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天彪看到，紅頂商人雖然有紅頂做罩，但比他們這些無頂商人更具風險。紅頂商人畢竟是公家的人，廠子是國家的，你的財富是要受到國家監管的。紅頂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而他們這些私營業主，能弄到多少錢就可以弄到多少錢，肯定要自由得多。
也許，這是私企老總比國企老總輕鬆和自由的地方。
比如那個王效金，雖然在古井貢廠是一言九鼎，來錢也很容易，但廠子到底不是他一個人的。
在進入古井酒廠之前，王效金曾在亳州雙溝區老王莊插隊，並先後在亳州機械廠、亳州工業公司工作，是一個個性極爲鮮明的人物。
1987年8月任原亳縣古井酒廠廠長之後，王效金開始了輝煌人生。在他的帶領下，古井酒廠一路高歌猛進：1989——1996年，企業資產增長了18倍，利潤增長了24倍。古井集團也由此成爲國內知名大型企業，1999年，總資產已近百億元。
不爲外界所知的是，伴隨着企業的壯大，王效金這位酒界“鉅子”大發“酒財”。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效金和四川省某酒廠廠長李某長達16年的“合作友誼”，並讓自身收穫了66萬元人民幣以及引發爭議的55萬美元。
時光追溯到1991年下半年。當時，四川省某酒廠開始向古井酒廠供應濃香型散酒。爲進一步打開古井市場並鞏固與古井酒廠的業務關係，當年10月的一天，李某來到王效金的辦公室，奉上5萬元人民幣，被其欣然笑納。
從此，王效金一發不可收，從李某處收取越來越多的金錢。王效金投桃報李，不僅在購買散酒業務、貨款支付等方面爲李某大開“綠燈”，而且主動關照李某。
1999年3月，全國春季糖酒交易會在成都召開，王效金率團參加。交易會期間，王效金向李某透露古井集團即將轉型生產醬香型白酒，並且只選定一家醬香型散酒供應商。李某當即表示希望成爲古井集團醬香型散酒供應商。不久，李某的酒廠被定爲古井集團醬香型散酒的惟一供應商。爲了感謝王效金的關照，2000年春節前的一天，李某來到亳州，再次送給王效金20萬元人民幣。
值得一提的是，王效金在一次次收受賄賂的同時，也對李某較爲提防。據瞭解，1997年上半年，因爲擔心私生活不檢點的李某“口風不嚴”，王效金曾經“難得”地拒絕了李某送來的好處，由此引發了一次極富戲劇性的“變通”行動。
據檢方指控，1998年5月份的一天，李某和王效金達成口頭協議：根據李某酒廠向古井集團供應的散酒數量，按噸計提好處費給王效金。李某還同王效金約定：計提的好處費先放在李某處，王效金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時候拿走。考慮到王效金的兒子將來出國需要美金，李某提議將計提的好處費折算成美金，王效金表示同意。其後每年，李某都要將提成的具體數字告訴王效金，並數次提出要把錢給王效金。
據瞭解，從1998年到2006年12月，李某應該提給王效金的好處費共計55.19萬美金。需要說明的是，該筆款項一直控制在李某手中，王效金從來沒有“經手”一分一毫。其是否應納入受賄範圍，在庭審中引發了控辯雙方的激烈爭論。最終法庭如何定性，將對王效金量刑影響不小。
起訴書還載明，除李某以外，王效金還與多名古井經銷商、代理商往來密切，對他們在古井酒供應、結賬、新產品開發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並因此屢屢獲得“好處”。
對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公開報道曾宣稱，王效金一直注重“彎下腰來做生意”，爲主要客戶提供優質服務，而且處處不失人格，不涉“好處”，以此融通工商感情。
除白酒主業外，古井酒的包裝材料採購、廣告業務承攬，甚至房屋裝修等每一個環節，都有行賄人爲了感謝或者獲得業務而向王效金行賄。時間從1991年10月持續到2007年3月間，而王效金無論是1萬元還是數十萬元都予以“笑納”。
1997年初，時任深圳某印刷有限公司業務經理的戴某通過關係找到王效金，想做古井酒的包裝業務。在王效金的安排下，當年上半年，深圳某公司開始爲古井集團提供高檔酒包裝盒。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該公司董事長張某和業務經理戴某來到亳州市，送給王效金港幣5萬元表示“謝意”。
同年底的一天，爲感謝王效金對公司印刷業務的支持，同時進一步擴大和古井集團的業務量，張某與戴某再次來到亳州，由戴某到古井集團王效金辦公室奉上人民幣20萬元。
