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藝文篇_施蟄存:漫談古典散文(節選)

施蟄存:漫談古典散文(節選)

施蟄存(1905—2003),名德普,常用筆名施青萍、安華等,浙江杭州人,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學者,中國“新感覺派”的主要作家之一。著有《品唐詩》、《上元燈》、《將軍底頭》、《梅雨之夕》、《燈下集》、《北山談藝錄》等。

文章寫得好,未必就是文學;但如果是一個好的文學作品,文章大概也是好的。

在古人的觀念裡,不論中國或外國,文學是個大名。政治、歷史、哲學等一切社會科學,都屬於文學,其意義等於現在的“文科”。我說“創造文學作品”,實在就是“創作”的全稱,也就是Creative Literature的譯名,這是現代人所謂文學。但是,儘管我們用“創造”這個狀詞來加以區別,在古代文學裡,創造文學作品的散文,可以說是不存在的。每一部中國文學史,都從先秦文學講起,其中的韻文部分是《詩經》和《楚辭》,這是創造文學作品,散文部分講的是哲學和歷史,總的說來全不是創造文學作品。

“古文”這個名詞,起於韓、柳古文運動之後,到宋代就確定了意義。古文家所謂古文,是指六朝駢偶文以前的散文,它仍然是一個文體名詞,不能理解爲古代文學作品,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古代創造文學作品。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不選六經,理由是“尊經”。又不選諸子(包括《論語》、《孟子》),理由是它們屬於子家。又不選歷史傳記,理由是這類文章太多了,“不可勝錄”。這三個理由其實都不能成立,他只是基於一個創造文學的觀點,認爲經、史、子都不是文學散文,所以不選。後來曾國藩選《經史百家雜鈔》,從六經、諸子、《左傳》選起,以爲這些文章都是古文的泉源。他還譏笑姚鼐,既不選史傳,爲什麼又選了《漢書》裡的三十八篇奏議和三十四篇詔令。這裡就反映了曾國藩對古文觀念的理解是古代的文章,而不是文學。姚鼐的觀念是把文章和文學作品嚴格區別開來,他選取《漢書》裡的奏議和詔令,是認爲它們都是好的議論文,是文學,而不是歷史,更不屬於經和子。姚鼐這個觀念甚至發展到同意劉大櫆的觀念,以爲名人傳記都是歷史,只有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和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纔是文人創作的傳記文,纔是文學作品。

曾國藩把文章和文學混同起來,他以爲文章寫得好,就是文學。這是一種傳統的觀念,直到章太炎也還說文學是論文字法式之學。姚鼐以爲文學作品在經、史、子以外,這是一個新觀念,和我們現在的文學觀念一致。但是姚鼐把經、史、子和文學區別得太嚴,以致他否定了經、史、子中間也可以有文學作品。

我們現在選古代散文,尤其是爲了用作教材,應當同時注意到文章和文學兩個標準。文章寫得好,未必就是文學;但如果是一個好的文學作品,文章大概也是好的。墨子和莊子都是子家(哲學家),墨子的《非攻》是一篇好文章,辯證性很強,但它不能算是一個好的文學作品;莊子的《逍遙遊》就不同了,

它是哲學論文,也是文學作品。《非攻》給青年以邃密的理性認識,《逍遙遊》給青年以生動的感性認識,它們的語文教育作用是同樣的。

所謂“先秦文學”,在散文這方面,實際上並沒有一個獨立的文學作品。因此我們不得不從經、史、子書中去選擇其有文學價值的篇章。近年來,語文教材中常常選錄一些神話和寓言,例如《山海經》的“夸父逐日”,《列子》的“杞人憂天”,《呂氏春秋》的“刻舟求劍”等等,這些片段文字,在全文中往往只是用來作爲說明一個真理的比喻,其本身是修辭學的資料,不是一個文學作品。我以爲如果要選,就應當選其全文,使青年知道說理散文如何運用比喻的手法。如果單單截取一個片段,無論從文學或文章的標準看,都不是適宜的教材,一個主要的理由是它們沒有可讀性。可讀性也是選擇語文教材的一個重要標準,我在這裡順便提一提。

兩漢四百年,也還是沒有創造文學的散文作品。我們只能從《史記》中選取《項羽本紀》,或從《漢書》中選取賈誼的政論文之類,走的還是姚鼐的舊路。王充的《論衡》雖然被列入子家,它的文章風格已接近了隨筆,可以算是一部有文學意義的散文了。從東漢晚期開始,逐漸出現了創造文學的散文,它們的作者既非歷史學家,也非哲學家,而是文學家。范曄的《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加出了一卷《文苑傳》,就說明了這一種文學史的發展情況。

