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三） 作者錢穆
三、清代部族政權下的政府
甲、清代中央政府
上面說到清代政治，和中國傳統政治不同，因它背後有一批特別擁護皇帝的，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滿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國元首，他該獲到全國民衆之擁護，不該在全國民衆裡另有一批專門擁護此政權的。這樣的政權，便是私政權，基礎便不穩固。清代政權，始終要袒護滿洲人，須滿洲人在後擁護，才能控制牢固，這便是這一政權之私心。在這種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種法術。所以我們說，清代政治，制度的意義少，而法術的意義多。明代廢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襲下來，還是用內閣大學士掌理國政，這對於滿洲人是一種方便。因爲廢了宰相是利於皇帝專制的。而皇帝則顯然是滿洲人。
乙、清代地方政府
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長。總督、巡撫非常設，有時派出，事完撤銷。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設有總督與巡撫，布政使成爲其下屬，總督、巡撫就變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長了。這種制度，還是一種軍事統制。如是則地方行政從縣到府，而道，而省，已經四級。從知縣到知府，到道員，到布政使，上面還有總督、巡撫，就變成爲五級。可是真到軍事時期，總督、巡撫仍不能作主，還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經略大臣、參贊大臣之類，這是皇帝特簡的官。總督、巡撫仍不過承轉命令。總之，清代不許地方官有真正的權柄。
滿洲軍隊稱八旗兵，爲國家武力主幹，全國各軍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駐防。下面的綠營，說是中國軍隊，實際上率領綠營的將領還都是滿洲人。這兩種軍隊，餉給是顯分高下的。各省總督、巡撫，差不多在原則上也只用滿洲人。中國人做到總督、巡撫封疆大吏的，雖也有，卻不多。至於中國人帶滿洲兵做大將軍的，二百多年間，只有一個嶽鍾麟。到了太平天國之役，滿洲人自己實在沒辦法，曾左胡李，替滿洲人再造中興，從此封疆大吏，纔始大部分轉到中國人手裡。然而甲午戰爭失敗前後，封疆大吏，又都啓用滿洲人，中國人又轉居少數了。這可以說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種軍事統制，而這種軍事統制，又完全是一種部族統制，因爲兵權是該完全歸於這個部族的。
丙、清代的各禁區
在這種私制度之下，最壞的還是他們自己心虛，要替自己留一個退步。這個退步，就留在關東三省。清政府把關東三省劃成禁地，不許中國人出關。我們已講過：滿洲人是吉林長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個小部族，滿洲並不就是東三省。遼河東西兩岸，秦以前就是中國的土地。戰國時代屬於燕。秦始皇築萬里長城，東邊直到大同江。無論如何，清代奉天一省，兩千年前，早就是中國的。兩千年來，也一向是中國的。清代把它劃出去，做他們的禁地，不許中國人出關。直到光緒末年，河北、山東人才可以出關開墾。當時的臺灣，也劃爲禁地。因爲臺灣由鄭成功經營以後，還不斷有人造反，因此不許福建人私渡。這是爲了管理不易，和關東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兩個禁地外，第三個禁地是今天的察哈爾和綏遠。這也是中國地方，清朝又把它劃成爲禁地，不許添住一戶家，也不許多墾一畝地。因爲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們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漢人隔開，不使相接觸。這也到了光緒末年纔開禁。第四個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開闢，他們要留作滿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洲人能到那裡去，故不許中國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亂以後，禁令始弛，漢人才能隨便去新疆。因於滿洲人這些私心的法術，在中國境內無端劃出許多處禁地，形成許多特殊區域。所以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則開發的特別遲。而中國人也認爲所謂中國者，則只是當時的本部十八省。其實就傳統歷史範圍言，則全不是這回事。
子、清代的軍機處
到雍正時，又在內閣之外另添一軍機處。清宮裡的文華殿、武英殿，這是內閣學士辦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後，另設一個軍機處，這就是所謂的南書房，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爲要保持軍事機密，有許多事不經內閣，徑由南書房軍機處發出。後來變成習慣，政府實際重要政令，都在軍機處，不再在內閣。顧名思義，內閣還像是文治，而軍機處則明明是一種軍事統治的名稱。既然最高法令均屬於軍機，當然只能說它是軍事統治了。不過軍機處的軍機大臣，也是由內閣大臣裡挑選出來的，在內閣大臣裡挑幾個出來到南書房協同皇帝辦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華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軍機處秘議。所以實際上清代的軍機處，也就等於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宮來辦事，只在裡面找幾個私人商量。不過清代皇帝比較地聰明，他們鑑於明代太監當權而招亡國之禍的覆轍，所以不在裡面找太監，而向外面調大臣。但從制度講，二者間還是一樣。太監也罷，軍機大臣也罷，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們上次講，張居正第一不應有權徑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應要人報皇帝的公事也報他一份。一個首長和其秘書，只算是同一個機關。張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內閣，這便是不合理。倘使張居正正名定義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須再送到皇帝。所以從制度論，張居正的辦法終是講不通。清代軍機處向六部尚書大臣及各省督撫直接下命令，這些發出的命令還是皇帝的。因爲政府最高出命權屬於皇帝，軍機處不過是皇帝御用的秘書，實實在在只是皇帝的一個“南書房”。
