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在若槻內閣成立的這一天，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在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交談中，得知中國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程序。中國國民政府計劃分五個階段，對以往不平等條約進行廢除和改定：第一階段收回關稅自主權。第二階段廢除治外法權。第三階段收回租界。第四階段收回租借地（包括旅順、大連）。第五階段收回鐵路、內河航運權和沿海航運權（包括南滿鐵路）。如果與各國的交涉不能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中國將單方面廢除條約，斷然收回一切權利。
王正廷，字儒堂，四十九歲，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讀於天津北洋大學堂，一九一○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法律系國。王正廷民國後在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都任過外交要職，是一九一九年中國出席巴黎和會全權代表之一。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王正廷接替因“濟南慘案”而辭職的黃郛，就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兼條約委員會會長。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統一宣言》。同日發表《修改不平等條約宣言》（即廢約宣言）：“國民政府所倡導之國民革命，其根本目的在於建設一個新國家，以謀國民之自由福利，以圖國際之平等和平。中國八十餘年間，備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此種束縛既與國際相互尊重主權之原則相違背，亦爲獨立國家所不許。當今中國統一告成之際，實行重訂新約，以期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權之宗旨。國民政府深信一切國際間束縛解除之後，中國與各友邦物質上精神上互相援助，必能促進世界文化之進步。”
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王正廷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名義宣佈了廢除舊約，重訂新約的三項原則：已屆滿期之條約，當然廢止，另定新約；尚未滿期者，國民政府當以相當之手續解除而重定之；舊約滿期而新約未定者，另定臨時辦法而處理一切。
實際上，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後，至一九二八年年底，與中國有商貿關係的主要國家，均與中國簽訂了關稅條約，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日本最初只是默認，至一九三○年五月六日才簽約）。廢除治外法權和收回租界也正在交涉中，並且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
關稅自主也罷，治外法權也罷，這些都還好說，有得商量。至於“滿蒙權益”，特別是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那就對不起了，沒得商量！從日本的高官、企業、黨派、軍人到一般平民百姓，大多認爲這是日本人流血犧牲從俄國人手中奪得的，在心裡早就視爲日本的財產，從來就沒有想到還要歸還。日本還在想着怎麼擴大權益“滿蒙權益”之時，中國竟然要強行收回！
