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上旬，帝國陸軍做好了進攻蘇聯的一切準備，而空軍也在按計劃將主力從東部抽調到西北，在這樣的情況下，趙庭柱隨時都能在鄂木斯克發起進攻蘇聯的“雷霆計劃”。
這將是趙庭柱第二次在此發動戰爭。
在此之前，爲了防範帝國陸軍可能發起的大規模軍事進攻，蘇聯已經將第6坦克集團軍抽調回車里雅賓斯克地區，在全國範圍內也再一次加緊徵調更多的兵力，大量沒有經過任何訓練的士兵直接被投入到戰場上，除了兵力的數量優勢外，蘇聯確實是再也沒有其他優勢可言。
德國則一直在和帝國進行交涉，尤其是通過波蘭這層關係，試圖在帝國出兵之前達成一致的新協議，但從整體上而言，德國還是既歡迎帝國出兵，又不希望帝國竊取德國的勝利果實。
帝國可能要進攻蘇聯解放哈薩克斯坦的消息讓大英帝國喜憂參半，好消息是中英在南亞的勢力爭鬥肯定會有所減緩，壞消息是中國不惜向蘇聯開戰也要推動哈薩克斯坦地區的獨立，這本身就足以證明中華帝國反亞洲殖民化的立場是多麼堅定，矛頭遲早還會對準大英帝國。
對日本來說，這也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好消息。
中國擁有足夠的實力同時開啓兩場戰爭，除了受制於飛行員數量的空軍，帝國中央軍部並沒有從日本戰場抽調兵力返回支援北方聯軍，一切按部就班，帝國也並沒有因爲要同時掀起兩場戰爭而出現緊張局面。
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工業產能都能證明帝國的軍事潛力到底有多大。
這一點是蘇聯和德國都不能比擬的，更不要提日本和英國。
……
對歷史有了解的人大致能夠記得在1910年的夏天，長沙起義之前曾經發生一件驚動全國的悲劇，一戶普通人家因爲糧價飛漲而無力撫養子女。最終一家四口跳河自殺，此事直接導致了長沙暴動和隨後的新軍起義，也由此拉開了中華帝國成立的序幕。
在三十年後，1940年的長沙再一次出現了驚動全國的慘劇，一個讓全國憤怒不已的事件。
1940年6月，湖廣地區遭遇了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此時全國水利工程的主幹工程都已經完工，人們對此並無特別的擔心，結果在6月下旬。長沙甌江水庫突然出現塌方事件，洪水隨即淹沒了周邊14個縣鎮地區，不僅導致了重大的經濟傷亡，也導致了數千人死於非命。
此事發生後，中央內閣和湖南省政府反應還算迅速。第一時間抽調全國之力進行搶險救災，但在隨後的調查中發現甌江水庫在建築施工過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偷工減料行徑，甚至在招標過程中都明顯存在着多項不合理事項。
案情的嚴重性，以及湖南省政府廉政局和檢察機構辦案接連遭遇特殊阻力的情況下，中央調查總局開始越過中央內閣對涉案官員、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排查，最終的結果是令人怵目驚心的，在現中央內閣農業水利大臣李樹澄擔任湖南農業水利廳廳長的1930年至1937年間。湖南省前後一共有17項重大水利工程存在嚴重貪污**問題，涉及工程金額超過2.5億中圓，李樹澄個人貪污的款項約在2000萬中圓左右。
這不僅是帝國三十年建國史上最大的貪污受賄案，也是堪稱當年袁世凱案的翻版。無論是案件內貪污手段和數額，兩者都非常接近。
比之前者更爲惡劣之處是此案牽連的多家建築公司都存在着青幫社團的背景，湖南省廉政局在辦案期間有兩名成員被謀殺，其他多名工作人員遭到報復和劫持。
由於案情的嚴重性。多年不問政事的宋彪皇帝也安排裕華皇儲親自以中央調查總局副總長的身份，負責全權調查此事。內廷也由總長陳嘉佑兩次代表皇帝和中華皇家慈善總會奔赴長沙安撫憤怒的羣衆。
在此期間，由於青幫涉案嚴重，導致多批赴省政府請願的鄉民在半路上被青幫成員暴打，再次導致多人喪命。