據悉，從1997年到2004年，在王效金的支持下，深圳某公司與古井集團的業務量總共達到1.2億元。在每年招標訂購包裝物時，王效金都和下屬打招呼，要求多采購深圳某公司的包裝物，並及時支付貨款。在此期間，王效金總計收受深圳某印刷公司董事長張某人民幣60萬元、港幣5萬元和美元l萬元。
王效金衆多受賄經歷中，還有一宗與已經落馬並獲無期徒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昭耀有關。
據檢察機關指控，1996年下半年，古井集團在建的古井大酒店裝修工程擬對外招標。深圳某裝飾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某通過個體戶沈某找到時任安徽省副省長的王昭耀。後者給王效金寫了一封信，要求幫助承攬該工程。
當年下半年的一天，劉某、沈某帶着王昭耀寫給王效金的親筆信，來到亳州市王效金的辦公室，並送上人民幣5萬元。之後，王效金電話安排古井大酒店當時負責基建的負責人，讓其在同等情況下給予深圳某裝飾公司優先中標。
然而，深圳某裝飾公司最終沒有入圍。得知該情況後，劉某與沈某又送給王效金人民幣10萬元，再次提出希望承建古井大酒店裝修工程。當晚，王效金打電話給古井大酒店當時的基建負責人，要求想辦法讓劉某做古井大酒店裝修工程。
經過一系列安排，劉某的公司最終承攬了古井大酒店部分裝修工程，1997年4月，雙方簽訂承包合同，工程造價2200多萬元人民幣。之後，爲了及時結算工程款，劉某和沈某再次到王效金辦公室送上10萬元人民幣。在王效金的指示下，深圳某裝飾公司如願以償。
作爲國企“掌門人”，王效金原本應該履行好“看家”職責，但是，其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爲“監守自盜者”。
王效金曾公開表示：由於體制本身的缺陷，導致古井集團的經營機制還沒有得到根本轉變，只有國有資產大部分退出，才能使企業再次煥發生機。他表示，希望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轉變經營理念、改善治理結構，推動古井實現新的輝煌。
不爲外界所知的是，冠冕堂皇引進戰略投資者的背後，王效金其實另有“小九九”。
有知情人士指出，古井集團發展到今天，王效金居功至偉。但是，古井集團國有企業的性質，註定王效金只能是高級“打工仔”，一旦退休，只能“抱憾離開”，難以帶走企業“一草一木”。相較自己的巨大貢獻，這種不改制帶來的預期結局，實在難以讓王效金心理平衡。
基於此，接近花甲之齡的王效金對改制的渴望極爲迫切，並不遺餘力予以推動。其背後蘊含的，是其對自身利益的“不懈追逐”以及對國有企業的“監守自盜”。古井集團下屬的九方製藥有限公司改制，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2003年5月，得知九方製藥有限公司準備進行改制的消息後，王效金多年的朋友、北京某廣告公司總經理潘某專程上門，請王效金予以支持其參股九方製藥公司的經營。
談判進入實質性階段後，潘某希望最大限度壓低九方製藥公司的淨資產值，以便用最少的投入獲得更多的股權。2003年下半年，潘某3次來到王效金的家中尋求支持並送上110萬元人民幣。同時許諾，如果九方製藥公司淨資產評估能評到1000萬元，他會給王效金一些股份。
利益驅動下，王效金經多次指示安排，最終將九方製藥公司的淨資產由2200萬元下調到1000萬元。由此，北京市某廣告有限責任公司僅增資1000萬元就取得了九方公司50%的股份。
據瞭解，此次改制中，王效金先後收受潘某所送人民幣200萬元、美元2萬元，並不顧其他高管反對一次次滿足後者所提出的各種要求，慷公家之慨爲私人謀取鉅額利益。
最吸引外界眼球的，是古井集團整個改制工作。在王效金的積極推動下，深圳某集團成爲第一個合作對象。在這一過程中，王效金更是不遺餘力。
2003年下半年，深圳某集團董事陳某，根據公司董事會授權負責收購古井集團事宜。在簽訂了關於締結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備忘錄”的當晚，陳某就送給王效金10萬元，請求對收購一事給予關照。其後不久，王效金將有關情況向亳州市領導彙報，表示傾向同深圳某集團進一步接觸，並建議亳州市政府給陳某發考察邀請函。
同年11月，陳某接函後來古井集團考察，王效金應陳某的要求幫助安排與亳州市政府領導會談。在此期間，陳某送給王效金10萬元，並請王效金儘早促成亳州市政府領導到深圳某集團考察。
當月下旬，王效金隨亳州市政府考察團到深圳某集團考察。爲感謝王效金對收購工作的支持並希望其繼續關照，陳某再次送給王效金10萬元。2003年11月23日，亳州市政府與深圳某集團簽訂了產權改制框架協議。
旁人買古井，王效金緣何如此不遺餘力推動？隨後發生的一切，揭示了其中深層動因。