重光葵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回國，向外務省作了報告。再次出任外相的幣原，也感到此事重大，向首相彙報的同時，將情況向陸軍和海軍作了通報。
當外務省的通報到達關東軍時，石原驚跳起來，叫道：“中國竟敢如此！”
根據一**六年清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和一**八年清俄《旅大租地條約》規定，中東鐵路（含南滿鐵路支線）清俄合資，由俄國管理經營，期限爲八十年，但通車三十六年後清政府可出價收回。旅大租借期限是二十五年，期滿前可由兩國相商是否展限延長。
根據一九○五年清日《東三省事宜條約》的規定，日本繼承了俄國在南滿的權益，安奉鐵路經營至一九二三年，屆期估價賣給中國。因此，旅大的租借期、安奉鐵路的經營期都在一九二三年到期，南滿鐵路到一九三九年中國可出價收回。
但是，根據日本與袁世凱政府一九一五年簽訂的《民四條約》，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限延長爲九十九年。這樣，旅大的租借期滿是一九九七年，南滿鐵路交還期是二○○二年，安奉鐵路的經營期滿是二○○七年。原南滿鐵路通車後三十六年出價收回的約定，“毋庸置議”。
對於武力威逼下籤訂的《民四條約》，在中國人民的壓力之下，袁世凱之後歷屆政府都不敢承認其具備法律效力。一九二二年七月，遼寧各界人士組織國民外交後援會，向全國和北京政府發出收回旅大的呼籲，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同年十月三十日，二十一名國會議員聯名向衆議院提出宣告《民四條約》無效案，該案於十一月一日由衆議院一致通過，移交參議院議決。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參議院也一致通過此案，並責成北京政府與日本進行交涉。
三月十日，中國外交部照會日本外務省及駐華公使，聲明：“……中日條約及換文，本國輿論始終反對，本國政府迭次在巴黎、華盛頓會議提出此案，要求取消，原以全國民意爲根據。茲本國國會議決，所有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除已經解決及已經貴國政府聲明放棄並撤回所有保留各項外，應即全部廢止，並希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辦法，及關於民國四年中日條約及換文作廢後之各項問題。”
被日本視爲生命線的“滿蒙權益”，豈能放棄！三月十四日，日本外務省復照：“……此實出於日本政府之意外，且頗爲遺憾；貴國政府欲將兩國間有效存在之條約及換文，任意廢棄，不但非所以謀中日兩國國民親善之道，且有背於國際通義，此日本政府斷難承認者也。”
華盛頓會議的結果與巴黎和會相比，雖然有些進展，但不平等條約仍未被廢除，中國民衆大失所望。《民四條約》是中國的一個痛，廢除這個不平等條約，已成爲舉國上下的一致要求。日本拒絕中國的要求，也就激怒了全中國人。三月十七日，在國共兩黨及其他社會知名人士推動下，上海成立了“國民對日外交大會”，宣告“日本猶固執不遜，即實行經濟斷交”。
三月二十四日，由上海幾十個團體組成的“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通電全國：“收回旅大，並絕對不承認二十一條，在未達目的前，全國對日經濟絕交”。
什麼是對日經濟絕交？上海《總商會月報》對此解釋道：“既雲經濟絕交，則不僅禁止購用日貨而已，實含有與日人斷絕一切社交之意味。既雲斷絕一切社交，則凡日人在華所營之事業，吾人皆應與彼脫離關係。如不受日本公司僱聘，不登廣告於日本新聞，不載貨於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險，不向日本銀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紙幣，不往日本醫院治病均是也。”