事情到了這一步，在全國媒體的密集關注下，不僅對光復黨的40年選舉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人們也開始真正的關注中國的非法社團，作爲農業水利大臣李樹澄的提名人，首相顧維鈞也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
選情前所未有的大好之下，民主黨理事長及首相選舉人宋教仁在這一年的9月10日，拜請內廷安排時間前來覲見宋彪皇帝。
在過去幾年間，宋彪皇帝和宋教仁只有過兩次見面，來往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密切，但是關係還維持的不錯。
世上總存在萬一的特殊情況，宋彪皇帝也需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萬一宋教仁帶領民主黨競選成功，成爲中央國會的第一大黨，並且推選首相成功，那宋彪皇帝還是要繼續和宋教仁保持合作。
所以，隨着民主黨這些年逐漸取得一些局部的競選成功後，宋彪皇帝在政治上已經同兩黨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輕易不打擊一方，也不扶持一方。
宋彪皇帝其實很清楚，中國的光復革命已經成功了，現在人們考慮更多的是新的民主革命，這也是宋教仁在這些年在民間，特別是在中產階層中聲望大增的原因。
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總是會存在非常多的問題，中國現在的問題表面上是不多的，不管是蘇維埃主義、民粹主義、非法社團、貪污**、反戰、貧富差距等等問題，在光復黨多任內閣的處理中都顯得不是特別嚴重。
同樣不可否認，光復黨的長期執政使得地方一些省政府內部確實存在蛀蟲，中央調查總局近十年發現的貪污**大案多是集中在省政府一級，而且特別是湖南湖北這種內陸省，地方媒體不發達和民主黨派活動不興盛的省。
民主黨這些年一直能在沿海的福建、兩廣獲得在省政府執政的機會，特別是在廣東省。連續三屆穩贏選舉，前年的廣東省議會選舉中，光復黨理事長汪兆銘親自坐鎮廣州，最後也未能幫助光復黨的競選人喬正良獲選，以114萬張票的懸殊差距敗選，惹的汪兆銘差點在黨內辭職謝罪。
如今這破事又輪到了顧維鈞。
按照帝國憲法的規定，國會競選早於總理競選三個月，10月份確定新一屆國會議員名單，再由國會議員聯合推選新的帝國首相。一旦推選成功，首相任期即爲五年，並且只有超過70%的議員通過不信任案投票，首相纔會提前結束任期。
50%選票可以當選，70%選票才能被罷免的憲法規則使得帝國各屆中央內閣都很穩定。加之光復黨這些的執政成績優良，三任首相人選都是出類拔萃之選，確實也極少出現大的民調波動。
此次顯然是一個例外。
在民主黨理事長宋教仁提請覲見的請求後，宋彪皇帝也是猶豫了幾天才批准了見面，既然決定見了，索性就大度一些吧。
宋彪皇帝讓內廷安排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在宣政園接見宋教仁，並且安排了晚宴招待宋教仁一家。
帝國有兩個宣政園。一個是中南海的宣政園，那裡已經成爲帝國國家博物館的一部分，另一個就是中央宮的宣政園，同慈政園不同。宣政園大部分情況就專門用來接見國會議員和各黨派人士。
這天上午，宋彪還在處理中央軍部的事務，下午回到中央宮就安排宋教仁到宣政園覲見。
9月之京都依然炎熱。
宣政園是1935年之後新建的皇宮宮殿，設有水暖系統。通過地板、牆壁、銅柱之間的銅管內的水流調節溫度，夏天降溫。冬天升溫。
比起中央宮辦公廳所採用的中央空調，宣政園更爲舒適一些，宋彪皇帝這兩年也更多的喜歡在宣政園裡處理國事，甚至是接見外賓。
到了下午兩點，宋彪皇帝午睡了一個小時後洗漱一番，這才前往宣政園喝下午茶，此時秋熱煩燥，下午喝杯涼茶總是不錯的選擇。
