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裕仁很討厭被人如此逼迫，尤其被自己的國民和大臣逼迫，但是作爲一個統領超過八千萬以上國民的君主，裕仁比任何人都清楚民意的力量，日本皇族之所以能夠稱爲“萬世一系”的皇族，這其中不乏有明治這樣的英明之主的經營，但是更多的卻是因爲日本的歷代天皇都比較注重民意，所以日本歷史上很少出現農民暴動起義的事件。
這一次也不例外，當奏摺、萬言書像雪花一樣飛到大本營以及裕仁天皇面前時，裕仁知道自己不能沉默了，但是他自己對於行軍作戰了解並不多，雖然他曾經在部隊中服役過一小段時間，但是說起行軍打仗他並不是行家裡手。
很快，裕仁的詔書便大達到了大本營，要求大本營立即催促北支那方面軍立即着手反攻的作戰計劃，最多三個月必須出成績，不然國內的抗議浪潮必將進一步擴大。
接到天皇的詔書後，整個大本營都忙了起來，自從同中國開戰以來天皇陛下雖然也很關心戰局的發展，但是就具體的戰爭進程卻很少關心，一般都是交給了軍部自己處理。就連臺兒莊大敗那樣的大事件天皇陛下也沒有過多的表示。
但是這一次卻是親自下達詔書要爲死去的勇士報仇雪恨，這不能不引起整個大本營的震動。不過大本營可不是一般的部門，那可是日本在戰爭時期最高的軍事指揮部，同時也是此時日本政府最重要的部門，沒有之一。
而且大本營可不是常設部門，平時這樣權力如此集中的軍事指揮部門是不允許設立的。原本抗日戰爭爆發初期，中日兩國都沒有正式向對方宣戰，所以大本營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規定是規定，規定也必須爲現實需要而改變，於是在1937年（昭和12年）11月18日，日本現任天皇裕仁下達第658號敕令，廢止大本營只能在戰時設置的規定，另頒大本營令規定大本營在發生事變時也可以設置。
隨後，依新令設置了大本營。大本營會議由天皇、參謀總長和次長、軍令部總長和次長、參謀本部第1部長（負責作戰事務）和作戰課長、軍令部第1部長和作戰課長組成；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列席會議，但沒有發言權。大本營中不包含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等政府文官大本營下轄的機構大部分是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的機構。
如此複雜的軍事機構其運轉是很嚴密繁瑣的，每一次大戰役大事件或者是事變都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研究以及論證，然後制定詳細的計劃，最後才下達給具體執行的部隊。
所以裕仁的這份詔書下達到大本營後引起了一陣慌亂，大本營立即給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發了一份緊急電報，命令華北方面必須儘快拿出一份可行的作戰計劃，務必在三個月內打一個漂亮的翻生仗，不然的話整個大日本皇軍都必將陷入難堪的被動，所以岡村寧次纔在絲毫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召開了這次會議。
好在這次會議也是有所收穫的，因此在會議結束後岡村寧次就給個部隊下達了戰前準備的緊急命令，要求各部隊立即收集軍糧以及囤積彈藥。
然而由於今年華北方面軍的地盤縮水了不少，但是日僞軍各部隊的數量卻在短時間內增加了不少，所以給淪陷區的農民增加了很多負擔，今年日軍徵收的糧餉比往年足足增加了四層。
往年大傢伙的日子雖然不好過，但是一年忙活下來，除掉給地主家的，然後再被漢奸鬼子搶上一回，但還是有所結餘。再趁着秋收結束到山裡打點野味和採點野菜之類的東西，勉強還可以過活，最起碼不會在大過年的一家人喝西北風。而且只要等開了春，樹皮嫩草之類的東西也可以裹腹，勉勉強強一年也就下來了。