2004年2月25日下午，古井集團根據與深圳某集團的談判初步成果，召開職工代表大會，聽取審議並最終通過改制方案。
方案顯示，將古井集團不良資產剝離，保留優良資產，經過評估作價，以淨資產爲基數，讓出60%股權給深圳某集團，餘下40%在內部分配，然後以員工擁有的這4成古井集團股權，再設立一家新的投資有限公司，作集團的一個股東，以此實現古井股權多元化。
該方案規定，在這家新的持股公司中，普通員工佔股60%，管理層佔股40%。但方案中出現了員工與管理層分配股權懸殊的問題——普通員工每人僅有3萬股，而王效金一人則有1000萬股。
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據參與者回憶，當時很多職工爲了宣泄對分配方案的不滿，竟然跑到王效金所居住的別墅邊燒紙錢，放鞭炮。從外地趕回“滅火”的王效金大怒，回家後氣得燈都沒開。
與此同時，和戰略合作者的談判也進行得不順利。在轉讓價格上，深圳某集團和亳州市政府發生了分歧，最後談判不了了之。此後，由於種種原因，古井和其他戰略投資者的合作也沒有結果。
由此，王效金曾經對於古井的種種“念頭”，一直沒有能夠實現。
王效金在古井集團可謂一言九鼎。號令之下，無人不從。也因此，很多行賄者對王效金“銀蛋”開路，總能心想事成。
王效金緣何有如此權威？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很多古井員工眼中，王效金就是古井的精神支柱。“沒有王效金，就沒有古井的今天。”
此話並非言過其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古井酒廠廠長後，王效金便開始展現驚人才能。最具說服力的是，“降度降價”的經典營銷案例。
據介紹，1988年，國家實行白酒計稅基礎價調價政策。“古井貢酒”從14.5元一下子調到了48元一瓶。王效金意識到，如此高的價格已經超出了當時消費者的購買力，將會變得空前難賣。
事實證明了王效金的判斷。1989年初，白酒業一片蕭條，各種名酒都開始滯銷。此時，王效金推出“降度降價”策略予以應對：將古井貢酒的度數降下來，同時也將銷售價格降下來，讓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由此，在當年的名白酒企業中，古井成爲惟一一家效益沒有滑坡並一躍成爲全國工業企業500強的企業。
此後，古井酒廠進入高速發展期。1995年，古井實現利稅5.95億元，在全國白酒業中從上年的第三位一躍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次年，古井先後在B股和A股市場上市，成爲全國第一家白酒類上市公司。1997年，古井集團的發展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白酒的利潤當年達3.14億元。集團也由此成爲國內知名大型企業，1999年，其總資產已近百億元。在最輝煌的時候，古井集團上繳利稅曾超過亳州市整個地方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有報道稱，王效金也在公開場合說，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這個人，效忠王效金的目的就是爲了古井的發展，是爲了每一個職工的發展。
據知情人講，在公開場合，在大的問題上，王效金還是挺民主的，能夠聽聽黨委和工會的意見，但落實具體問題時還是他“一個人說了算”。甚至，古井集團一旦有持不同“政見”者，其命運無一例外的是被“清洗”。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王效金受賄案的發生，在這一情況下實屬理所當然。耐人尋味的還有，國企“掌門人”的身份加速了王效金的墮落進程。他曾公開宣稱：“我充其量是黨和國家的高級打工仔，我要爲黨和國家好好地打工，不然的話，黨和國家就會炒我的魷魚，把我解僱了，那樣，我的人生價值就實現不了，因爲我有個打工意識，所以我才能真正做到心理平衡。”然而，目睹不少國企老總因爲改制搖身一變成爲民企老總、“打工仔”變成“皇帝”之後，王效金再也難以保持平衡心態。也因此，從2001年開始，他一直忙碌着古井“既艱難又曲折”的改制問題。可悲的是，一個“貪”字，讓王效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在吳天彪看來，國企老總們雖然撈錢很容易，但錢這東西是好吃難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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