宋教仁謹慎的在此等候了將近十多分鐘的時間，這才見到皇帝陛下。
見到宋教仁後，宋彪皇帝顯得很平常，在宋教仁鞠躬敬禮之後，他就招攬宋教仁坐下來，陪他一起喝茶。
歲月不饒人。
宋教仁一晃也是年過六旬的頭髮花白之人，昔日的風采倒是依舊在，這些年間，他已經不在內閣任職，一直積極推進民主黨內部的改革，1930年至1935年曾經競選過的浙江省長，憑藉極高的個人聲望輕易當選，也拉開了浙江省成爲民主黨和光復黨交替執政的大幕。
在宋教仁的改革之下，民主黨一改過去和光復黨爭鋒相對的局面，調整政策偏向於中產階層，這使得民主黨在沿海大城市的支持率節節攀升，但在內陸地區，民主黨還是未能有牢固的民衆支持基礎。
兩黨競爭總是難免要打嘴炮，汪兆銘又是非常喜歡在紙面上做文章的人，他攻擊民主黨只有民粹主義，沒有真正的民主主義，真正的民主主義應當是全民享受福祉的國民之主義，而宋教仁則批評光復黨魚龍混雜，沆瀣一氣，操控地方機構等等非法事宜，以及輕視中產階層、忽視社會福利體系改革等等問題。
有批評纔能有進步，問題只是光復黨根生蒂固，競選總能大獲全勝，已經缺乏內部改革動力，這倒不是顧維鈞一個人就能扭轉的局面。
要說黨派扶持，如果沒有宋彪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宋教仁的民主黨也決計很難支撐到今天，但是兩人今日的見面卻有點尷尬。
宋彪沉默無聲的喝茶，咀嚼着核桃仁，彷彿身邊的宋教仁並不在場。
宋教仁今天還是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裝禮服，配着藍色的領帶，而皇帝還是一如既往的身穿着他的便服，白底琉璃紅紋的龍袍便服，顯得很肅靜。
紅白色、黃色和藍黑色是皇帝龍袍中最受宋彪皇帝所偏愛的。但是紅白色確實穿的更多一些。
民主。
宋彪皇帝一直在思考着這件事。
他仔細研究了民主和資本主義這件事，對於帝國這種特殊的國家，他以爲民主和資本主義所能帶來的最棘手的問題有兩點，一是地區性的民粹分裂主義；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
帝國直至今日依然嚴禁土地兼併，在《農民保護法案》中嚴格的對所有農戶提供最基礎的保障——只要是農戶，原則上都至少要擁有15畝的田地。
如果對比21世紀的共和國和印度，那麼你會發現共和國唯一的好處是同樣的人口和耕地條件下，共和國可以保障所有農民擁有十幾畝的田地，而在印度。即便是在21世紀，絕大多數的土地也都掌握在地主手中，極少有普通的印度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在田租和稅收的壓力下，印度農民以幾十戶的方式集體自殺的情況屢見不鮮。
不管世界如何吹噓印度的體制。宋彪皇帝一貫認爲這種體制如果是以幾億農民生不如死爲代價，那就沒有任何意義，反過來，即便另外一種體制存在各種弊端，但如果能在基礎層面強制保證所有農民至少擁有維持生存所需的農田，那就絕對有存在的價值，而且這個“所有”是十億人口之多。
這真的不容易。
這很重要。
宋彪皇帝對光復黨的支持之中。最爲重要的一點就是光復黨強有力的實現了他的這個要求，以稅收、國家補貼和國家法律的形式保證所有農戶都擁有最低的土地。
光復黨所採取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由政府直接持有一大部分的土地低價租給農戶，而且。這些土地是絕對不允許轉讓的，農戶可以一次性簽署超過60年的農業經營權。
在地方的農村合作社和農業合作協會都會參與鄉村內部的協調工作，切實保障每個農戶都有土地可種，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農戶實際上能夠擁有更多的田地，但也確實存在很多農戶將自己的土地出售掉。然後低價租借縣政府的公田。
