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此處便是大唐京畿門戶——潼關。
隨着朱溫大軍逼近，潼關近來局勢日趨緊張，由於奉命坐鎮此處要塞的河中摧城左軍都指揮使張訓乃是原河中鎮將，並非李曜一手帶出來的嫡系，因此潼關的守備力量一直頗令朝中諸公憂慮。就連從不對軍務發表看法的王摶，也曾私底下詢問李曜是不是可以考慮換上更可靠的人去，以確保關中門戶穩如磐石，但李曜卻只是微笑着搖頭：“張訓可稱此職。”
張訓此人，在原先的歷史記載中所見極少，但根據李曜這一兩年時間的觀察來看，他雖然未必有什麼大的軍略，但其性格謹慎隱忍，絕不恃強鬥狠，在河中軍內又一貫爲人低調、處事公允，卻正是出任要塞守將的合適人選。
如今，李曜更加確信了這一點，因爲就在今日一早，他已親臨潼關。
在李曜親自巡視了潼關防衛之後，對張訓很是褒獎了一番，認爲他“行陣佈局有度，後勤保障得力”，並指示隨行而來的“參謀”將潼關守備畫圖記載，用以將來河中軍事學院作爲教學案例。
張訓一時不解“參謀”乃是何職，不過顧名思義，猜測大約是節帥幕僚，連忙下令麾下將校配合。李曜見了，便告訴他道：“所謂參謀，乃是某近來在軍中所新設之職，其人選必從軍事學院所出……但凡軍事學院之學員，畢業之後，均須擔任相應各級參謀，達到一定年限之後，方能出任領兵之職。”
張訓恍然，又問：“卻不知這參謀，平日主要負責何事？”
李曜聞言忽然駐足沉吟了一下，才道：“茲事體大，一時無法詳述……如今還只是爲各軍配備參謀，將來還有更大的一攬子計劃。”
張訓有些訝異，他知道李曜一直喜歡在制度上“動手動腳”，但在他看來，軍隊制度似乎沒有多少需要變動的地方，忽然加進來一些“參謀”，無非也就是行軍幕僚而已，又能有多大意義？就算按照剛纔右相所言，今後軍事學院的學員畢業後都必須先做參謀，然後才能擔任領兵將校，也只是給將校的升遷額外附加了一個前置條件，何至於“茲事體大”？
他當然想不到李曜這麼做的意義。實際上毫無疑問，李曜這是打算在自家軍中開始打造總參謀部體制了。更確切一點說，李曜現在想要打造的，不是歷史上歐洲一開始出現的總參謀部雛形——那已在他打造河東、河中兩大軍械監時完成，他現在所要締造的，是“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真正意義上的專業化總參謀部。
從李曜的內心而言，現在大唐皇室中，已經沒有人能夠力挽狂瀾於即倒，再興國朝，消弭五代亂世了，只有他這個穿越者自己在合適的時候站出來，纔有這般可能。那麼既然目標已定，按照他的習慣，各種預備手段也要提前佈局，總參謀部的設立，不光關係到戰爭時期對各地軍閥進行戰爭的勝率，而且關係到今後煥然一新的那個大唐帝國所將進行的權力分配與結構平衡。
李曜設想中的軍事改革，其中最爲關鍵的可能就是總參謀部改革，這裡面寄託了他太多的希望，畢竟作爲後世的軍事愛好者，或者更確切一點說是軍事史愛好者，李曜深知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制度的巨大威力。總參謀部的崛起和發展是德軍與其對手相比最大的優勢，是德軍在那個歷史中，長達兩個多世紀來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當時近兩個世紀以來軍事史上最出色的參謀機構之一。
至於爲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開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時的“軍需總監部”或者再往後一些時期，那是因爲這個時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東軍械監掌監之時，就已經基本完成。[注：附文說普魯士-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
作爲一個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人，在李曜的觀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現任何天才，對社會的作用更加巨大，縱然後世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許多陰暗面讓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卻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認其取得的豐碩成果。
如果說《新儒論》、“各業並舉”等改革，是李曜爲改變國人思維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麼接下來軍事改革中的總參謀部制度，就是將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細思考了當初中日兩國同時學習歐洲，卻一個失敗、一個成功的案例，試圖爲自己將要獨攬大局進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和倡導者福澤諭吉於1882年創辦《時事新報》（現《產經新聞》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況》、《世界國盡》、《勸學篇》、《文明論之概要》、《脫亞論》，是日本"脫亞入歐"論的始作俑者，自稱是明治政府的"師傅"。而我們中國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還無出福澤諭吉之右者，這是我們的遺憾。19世紀中、日兩國試圖通過西學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但西學結果卻截然不同。
洋務派的張之洞和福澤諭吉都寫過《勸學篇》。通過比較，可以看到張之洞主張從技術層面西學，“洋爲中學，西體中用”，而福澤諭吉主張從制度和文化層面西學。而兩國政府根據這兩種不同的西學之路施行政策，是兩國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與“人人與國爲體”，分別是福澤諭吉和張之洞國民觀思想的要旨，差異可見一斑！
上個世紀對中國政府，中國文明和文化的批判，讓當時的中國人感到巨大侮辱，當時中國轟轟烈烈的批判此書：《脫亞論》，但這本書使得日本天皇和當時日本政府清醒的認識到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距，決心以西方現代國家爲榜樣，開始了明治維新。向世界各個強國如英國、普魯士、法國、俄羅斯、奧地利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美國等都派遣了大量政府考察團和留學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和制度，政府考察團的考察範圍涵蓋所有方面，從英國最後到俄羅斯，橫框歐洲大陸長達數年。最後確定了以普魯士爲學習對象，國家體制也改成和普魯士一樣的君主立憲制！
如果認爲福澤的文明論是一種全盤的世界主義的觀念，也是一種誤解。事實上，福澤本質上是一個深切關注日本民族獨立和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關注方式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關注有很大的不同。
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爲先進文明徵服落後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這顯然違背中國人通常的道德觀）並且完全承認日本自身的相對落後性。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實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爲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爲一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福澤高度評價商業和貿易的價值，指出商貿是與人類智慧相聯繫的，貿易是一種公平的交換關係，而戰爭是延伸一個獨立政府權力的手段。在這一點上，福澤不再僅僅抽象談論文明發展規律，而是深入具體地探討了日本在現代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位置問題。他指出，西方國家的財富來源於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動和海外投資，而日本必須面對現實，加入到與西方國家爭奪利潤的角逐中。