對日經濟絕交從一九二三年四月正式實行，宣佈在商品、金融、交通等方面不與日人合作。得到了全國的支持，一時間全國各地“經濟絕交”的呼聲四起，上海、北京、濟南、合肥、武漢、長沙、廈門等地相繼推行。
這一招還是蠻狠的，在五個月時間，使得日本對華出口貿易額下降了近30％。如果繼續下去，那不僅是日本對華出口貿易受損，日本在中國的各種企業都會很難過。因此，各地衝突不斷爆發，時有流血事件發生。
在吵鬧抗爭之中，九月一日，日本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八級地震使十四萬多人喪生，二十多萬人受傷，東京85%的房屋毀於一旦，橫濱96%的房屋被夷爲平地，財產損失難以統計。
一貫喜歡對外人以德報怨顯示偉大愛心的中國人，沒有趁你病要你命，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一聽別人有災難，不管是朋友還是敵人，同情心立刻氾濫起來了。一時間，全國從政府官員到平民百姓，都勒緊褲腰帶，積極捐錢捐物援助受災的日本，以彰顯中國人的“博大胸懷”。同時以心度心，企望日本能對中國的善意有所回報。這樣一來，“經濟絕交”自然也就終止了。
但日本並沒有被中國人的“博大胸懷”所感動，中國除了得到幾聲感謝之外，別的一無所獲！在大地震中，日本軍警和極端暴力分子不僅趁機屠殺朝鮮人，日本左翼人士，而且也屠殺中國勞工。更令人氣憤的是：殺害中國勞工的兇手，因爲他們是“出於愛國之心的誤殺”，沒有一個人被判坐牢。
現在，中國國民政府“革命的外交”態度強硬，甚至不惜單方面廢除條約。
上個月石原纔剛剛精心泡製出一份《爲解決滿蒙問題的作戰大綱》，信心十足地提出：“由於漢民族無力親自維持治安，日本軍應占領滿蒙，並在政治上指導中國本土。”中國“革命的外交”政策，簡直就是當頭給了他一棒。
“阪垣君，日本帝國面臨着巨大的危機了。”
“是的，”阪垣陰沉着臉說，“解決滿蒙問題已經是刻不容緩了。石原君，還記得多年前山縣元帥對此說過的話嗎？”
“記得，印象深刻。”石原點頭說，“不得不承認，山縣元帥確實眼光遠大，早就看到了這一問題。”
山縣有朋一九○九年在他的《對清政策》中就提到：“遼東半島，應建立永久爲我帝國領土之確乎不拔基礎，此已不容置疑。若存有到期歸還中國之意，則不如早日予以放棄爲上。蓋此半島之地，爲耗去二十億資財，傷亡二十萬生命所獲得。若到期尚未確實成爲我之純粹附屬地區而予以歸還，則不僅對前人及後代爲莫大之恥辱，亦有何面目見兩次戰役之陣亡勇將烈士之英魂於地下。此餘之所以常抱深憂，而敢於草此卑見，幸諸君諒之。”
阪垣晃着手中的通報，說：“如果這些成爲事實，日本必然是全面撤退，到那時，我們真是有何面目見兩次戰役之陣亡勇將烈士之英魂於地下？”
“由此可見，是進還是退，現在日本必須作出選擇了！”
夜已經很深了，海浪拍岸的聲音隱隱傳來，這是一個平和安詳的夜晚。但石原無法入睡，他在思索着：“中國現在正進行恢復國權的民族運動，有廣泛人民支持，這一運動必將獲得成功，而張學良正依仗這一運動爲後盾進行排日。而蘇聯的一個五年計劃，亦在順利進行，當他國力充實時，軍備則必然增強。不久的將來，日本將面對這個強大的敵國。爲了在中國真正統一之前，立即將滿蒙形成某種特殊局面，造成對蘇俄赤色勢力即將南下的防波堤，必須在最近以武力佔據滿蒙。
武力佔據滿蒙的行動必然會引起國際聯盟的干涉，而且未來的日美戰爭，必然也是因日中衝突面引起，但縱觀日美綜合國力，在二十年內須設法予以避免。日美戰爭必將發生，但就日本來說，進行這場戰爭的先決條件，是建設、鞏固、利用好滿洲基地。
滿洲決不能丟，後退是日本的死路，也是我個人軍事生命的終結。沒有其它的選擇，必須實行武力佔領，而且要快。”
石原提起筆，在紙上疾書，一直到東方發白。
二
以武力佔領“滿蒙”，必須要得到國內民衆的支持。關東軍在按計劃備戰的同時，與關東廳、滿鐵合作，首先統一日本僑民輿論，然後煽動國內輿論。