清代政府發佈最高命令的手續，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稱上諭，上諭又分爲兩種：一種是明發上諭，一種是寄信上諭。明發上諭都是比較不關緊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經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書，侍郎，地方政府總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曉諭中外諸事，都由內閣擬好，皇帝看過，再由內閣交到六部，這是中國向來的慣例。寄信上諭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軍機處寄給受命令的人。譬如給江蘇巡撫的上諭，直接寄給巡撫，旁人誰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給吏部尚書的，也是直接寄信給吏部尚書，此外無人得知的。開始時，或因軍事機密，才用這辦法，後來凡是緊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諭發出了。這種上諭，由軍機處擬給皇帝看，皇帝看過以後，封來蓋起一個印，這個印叫“辦理軍機處”，這是說辦理軍機的地方。什麼人在那裡辦理呢？這當然是皇帝了。這個印一蓋，誰也不能看。譬如是有關經濟財政問題的，送給江蘇巡撫，連戶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關軍事的，送給兩廣總督，兵部尚書也不能看。在辦理軍機處的人，就叫軍機大臣，名義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講，並不是大臣，因爲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長啊。這種上諭封好，辦理軍機處的印蓋了，就交給兵部尚書，並部尚書並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個封袋，直接發給受命令的人。如是則一切事情，全國中外各長官，都直接向皇帝發生關係，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這不是全國政治，都變成秘密不再公開了！秘密政治這當然只能說是一種法術，而不能說是一種制度呀！
直到現在，還有傳刻的雍正硃批上諭，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種了不得的聖旨。雍正是有名能專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國歷史上，康熙也算是一個好皇帝，至於雍正便太專制了。我們現在看他的硃批上諭，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統治中國的。在當時，全國各地地方長官一切活動他都知道，大概全國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務人員的。因此許多人的私生活，連家人父子親戚的瑣碎事，都瞞不過他。一切奏章，他都詳細批。他雖精明，同時又獨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聰明，中外事，無論大小，旁人還不知道，他已經知道了。從前做皇帝，外面送給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來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爲政治該公開，而六部尚書是全國的行政首長呀。這在明代還是如此的。那時大官的任用還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則只經過吏部。事關教育，則一定要經禮部的。不能說皇帝私下決定了，不再給政府行政長官預聞就可辦。這絕不能說是一種制度，也不能說它是習慣法，只該說它是法術。爲什麼？因爲這是純粹出之於私心的。而私心則絕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這一點看來，清代比明代更獨裁。明代還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來當宰相。宰相廢了，而宰相的職權則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錯了，須負責。皇帝做錯了，可以不負責。除此一分別以外，明代制度還是和過去大體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這限度。我們曾講過，唐宋諸代的詔敕，宰相一定要蓋章，沒有宰相的章，就不成爲詔書。爲什麼皇帝下詔書一定要宰相蓋章呢？這就是一種制度了。爲什麼皇帝的詔書不能給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這就是一種法術了。這裡的分別很簡單，換句話說：一個是公的，有理由的，一個是私的，沒有理由的。清代那種私心的政治，又怎樣能做得下去呢？這就因爲皇帝背後有全部滿洲人撐腰。一個皇帝要獨裁，他背後定要有一部分人強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獨裁。