福澤對國家間的競爭有着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在國際關係中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私利是無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須在國際交往中堅持自己的利益。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爲。他認爲，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由此，福澤喻吉將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普世價值結合在一起，指明瞭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的方向，並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福澤喻吉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把啓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戰爭）人爲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爲名犧牲了對民主人權和文明的追求。
福澤對中日兩國文化形態的區別的分析或許可以解釋他的思想與中國思想界的差異。他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一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於一體，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單一的神權統治，而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一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一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髮出第三種力量，即獨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從這一點，也可以理解福澤的文明論的提出，在日本的環境下，的確比在中國要容易。正因爲日本政府和天皇並不執掌意識形態的大權，所以並不會在意一個學者把日本說成是不開化國家，而中國的皇權和官僚又負有捍衛意識形態的重任，不會容許辱沒天朝大國的體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干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李曜想到此處的時候也不禁慨嘆，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現代化轉化已經結束，步入了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而直到他穿越前的中國，卻仍然處在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對西方文明仍然欲迎還拒。通過對日本啓蒙思想家福澤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他彷彿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排除中日兩國曆史文化背景社會條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兩國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與深度，思維方式乃至人格個性的確都存在着很大差異，在對文化衝突的實質，儒家文化的價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根本問題的看法上，福澤喻吉都大致領先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後者受到的傳統思維束縛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約要嚴重的多。
李曜記得他穿越前的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爲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向西方學習，而當時的滿清政府頑固守舊，不肯向西方學習，這是近代中國落後的結症。這件事如果認真談起來，其觀點似乎只說對了一半。當年滿清政府向西方學習，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是抱着相當積極的態度，洋務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
當初中國人認爲中國敗給西方列強，只是因爲兵器不夠精良，中國的國家體制並沒有問題，這就是“軍事救國論”，也稱洋務運動。李鴻章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總理衙門函，同治三年）。
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洋務運動是在“軍事救國論”的基礎上，試圖學習西洋的軍事技術實現自強的嘗試。中國搞洋務運動開始比日本早，規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購買了兩家英美的機器廠，成立江南機器廠。清廷指定用上海關稅的二成（約白銀60多萬兩）作爲其常年經費。這個廠以生產槍炮、子彈爲主，兼修船艦，並附有翻譯館。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建福州船政局和馬尾船廠，由福建海關稅收的四成結款內撥付。1869年1月10日，馬尾船廠製造的第一艘輪船下水。北洋、南洋、廣東、福建水師的88艘軍艦中，有30艘出自馬尾船廠。馬尾船廠造的排水量1560噸“揚武”號戰艦，還參加了後來的甲午海戰。
考慮到日本1868年纔開始搞明治維新，中國洋務派學習西洋軍事技術的自強運動是先於日本的。當時中國辦現代化海軍也是竭盡全力，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海軍有軍艦數量24艘，其中3000噸級戰艦3艘，2000噸級戰艦3艘，總噸位3萬多噸。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北洋海軍有軍艦數量18艘，7000噸級2艘，2000噸級5艘，總噸位3萬多噸。從軍艦的質量水平來看，中國超過日本一籌。特別是2艘7000噸級定遠艦、鎮遠艦居當時亞洲第一。
然而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軍事強國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人們認爲日本打敗中國就是因爲採用了西洋式的國家體制，於是“體制救國論”，即改革國家體制來實現富國強兵的論調高漲，終於發生了戊戌變法。儘管戊戌變法失敗了，但清廷1901年以後實行的“新政”，基本上採用了戊戌變法的思路，對國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可問題是：中國還是沒有像日本那樣實現富國強兵。李曜近來時刻反問自己：爲什麼呢？
應該說在中日甲午戰爭前的30年間，中國和日本都在積極向西方學習，都積極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是兩國學習西方的動機卻完全不同。
日本學習西方是放棄以前日本的舊文明，全面引進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全盤西化。中國學習西方的目的，卻是爲了保存中國的中華文明，中國富國強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壘。中國一方面要引進和學習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堅持中國以前的舊的中華文明，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鄭觀應在《盛世危言》所說：“西人立國，育才於學堂，論證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