一九三一年初，“滿鐵”調查科科長佐多弘治郎，在關東軍司令部進行題爲《科學地觀察滿蒙對策》的演說。他所謂的“科學”，就是：無論如何，也要把滿洲置於日本絕對權力的統治之下。
三月，前滿鐵副總裁、滿鐵情報調查機構創始人、政友會議員松岡洋右，印發了《動盪之滿蒙》的小冊子。他在其中聲稱：“今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說來，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換句話說，作爲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我們要牢固地確保和死守這條生命線，而不必害怕任何國家和任何人。”
三月底，板垣與永田、岡村等人制止了“三月事變”後回到旅順。他以關東軍高級參謀的身份，對從日本國內來視察的各兵種學校的教官們，發表題爲《從軍事上看滿蒙問題》的演講。他的論點是：日本帝國的使命是爲了維持東洋永久和平和世界和平，日本必須掌握着滿蒙這個關鍵的戰略據點。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重大的關係。
五月下旬，阪垣完成了《對滿蒙問題的處理意見》，他在部隊長會議上作演講時宣稱：“打開我國目前經濟困難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海外發展，佔領滿蒙，變滿蒙爲日本領土，是當前的急務”。
幾乎在同時，石原的《關於滿蒙問題的個人意見》完稿，他四處演講，宣稱：“……支那人果然能建設近代國家麼？對此頗有懷疑。我深信，在我國維持治安之下，謀求漢民族之自然發展，方可爲彼等帶來幸福。作爲反對俄國之東洋保護者，爲使國防安定，應刻骨銘心，不忘滿蒙問題的解決辦法，除將滿蒙作爲我之領土以外，當絕無他途。”
甚至連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看了新調來的第二師團演習後，在作訓示時，也強調：“當前是日中抗爭時期，各國勢力的滲透也很明顯。所以爲根本解決滿蒙問題，需要舉國一致的當機立斷。”
這些論點、看法經整理後，六月初，作爲關東軍正式意見上報陸軍中央。他們鼓動說：“在確定戰爭計劃時，不在於動機，只要決定時間，按以前日韓合併的要領，向中外宣佈日滿合併就行了。如果國家的情況難以做到這一點，那就可能靠謀略製造機會，軍部主動地迫使國家實行。”
陸軍中央的兩個首腦是大分縣同鄉，而且又都是由宇垣扶持提拔起來的人。一年前晉升爲陸軍大將的南次郎，比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大將小一歲。一九三○年二月，鈴木莊六年滿六十五歲編入後備役，金谷接替參謀總長之職。兩個月後，由陸軍三長官會議舉薦，南次郎出任若槻內閣的陸相。
若槻內閣喊着“繼承浜口內閣政策，完成浜口遺志”的口號，繼續原來緊縮財政計劃。一九三○年財政支出預算爲十六億日元，比上一年度減少10％左右，但仍然出現了赤字。因此，一九三一年的財政支出預算計劃比上一年再緊縮8％。財政支出預算減少，直接軍費預算自然也將減少。
“政府要再緊縮預算，”南次郎與金谷商量，“我們陸軍看來也不得不作縮減。”
“我們計算過。金谷說，“考慮到航空、野炮、裝甲等新式部隊的裝備還要加強，這樣的話，大概要縮減兩個師團。日中關係處於緊張惡化之中，不能擴充軍備，反而要縮減軍隊，這對國防傷害極大。”
“縮減兩個師團呀，”南次郞喃喃地說，“在滿洲局勢很不樂觀情況下，這樣的幅度是大了一些，好在現在俄國還不會對我國發動戰爭。在財政緊縮之下，減少軍費支出，恐怕我們也不得不爲之。”
“日俄之間不會有戰爭的判斷，參謀本部的同僚不敢苟同。”金谷搖着頭說，“近期內也許日俄之間不會有戰爭，但決不能說俄國不會對我國發動戰爭。如果因爲財政困難，經過了五、六年的改善和充實，軍備仍然趕不上俄國，那就很成問題了。特別考慮到滿洲局勢，日中如果發生軍事衝突，俄國就有可能乘機行事。我認爲，陸軍絕不能縮減了。”