任何一個獨裁者，都有擁護他獨裁的一個特定的集團。我們此刻說皇帝獨裁，我們也要看是哪個力量在幫助他獨裁，擁護他獨裁。中國歷史從秦以後，歷代皇帝的背後就沒有這樣一個固定的力量。貴族吧，軍人吧，資產階級把，都沒有。若說皇帝利用讀書人，讀書人在擁護皇帝，可是讀書人擁護皇帝比較是公的。因爲讀書人不是皇帝的私勢力。而且讀書人也不是一個固定的集團。中國歷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滿洲人幫忙。其他各代，大體說，是全國的讀書人——有全國民衆中間受過教育經過考試的人來幫政府忙，這不能說是不公道。有人認爲這便是“封建社會”了，這真是胡說。讀書人不就是封建。反過來說，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讀書人，也並不是私心。並不如元清兩代，存心扶護蒙古人和滿洲人。這種政治當然是私心的。因爲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現都不成爲制度，而只是法術。
醜、清代的六部尚書
清代的六部尚書，也沿襲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書的權相當大，尤其是吏兵兩部。全國用人調兵，都歸這兩部管。皇帝上諭下頒，要經六部，全國事情上去，也要經六部，兵部尚書還有權下命令給督撫。清代的六部，權就小得多。六部尚書已經不能對下直接發命令，六部尚書已經不成其爲行政之首長。更不同的是六部尚書侍郎對皇帝皆得單獨上奏這一點。照理講，兵部尚書對於全國一切軍事，他該負責計劃，軍隊他可以下令調動，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權該由首長負責。現在兵部尚書也只能對皇帝上一個條陳而止，而且尚書可以單獨上奏，侍郎也可以單獨上奏，這樣一來，尚書就管不着侍郎。從前的六部，每部一尚書，一侍郎，本來是正副長官。清代則要滿漢分開，有一箇中國尚書，一定還要有一個滿洲尚書。有兩個中國侍郎，一定還要有兩個滿洲侍郎。於是一部就有了六個長官，六部長官就有三十六個。每個人都可以單獨向皇帝講話，一部之中，中國尚書不曉得滿洲尚書講些什麼話，還有四個副的，也是誰也不知道誰在扯了誰的腿。皇帝寄信上諭頒給某一人，裡面講些什麼事，又是誰也不知道。請問尚書六部，還能做些什麼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國事情當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還有一批給事中，雖是小官，皇帝下來的公事，他們還可表示反對的意見。他們這些反對，表面上縱使不是在反對皇帝的上諭而是在反對六部長官。可是上諭一定要到六部，猶如唐代發命令的是宰相，給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對宰相，不在反對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發，可是皇帝上諭，送尚書六部，六部就各有給事中，他們要反對，實際上也就等於在反對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國，內部流寇張獻忠、李自成猖獗作亂，外面滿洲人要打進關來，皇帝主張先平流寇再打滿洲人，此即所謂先安內，後攘外。這本也不錯。商之兵部，兵部尚書也無異議。但被給事中們知道了，他們羣起反對，皇帝無奈何，把兵部尚書撤了。有人說，明代亡國救亡在這些處。政策總難貫徹，發言盈庭，如何叫國家渡過這危險。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許多事也很少沒人反對的。大總統或內閣總理，幸有政黨大部分人在背後擁護，然而有許多事也還行不下。中國以前沒有政黨，政事一切公開，大家可以發言。臨到國家危機之際，外交問題，軍事問題，有時絕對需秘密，甚至有時也需要獨裁。近代也有人感覺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時實在是緩不濟急，爲吉林頭，不免要吃虧。但就常數平均，秘密政治，獨裁政治，總是利不敵害。民主政治，公開政治，總是害不勝利。中國傳統政治，若說憑技術，也已有兩千年的經驗，但有它可寶貴的地方。最可寶貴處，就是在公開。一切事情都是公開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憑制度出之。要不公開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來的上諭不必經六部，六部不能徑下命令到全國，尚書、侍郎都可單獨上奏，又沒有給事中封駁權，給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經臺諫合一，失其本職了。就政治常理言，一個機關代表一整體。譬如兵部，應該由兵部尚書代表負責，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當然只是輔佐正主官，不能說兵部尚書這樣講，兵部侍郎又那樣講，變成只有個人而沒有了機關。譬如財政部長代表着財政部，財政部次長對於財政上的意見當然要向部長貢獻，不該直接向行政院長申述。這道理很簡單。所以說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術，不能說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書、侍郎都可單獨向皇帝講話，上面已說過。然而除此以外，不論什麼人，又都不許向皇帝講話。翰林院是一個很負清望的機關，翰林院有編修、檢討等員，照理是清望之官，雖無政治實權，而地位則很高，向來他們是可以向政府講話的。到了清代，也不準“專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總督、巡撫、藩臺（布政使）、臬臺（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講話，道及以下的府、縣，都不能專折言事了。比起明代來，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講話，這相差就太遠了。
