，古埃及文明的原生性質是無法定論的。
當然了，其實這一爭論一直持續到了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之後。
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西非、東非和北非地區存在着不同的歐洲殖民主義勢力，各個殖民主義勢力都想在其殖民地上建立一個非洲殖民世界的中心。
當時的大英帝國佔領着埃及和蘇丹，面積涵蓋了當年古埃及文明和古代努比亞文明的範圍；
而法國人則控制着馬格里布非洲和西非的廣大地區；
比利時人控制着大湖地區的大部分地區；
而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在東非也想染指一下。
所以當時的大英帝國認爲想要把埃及打造成非洲殖民世界的中心，就必須要有一個有說服力的文化上的觀點。
所以組織了大量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以及宗教學家，制定了一個名叫‘赫里奧波里斯’的計劃。
‘赫里奧波里斯’計劃的核心內容就是把古埃及文明徹底的推向非洲文明的頂峰，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歷史撰寫計劃。
而‘赫里奧波里斯’計劃最終擴展到了所有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系統之中，形成了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
它的大致脈絡包括，這麼幾項內容：
第一，要認定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歷史第二早的文明，是非洲第一早期的文明；
第二，認定世界上第一早的文明是蘇美爾文明，因爲當時伊拉克地區是大英帝國的委任統治地，是整個英國殖民體系的中心樞紐；
第三，認定第三早的文明是古印度文明，因爲當時的南亞次大陸還是英屬印度殖民地，而且已經被英國牢牢控制着；
第四，認定華夏國是世界第四古老的文明，因爲大英帝國還佔領了香江地區和許多涵蓋華夏沿海地區的租界地。它們是東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樞紐，
所以這樣一來，大英帝國等於就佔有了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的三個，第四個也佔領了一部分。
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發源地全都被大英帝國給征服了，就像日耳曼人征服了摧毀了古羅馬帝國，而他們則自詡爲是古羅馬帝國的繼承者一樣。
所以這樣可以極大的提高大英帝國的民族自信心，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一個包容多元化文明，既可以繼承人類最古老文明，但是又可以帶領着人類繼續向前發展的偉大新文明。
當時的大英帝國準備利用他們掌握的這些考古學和歷史學資源，進行更大規模的殖民地文化建設，以及深入人心的統治。
這其中包括了深刻的統治手腕兒：
當時大英帝國對於埃及、印度、伊拉克和東亞殖民地的統治是有着長遠打算的，因爲在殖民地英國人畢竟是少數，而當地人則是多數。
所以任用和選拔當地的親英勢力來進行代理人統治就非常重要。將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進行分而治之的統治，讓當地人幫助大英帝國的殖民者統治當地人，對於殖民主義是非常重要的一項策略。
而基於印度的種姓制度，以及印度教與英屬印度境內的其它宗教勢力勢均力敵的分佈狀況，這種政策在印度是很容易實施的。
大英帝國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深入研究了印度的歷史和社會現實，設計了很多順應當地歷史和社會現實的分而治之的方案。
比如大量吸收了當地的驕傲而尚武，又處於少數派的錫克教徒當軍官和警察，讓他們管理印度教徒和天方教義的信徒；
承認信奉天方教義的王公統治信奉印度教的土邦，讓少數派統治多數派，這樣少數派就要依靠殖民者的武力，更便於殖民統治；
把天方教徒和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在土兵軍隊之中分別列編，讓他們互相監視，無法團結一致反對殖民者，反而互相競爭，競相效忠於殖民當局。”
西瓦吉聽到這裡不禁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
“唉，偉大的印度就是這樣子被弄得四分五裂的！”
赫伯特·埃克塞特教授並沒有理會西瓦吉的感嘆，接着說道：
“但是，在埃及我們就遇到了困難，當地的阿拉伯人處於軍事上、宗教上和民族上的絕對優勢，而天方教義事實上又提倡平等，認爲所有教徒都是兄弟姐妹，所以與我們的統治目的背道而馳。
而最重要的是天方教義鼓勵反抗壓迫，在蘇丹的馬赫迪大起義，甚至打死了當地的殖民軍隊的領袖，圍困了殖民地首府，最後摧毀了當地殖民地統治機構，曾經一度獲得獨立。
因此我們的殖民者急需要一種可以把當地人從天方教義之中分離出來，形成三六九等的不同階層，讓他們和印度人一樣無法團結一致對外反抗殖民統治的文化和宗教意識形態。
而‘赫里奧波里斯’計劃之中的某些內容恰恰就是滿足了這個訴求，比如計劃中關於古代埃及祭司階層的研究，以及國王和武士階層的研究，各個城市和地區有不同的保護神，這些如果加以發展的話，正好可以從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上，用來對抗埃及和蘇丹地區的反對勢力。
藉着‘赫里奧波里斯’計劃提供的大量資金，殖民當局僱傭了很多學者來進行古埃及文明的研究。
但是，在他們的研究方向上卻與殖民當局的初衷事與願違。
很多學者在閱讀了讓-帕斯卡爾·商博良的著作之後，發覺古埃及文明並非是一個原生性的文明。
它應該是一個受到過尼羅河上游地區更高級的文明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傳來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