參謀本部就一個意思，強調俄國的威脅，充實陸軍的軍備。如果說日俄之間不會發生戰爭，政府豈不是正好有理由縮減陸軍軍費？但如果說日俄之間會發生戰爭，又沒有什麼根據。因此只能推測，日中如果發生軍事衝突，可能會引發日俄戰爭。日中近期發生軍事衝突可能性，日本將採取什麼對策，這要根據對目前形勢的判斷，以及預測形勢的發展變化，由軍事參議官，各部局進行充分討論才能作出結論。
由參謀本部情報部秘密進行研究的《一九三一年度情勢判斷》，已經正式制定出來了。結論是：在中國反日、排日運動高漲的情況下，“滿蒙問題”無法從政治、外交上解決，只能通過武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滿蒙問題”。解決方法將分三步：第一步是建立一個新的親日政權，取代張學良政權。第二步是建立一個獨立的親日政權。第三步是武力佔領滿蒙。
《情勢判斷》還提出：“滿洲不可不處理，政府若不遵從軍方的意見，就要下決心堅決地進行處置。”對於這個代表着陸軍中堅蠻橫的意見，有反政府的意味，陸相、總長、教育總監三長官居然予以認同。爲了研究具體的措施和步驟，專門設置了一個由陸軍省、參謀本部聯合組成秘密的核心會議。它以參謀本部情報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爲委員長，動員編制課課長山脅久隆、歐美課課長渡久雄、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人事課課長岡村寧次五位大佐爲委員。爲了不泄密，他們在省部以外的地方秘密聚會。幾經討論、反覆磋商，花費了一週的時間，終於在六月十九日完成了《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
一、爲緩和滿洲張學良政權的排日運動，在努力與外務當局取得密切聯繫的基礎上使其實現。對此關東軍之行動各須慎重。
二、雖經以上努力，而排日行動仍有發展時，最終須有軍事行動之準備。
三、解決滿洲問題，必須得到國內外的理解。因此，陸軍大臣應通過內閣會議，努力使各大臣知悉當地情況。
四、應使全體國民特別是新聞界知悉滿洲實情。此項事務主要由軍務局負責，情報部予以協助。
五、軍務局與情報部，要和外務省的有關局、課取得密切聯繫，使有關各國瞭解滿洲排日行動之情況。萬一發展到需採取軍事行動時，使各國對日本的決心予以諒解，不致產生反對和干涉。爲此要訂出預案，並經批准以便實施。
六、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時，所需要何種兵力，由作戰部與關東軍聯繫後，定出計劃報上級批准。
七、爲求得國內外對此施策的理解，並得以順利實施，從現在起至明年春天，約需一年之時間。
八、應使關東軍領會中央之方針，在未來一年內隱忍持重，避免由於排日行動而發生紛爭。萬一發生時，應努力不使事件的範圍擴大，限於局部處理。
“總算是告一段落了，諸位辛苦了。”建川笑呵呵地說，“我敢說，我們已經盡了努力。但是，我們的軍中同僚是否滿意，我就不敢說了。特別是關東軍，我想他們恐怕是不會滿意的。”
按照這個大綱，即使要採取軍事行動的話，至少也要在一九三二年夏季以後。而且，行動的決定權在軍部中央。
“建川部長說的是，”“永田認真地說，“關東軍估計不會滿意，至少石原這個傢伙是不會滿意的。”
“他當然不會滿意，我差不多可以想象石原看到大綱時會有什麼表情。”岡村拍拍腦袋，學着石原的口氣，“唉，軍部中央的這幫官僚，只會誇誇其談，什麼時候才能務實啊！”
“哈哈哈，這個石原呀，真不知怎麼說他纔好！”
“石原還真是個人才，精力充沛。不僅在司令部的本職工作幹得不錯，在引導在滿僑民輿論方面，也相當出色。據說，有不少青年軍官和僑民對他還很崇拜。”重藤是中國課課長，特別關注中國的情況。
永田說：“在輿論引導方面，不僅是石原和板垣兩人配合，做得相當不錯。而且，包括司令官在內，整個關東軍，連同滿鐵在這方面都做得相當好。”