陸機的《吊魏武文序》,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序》、《五柳先生傳》,都是文學散文的名篇,尤其是《桃花源詩序》,後人把它裁篇單行,改題爲《桃花源記》,可以說是遊記文的嚆矢。恰在陶淵明的時候,詩歌領域中出現了鮑謝的山水詩,正如劉彥和所謂“老莊告退,山水方滋”。不久以後,北魏的酈道元開始作《水經注》。這是一部地理書,但是他大概受到山水詩的影響,在敘述地形水道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加以描繪。我們喜歡選讀他的《江水》篇中敘述巴東三峽的那幾段,因爲它們已超出地理書的體制,成爲文學的散文了。

南北朝時代,文風浮靡,作家喜歡用駢詞儷句,有許多好文章,不能算是散文,例如《登大雷岸與妹書》。另一方面,那時新出了許多佛經的譯本,造成了一種新的文體。它不用駢儷排偶的句法,但幾乎全用四言句,非常整齊。“如是我聞”、“作如是說”、“一時佛在王舍城”,這種句子結構,又都不是先秦以來漢語所固有。這種文體,不能說是駢文,也並不散,但我們只能說是一種新興散文。從文體觀念講,我以爲這種文章也應讓青年見識見識。如果從《雜阿含經》、《雜比喻經》中選取幾個“因緣”,那麼也照顧到了文學觀念,因爲它們原本是梵語文學。

唐代的詩歌創作,很早就革除了樑陳宮體詩。從陳子昂到王、孟、李、杜,奠定了—代詩風。但在散文這方面,卻沒有跟上。我們要待到中唐晚期,才能看到散文的繁榮氣象。韓愈的贈序文,柳宗元的遊記文,白居易、元稹的論詩書信,都是寫得好的散文。此外,劉禹錫

、孫樵、沈亞之、陸龜蒙等人,也各有幾篇卓越的散文。可是,如果我們用文體觀念來選唐代散文,則最好的散文應該是那些傳奇文了。

隨筆、題跋、詩話,是興起於宋代的新型散文。作者偶有所感,隨手寫來,便是名言妙語;使讀者感到親切自然,天機活潑。蘇東坡的《志林》、洪邁的《容齋隨筆》、葛立方的《韻語陽秋》、劉克莊的《後村題跋》,我以爲都是極好的文學讀物。蘇東坡的《記承天夜遊》、黃山谷的《龍井題名》,久已成爲膾炙人口的名篇。不過這一類散文,篇幅都很短,選讀一二篇,如食江瑤柱,嫌其味少。選宋人散文,一般都以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爲殿,這是愛國主義和民族革命意識的文章,有思想教育作用。我想再推薦一篇謝皋羽的《西臺慟哭記》,文學氣息似乎更濃厚些。

明代晚期出現了以鍾伯敬、譚友夏、袁中郎兄弟爲首的公安、竟陵文派,他們反對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泥美人”式的唐詩,歸有光、唐順之所倡導的唐宋八家古文義法。他們主張寫詩作文不要受人束縛,不要墨守各種條條框框;要發抒自己的性靈,要作自然流露的由衷之言。這些意見,在當時是有其鬥爭目標的,不能說不是一種新的、積極的文藝思潮。30年代,林語堂曾爲公安竟陵派大事宣揚,還辦了一個刊物《人間世》來提倡性靈文學,閒適小品。當人民大衆正在作反封建、反帝、反法西斯的緊張鬥爭的時候,他悠悠忽忽地提倡這一派文學,未免與時代的脈搏不相應合,因而很受到以魯迅爲首的革命作家的批判。

我們現在對公安竟陵文派的態度是還他們以文學史的地位,肯定他們在當時的進步意義。他們的詩文,也有其特色,尤其是散文,在遊記、題跋、評論、書簡這些方面,和當時那些古文家的酸文、迂文比起來,確曾使人耳目一新,知道真的文學,在此不在彼。至於他們的末流,文風趨於艱澀怪僻,招致了另一個反對派。這是每一個新的文學運動必然的歷程,在韓柳古文運動影響之下,不是也出現過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那樣的怪文嗎?

我們還該注意到,與公安竟陵文派桴鼓相應的,有一個“卓吾老子”(李贄)。此人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以一人之力,猛烈地批判了宋儒理學,甚至一直批到孔孟,獲得廣大知識分子和市民的擁護,動搖了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陣腳,使得翼衛聖教的封建統治階級不得不把他瘐死。李卓吾的文學觀念是和公安竟陵派一致的。他的文章,也是直抒胸臆,深入淺出,我們也應當選他幾篇作爲側重於思想教育意義的明代散文之一格。

從晚明到清初,有一百多年時間,公安竟陵派雖然受到非議和抨擊,卻仍然有潛在的影響。從張宗子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到李笠翁的《閒情偶寄》,這期間很有些文學趣味極高的散文。李流芳的題畫小文,給金冬心開了法門。施耐庵的《水滸傳序》,據說是出於金聖嘆之手,也是數一數二的好文章。

(《施蟄存全集》第3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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