這種公田政策是民主黨攻擊的重點，這一點很正常，因爲民主黨所代表的中產階層對此有着特殊的利益需求，要求取締公田，允許土地更爲自由的流通。
宋彪皇帝很討厭這一點，哪怕現在很多農民也積極要求政府批准這一提議，但是，政府應該保護的不是這些富裕的農民，也不是這些短視的農民，而是更多的貧困農戶。
確切的說，宋彪皇帝確實很討厭蘇維埃主義，但在所有體制中，他也必須承認唯獨這種體制中的集體土地政策能夠滿足他和中國農民的需求。
中國的人口太多。
想要保證每一戶農民都擁有土地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此時的宋彪皇帝非常擔心，總有一天，情況會被改變，土地兼併被允許，農民開始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唯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帝國開疆闢土，更大規模的擴大帝國疆域；二是帝國人口減少，不管是以節育手段和政策，還是以大規模對外移民。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帝國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一直都在幹這件事。
在帝國人口突破5億大關的今天，確實大約有1/5的國民生活在傳統疆域之外的地區，其中僅從蘇俄奪回及新佔領的土地就解決了大約四千萬人口的生存空間。
所以說，擴張主義對帝國而言必然是長期國策。
民主黨恰恰又是國內反戰力量的主要陣營。
宋彪皇帝只能說宋教仁是站着說話不腰疼，這也是他在過去幾年間減少對民主黨的支持，並且拒絕接見宋教仁的主要原因。
隨着他的年齡增長，日漸趨向於保守政策，對於宋教仁的民主黨就愈加感到討厭，在他看來，不管是民主黨還是民主黨的擁護者都顯得過於自私。
幾乎將一整杯茶都喝完，宋彪皇帝纔將茶杯放下，很平靜的同宋教仁問道：“你這幾年一直是東奔西走，爲民請願，很是勞累，身體應該還能撐得住吧？”
這番寒暄讓宋教仁很是受用。因爲他知道皇帝通常不是一個會和別人寒暄的人，他挺高興的回答道：“回稟陛下，我的身體肯定是沒有問題，這是越忙越硬朗。”
宋彪皇帝感嘆道：“那就好。咱們說幾個正經事吧，作爲執政黨，光復黨內部的問題是越來越多了，需要狠狠的教訓一頓，我倒是很想知道，在你看來。光復黨現階段有哪些問題？”
宋教仁想了想，如實回答道：“光復黨的問題其實也簡單，無非就是一黨獨大，太傲慢，聽不得其他政黨參政議政的意見。獨斷專行，中央政府的情況還好一點，在地方省一級政府就簡直是一羣混蛋在執政，傲慢的令人髮指。”
雖然不喜歡民主黨的政策導向，但宋彪皇帝還是儘可能的保持黨派中立原則，同宋教仁鼓勵道：“他們傲慢混蛋，那就是你們的機會。好好把握住機會即可。”
宋教仁答道：“話是這麼說，可光復黨也是會打選戰的老牌政黨，他們有執政優勢，一到選舉期就牢牢抓住兩個大票倉和一個大錢倉。一個是農會，一個是工會，最後的大錢倉當然就是遠東、江南、南洋這些大財團。譬如說華商總會，每年確實也給我們捐贈一筆政治捐款。但給光復黨的分額足足是咱們的十幾倍，如今一打選戰都是錢在撐着場面。他們每個競選議員背後都有雄厚的資金支持，還能搞定媒體那邊的工作，這真是讓我們無可奈何。”
宋彪笑呵呵的感嘆一聲，道：“所謂民主也不過就是這樣罷了，美國和英國何嘗不是這樣。”
宋教仁只能點頭承認。
他其實心裡很明白，每一次到了關鍵時刻，皇室操控的幾大財團還是會義無反顧的站在光復黨背後，而光復黨所維持的公田制度也一直能掐住各地農會的這個大票倉。
帝國的民主體制就是這樣的情況，省議會決定省長，而省議員是按各個縣評選，這就意味着資金雄厚和關係深厚的政黨總能在大多數的縣獲勝，最終敲定省議會的多數席位。