讀福澤諭吉《脫亞論》，讓李曜感到震動的，就是當時日本對西洋文明的接納，而不是抵制。福澤諭吉《脫亞論》的中心思想也是讓大家接納西洋的先進文明。可是直到李曜穿越前，他覺得中國對西洋文明還是抱着抵制的態度。中國的自強思路，也還是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思路，堅持在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學習西洋文明。
日本學習西洋文明，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國學習西洋文明，卻是一種權宜之策，或者是一個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堅持中華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從西洋文化中割裂開來，只學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謂“中體西用”，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洋的政治體制，必然很難搞好。
正是有鑑於此，李曜才覺得自己穿越唐末，是極佳的時機，因爲可以提早改變國人的思維方式。他那《新儒論》所強調的、“各業並舉”所要表達的、乃至總參謀部制度所欲培養的，都何嘗不是爲此？
統一天下，以他目前擁有的實力而言，未見得太難，至少他自己覺得，在他有生之年重新爲大唐統一天下絕不是奢望，可如果僅僅如此，僅僅是做一箇中興名臣，了不起又一個郭子儀而已，於萬世何益！
唯有改變國人思想，以此爲基礎建立一種更加先進的制度，那纔是處處領先世界的要義所在！
若不是要建立總參謀部，他當初又何必將軍械監擴大化，又何必建立河中軍事學院？
其實他也曾思考，軍事學應該算一門科學還是一種藝術？他覺得兼而有之：科學，是因爲軍事學是一門包羅很廣的學問，有些分支，象軍事地理學、軍事經濟學、運籌學是從相當成型的學科化出來的。即便是戰場指揮，無論戰略還是戰術層次，都有很多具體的規律可循，戰爭可以假設，可以推演。在現代，嚴格的訓練，可以成批地造就優秀的軍官。但人們一直說“軍事指揮藝術”，那是因爲軍事學藝術的成份更重：岳飛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培養優秀軍官，可是真正的名將，需要性格上智力上一些特殊的東西，真正的名將是天生的，是藝術家，他可以違反一切成形的規律，可以冒常人無法想象的風險，可以承受常人無法承受的壓力，可以憑一己之力改變歷史的走向。名將，是不可以在實驗室批量製造的。
從軍事學這個科學和藝術的“二相性”出發，似乎可以比較公正地評價毛奇在軍事史上的地位：在毛奇之前，軍事學基本上是一門純藝術，優秀的將領通過經驗學習戰爭，依靠自身的聰明穎悟總結戰爭，因爲一己的堅強和智慧在戰爭的硝煙裡脫穎而出。而毛奇所建立的總參謀部制度，大大增加了軍事學的科學性，使戰爭指揮這門藝術，對新手來說更有可操作性。
所以李曜理想中的總參謀部，作爲一個訓練和研究機構，不是培養天才名將的地方，那種人是天生的，譬如霍去病一般，不可能人工培養出來。但它卻可以訓練出成批量的優秀軍官，而且不一定要求實戰經驗，可以集中個人的智慧成爲軍隊的大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不可以寄託在誕生一位天才身上，因爲命運不可預期，也不可以寄託在靠實踐經驗培養軍事人才身上，否則萬一幾十年不打仗呢？李曜認爲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只能寄託在一個理性的制度，其軍事上來說，就是培養一個高水平的軍官團。
從這個角度來說，毛奇實在是軍事史上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可惜現代英美軍事歷史學家對毛奇的評價大多不夠公正，這也難怪，二十世紀後半期的評家，不可能不受一戰二戰的影響，對普魯士和德國早期的歷史多少會帶着有色眼鏡去評論。即便象富勒的“西方世界軍事史”這樣的經典名著中，對毛奇的評價，也有可以商榷之處。
例如富勒說“毛奇的戰爭體系是直接而硬性的”，“戰爭的藝術變得機械化和教條化”。這個評價顯然受到後世德意志軍事機器高效而沒有人性的刻板印象的影響。其實在那個時代，毛奇是相當新潮的人物，他的理性主義方法是那個時代的潮流。而且在當時的軍事領域來說，戰爭指揮中的個人性和藝術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作爲科學和“教條”的東西恰恰還沒有發明出來。毛奇做的，就是這個工作。
另外，富勒承認，毛奇是用指導性的“訓令”而不是用“命令”來指揮，這給下級留下充份的個人發揮空間。毛奇用一個體系訓練將軍們，所以他可以信任，將軍們的臨機處置，是合乎總的指導思想的。至於具體怎麼做，不用過多幹涉。這樣就在個性和共性、失去控制和統得過死之間找到了平衡點。
另外，富勒認爲毛奇對戰爭進程不加控制，一切聽任下屬，這也不是事實。在毛奇親自負責總指揮的三場戰爭過程中，有不少毛奇親自幹涉的例子，象柯尼格拉茨戰役中的調度，梅斯合圍前甚至親自上陣指揮衝鋒等等。
富勒認爲“他的計算是非常優異的，可是他的冒險若遇到了一個能幹的對手，則可能會一敗塗地”。李曜覺得，未必盡然。實戰中，法軍的表現的確糟糕得令人吃驚，跟淮海戰役中蔣軍的指揮水平有得一拼，所謂“五心不定，輸個乾乾淨淨”。但是看過毛奇戰前的計劃就知道，毛奇的計算，並不以敵人的無能爲前提。他戰前所假設的情形，比實戰中發生的要嚴峻得多，比如他設想了奧軍搶先分割攻擊普軍並直指柏林的情況，實際上沒有發生。戰爭中意外情況永遠會發生，但是在毛奇的體系下，大多數這些意外，是比設想的好而不是壞，況且他的“訓令”領導方式還給當地指揮官的臨場發揮留下了空間。
不過富勒畢竟是軍事理論大家，他的“西洋世界軍事史”仍然是不朽的經典鉅著。在後來評價德軍總參謀部的另一傑作“施利芬計劃”的時候，一方面他和其他很多評論家一樣，認爲若非小毛奇的失誤，施利芬計劃有成功的把握，另一方面，富勒又有如下中肯的論述：“施利芬計劃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錯誤……它假設戰爭只限於法俄兩國，那麼……德軍是可能把法國擊碎……可是不管施利芬計劃是如何的成功，……英國人仍然會繼續打下去”。所以跟拿破崙時代一樣，大陸上的德國人不可能戰勝英國的海洋戰略。這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德國戰略的根本弱點。應該說，這屬於大戰略，或說國家政治戰略的範疇，單單德軍總參謀部是無法控制的。
所以李曜一直認爲，90年代之後的評論家，比二戰以後不久的評家可能更加客觀。毛奇與在他之前一些歐洲名將的風格大有不同，自毛奇之後，將領的培養和戰爭的進行方式，進入了真正的現代。
記得毛太祖說過，我們是通過戰爭學習戰爭，恰好毛奇半個多世紀之前也說過這麼一句話“只有傻瓜才通過自己的經驗學習，我們要通過別人的經驗學習戰爭。”
共和國的那批開國元勳，每一位都具有極爲豐富的戰爭經驗，這是現代歐美將領無法比擬的，但是那是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環境逼出來的，他們大多數當年根本沒有接受完整軍事教育的條件，除了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之外別無他法。
平心而論，從別人的經驗學習，要比從自己的經驗學習，代價低得多，尤其在戰爭這個特殊的領域，有時候學費是負擔不起的。實戰經驗當然寶貴，但是經過幾十年和平歲月之後呢？當那一代人老去之後呢？個人經驗畢竟不可峙，重要的是，把這些前輩個人的戰爭經驗彙總起來，加以總結提高，還要吸取其他國家其他時代的更廣泛的經驗。
廣義的總參謀部體制，包括知識的蒐集和運用兩個方面，而現代軍隊中，知識的蒐集分給了軍事學院和科學院，狹義的參謀部更多側重知識的運用。
如今，軍械監已成功擴大化，軍事學院也已經成功培養出了第一批參謀(之前的領兵將領培訓不是系統性的)，此時此刻，還不建立總參謀部，那還是李曜“一環扣一環”的風格麼？
而他此刻也看出張訓的疑惑，只見他略微思索，便即釋然，平靜而飽含熱情地道：“孤欲在此戰之後上奏陛下，成立總參謀部，與鳳閣鸞臺並列。屆時，孤將親任我大唐……首任總參謀長！”
張訓聞言，愕然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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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理解李曜心中的“毛奇時代”，附文一篇，主要說毛奇的三場戰爭：