清代這些規定，若說是制度，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過問政治。試問除了私心外，還有什麼是這項制度的含義呢？而且清制又不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廷在每個明倫堂裡都置有一塊石碑，這塊碑不是豎栽而是橫躺的，故叫做臥碑。臥碑上鐫有幾條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謂三大自由了。東西雙方的現代史，在這上，有一個恰正相反的對比。講起來，真值得我們內心的慚愧。臥碑立於順治五年。有名的金聖嘆，就爲犯了臥碑禁令而殺頭了。因爲當時考試官貪污，一些生員跑到明倫堂向孔子靈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結社的禁令。我們從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別獎勵大家發言，公開發言的。也不僅明制如是，歷代都如是。只有清代纔不許人講話。這成什麼制度呢？這只是滿洲部族政權便利他們統治中國的一些無理的法術。
中國歷史上官吏任用，向來都歸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權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開名字給宰相，由上面來決定。明朝廢了宰相，大臣改爲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議決定。但吏部尚書的意見，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則權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簡，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麼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簡任，還歸吏部銓敘，這還算是中國歷史上直傳下來的一種法規，清代皇帝也沒有廢得了。但由吏部銓敘分發的人，清代必須有引見，必待皇帝見了面以後，才得正式去上任。這無非表示全國用人之權，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樣的小官，皇帝都引見。這不是皇帝看重這些官，卻是清朝皇帝拿這項制度來教訓中國人，告訴社會上：這是皇帝的全。你不見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這當然也只能說它是法術，而不是制度。因爲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術。法術是專講手段，不論意義的。若說法術有意義，則只是些私意義。
四、部族政權下之考試製度
再說到清代的考試製度。若說考試製度是一種愚民政策，清代是當之無愧的。晚清末年，鄒容在《革命軍》書裡說：“滿洲人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於朝者，則以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侍郎尚書滿漢而缺平列外，如內閣，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縉紳錄中，於職官總目下，只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渾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隱衷。是六部滿缺司員，是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尚不在此數。而各省府道實缺，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佈滿國中。若理藩院衙門，則自尚書侍郎迄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無一漢人錯其間。其餘掌院學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鸞儀衙門諸缺額，未暇細數。要之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鄒容這一番話，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權之實相。中國考試製度之用意，本在開放政權，選拔真才，來分配於政府各部門。現在清代的部族政權，既絕無意於把政權開放，則考試只成爲羈縻牢籠之一術。換言之，只讓漢人們也嚐到一些甜頭，開放政權之一角落，作爲一種妥協之條件而止。鄒容也說：“至於科舉清要之選，雖漢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益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開坊類於超海。不過設法虛縻之，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育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即幸而億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尚書侍郎之位者，又皆頭白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裁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鄒容這一說法，也說盡了考試製度在部族政權下所能佔之地位。試問漢唐宋明歷代的選舉與考試，是否也在劉姓政權李姓政權等之餘瀝下，許這輩選舉與考試的合格人酌量分嘗其一杯羹的呢？縱使漢唐宋明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權用事的糊塗賬，然此只是一時的人事腐敗，卻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別。可見每一制度，不當專就此制度之本身論，而該就此制度於政府其餘各項制度之相互關係中來看此制度所能發生之功效與其實際的影響。因此元清兩代部族政權之考試製度，決不該與中國傳統政治下之考試製度同類相視，這已不須再分說。在鄒容以前，如道鹹時代龔自珍諸人，也已早看到滿族政權之居心。只因那時尚不許漢人們公開抨擊，因此如龔自珍輩，只有連帶指摘中國歷史上歷代的考試製度，說它僅只是帝皇私心，在羈縻玩弄。這在我們知人論世，究該是分別論之的。