省議會的選舉一般滯後國家議會選舉一年，這就意味着中央內閣一旦確立，中央的執政黨又能影響省一級的選舉，對於最重要的具有表率作用的幾個經濟發達省和人口大省，顧維鈞首相和前首相唐紹儀，包括其他內閣大臣也都會親自下去輔選。
譬如說1936年的江蘇省和上海省議會選舉，原本是民主黨佔據一定的民調優勢，但就在最後關頭，顧維鈞首相忽然巡查上海、南京等地，發出一番豪言壯志，要以中央政府支持的形式繼續支持長三角經濟建設，結果就讓江蘇、上海在最後時刻翻盤，反而再次出現了光復黨在省議會中佔據超7成席位的局面。
簡而言之，宋教仁和他的民主黨也是一直在奮鬥，一直被打壓。
宋彪皇帝對這樣的局面倒是很滿意，其實他也清楚光復黨內部的問題還是比較多的，但如果沒有民主黨的牽制，那問題會更多更多，民主政治中的政黨鬥爭不僅能扯你後腿，還能將對方的各種禍害之處都抓出來惡罵一番，逼對手作出改進，一起共同進步。
想到這裡，宋彪皇帝忽然覺得支持民主黨多贏一些也未必是壞事，只要中央政府相對穩一點，讓地方給民主黨一半的機會，那也足以教訓光復黨，順道淘汰掉那些傲慢的自以爲是官老爺的舊式老議員、官員。
不執政是不會暴露問題的，反過來多給民主黨一些受監督的機會，多暴露民主黨內部的一些問題也不錯。
現在帝國內部存在三個大政黨，分別是中左翼的社民黨，右翼的民主黨和中間派的光復黨，至於極右翼的國家青年黨、極左翼的勞動黨都不是很受歡迎，只有極少數的人支持。
帝國採取宗政分離政策，所以，宗教社團是不允許進行政治活動的，工會、農會等社會機構可以集體投票，而像淨土宗教義協會就不能集體投票，帝國的《政教自由法案》也嚴禁宗教團體操縱成員集體投票，一經發現都要予以嚴厲的處置，某種程度上。這也可是視作對藏傳佛教、喇嘛教、回教的地區獨立主義的嚴格控制。
帝國在憲法上，實際上也將國家主導政策確定爲中間派，三大政黨之間的差別也就是中左、中右的差別，純粹的左翼、右翼政黨並不受社會的支持，民主黨的右翼自由主義色彩倒是更受企業界的推崇，但對於大財團來說，和中間派的光復黨合作顯然更爲可靠。
雖然還不清楚光復黨在最近五年間逐漸擴大的一些新問題有多麼嚴峻，同時也不喜歡民主黨的右翼自由主義政策，但是。宋彪皇帝此刻覺得有必要給民主黨一些新的支持，更爲激烈的威脅光復黨，逼迫光復党進行重大的全新改革。
想到此處，宋彪同宋教仁說道：“我們也有幾年不見了，對於你現在所推行的一些新的黨派政策。我還是很陌生的，我們今天有一個下午的時間可以討論這些事情，你不妨就詳細的說一下吧。”
宋教仁挺高興的點着頭，不急不慢的從頭說起道：“我所建立的民主黨，從始至終都在積極的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改革，這一點是陛下您所深知的，並且。我們在過去三十年間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積極的推動了帝國的民主進程。今天，國家貧富差距擴大和產業壟斷的問題已經威脅到了帝國的未來，帝國在亞盟的領導地位也一直未能得到真正有效的體現。而亞洲的自由反殖民運動也未能得到帝國的鼎力支持，從國內政治而言，我們需要繼續推動民主進程，推動婦女權益的解放。推動社會的公平建設，我們認爲光復黨執政的三十年。國家經濟雖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正在急劇惡化，我們需要的改正這一點，推進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我們需要讓富人和寡頭企業多納稅，多承擔社會責任，讓廣大的中產階層和普通民衆都能受益。在國際社會，我們也要追求新的公平價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到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穩固帝國在亞洲的領導力和利益，擴大帝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聲望，讓帝國成爲一個更受歡迎的更爲公正的世界領導國家。”