中國人概括歷史，總說“天下之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個規律看來並不適合於歐洲。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從來都沒有統一過。僅就德意志諸邦而言，他們在痛苦的內亂和紛爭中度過了一千年。因此當19世紀德意志終於圓了統一的千年之夢的時候，成就這個千年偉業的英雄，當然也就在歐洲史上佔據一個極爲榮耀的地位。奇怪的是，這個故事的主角，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象史詩中的傳奇英雄。
德國的毛奇元帥，比本系列所介紹前幾位歐洲名將的傳奇色彩要淡薄許多。他不屬於那種在戰場上間不容髮的關鍵時刻做出決定，以一己之力，改變歷史走向的人物。毛奇的成就毫無疑問是偉大的，他在6年之內，無可爭議地打贏了三場戰爭。由於他在軍事上的成功，配合俾斯麥的政治謀略，分裂了一千年之久的德意志統一了，並且成爲歐洲最大的強權。僅僅在普法戰爭的十年之前，這對於整個歐洲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毛奇取得這些成就的方法，不是依靠一個亞歷山大或凱撒式的偉大人物。他親手打造了一個軍事體系，就象一臺精密而高效率的機器，然後依靠這臺機器去贏得戰爭。這臺機器，就是普魯士的總參謀部。我在這篇文章裡不打算全面介紹整個德意志統一的過程，而是集中敘述它的軍事方面，追蹤毛奇的三場戰爭。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毛奇和他的父親，原本是丹麥陸軍的軍官。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VonMoltke,1800―1891)，按照中文標準譯名的規則，可能應該譯成莫爾特克，但是毛奇這個非常中文化的譯法已經深入人心了。他在軍事史上常常被稱作老毛奇，因爲熟悉軍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個同名的侄子稱爲小毛奇，也很有名，在一次大戰開始的時候，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第四任陸軍總參謀長(前三任是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因爲馬恩河戰役失利被解職。
跟許多普魯士的名門一樣，毛奇這個家族，也是軍人世家，只是在老毛奇之前，不象馮。克萊斯特那麼著名罷了。毛奇的高祖父(爺爺的爺爺)，曾經在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部下任上校團長，參加過著名的呂岑會戰。毛奇的父親，曾經在腓特烈大帝軍中當中尉，愛上一位漢堡銀行家的女兒，因爲未來的岳父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軍隊的低級軍官，所以1796年從軍中退役，在德意志北部海港城市呂卑克定居下來。後來因爲經商務農均失敗，不得不再次從軍，加入丹麥軍隊當少校。1800年，毛奇出生於呂卑克，當時正值拿破崙戰爭期間，1806年，拿破崙在耶拿―奧爾施泰特雙重會戰中大敗普魯士軍隊，把普軍將領布呂歇爾(後來滑鐵盧戰役跟惠靈頓合作最終擊敗拿破崙的那個)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最後在呂卑克投降。毛奇當時6歲，還住在呂卑克。後來全家移居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因爲母親家族的關係，與丹麥上流社會交往密切。11歲毛奇入讀哥本哈根軍校，畢業以後加入丹麥陸軍。毛奇有語言天賦，他懂7國語言，其中德文和丹麥文算是母語，法文和英文也都精通，後來還因爲工作需要陸續學會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文。
1821年，爲了將來晉升的前途，毛奇從丹麥陸軍辭職，轉入規模更大也更精銳的普魯士陸軍。毛奇曾經在普魯士戰爭學院深造，當時的院長，就是克勞塞維茨少將。1828年，毛奇進入普魯士總參謀部作見習軍官，在地圖測繪部呆了4年之後，於1832年正式成爲總參謀部軍官。當時的總參謀部個什麼樣的機構呢？
總參謀部來自軍需部，但是軍需部只是現代總參謀部的雛形而已，職能和地位根本不同。當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的瑞典陸軍體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歐洲近代化軍隊的鼻祖，在瑞典陸軍中有專設的軍需部，後來歐洲列強紛紛效仿。法國名將杜倫尼，當年剛出道的時候，就作過瓦勒泰公爵元帥的軍需總監。在勃蘭登堡，1640年即位的“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也設立了軍需部的機構。直到一次和二次大戰的時候，德軍總參謀部裡實際主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都叫軍需總監，魯登道夫、曼施泰因、還有保盧斯，都做過這個職位。
現代的總參謀部體制，最初的創意，是拿破崙戰爭之前和之中的普魯士上校馬森巴赫(Massenbach)，他認爲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研究戰爭計劃的機構，並作了一些最初的工作。但參謀部最初的實踐，是拿破崙的參謀長貝爾蒂埃元帥，那時，參謀長主要負責戰時軍需供應和爲司令官起草命令丅、計劃行軍道路等輔助工作。普魯士的現代意義參謀部，是拿破崙戰爭後期，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效仿法軍參謀部的形式建立起來的。
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基本和平歲月(只有幾次不大的戰爭)，唯有善於思考的普魯士人把總參謀部這個機制繼承下來，並加以不斷完善。在30歲的毛奇加入的時代，普魯士總參謀部還沒有後來那麼大的權力和地位，它的性質，也就是一個研究機構，相當於我們現在大公司和事業單位的“調研室”，作爲“調研室主任”的總參謀長，僅相當於師長階級。不算各軍各師的參謀軍官，柏林的參謀本部，在總參謀長米夫林以下，僅有30人(Mufflin中將，1821年接任，後來成爲元帥，1829年以後由克勞澤內克Krausenek中將接任)。
那時普魯士總參謀部幹些什麼呢？參謀部基本按照戰區分組，但是按照職能來說，最重要的是測繪組。所有的參謀軍官都要在測繪組幹幾年。在那個時代，三角測繪法剛剛應用於地圖測繪，精確的地圖還是很稀罕的東西。在毛奇的時代之前，地圖上兩點的距離，只是憑人們旅行時間來大致估算，有時候與實際地形的差別大得離奇：在當時的地圖上，俄國南部高加索山脈的主峰，標高是80公里，就是有8萬米高！當時普魯士總參謀部的重要職責，就是把德意志各地做出一套精確完整的地圖。
第二個最重要的職能是研究軍史，參謀部專門負責研究當代和以往戰爭中的經驗教訓，總結戰爭的規律。德意志是一個產生思想家的民族，當時總參謀部的研究風氣很盛，青年軍官都有很多論文和專著出版，優秀的參謀軍官，同時也是軍事歷史學者。毛奇在作低級軍官的時候，就已經出版了很多著述，包括後來很有名的土耳其戰爭史，並且翻閱了歷史名著“羅馬帝國的衰亡”。因爲研究的水平高，幾乎所有的參謀本部軍官，都在戰爭學院兼職教課。
但是普魯士總參謀部不是培養學究的地方。參謀軍官每年進行至少兩次野外長途旅行，測繪地形和進行假想的戰鬥，有時是訪問古戰場，探討過去戰例的各種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戰役)。另外，每年普魯士秋操大演習，在國王面前，出動兩個軍，各自扮演一方進行演習，演習的預想和裁判，都由參謀部來做。
另外，總參謀部雖然也負責軍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職責。比軍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國情報，加以分析，然後想定各種情況，制定針對各國的戰爭計劃。現代各國軍隊廣泛運用的兵棋推演(圖上作業、沙盤演習)，就是普魯士發明的。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Game”，最初它的的確確就是兩名普魯士參謀軍官閒遐之餘發明的戰爭遊戲。總參謀長米夫林看到以後非常讚賞，正式向全軍大加推廣。對戰爭中各種可能性加以詳細分析和預測，然後制定各種應對措施，這是普魯士總參謀部對現代軍事最大的貢獻。但是當時，戰爭計劃功能還沒有製圖和軍史研究那麼高的地位，真正強調計劃功能，是毛奇當上總參謀長以後的事情。因爲總參謀部是收集知識(地形測繪、軍史研究、情報蒐集)、運用知識(戰爭計劃)的中心，換句話說，是知識的壟斷者，“知識就是力量”，這就爲毛奇時代，總參謀部成爲普魯士軍隊的指揮核心打下了基礎。但是當時，總參謀部也就是一個調研機構，沒有軍令權，對普魯士戰爭部長負責，也沒有出席內閣會議，晉見國王的權力。