五、清代的統制政策
再說滿洲人跑進中國，他是先打下了蒙古，纔到中國的。因此他對蒙古和西藏，卻特別懷柔。尤其對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攏。至於朝鮮，則因他們一向很忠誠於明室，所以滿洲人對朝鮮人很歧視。蒙古人多封貝子、貝勒、親王之類，成爲滿洲之親族。當時是滿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輪到中國人。滿清皇帝又特別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宮，便是喇嘛廟。這是他們想借宗教來羈縻蒙古與西藏。宗教在滿洲人運用下，也成爲一種法術了。所以他們儘管可以同時信崇孔子又禮拜喇嘛。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術。他們要統治中國，唯恐自己力量不夠，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進中國的。所以滿洲人優待他們像親兄弟般。同時又禁止他們和中國人通商。他統制這些地方，特設一個理藩院，略如現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漢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務的是滿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滿矇混合，卻不許中國人預聞。他這種存心，現在講來，十足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這名詞原起於西方，中國則向來沒有。由秦漢到明代，中國向不成爲一帝國。帝國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國政府平等的統治。譬如英國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總督，法國在安南也是派總督，對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這才叫帝國主義。美國人不願菲律賓加入聯邦，但亦不願派總督去統治，因派總督就變成爲帝國了。香港印度的總督，名義上由英王派，不由內閣派。它本國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則是附屬於帝國，不許有民主。若美國在菲律賓亦派總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國大總統就要等於英國的皇帝呢？這違背美國立國的精神。美國人不肯這樣做，又不願菲律賓加入聯邦，才讓他獨立。這就因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規模，有一個國家的體制，有其立國精神與傳統歷史，不能隨便改。美國人儘管看重東方的商業，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總督來管理菲律賓，而把他們開國以來全部歷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蘇維埃說美國帝國主義，其實是名實不相符。但若說英國對香港是一種帝國主義，這是百辯難逃的。因他把全國家分成了兩部分，一部是本國，一部是征服地。這纔始得叫帝國。清代有所謂本部十八省，外邊又有藩屬，故說它像西方的帝國，但細辯又不同。因請人待蒙古，比待中國本部的人還要好，蒙古人得封親王，中國人是沒有的。英國人斷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國的人好，可見就算清代也是帝國，還是東西巧妙不同的。我們現在的毛病，就在喜歡隨便使用別人家的現成名詞，而這些名詞的確實解釋，我們又多不瞭解。西方人稱中國爲大清帝國，又稱康熙爲大帝，西方有帝國，有所謂大帝，中國則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制度，和這樣的思想。而我們卻喜歡稱大漢帝國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觀念下，這些都該謹慎辨別的。
滿洲人到中國，他們的一切政策，是拿滿洲部族來控制中國人。又再拉攏懷柔蒙藏來挾制漢人。這都在上面講過了。現在再講他們對待漢人的辦法。他們到中國來，中國人當然要反抗，反抗的領導者，當然是知識分子。於是他們開科取士，承襲了中國考試製度，表示開放政權，中國讀書人依然得官做，許你們參加政治，並許做政府裡最高的官。但實際上則另有一套辦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門滿漢夾用，外省督、撫，則多用滿人，少用漢人燈。這樣還不夠，滿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壓迫中國知識分子，而討好下層民衆，來分解中國社會之抵抗力。他們一面在懷柔藩屬，壓迫中國。一面在羈縻中國知識分子來減輕抵抗。又一面是壓迫知識分子而討好下層民衆。這樣三方面用心，可謂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幹的皇帝，經他們統治，中國無言論自由，也沒有結社出版自由，而還不斷有十分可怕的*。種種壓迫，而知識分子無法違抗。同時正因爲他們還懂得討好民衆。清代有所謂地丁攤糧的辦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稅。這是他們自己誇許所謂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當時全國人口統計，共二千四百六十二萬口，從這年起，清廷下詔永不加丁賦——即人口稅，而人口則還是調查，五年一編審，但丁賦永不再加了。實際上，這一規定，並算不得是仁政。