“是啊，在滿僑民的呼聲很大。”建川很滿意地說，“現在政府軟弱外交受到各方猛烈的批評，已經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在關東軍和滿鐵的輿論引導下，滿洲青年聯盟等右翼團體與之相互呼應，頻頻舉行各種會議，宣傳日本僑民的“危險性”，叫喊要用最強硬的手段來保護日本在中國的權益。
這些輿論衝擊着幣原的外交政策，在五十九屆國會上，幣原批評日本僑民說：“一面徒然以優越感對待中國人，一面對政府一味依賴，這是滿蒙形勢不佳的原因。”
幣原的話引起滿洲青年聯盟極大的反感和憤慨，他們立即組織了一個“全滿日本人自主同盟”。發表聲明：“我們不依靠政府，爲自主獨立地死守滿蒙和擁護國權，全滿同盟實行大同團結。”
滿洲青年聯盟還印發了一萬冊《滿蒙問題及其真相》的小冊子，在中國和日本廣爲散發。宣稱：滿蒙不僅作爲我國國防第一線和國軍的軍需產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爲發展產業的原料產地和食品供應地，對我國的生存來說也是極爲重要的地區。因此，日本的特殊權利，我們可以光明正大地向世界各國聲明，當然更可以向中國提出。從政治上或超政治上都有這樣做的根據和理由。在全部既得利益即將廢於一旦的今天，我們要奮起促使九千萬同胞猛省。（*九千萬包括臺灣和朝鮮）
六月中旬，滿洲青年聯盟在大連召開“打開困難局面問題大會”。爲了製造緊張氣氛，以便於軍方武力解決，他們向旅順、鞍山、四平、瀋陽等地派出演說隊，進行巡迴演講。向僑民宣傳：必須把滿蒙特殊權益，當作生存權來加以保衛。
同時，在關東軍特務機關、滿鐵調查局及其他右翼團體的策劃、鼓動和資助下，爲了督促“在火山口上悠閒跳舞”的政府和國民，“滿洲青年聯盟”決定向日本國內派出演說團，以“喚起國內輿論”。帶着“死守現有條約、確保帝國生命線”的聲明書，演說團回到日本，在全國各大城市進行演說。
三
經過兩年的工作，現在國內國外、軍隊民間，輿論已經統一。也就是：“軍事佔領滿蒙，一舉解決全部問題。”而且關東軍的軍事計劃已經完成，與軍部中央的勾通也很順達。石原認爲時機已經成熟，決定動手採取軍事行動，時間定在九月底。石原現在考慮的，是尋找一個最佳的動手藉口。
可是，三宅參謀長從東京帶回《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的精神，給磨拳擦掌、正要大幹一場的石原迎頭潑了一瓢冷水。
“中央是怎麼一回事呀，”石原果然如永田他們所預料的一樣，怒叫了起來，“採取軍事行動要報上級批准！這幫官僚，能不能務實一些，不要坐在辦公室裡誇誇其談！關東軍在滿洲，情況比中央更瞭解。中央應該尊重一線部隊的主動權，在緊急時刻，關東軍有權採取斷然行動。”
天氣雖然還不算十分炎熱，但石原火氣大，絲毫不顧禮貌，在三宅面前把襯衣的扣子全部解開，一手扠着腰，一手揮舞，繼續嚷道：“隱忍持重！還要忍到什麼時候？現在不僅日本在滿洲的權益受到嚴重損害，在滿洲的日本人還慘遭殺害。國民信任國軍，但我們只會這樣隱忍嗎？”
三宅性情溫和，而且已經習慣了石原這個異類，倒也沒有特別不滿。他糾正石原說：“在萬寶山被殺的不是日本人，是朝鮮人。”
“日朝合併後，朝鮮人也就是日本人。”石原爭了一句，然後說，“要說時機，萬寶山事件就是一個動手的絕好時機。”
萬寶山村是一個有近百戶人家的村屯，位於長春西北約三十公里，爲長春縣三區區公所的駐地。四月初，長春“私立長農稻田公司”的老闆郝永德，用公司名義租得萬寶山村附近的荒地五百垧（換算標準各地不一，東北地區每垧約十五畝）。租地契約草簽後，郝永德未經縣政府批准，就擅自將土地轉租給李升薰等朝鮮僑民耕種。
四月下旬，李升薰帶着四十戶、近二百名朝鮮僑民到來，開始搭建茅舍、開荒墾地，計劃在此建一個水稻農場。將五百垧旱地改爲水田需要水，他們準備從十多公里之外的伊通河引水。此工程要在“馬家哨口”砌壩截流，修築一條全長十公里的灌溉水渠。但是，砌壩截流後，伊通河上游兩岸窪地的二千餘垧良田，在汛期將被淹沒。而且橫貫在伊通河中的攔水壩會使來往船隻受阻，影響農業和交通。同時，當地地主的熟地也會被渠道佔據。但朝鮮僑民不管不顧，未經當地地主同意，就祭拜河神，破土動工。