從1832年到1857年，毛奇當了25年參謀軍官，唯一的指揮職務，是1835年夏季當過幾個月的駐柏林“亞歷山大皇帝近衛擲彈兵團”連長。連長，這是毛奇指揮普魯士全軍之前，所擔任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指揮職務。1835年到1839年，毛奇去土耳其擔任軍事顧問，參與了土耳其跟埃及的統治者阿里的戰爭，見證土軍Nazib戰役大敗。回國以後，被普魯士國王授予榮譽勳章PourleMerite。1842年，42歲的毛奇與17歲的Marie結婚，Marie其實是他姐姐的繼女。在1840到1857年的17年時間裡，毛奇擔任過普魯士陸軍第4軍和第8軍的參謀和參謀長，中間還爲王室的幾位親王當過副官。1850年代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沒有兒子，於是指定弟弟威廉作爲王儲，這就是後來統一德意志的德皇威廉一世。威廉指定毛奇作他的兒子腓特烈親王的副官和軍事教師，大致相當於中國歷史上太子少保之類的角色。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病重，威廉親王出任攝政王，正式處理國家事務，同時普魯士總參謀長Reyher將軍病逝，威廉任命57歲的毛奇少將出任總參謀長一職。
在1857年毛奇擔任總參謀長的時候，這是一個師級職務，不參與中央決策，直接上司是戰爭部長，而不是國王本人。毛奇前面兩任總參謀長Krauseneck和Reyher都是步兵將軍軍銜(三星)，而毛奇是少將，沒有擔任過高級指揮職務，普魯士陸軍中不僅8位軍長，而且連所有18位師長的薪俸都比他要高。但是毛奇卻是當時普魯士軍隊中最有頭腦的人，他與那些老派的貴族精英軍官不同，他受過完整的專業技術知識訓練，而那個時代歐洲的風氣，也是理性主義的：十九世紀的人們相信，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就連純藝術領域的繪畫，也出現過以光學原理解構光與影的“點彩畫派”。那個大時代，也的確是新科學技術應用於各個領域的時代。毛奇在那個時代，是個相當新派的人物。他敏銳地追蹤後膛步槍和後膛裝藥的線膛炮這些新式武器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電報、鐵路這些新生事物在軍事上的應用。毛奇明白，過去依靠統帥在戰場上即興作出性命攸關的決策，這種戰爭方式已經落伍了，在一個工業時代，指揮官要調動方方面面的社會因素來打一場仗，也要受這些因素的制約。所以戰爭不能是即興的，必須是理性的。戰爭可以事先規劃，而且必須事先規劃。作爲總參謀長的毛奇，把巨大的精力，花在計劃戰爭上面。他的部下針對各個假想敵，設想各種各樣可能出現的力量對比和戰場形勢，針對每一種形勢，都制定出制勝的計劃。這是現代參謀部工作的樣板。
毛奇所想要的，是一架真正高效率的軍事機器，而他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在他的任期當中，普軍統一了命令文書的用語和格式，要求簡短、明確，每一段落寫什麼都有明確要求。在軍事學院和演習場所，毛奇把總參所制定的戰役計劃和指導思想，反覆灌輸給普魯士全軍軍官。這樣，在戰場上，普軍軍官和將領所遵循的戰略戰術原則是共通的，對戰役目標也有清晰的認識，所以在戰場上，不管出現什麼樣的意外情況，戰場指揮官可以發揮主動性臨機處置，而他們所受訓練的一致性，保證指揮官之間能夠相互溝通相互配合。這不僅是一架高效的機器，而且是一架自動化程度很高，容錯性極強的機器。
在人事上，普魯士―德意志總參謀部軍官優先獲得提升的傳統，也是毛奇最初向國王爭取來的，爲的是吸引最優秀的軍官加入總參謀部。畢竟作爲職業軍人，大家都渴望榮譽，誰都願意當騎兵、炮兵，當軍事主官，沒有優惠條件吸引，誰願意當參謀呢？
毛奇在德意志統一戰爭之前的7年總參謀長任期中，傾注最多心血的，是戰爭動員計劃。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到普丹戰爭，普魯士50年沒有打大仗，在這段時間裡，普遍兵役制在各國普及，一旦發生全面戰爭，要把幾十萬兵力征召入伍，要給他們提供各種軍需給養，還要把集結起來的部隊投入前線，這是任何一個國家從來沒有嘗試過的。而且這個動員過程不僅不能出錯，還要儘快。能在最短時間裡完成動員，就意味着在戰爭初期享有絕對的兵力優勢。普魯士其實在1850年進行過一次總動員，那次動員簡直就是一場災難：軍官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集丅合地點，部隊找不到給養。毛奇任內，參謀本部專門建立了一個鐵路協調組，負責制定鐵路輸送計劃。要知道，針對不同假想敵，各個部隊動員集結的地點、行進路線，方案都是不同的。要把每一個方案的每一個細節都考慮周到，這是多大的工作量。計劃完成以後，每年普魯士的秋操大演習，都要試驗計劃中的幾個部分，甚至整軍整師地用鐵路運兵，檢驗系統的能力，發現問題再作調整。
1859年，毛奇密切監視法國和奧地利之間在意大利戰場的作戰。那次戰爭奧地利戰敗，意大利終於統一。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毛奇一樣密切追蹤戰爭的進程，開始研究這場戰爭。有的書說毛奇對由業餘軍人打的這場美國內戰大爲輕蔑，曾經評論說“那是兩幫武裝的匪徒在大陸上互相追逐。”其實這是一個傳說而已，沒有任何權威的歷史著作指證毛奇說過這句話。職業軍人對業餘軍人的輕蔑，這可以理解，但是，美國內戰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武裝了彈倉式步槍和後裝線膛炮的大衆軍隊進行的大規模戰爭，已經50年沒有打仗的普魯士，正在渴望瞭解這些新式武器會如何影響戰爭模式，怎麼會放棄研究這場戰爭呢？事實上，毛奇很快派遣參謀軍官到雙方軍隊中搜集資料，情報蒐集大綱是他親自起草的，毛奇最感興趣的重點，是“新式火炮炮彈的殺傷力數據，尤其是對泥土、生鐵、鑄鐵不同界面的影響”。除了這些純技術情報，美國內戰給毛奇最大的啓示是兩點：第一是北軍從北弗吉尼亞正面戰場快速用火車運送兵員增援密西西比河戰場，從而能夠發起查塔努加戰役。這一實踐，證實了毛奇自己一直在計劃的，利用火車機動大規模部隊的可行性。第二是昌斯勒維爾、葛底斯堡幾大戰役證明，由於武器的發展，正面強攻敵軍設防陣地會遭到不可忍受的損失。這些事丄件都發生在1966年對奧地利戰爭之前，毛奇很好地吸收了經驗。他總結並灌輸給整個普軍的原則“分散前進，集中作戰”，“戰略上採取攻勢，逼使敵人在戰術上不得不對你的防禦體系進攻”，都被普魯士和美國內戰的經驗所證實。所以遲至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軍還在203高地對堅固設防的俄軍陣地發動代價高昂的自殺衝鋒，你不能不震驚於俄日兩軍戰爭理論和實踐的落後。
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駕崩，攝政王威廉正式登基，1962年9月，國王陛下任命俾斯麥出任首相。10天之後，俾斯麥正式要求毛奇的參謀本部着手研究對丹麥戰爭的可能性。
年已64歲接近退休年齡的毛奇，終於等來了自己的第一場戰爭，而他的第一個對手，竟是自己的第二祖國丹麥。毛奇本人曾經是丹麥軍官，他的父親當年以丹麥陸軍中將身份退役。
戰爭的直接起因是這樣的：1848年之後的丹麥國王弗雷德裡克七世無子(Frederick，其實跟腓特烈是同一個詞，遵從習慣各普魯士國王用腓特烈，其他場合都用標準譯名)。丹麥王位可以傳給女兒，但是丹麥國王還兼任德意志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andHolstein)兩邦元首。按照法律這兩個邦不能由女性繼承。丹麥曾想幹脆吞併兩州，遭到德意志諸邦反對，幾乎引起戰爭。1863年，弗雷德裡克病死，普魯士和奧地利聯合向丹麥開戰，爭奪兩邦。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以及丹麥本土的大部份，都在日德蘭半島(Jutland)上，這是一個南北向的半島，南邊跟大陸相連，由南向北，依次是荷爾斯泰因、石勒蘇益格，然後是丹麥本土。在石勒蘇益格南方靠近荷爾斯泰因邊界的地方，半島中部構築了一條“丹麥防線”(Danewerk)，正面向南，但是防線東西兩端沒有達到半島的兩個海岸。從丹麥防線再向北，東海岸有杜普爾(Duppel)要塞，在杜普爾外海隔着一道海峽，有阿爾森島(Alsen)，駐紮大量丹麥軍堅固設防。丹麥總司令麥扎將軍(ChristianJuliusdeMetz)的基本打算是，憑藉防線和要塞節節抵抗，緩慢向半島縱深的丹麥本土撤退，同時以艦隊炮擊和阿爾森等島嶼駐軍威脅敵人後方側翼，直到英法俄等各國列強出面干涉。