宋彪讚揚道：“想法很好。”
宋教仁重點強調道：“民主黨現階段真正最爲重要的政治訴求就是公平，國民在呼喚公平，這是因爲帝國社會發展至今，不公平已經成爲國民的公敵，在地方，在鄉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鄉紳操控權柄，侵佔其他國民黨利益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這些鄉紳，包括非法社團同光復黨的結合是一件極其醜陋，而又世人皆知的問題，此乃我國政治清明之重大障礙和弊端。”
宋彪皇帝沉默不語，他對此並不是特別支持。
中央調查總局對此做過比較詳細的調查，鄉紳惡霸和非法社團問題是帝國內部一個很大的頑疾，但是，中央調研局並不認爲這就是光復黨所特有的弊端，民主黨在廣東、廣西、福建、浙江執政期間也存在着很嚴重的這些問題。
換而言之，這是一個基礎的國家問題，與政黨關係不大。
打黑掃非是容易的，但要打掉全國上下最爲普遍的鄉紳惡霸問題，那就非常複雜了，因爲鄉紳惡霸的背後都是本地大姓大宗的壟斷問題，在鄉鎮民主的推進過程中，幾乎70%以上的鄉鎮鎮長都被本地大姓所竊取，不管是光復黨，還是民主黨，想要獲取在地方的支持都必須和這些大宗大姓出身的人合作，吸納他們入黨，最終就造成目前的這種在整個帝國內部基層都很普遍的不公平現狀。
這一點不管是閻錫山在抗日前期推行的民主試點，而是共和國在改革開放後推行的農村民主選舉改革，最後都普遍性的落入這個深坑中。
至於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確切的說，顧維鈞和宋教仁其實都是束手無策，只是相互打一打嘴炮罷了。
這個問題同樣讓宋彪皇帝爲之困擾。
陳瑾曾經有一個提議，那就通過出臺法律進行限制，以“爲國家培養青年的地方行政官員”的名義，嚴格限定鄉鎮的地方長官競選人年齡不得超過40歲，鼓勵年輕大學生回鄉參加民主競選，鼓勵他們從政。通過提高素質和限制年齡層次來制約這種情況，雖然不是一種能夠治本，也未必就能治標的辦法，但又是當前可能來說唯一的好辦法。
除此之外，肯定還是要通過加強鎮一級的司法機構的權力和執法空間，對農村地區的各鄉村普遍問題實施更爲嚴格的法治管理。
宋教仁將這個問題拿出來進攻光復黨，宋彪皇帝實際上沒有任何感覺，因爲他對這個問題的調研結果還是很清楚的。
當然，宋彪也沒有說什麼閒話。政黨都是這樣，總是不會放過任何機會攻擊對手。
他稍加思量之後就決定繞開這個話題，同宋教仁繼續問道：“其他的問題呢？”
宋教仁原本倒是想在這個問題上大肆攻擊一番，感覺皇帝並不想在這件事上質詢下去，就只好轉個話題答道：“其次還是公田的問題。公田制度肯定是有問題的，首先在執政方，政府管則權力過於集中在政府內部，容易出現貪污舞弊現象，社會機構管，給地方鄉鎮的農合會，又容易被鄉鎮本土惡勢力操控。不管是採取哪個政策，地方在公田問題上的表現都不佳。隨着帝國耕地面積的擴大和工商業的發展，我們現在更應該讓土地自由流通，允許土地在可控制的範圍內擴大兼併規模。”
宋彪有點不耐煩了。很乾脆的說道：“有問題就先想辦法進行改良，如果因爲麻煩而廢除，是否會有超過數千萬的農戶失去土地，淪爲佃農？這是什麼時代了。難道還一定要有地主存在嗎？”