當地地主多次勸阻無效，便上告到長春縣政府。縣政府久不處理，地主又上告長春市政籌備處、吉林省政府。吉林省政府早有明令規定：“凡僱傭朝鮮人十人上未滿二十人者，須經縣政府批准；超過二十人以上者，須經省政府批准。”因此，吉林省政府作出批示：“朝僑未經我當局允許，擅入農村，有背公約，令縣公署派員同公安警察前往勸止，令朝僑出境。”同時，下令出租土地的當事人解除契約關係。
但是，郝永德和縣長、區長都有關係，還自恃與有日本人撐腰，命令陽奉陰違，拖延不辦。五月三十一日，長春縣公安局長奉令帶警察前往勸止，並扣留了幾個領頭的人。面對中國警察，朝鮮僑民也不敢硬幹，當天就撤走了一百多人。剩下的人也簽了具結書，表示願意停工撤走，事情眼看就這樣結束了。
事情看起來並不大，只不過是擅自轉租土地所引起的問題。但是，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朝鮮僑民問題有着複雜的歷史背景：
朝鮮原是中國的屬國，兩國明朝以後，鴨綠江和圖們江爲邊界。但由於地處僻荒、人煙稀少，雙方並沒有仔細勘測過邊界。一七一二年，清朝打牲烏拉府總管穆克登率中朝官員登長白山勘界，在兩江分水嶺上立了一塊簡陋的石碑，標明“西爲鴨綠，東爲土門（圖們）”。兩國邊界一經確定，在此後一百六十八年的時間中，都沒有什麼問題。
滿清政府對東北長期實行封禁政策，但也有朝鮮人爲了生計冒險越境進入中國，私自開荒墾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朝鮮北部發生重大自然災害，大批災民外逃求生。災民越過鴨綠江和圖們江進入中國後，大多定居在兩江的北岸地區。東北地廣人稀，朝鮮僑民的到來，使人口增加，耕地增加，糧食增產。因此，最初無論是官方還是民衆，對朝鮮僑民都是持歡迎態度。
清朝末期，東北危機日益嚴重，爲鞏固挽救危亡，清政府決定廢除封禁，移民實邊。這一政策使越境墾荒公開化、合法化，朝鮮人開始成羣結隊移民中國，數量大增。東北土地肥沃，朝鮮僑民多以農業爲生，或租種中國地主的土地，或開墾荒地。爲了管理朝鮮僑民和墾地，清政府與朝鮮政府締結《吉韓通商章程》，專設了“越墾局”，並“劃圖們江北沿岸爲韓民專墾之區”（越江墾種區）。
隨着朝鮮僑民的增加，開墾的土地越來越多。爲了長期居留，合法擁有土地所有權，朝鮮方面開始提出了領土要求，聲稱：兩國邊界應是鴨綠江和土門江，土門江並不是後來的圖們江，而是海蘭江。圖們江是豆滿江，因此豆滿江至土門江地區是朝鮮領土。（海蘭江上游與發源於長白山的松花江相通。）
既然已經作了勘察，應該有圖本和記載，只要拿出來就可以封住朝鮮人的嘴。但是，因爲“遠年檔案久已黴爛無存”，清政府拿不出證據。爲此，雙方進行了兩次勘界，舉行了多次談判，反反覆覆，但都沒有最終解決問題。
甲午之後，朝鮮獲得了“獨立”。一九○四年，朝鮮官員舊事重提，行文清政府越墾局，把圖們江中的一塊灘地稱之爲“間島”，說“此土介於一江分派之中，始由韓民墾種。”
在朝鮮成爲日本的保護國之後，日本就插手其中，聲稱中朝國界未清、“間島”歸屬未定。並且將“間島”擴展爲海蘭江以南、圖們江以北的延邊大部地區，打着保護朝鮮僑民的旗號，在該地區設置了“統監府間島派出所”。
一九○九年九月，中日簽訂《圖們江清韓界務條款》。此中規定：“完全承認間島爲清國領土，以圖們江爲國境；所有圖們江北雜居區域內韓民之地產房屋等，由清國政府與清國國民一樣切實保護”。
日本呑並朝鮮後，大肆侵呑土地。朝鮮幾乎沒有工業，失地的朝鮮人連進廠當工人都不行，許多人因此被迫進入中國求生。加上不願意作亡國奴，因反抗日本侵略而受迫害的進入中國的，以及日本鼓勵朝鮮人進入中國拓殖，到一九三○年，在東北的朝鮮人達到一百三十萬左右。在圖們江北岸的延邊地區，朝鮮僑民估計近三十萬，遠遠超過了漢族人和滿族人，已經佔有絕對優勢。
清政府沒有什麼“國籍法”，對朝鮮僑民管理方法很簡單，只要是“剃髮易服”者，就視爲清國臣民，擁有土地所有權，“領照納租”，編入華籍。但是，朝鮮人的民族觀念很強，不願背叛祖先，願意以剃髮易服換取土地所有權的人很少。朝鮮人在中國開墾土地，長期居留，但又不願意歸化入籍。這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了。於是，清政府採取了勸誘、強制的辦法，使朝鮮僑民歸化入籍。而且在官府明的暗的支持下，有的漢人搶奪朝鮮僑民開墾的土地，迫使朝鮮僑民淪爲漢人地主的佃農。