與之相對，毛奇經過研究，向國王提出的作戰方案要點在於：一是快速通過最南邊的荷爾斯泰因進入石勒蘇益格，從兩翼繞過丹麥防線，包抄丹麥兩翼，將丹麥軍主力殲滅在石勒蘇益格境內，不讓它北撤到日德蘭半島縱深。二是建議在冬季發起作戰，因爲普魯士沒有艦隊，冬季封凍的海水可以抵消丹麥的海軍優勢。普魯士和奧地利聯軍投入戰爭的兵力約有兩個軍，普魯士王侄腓特烈-威廉親王的第3軍在右，奧地利加布倫茨將軍(Gablenz)的第10軍在左，因爲奧地利提出要求聯軍總司令人選必須要有實戰經驗，而普魯士已經50年沒有打仗了，高級將領中唯一有實戰經驗的，就是80歲的老元帥弗蘭格爾(Wrangel)，於是弗蘭格爾被任命爲總司令。弗蘭格爾是一位老派將軍，對毛奇那一套戰爭計劃和進度不屑一顧，甚至拒絕閱讀任何關於作戰計劃的文件，他說“我用長劍打仗，不用文件打仗。”老元帥在開戰那天給部下下達的唯一作戰進度目標是“下個星期，我要在丹麥領土上睡覺。”所幸，毛奇與各軍各師參謀長保持密切聯繫，通過他們掌握戰爭動態。但是總參謀長毛奇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下達軍令的權力，只有建議權，而且因爲不能參加御前會議，他還不能直接向國王建議。
作戰行動於1864年2月1日展開。整個丹麥戰爭沒有大的戰役，雙方的幾次交戰，稱爲戰鬥更合適一些。從北進一開始，普魯士將軍們渴望榮譽和戰功的秉性，就偏離了毛奇“高速前進，兩翼包抄”的設想。2月1日至3日，在丹麥防線以東海邊，發生米鬆德(Missunde)戰鬥，普軍兩個旅6千人64門大炮，正面攻打丹麥軍2千人據守的米鬆德村周圍的5座堡壘。所幸普軍面對的，不是撞針式步丅槍。丹麥軍隊的步丄槍仍然是前膛裝彈，射程1200英尺，必須站直身體裝藥，大炮也是舊式的，射程1千英尺。而普魯士的大炮射程3千英尺，新式撞針擊發的後膛槍，雖然射程只有700英尺，但射速是丹麥步丄槍的5倍，而且不用直立裝彈。普軍佔有武器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但是盲目地發動正面攻擊，仍然蒙受嚴重損失，兩天的戰鬥，雙方各自損失5百人，丹麥軍北撤。2月6日，奧地利軍又在Sankelmarkt正面進攻丹麥軍，一小時之內奧軍死傷4百人，丹麥損失1千人並撤退。總的來說，戰事在依照預想的軌道發展，但是以上這些戰鬥和傷亡，都是毛奇認爲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丹麥軍隊爭取到時間，主動撤出“丹麥防線”，沒有讓聯軍包圍。
下一步，普軍北進到杜普爾要塞當面。本來毛奇不主張進攻要塞，但是丹麥方面未經一敗，普魯士方面也迫切需要一個無可爭議的勝利，來向國內交代，出於政治考慮，普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麥要打這一仗。前線的弗蘭格爾元帥指揮兩次強攻均受挫，毛奇勸阻國王和前線將領繼續發動攻擊的要求，這次他向國王自告奮勇，從後臺走到前臺，親自指揮杜普爾要塞攻堅戰。毛奇的思想，就是以火力代替人力，他命令從戰線各個部份和後方，調運攻城重炮，平均每一米半就有一門大炮，火力密度爲一次大戰之前軍事史之最。普軍集中炮火猛轟一個月，守軍從沒有見過這麼猛烈這麼持續的火力，不但傷亡慘重，而且士氣很快崩潰，一個月之後的4月18日，普軍發動衝鋒，20分鐘之內拿下要塞。杜普爾要塞攻堅戰丹麥損失5千人，普魯士損失1千人，絕大部份是在最初兩次不成功的突擊中損失的。
從5月12日到6月20日，英國出面調停，雙方休戰，調停失敗以後，戰爭繼續。在普丹戰爭第二階段，腓特烈-威廉親王代替弗蘭格爾老元帥出任總司令，毛奇則親自擔任威廉親王的參謀長。同時，毛奇的軍事能力獲得國王信任，獲准出席御前戰爭會議，進入核心決策圈。爲了解除側翼和後方的威脅，毛奇策劃登陸佔領阿爾森島。這個島上四圍全都構築胸牆工事，丹麥駐軍1萬8千人，堅固設防，而且普魯士沒有海軍。丹麥人以爲普魯士不可能對這個島發動攻擊，所以沒有任何防範，甚至夜間連崗哨都沒有。6月29日夜，毛奇抓住這個心理組織夜間偷渡奇襲，一舉拿下阿爾森島。7月20日，戰爭結束，奧地利佔領荷爾斯泰因，普魯士獲得石勒蘇益格。
戰後，毛奇因功晉升中將軍銜，而且進入了最高決策圈，跟戰爭部長馮。隆(Roon)平起平坐。但是他沒有軍令權。這時毛奇年紀已經65歲，而總參謀長這個位子，當時地位仍然不高，要想繼續晉升，正常途徑是去擔任陸軍的軍長(當時普魯士的軍是平時最高編制)，但按照他這個年紀和過去的指揮職務經歷來看，不太可能。因此毛奇提出退休的要求。國王在戰爭中看到毛奇的能力和對軍隊建設的貢獻，堅決駁回退休請求，普魯士潛在的敵人還很多，丹麥只不過是一道開胃菜而已，大餐還沒有上桌呢。
普丹戰爭以後，威廉-俾斯麥-毛奇這個決策鐵三角正式成型，如果以三駕馬車來比喻的話，這可是三匹老馬了：到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德意志第二帝國正式建立的那一年，威廉一世74歲，毛奇71歲，俾斯麥最年輕，也已經56歲。那個時代人們的平均壽命沒有現代那麼長，可是這三位都出奇地長壽：威廉活了91歲，毛奇享年88歲，俾斯麥享年83歲。這三匹識途老馬，一點也沒有老年人的暮氣，是他們把普魯士王國這架新車，拖入帝國時代。
在這三駕馬車之中，最具有統一的決心和意志的，是俾斯麥。對德意志統一的目標和手段，他有清晰的認識。對於奧地利，俾斯麥要將它排除出統一的德意志之外，威廉國王本身對統一倒沒有那麼堅決，尤其在對奧地利問題上，國王本人直到戰前都是反對開戰的，這也難怪：第一帝國分裂了1千年，而在最近三四百年中，皇帝一直都由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擔任，傳統上，奧地利可以說是德意志兄弟的大家長。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至於毛奇，他是職業軍人，僅是從專業的角度提供意見，對政治不過多參與。當然，現代很多著作把毛奇和俾斯麥的幾次爭吵，作爲軍事和政治相關和對立的經典案例，實際上毛奇和俾斯麥爭吵的時候有限，而且多是在普法戰爭和第二帝國建立以後(普奧戰爭結束的時候也算一次)。一般來講，毛奇在德意志統一進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他所提供的意見，主要是從軍事角度某一個政策可行或者不可行，如果可行，需要多長時間。其它的，由俾斯麥決定。普魯士真正全面滑向軍國主義，那是1890年俾斯麥被罷免以後的事情。
1866年之前，毛奇的對奧地利作戰計劃業經數年的反覆推演，在正式開戰前75天的文件中，毛奇已經預見了這個戰爭的全過程。他的計劃，建立在“分散行軍，集中作戰”這個基本原則上。普軍有意分散兵力，以波希米亞(今捷克)境內的奧軍主力爲目標，一半普軍從普魯士出發，入侵薩克森，再從正西方向接近奧軍主力。這部份普軍分兩個軍團：腓特烈-威廉親王的第1集團軍以第3第4兩個軍爲主力，共9萬3千人在北，Bittenfeld將軍(後來是元帥)的易北集團軍4萬6千人在南，負責掩護第1集團軍側翼和防守薩克森。兩個集團軍向東齊頭並進，從正面抓住奧軍主力。主要打擊力量，是從北面西里西亞出發的第2集團軍3個軍11萬5千人(近衛軍、第1和第5軍)，由普魯士王太子指揮，希望由北向南，側擊奧軍主力。這個分進合擊的計劃，風險在於兵力分散，正面普軍兩個集團軍加起來沒有奧軍的力量強，奧軍佔有內線作戰的優勢，有可能向西首先擊破正面普軍，直接攻擊柏林。毛奇經過計算認爲，這是個可以接受的風險，他賭的是1，奧地利軍隊動員和集結速度慢；2，正面普軍兩個集團軍有能力在北面第2集團軍趕到之前頂住奧軍主力攻擊。
宣戰之前的6月2日，對普魯士總參謀部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這一天，國王命令，毛奇有權向各集團軍下達作戰命令，也就是說，從這一天起，總參謀長成了實際上的軍隊總司令。6月8日，毛奇晉升步兵將軍(二級上將)。按照後來普魯士德意志軍隊傳統，各級參謀長可以代替軍事主官下達作戰命令，無論由主官或參謀長下達的命令，效力相等，所引起的後果，由主官和參謀長共同分擔。而參謀長的軍銜比各級主官低得多，如果軍長是中將，軍參謀長可能僅僅是上校軍銜。這跟中國軍隊不同，在解丅放軍，參謀長是副職，軍參謀長的軍銜和地位是副軍級，本身資歷就高於各師長。爲什麼德軍總參謀部會形成這個傳統？筆者覺得是兩個原因。其一，德國的各級組織當中(不僅軍隊，政丄府和公司也一樣)權力的主要來源不在個人的聲望和資歷，而在於他所在位置的權責契約。換句話說，只要你坐在這個位子上，別人服從的是這個位子，而不是你個人。在東方文化中，權力更多來源於個人，無論你坐在什麼位子上，個人資望不夠，那叫做“沐猴而冠”，你指揮不動任何部下。這是文化的不同，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但是它的引申是，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選拔人才不僅要看個人才幹，也要注意兼顧資歷，否則脫離社會文化實際，會有後患無窮。其二，德國文化尊重專業技術知識，這跟中國和美國都不同：現代美國的政丄府和大公司是律師企業家這些文科精英掌握，而德國更注重工程技術專業知識。在19世紀普魯士的歷史背景下，參謀軍官受過全面完整的技術知識培訓，是軍隊裡的專業人才，而當時軍隊指揮官的選拔，還要看家庭背景，越高級的將領，往往越缺乏完整的專業技術知識，比如幾個集團軍司令官，大多是親王公爵。他們必須依靠專業參謀長的輔佐。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二次大戰。在德軍傳統下，指揮官如果是天才固然最好，如果指揮官能力不足也沒有關係，只要他有一個能幹的參謀長。