但是今年如此重的稅收讓淪陷區如此重的稅收讓很多人家都陷入了絕境，很多人家一盤算，一年下來平均每個人一天連二兩糧食都得不到，頓時間整個淪陷區的國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淪陷區的恐慌很快就傳回了歸綏，馬錚在喜得佳兒之後接到的第一封情報就是關於淪陷區的。對於淪陷區人民羣衆的生活馬錚是深有體會，那是一種真真正正的亡國奴的生活。
不說日軍要欺負他們，日本浪人挑着一副狗皮膏楊旗就可以在整個淪陷區橫行霸道，而那些依附於日軍的漢奸僞軍更是爲虎作倀，對日軍那是一個卑躬屈膝，但是面對自己的同胞時卻是另外一副嘴臉。
當得知整個淪陷區因爲日軍徵糧而恐慌之時，馬錚敏銳的判斷出此時絕不簡單。日軍向淪陷區的農民徵糧那是常有的事情，據馬錚所知，在抗日戰爭期間，駐在中國大陸上的日軍作戰兵員多達百萬，這還只是直接上戰場參加戰鬥的戰鬥兵員的人數。再加上後勤及文職人員、僑民，人數甚巨。
糧食對軍隊生死攸關，是日本侵略軍能否賴在中國大陸上作戰的關鍵問題。但其軍糧耗量之大，運輸路線之長是日本本土力不能及的。再加上日軍在中國戰場由於連年的物質損失，本土逐漸斷絕了中國戰場日軍的給養，只滿足其武器彈藥需求，中國戰場日軍便被迫廣泛開展了現地自活運動。
起初，日軍每到一地就瘋狂掠奪糧行及民間糧食，在部隊駐地及兵站附近建立臨時糧倉，積備軍糧。稍後，日本侵略軍在各城鄉扶植維持會，責令其定時定量向日軍交解米糧、食油、禽肉、柴薪和菸酒等食品及日用品，以換取不濫施燒殺的空頭保證。
從1937年8月以來，隨着日軍軍事行動的順利推進，各地的僞軍以及僞政權之類的自治委員會陸陸續續成立，對日軍來說，提供軍糧是各級僞政權的重要“職責”和“義務”。僅浙江吳江一縣，淪陷之初，吳江僞政權從徵收的田賦**給日軍糧餉尚少，1938年實徵法幣86萬元，1939年增至法幣135萬元。
但是在馬錚的記憶中，日軍不顧淪陷區的經濟狀況胡亂而又瘋狂的向中國農民徵收糧餉的事情應該是從1941年之後開始的，現在的日軍雖然瘋狂，但是多少還是會顧及淪陷區的經濟發展的，畢竟按照日軍的初步計劃，他們入侵中國並不是搶一番就走，而是要留在中國的，是要將中國徹底劃入日本的版圖。因此，將淪陷區的經濟搞垮並不符合日軍的利益。
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本土壓力陡增，而南線戰場上同美軍爭奪日趨激烈，所以對中國戰場上的部隊的給養便限制的大了很多。到1942年的時候除了部分中國淪陷區不能生產的彈藥外，其他的物資幾乎不會再往中國戰場上運輸了，同時還要從中國戰場上掠奪回日本本土大批的物資原料。
所以，至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的部分精力逐漸轉移到了自給中來，沒有糧食就自己去搶去種，而1942年日軍更是發明了比掃蕩更加嚴酷的“清鄉”運動，清鄉運動開始以後，淪陷區田賦劇增。嚴重破壞了淪陷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也逼迫的更多的中國人起來反抗日本人的殘暴統治。
但是現在的日軍還不至於如此不顧一切地徵收糧餉，而且此時太平洋戰爭還沒有爆發，日本國內還沒有受到多大的威脅，糧食生產也沒有收到影響，基本可以滿足部隊的需求。
就算是今年日軍在華北丟掉了不少地盤，但是華北地區真正產糧的地方卻幾乎沒有受到影響，日軍如此做就顯得有些不可思議。
而且華北地區剛剛經受過大戰，尤其是華北方面軍各年更是遭到了重創，這個時候日軍最緊要做的就是維穩綜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將整個淪陷區搞得人心惶惶，所以馬錚判斷日軍這樣做必定有其用意，但是他卻猜不到日軍到底要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