既不肯剃髮易服歸化入籍，更不願意失去自己的雙手開墾出來的土地。爲此，他們想出一種“佃民制”的辦法。就是由已歸化的僑民辦理土地執照，是名義上的地主。出資辦照的僑民是真正的地主，但名義上卻是“佃民”。
日本在東北的經營權、租借權、雜居權等，在各級地方政府的抗阻之下，一直沒有得到完全落實，更沒有土地所有權，他們被限於租借地和滿鐵附屬地。於是，日本就企圖利用已歸化入籍的朝鮮僑民來達到目的，搞出一個雙重國籍：按朝鮮法令，不許朝鮮人脫離朝鮮國籍，因此，朝鮮僑民即使歸化中國，仍然有朝鮮國籍；日本和朝鮮已經合併，因此，朝鮮人，包括入了中國籍朝鮮人，仍然是“日本國臣民”，日本對其享有管轄權；既然都是日本人，那麼都享有治外法權，相互之間當然可以進行土地買賣。
日本的這一套把戲並不太高明，一眼就可以看穿。自《民四條約》簽訂之後，官府開始禁止通過佃民制來獲取土地。此後又出臺了一系列的規定：非歸化者入籍利用歸化入籍者之名購買土地，絕不承認其土地管理權和地上權，並無條件地沒收其土地。地方省、市、縣政府並且還對已歸化入籍朝鮮人的土地買賣，加強了監督。對於中國人向朝鮮僑民出租土地，僱用朝鮮僑民，都作了嚴格的規定。
因此，如果讓萬寶山的事情就這樣結束了，那以後再發生此類的事，中國政府就可以援引此例進行處理。事關日本帝國的“滿蒙權益”和拓殖政策，日本駐長春領事急派遣警察到現場。日本警察到了現場後，以“保護朝鮮人”的名義，制止朝鮮僑民撤走。隨後，又增派警察，保護朝鮮僑民繼續砌壩築渠。
中國警察阻止無效，官府軟弱，眼見壩渠就要完工了。當地的地主、農民忍無可忍，決定自己動手。七月一日，三百餘人手持鍬鋤，來到馬家哨口平溝毀壩。第二天，近五百人再次強行填埋溝渠時，與前來制止的日本軍警發生暴力衝突。雙方對空射擊約三十分鐘（有農民帶着獵槍），幸而沒有人員傷亡。
事情越鬧越大，中日雙方都調集軍警進入，形成雙方軍警對峙局面。但中國政府除了習慣性的反對和抗議外，並不敢有大的動作。而朝鮮僑民在日本軍警保護下，繼續進行築壩、掘溝。七月五日，全部工程完成。七月十一日，壩渠通水。
事情發生地既不是“滿鐵”附屬地，也不在越墾區內，而是在中國政府所轄之地，是中國地主擅自轉租土地的問題。退一萬步說，即使根據某某條款，朝鮮僑民有權租地，但官府是針對中國地主違規，按章處罰。若是認真論起理來，日本並沒有什麼說辭。
但是，謊話千遍成真理。七月二日當天，日本駐長春領事館將精心泡製的、二百名朝鮮僑民被中國八百農民所殺的消息文稿，交給朝鮮《朝鮮日報》和《東亞日報》駐長春特派記者金利三。未經實地認真調查覈實，金利三以誇大、渲染的手法，將文稿寫成通訊稿，以急電發回漢城。第二天，被冠以在《朝鮮日報》、《東亞日報》頭版顯著位置上，以聳人聽聞的標題，登載了金利三的通訊稿。隨後，各地日文、朝文報紙大量轉載。
已經亡國的朝鮮人，在國內受日本人的壓迫和奴役，在中國受中國地主的剝削，現在竟然又“無辜被殺”。對日本人不敢怎麼樣，對中國人則不同了。在有心人的煽動下，強壓在心底的怒火有了發泄的地方。在漢城、平壤、仁川、釜山、元山、新義州等地，一羣羣憤怒的朝鮮人手持木棒、鐵棍、刀斧等兇器，衝入華人商店，住所，進行燒、殺、搶。
由於擔心朝鮮人的獨立革命運動，平時裡日本軍警控制得很嚴，絕不允許朝鮮人成羣聚集。而這時，日本軍警對滿街亂哄哄的人卻羣視而不見。在暴亂中，有近二百華僑被打死，傷者超過五百，財產損失慘重。許多華僑走投無路，被迫離開朝鮮回國。不到一個月，回國人數超過在朝鮮華僑的三分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中朝兩國人民之間的仇恨加深了。無可避免的，朝鮮人被視作“二鬼子”遭到中國人的報復。各地流血事件層出不窮，大批朝鮮人被迫離走。
萬寶山事件在進行中，中朝仇殺進行中，中日兩國的交涉也在扯皮中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