普奧戰爭的全過程幾乎完全按照事先的預想發展，唯一在戰略上出乎毛奇意料的，是奧軍比他想象的還要消極，奧軍總司令貝納德克元帥(Benedek)從來沒有以主力直接突擊柏林的打算。富勒在經典鉅著“西洋世界軍事史”裡，認爲毛奇完全不知道奧軍主力的位置，放任三個集團軍各行其是不加指揮，當時普軍確實不知道奧軍主力的具體位置，但是對富勒這一評價，我有不同的看法，在文章末尾會詳細解釋。
先說次要戰場。6月16日普魯士對黑森-卡塞爾(HesseCassel)、漢諾威(Hanover)、薩克森宣戰，這幾個德意志小邦不是主戰場，但都是支持奧地利的。漢諾威軍隊總共兩個師1萬9千人向南撤退，普魯士的法爾肯斯坦(Falkensten)將軍沒有執行毛奇事先快速解決戰鬥的指示，追擊緩慢，讓漢諾威軍站穩了防禦陣地。毛奇連下4道命令讓法爾肯斯坦火速進軍，法爾肯斯坦根本蔑視毛奇的權威置若罔聞，第5道命令毛奇動用國王的名義下達，仍然不管用。毛奇乾脆越過他，直接指揮他屬下的各個師長。但是Flies將軍的師又求戰心切，不按毛奇指令會合其它兩個師，獨自向漢諾威軍既設陣地發動衝鋒，結果被完全擊潰。但是漢諾威畢竟兵少，沒有幾天功夫，漢諾威、黑森被普魯士佔領，巴伐利亞軍隊只顧專心守土自保，無法干涉主戰場作戰。另外，在北方，普魯士向奧地利駐守的荷爾斯泰因進軍，加布倫茨將軍率奧地利第10軍經漢堡和其它德意志中立地帶向奧地利撤退，普軍未發一槍，在荷爾斯泰因以軍樂隊歡送。
主戰場上的決定性戰役是柯尼格拉茨會戰(Koniggratz)，亦稱薩多瓦會戰。在戰役之前，普魯士並不知道奧軍主力的確切位置，但是毛奇對此有一個基本估計，命令西、北兩路普軍向心進攻，預定在Gitschin會師捕捉奧軍主力決戰。從正西方向開進波希米亞的普魯士威廉親王第1集團軍爲了等待易北集團軍趕上，進軍速度一度緩慢下來，毛奇馬上催促繼續進軍尋找奧地利主力。從正北向南進軍擔任側擊任務的王太子第2集團軍，行丄動堅決迅速得多。邊界附近幾場交戰的主角，都是第2集團軍。
6月27日，第2集團軍的近衛軍、第1軍、第5軍南下，第5軍軍長斯坦梅茨(Steinmetz)部下的1萬普軍，在納奇德(Nachod)遭遇拉明將軍(Ramming)奧地利第6軍2萬1千人。奧軍經過一夜23公里急行軍剛剛趕到這裡，第1旅6千奧軍馬上投入進攻，仰攻普軍已經佔領的山頭，普軍以6個“半營”1千人頂住奧地利的衝鋒，奧地利接着投入第2旅再攻也拿不下來，到中午奧地利士兵已經24小時沒有吃東西了，疲憊不堪，銳氣再衰三竭，下午1點拉明將軍全軍到達戰場再次發動進攻，但是普軍第5軍主力已經趕到，正好迎頭逆襲，奧軍大亂，損失7372人。普軍損失1120人。這一仗已經證實了，新式步槍使得進攻敵人預設陣地成爲一種代價高昂的行丄動。
普奧戰後毛奇聲望日隆。1868年，毛奇在西里西亞的Kreisau買了一棟房子安家。這個地區二戰以後屬於波蘭，莊園今天還在，但是很荒蕪沒有任何紀念性的東西，波蘭人當然是痛恨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的麼。1867年毛奇的妻子瑪麗患肺炎死去，他們結婚26年但是沒有子女。毛奇埋葬了小自己25歲的妻子，此後24年的生命中從未再婚。
普法戰爭和普奧戰爭之間的4年，毛奇領導他的總參謀部一直在不停地研究對奧戰爭中積累的經驗教訓，而且從未停止過對法國戰爭計劃的修訂。普魯士常備軍從8個軍擴展至12個軍，共27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當時能夠阻止德意志統一的也只有法國了，法國當年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時代一次次不斷地跨越萊茵河入侵德意志，至今對南德萊茵諸邦還保持着極大影響力。1870年普法戰爭之前法國皇帝是拿破崙三世，他是偉大的拿破崙皇帝的侄子。當時的情形，跟二戰1940年西線戰局之前非常相似：一邊是用現代軍事理論和方法武裝起來的精良軍隊，一邊是號稱歐洲最強卻老大自居效率低下的傲慢大國。就武器裝備而言，在普丹戰爭中，丹麥仍然用的是老式步丅槍，而普奧戰爭中，原本奧地利其實是歐洲陸軍最早裝備新式後裝步丄槍的軍隊。1859年奧地利跟法國在北意大利作戰，不能熟練使用新式裝備的奧軍，敗給了沿用先步丄槍齊射再刺刀衝鋒的舊式戰術的法國軍隊。奧地利錯誤吸取了教訓，又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所以在1866年普奧戰爭中，裝備和戰術上反而不如普魯士。而1870年法國與普魯士的對比，沒有1940年那麼分明。法軍裝備的新式步丄槍比普軍的射程更遠更精良，而且法國有秘密武器：機丄槍。當時槍的射程比炮遠，而機丄槍更是威力強大的新式武器。普魯士只是在大炮方面比法軍要強。但是跟1940年一樣，雙方真正的差距，在於軍事思想和組織。法國沒有普魯士參謀軍官優先提升的規定，她的總參謀部裡，盡是些無能怠惰的混事之徒，不要說象普魯士那樣精心計劃組織未來戰爭，就連平時軍需供給這些基本事務也做不好。
1868年西班牙兵變推翻女王依莎貝拉二世，西班牙人在選擇國王的時候，1870年考慮霍亨索倫家族在士瓦本的遠親利奧波德親王，法國自然擔心350年前哈布斯堡家族擁有德意志和西班牙王位包圍法蘭西的形勢重演，提出強烈抗丄議。普王本人對自己親戚繼承西班牙王位倒並不熱衷，宣稱不予支持。法國不依不饒非要威廉國王明確提出保證，這在當時看來，是對貴族榮譽的侮辱，普王一口回絕。首相俾斯麥和毛奇早就想與法國開戰，俾斯麥稍稍改動語氣的一封拒絕電報“埃姆斯電報”，輕易地激起高盧雄雞萬丈怒火，在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情況下，頭腦發熱的法國民衆要求皇帝懲罰普魯士人。普法戰爭正式開始。
毛奇四年來等的就是這一天。普魯士總動員計劃經過多少年研究和數次實施，已經到了天衣無縫的地步，20天之內38萬5千普軍全部完成動員集結，象鐘錶一樣準確無誤，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普軍野戰兵團分爲三個集團軍，從北到南依次是：斯坦梅茨(就是普奧戰爭中第5軍軍長)第1集團軍6萬人，下轄7、8兩個軍和1個騎兵師；王侄腓特烈-威廉親王的第2集團軍13萬人，下轄3、4、10三個軍，近衛師和兩個騎兵師，王太子第3集團軍13萬人，下轄普魯士5、11軍和巴伐利亞第1、第2軍，符騰堡師、巴登師。國王和毛奇指揮的總部駐紮在美因茨(Mainz)，直接控制普魯士9軍和薩克森12軍組成的6萬人的預備隊。
毛奇預料，法軍會首先發起進攻，而且進攻方向一定選擇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尤其在斯特拉斯堡(Strasburg)附近渡萊茵河，因爲這裡是法國東南的一個突出部，直接面對萊茵河東岸德意志土地，兩百年前就是杜倫尼元帥與帝國軍隊交戰的地方。同時根據法國鐵路的情況，毛奇輕易就可以計算出，斯特拉斯堡鐵路沒有能力集結全部法軍主力，有一多半法軍(15萬)應該在斯特拉斯堡以西靠北一點，法國腹地的梅斯下車集結。這樣，法軍梅斯集團和斯特拉斯堡集團勢必被孚日山脈(Vosges)分開。毛奇把他的三個集團軍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當面的萊茵河背後，並不主動進攻，因爲他要孚日山脈隔開法軍，不想讓山脈分隔自己的進攻部隊。而一旦判明法軍進攻方向和兵力，普軍可以集中兵力擊敗分開的法軍，而後向巴黎總方向進攻。毛奇總的原則是：在哪裡發現法軍主力，就在哪裡集中力量擊敗它。至於具體怎麼做，毛奇不管，因爲多少年來，他已經灌輸給普軍相同的戰役原則：先接敵的部隊努力釘住對手，其他部隊只要聽到炮聲就會主動靠攏，然後從側翼後方包抄敵人。戰場上，每一個普魯士軍官都會這麼做。
當時的法軍，戰爭經驗比普軍豐富，普魯士在丹麥戰爭之前50年沒有打仗，而法國在克里米亞戰爭戰勝俄國，在遠東與中國清朝交戰，在意大利擊敗奧地利，還有北非的殖民戰爭，可謂打遍天下。象巴贊(Bazaine)、麥克馬洪(MacMahon)這些元帥，一個個都是經過戰火考驗，功勳卓著的人物。但是戰爭經驗，如果沒有頭腦進行總結提高，是沒有用的，這個頭腦，可以是個別統帥的天才頭腦，而在現代，則是總參謀部這個“軍隊的大腦”。法軍缺乏的，恰恰是這個頭腦。
從總動員開始，法軍上下就經歷無休無止的噩夢：一名典型的法國士兵，可能住在里昂，他要去北非阿爾及利亞領取裝備被服，然後抱着這些東西，去法國西南布列塔尼半島報到，再集丅合開向法國東北部的夏龍。結果是，將軍找不到部隊，士兵找不著槍支，要塞找不著彈藥，兵團找不著食物。法軍的戰爭計劃，和毛奇的預料如出一轍：麥克馬洪元帥的集團軍集中在斯特拉斯堡突出部，巴贊元帥的萊茵集團軍13萬5千人集中在梅斯，不久由拿破崙三世親自指揮。另外，在梅斯以西再向法國腹地90英里的夏龍(Chalon)，還集結了預備軍團。