宋教仁則道：“陛下，保證人人有田種的理想確實偉大。但這樣的政策是不合理的，維持這種政策的社會成本太高了，而且在實施的過程中各種不公平的問題層出不窮。在南方的很多縣，公田甚至能佔一個縣的耕地數量的1/2，但這些耕地基本都被當地大宗大姓的農戶瓜分。在帝國工業化進程如此迅猛的今天，我們的工業還是缺乏大量的勞動力，農民需要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宋彪指責道：“你這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逃避問題。帝國現在有1.7億人口是農民，不是每個農戶家庭都擅長種地，都擅長經營，你不能讓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帝國氾濫，讓自然去淘汰他們。人類的文明在進步，我們有責任照顧弱勢的羣體。你說的問題確實是存在的，但我們初衷是好的，只是辦法上不對，那我們就應該改變辦法，只要我們努力，總能找到合適的辦法。你不能抓着這個問題當作政治議題去炒作，是的，這個問題炒作起來確實有利於民主黨，但真的將公田體制廢除掉，那就真的有利於所有農民的生存嗎？”
宋教仁沉默不語。
他和宋彪皇帝確實是有多年未曾接觸了，所以，對於皇帝目前的政治偏向是缺乏瞭解的，作爲一個政黨的領袖，他非常想執政，想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善中國，而且，他也堅持很多自己和政黨的理念，他和民主黨現在一個最爲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儘可能的保障社會的公平。
帝國的公田制度是農業稅改革政策的遺留問題，因爲當年強制規定耕地持有量超過一定限額是要額外徵收鉅額的稅款，國家同時有權回收超額的耕地，通過這樣的政策，歐陽賡內閣時期大量回收了全國超過1/4的耕地。
按照最初的設想，歐陽賡首相是考慮逐步將這些公田出售給耕地數量較少的農戶，但到了顧維鈞內閣時期，顧維鈞就改變這個設想，轉而採取廉價租賃的政策，以強制性的政策保證人人有田種的政治承諾。
這個政策某種程度上是顧維鈞能夠連任兩屆的根基，但在過去的十年中，公租田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大量不公平的現象，農村大宗大姓宗族以各種名義霸佔公田的事情非常普遍。
比如一個李家村，他們一個宗室有百餘戶人，在村裡佔2/3的數量，他們就可以操控本村的農合會，操控村長的選舉，然後採取各種手段將公田都霸佔下來，只有李姓能夠拿到公田，逼迫其他農戶家庭離開。
現在國內有一種政治議潮，那就是取締村長選舉，或者限制村長權力，改變傳統的農村自治慣性，在各村都建立普遍的警察所機構，由警察所機構維持地方秩序，而公田的分配執行一概由縣一級的政府機構控制，或者是由縣政府委託農業協會負責，這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限制農村大姓的影響。
這個說法普遍遭到了比較大的反對，如果光復黨堅持這麼搞，它很可能要損失上千萬張選票，甚至更多。
現在帝國總計有合法選民1.35億，全國各鄉鎮的農協控制着大約三千萬張選票，所以說，這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大票倉，輕易是不能得罪的。
顧維鈞遲遲不敢搞這件事，很大程度上還就是忌憚民主黨在這個問題上反覆，當然，民主黨目前的倡議和主導政策要比光復黨還激烈一些，他們的態度就是直接取締，但這個倡議還真的很吸引人。
宋彪的觀點是取締本身是不對的，不負責任的，而且在取締過程中的不公平和瀆職現象會更加嚴重。
這天下午，宋彪和宋教仁就最近比較熱的一些政治議題都討論了一番，說實話還是比較失望的，民主黨已經不是他喜歡的那個民主黨了，做爲一個更精明的政客，宋教仁也不是過去那個宋教仁了。
晚上舉行皇家御宴招待了宋教仁夫婦後，宋彪讓裕華皇儲親自送宋教仁夫婦離開，他則去了御書房，單獨給陳瑾打了電話，讓陳瑾到御書房見他。
此時此刻，宋彪唯一還能繼續寄予厚望的只剩下陳瑾了。
就這些年而言，陳瑾這個女婿在很多問題上同宋彪皇帝的態度還是非常接近的，不管是對外政策，還是國內治理的主導思維，他們都有極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