不知爲什麼，法軍士兵居然認爲普魯士不堪一擊，在集結尚未完成的時候，就雄赳赳、氣昂昂、亂哄哄，跨過萊茵河。先說南路麥克馬洪元帥的斯特拉斯堡軍團，8月4日僅以一個師搶佔威森堡(Weissemburg)，普魯士王太子第3集團軍的第5軍當即反擊，另兩個軍助攻，以5萬人對付法軍6千人，法軍受到奇襲，師長被殺，幾乎全師覆滅。翌日，向西南15英里，繼續挺進的普軍第5軍撞進法國第6軍陣地，這裡集結了法軍5個步兵師和1個騎兵師共4萬2千步兵和6千騎兵。交戰前法軍自己就亂作一團：他們既沒有偵察，也沒有崗哨，5萬大軍僅有6千份口糧，關心自己公民權利和福利的法軍士兵們怨聲載道，好不容易在那天上午運到大批糧食，正在做飯，普軍就到了。普魯士第5軍先頭部隊毫不停頓地投入戰鬥，不久第3集團軍各軍趕到，陸續投入交戰，麥克馬洪的斯特拉斯堡集團軍各部也前來增援，這樣，一場遭遇戰演變成兩軍南部主力集團軍的大戰，這就是伍爾斯戰役(Woerth)。這場戰役法軍士兵表現還是很勇敢的，而普魯士各軍也是逐次投入兵力。但是普魯士第11軍按照既定的原則透入法軍後方，麥克馬洪怕被包圍，下令後撤。擔任掩護的法軍兩個騎兵旅向普軍密集隊形發動衝鋒，傷亡四分之三。這兩天的戰役，法軍共損失2萬5千人。普魯士損失也不小，但是戰略上他們獲得了勝利：麥克馬洪被迫從斯特拉斯堡後撤，顧不上北邊隔着孚日山脈的巴贊集團軍，竟然向西撤過梅斯，一直向大後方夏龍退卻。
再說西面靠北集結在梅斯的北路法軍。8月2日法軍萊茵軍團主力進攻萊茵河東岸的薩爾布呂肯(Saarbrucken)，連戰前偵察都沒有，普魯士守軍3個連抵擋一陣之後撤退，法國報紙吹噓成“英勇的法國戰士粉碎普軍3個師”！原本普魯士的計劃，是第1和第2集團軍抵擋法軍主力，讓第3集團軍從南方包抄法軍後路。聽到薩爾布呂肯發生戰鬥，第1集團軍司令斯坦梅茨上將按捺不住，立即揮軍迎擊，於是普軍第2集團軍亦從凱撒斯勞滕(Kaiserslautern)出動策應。8月4日，第1集團軍的先頭部隊在Spicheren遭遇從薩爾布呂肯撤退下來的法軍，Kaneke將軍的第14師不等上級命令率先投入戰鬥，仰攻法軍既設陣地，傷亡很大，但是普軍附近部隊按照傳統聽到炮聲立即來援，而法軍雖然處於兵力優勢，但是出其不意，又沒有友鄰援助，3軍軍長弗羅薩德將軍(Frossard)擔心己方地位過於突出，決定於夜間撤退。這次交戰普軍損失4500人，法軍2千人。但是在戰略上，由於這次交戰和南面的伍爾斯戰役，法國萊茵軍團主力處以孤立突出地位，軍心動搖了。
Spicheren和Woerth兩次戰役，普軍沒有追擊，他們已經摸清了法軍態勢，準備按照既定方案尋找法國梅斯的萊茵軍團決戰：正面1、2集團軍逐退當面法軍，使法國人縮回梅斯基地。南方第3集團軍擊敗法國斯特拉斯堡軍團後，正****軍右翼包抄，大軍雲集。萊茵軍團18萬大軍是法國野戰軍的主力，現在龜縮在梅斯不知何去何從：拿破崙三世命令巴贊元帥向東出擊，巴贊認爲自己的地位過於突出，應該撤退。直到8月14日，普軍已經在梅斯兩側渡過了摩澤爾河(Moselle)，法軍兩翼被迂迴，法國統帥部還矇在鼓裡，只是知道梅斯的糧食缺乏，才定下西撤的決心，意圖是先向40英里以西的凡爾登(Verdun)撤退，然後再向西撤50英里，跟夏龍的麥克馬洪軍團靠攏。
法軍想撤退，執行起來卻拖拖拉拉，在梅斯以西一片混亂中耽誤了12個小時，又被洪水沖垮了摩澤爾河上的橋樑。而普軍起先沒有發現法軍行動，只是計劃渡過摩澤爾河後繼續向西進作深遠的大包圍。但是普魯士第7軍戈爾茨少將(Goltz)的旅發現法軍有撤退意圖，主動開火，接着，曼陀菲爾將軍(Manteuffel，後來晉升元帥)的第1軍也投入戰鬥，一場遭遇戰下來，普魯士損失5千人，法軍損失3500人，但是法軍撤退的進程被遏制住了。
第二天，幾乎喪膽的法皇拿破崙三世已經把總司令職務(不但指揮萊茵軍團，而且可以指揮夏龍軍團)交給巴贊元帥，現在自己帶隨從脫離部隊，奔向夏龍，指令巴贊帶大部隊按原計劃緩緩向凡爾登和夏龍撤退。同一天，剛剛截住撤退法軍的普魯士軍隊，也不知道這是萊茵軍團18萬大軍的總退卻，還以爲法軍人少，繼續向停在梅斯以東的法軍大部隊發動進攻。勃萊道將軍(Bredow)的騎兵旅衝向法軍密集隊形，這次衝鋒，後來以“勃萊道死亡衝鋒”聞名(vonBredow’sDeathRide)，普軍硬是突破法軍兩道密集火網，但是又被法軍騎兵包圍，最後僅一半兵力突圍殺回。稍後在Yron山谷，又發生普法兩軍5千騎兵迎面衝鋒的大戰。第2天，普魯士第3軍又向法軍發動猛攻。這三天的交戰，就是命運攸關的費爾維爾戰役(Vionville)，雙方現在都是面對自己的基地：法軍是要向西奪路逃命，而普軍是要向東把法軍頂回梅斯要塞，誰失敗，誰就退無死所，這是一場孤注一擲，誰也輸不起的戰役。普軍損失1萬6千人，法軍損失1萬4千人，法國突圍的打算，徹底破滅。
法軍突圍失敗，暫時收縮兵力，堅守梅斯以西的聖普里瓦特(St.Privat)陣地，8月17日，普軍再接再勵向法軍發動全力進攻，雙方全軍投入激戰，普軍損失兩萬人，法軍12273人，另有5千人被俘。結果，巴贊不得不放棄陣地，向東回到梅斯。這就是聖普里瓦特戰役，經此一戰，巴讚的法國萊茵軍團被完全包圍在梅斯要塞，內無糧草外無救兵，成了甕中之鱉。在這一天的戰役中，普王、俾斯麥、毛奇都在觀戰。俾斯麥接到一個消息，以爲自己的兩個兒子已經陣亡，親自騎馬上前線打聽，才知道是虛驚一場，他的兒子僅僅受了輕傷。普魯士第1集團軍在進攻中一度因爲損失嚴重而亂了陣腳，毛奇親自率領波美拉尼亞軍進攻才穩定了局面。
巴讚的萊茵軍團主力被圍困在梅斯，但是這裡有著名的強固要塞體系，易守難攻，不要說當時，就連二次大戰中1944年巴頓的美軍攻到這裡，也是幾經挫折付出重大代價以後才佔領的。毛奇當然沒有胃口去強攻，只要封鎖住法軍，他們沒有給養就會不戰自潰，但是必須保證不能讓法軍突圍。因此毛奇下令變更指揮系統：第1集團軍配屬給第2集團軍，由腓特烈-威廉親王統一指揮，圍困梅斯。從第2集團軍內分出普魯士近衛軍、第4軍，和薩克森第12軍，組成馬斯河集團軍，司令官是薩克森王儲阿爾伯特親王。馬斯集團軍和王太子的第3集團軍組成打擊部隊，向西繼續追擊麥克馬洪的法軍。不久，第1集團軍司令斯坦梅茨將軍辭職，被任命爲波森(Posen)總督。
法軍方面，麥克馬洪元帥撤到夏龍，連同原來這裡的預備兵團，共同組成了法國夏龍軍團。8月16日，拿破崙三世從梅斯逃出來抵達夏龍。夏龍軍團的總兵力幾乎和梅斯的萊茵軍團相若，共13萬人，但是雜湊而成，而且指揮系統不明確，政出多門：法軍總司令是在梅斯的巴贊元帥，麥克馬洪卻接不到巴贊關於下一步行丅動的任何指示。麥克馬洪已經喪膽，而且補給不足，主張向西往巴黎退卻，皇帝更加六神無主，先是要麥克馬洪東進去解梅斯之圍，後來又同意向西撤退，他本人更是準備先逃回巴黎再說。此時，在巴黎的皇后通知皇帝，如果他隻身逃回的話，巴黎會立即爆發革命，於是法國的“革命羣衆”在大戰略上也有了一席發言權。8月22日最終決定，皇帝留在軍中，而軍隊則向西撤退。
“兵貴神速”，而法軍卻總是猶猶豫豫的，先是向西行軍一小段到達蘭斯(Rheims)，停頓下來想要裝運走囤積在這裡的糧草輜重，於是耽誤了兩天，這時又接到巴黎陸軍部指示，嚴令麥克馬洪元帥掉頭向東迎擊普魯士軍隊，爲梅斯解圍。於是法軍又改變主意向東北方向機動，向北是爲了避開普軍正面鋒芒，向東是爲了向梅斯的巴贊靠攏。
毛奇對戰爭下一階段的設想，是追擊夏龍軍團，以南面的王太子第3集團軍爲主力，迅猛突進，再向北旋轉，迂迴法軍右翼殲滅之。法軍向東北方向機動，正好自投羅網，幾乎象是在主動配合毛奇的計劃似的。8月29日，普魯士軍隊夜間與法軍遭遇，法軍正在睡覺，連崗哨都沒有，損失7500人。最重要的是，這一來毛奇完全摸清了法軍的位置：原來法軍在東西方向上已經落在普軍的東面，看來是想繞過普軍右翼去援救梅斯。毛奇幾乎難以相信法國統帥部的愚蠢，因爲麥克馬洪自動鑽進普軍和比利時邊境之間的縫隙，西方南方是普魯士軍隊，北方則背靠中立國比利時。於是普魯士全軍向右大轉彎，驅趕着法軍主力向東北退過繆斯河。法國皇帝和麥克馬洪元帥領軍退入比利時邊境的色當要塞。色當是法國前代名將杜倫尼元帥的家鄉，如果杜倫尼知道後來的法國將軍們把仗打成這個樣子，恐怕會給氣得再死一次。
8月30日，色當合圍。9月1日，Tann將軍的巴伐利亞第1軍開始進攻色當南緣的工事，麥克馬洪大腿被炮彈彈片打傷，將夏龍軍團指揮權交給手下1軍軍長杜克羅特(Ducrot)將軍。杜克羅特馬上命令法軍向西突圍。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兩天前從巴黎派來一位溫普芬將軍(Wimpffen)，剛剛接替了夏龍軍團第5軍軍長職務。從巴黎出發時，溫普芬口袋裡裝了一封巴黎陸軍部授權他在必要的時候接替夏龍軍團指揮權的信。兩天前他對誰也沒有提這碼事，現在突然亮出尚方寶劍，宣佈自己纔是軍團司令。而他上個星期還是駐在北非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對整個戰場形勢完全不瞭解，卻撤銷了向西突圍命令，改令全軍就地抵抗，向普軍發動進攻，結果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