因從中國歷史講，兩稅制度，早把丁稅攤運入地租，後來還要農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錢，這是後來的不對。王荊公制定了免疫錢，過些時，人民又要當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條鞭法來，再拿差役歸入於地租。滿洲人跑進中國，一切都照明制，田賦額也照萬曆年間的則例徵收，那麼差役已經攤在田租裡，而此下還是照樣要差役。到了康熙時，再來一次地丁合一，這還是照着中國歷史的惰性在演進，朝三暮四，最多恢復了明代萬曆時舊額，其實非此而不能。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況地丁合一後，實際上賦稅還是在增加。所以這一辦法，很快就失其討好民衆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說，人口稅加進地稅，將來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對國家不負責。直到現在，中國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則對國家就像不要負什麼責任似的，這實在也不算是好制度。總之清代在制度上，實在也沒有幾項值得我們今天之再稱道。
六、民衆的反抗運動
我常說，歷史上沒有歷久不壞的制度。何況是法術，僅憑私心，臨時造作，哪能長久？請代人想討好民衆，這打算並不壞。但他們又存心壓迫知識分子。他們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許有正正大大的人。結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敗、沒精神。政治腐敗了，縱想討好民衆，民衆也得不到實惠。到乾隆時，滿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敗，那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抗意識已消沉，但下層民衆所受的痛苦卻積漸忍不住了。於是民變四起，僕屢興。最有名的就是所謂川楚教匪，滿洲朝廷費了很大氣力才把它壓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沒有減。所以此後滿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沒有西洋勢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臺。
嘉慶年間，一次次變亂不停，以後有激出太平天國。由今看來，大家同情太平天國，認爲它是民族革命，這話自不錯，但實際也不盡然。至少他們太不懂政治，他們佔了南京十多年，幾乎絲毫沒有在制度上建樹。他們比較象樣的是軍制，但始終未覺悟到水師之重要。他們對下層民衆，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淺一些的社會主義，大抵他們是有此想法的，但說到政治就太低了。第一論國名，便是不祥之兆，哪裡有正式建立一個國家而號稱天國的呢？這是他們對西方耶教一種淺陋的知識之暴露。再加上太平二字，東漢黃巾之亂，信奉的是太平道。他們的下意識，似乎受此影響，國號太平天國，早可預示他們之失敗。這樣一個國名，便太違背了歷史傳統。正因爲這一集團裡，太沒有讀書人，這是滿清政權存心分開中國知識分子和下層民衆之成功。辛亥革命，國號中華民國，這因革命黨裡有了讀書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楊一出來就稱天王、東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號，只能在通俗演義裡有，哪能成爲一種正式的制度？他們自南京內鬨以後，楊秀清殺了，還是有許多人繼續稱王，而名號更荒唐了。蕭朝貴的兒子成爲幼西王，洪仁發、洪仁達又稱王長兄、王次兄。就是滿洲人初進中國，也沒有這樣表現得粗陋與幼稚。正因滿洲人初興，便能用中國知識分子，而洪楊集團則不能。他們又到處焚燬孔廟，孔子的書被稱爲妖書，他們想把民族傳統文化完全推翻，即使當時沒有曾國藩、左宗棠，洪楊還是要失敗。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哪裡有全不讀書，把自己國家以往歷史傳統全部推翻，只抄襲一些外洋宗教粗跡，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們不必縱論其他之一切，但看他們那些國名官名，就知其必然會失敗。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歷史失敗了。當時的洪楊，並不是推不翻滿清，但他們同時又要推翻中國全部歷史，所以他們只可有失敗。近代的中國人，正也在想把中國全部歷史推翻了，所以更多對太平天國抱同情。但話要說回來，太平天國史失敗了，而滿清政權，也就從此逐漸轉移到中國人手裡。中國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軍隊變成湘軍與淮軍，便逼出滿清政府以後之變法。
七、變法與革命
現在我們將講到太平天國滅亡後的變法和革命。當時主張革命的是孫中山，主張變法的是康有爲。康有爲的理論，也不能說他全不對。他說一個國家只要能立憲，皇帝有無是無關緊要的。當時英國有皇帝，德國、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們不必定要革命廢皇帝，我們儘可一意推行憲法，讓滿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爲只知道皇帝無害於立憲，卻不知道滿清皇帝的後面是一個部族政權在撐腰。部族政權是決不容有所謂立憲的。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爲的變法就變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爲實在沒有看清楚，他以爲只要光緒皇帝聽他話，變法就變得成，這是他的大錯誤。這個錯誤也就是錯誤在他沒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謂主權的觀念。他不懂得當時的中國政治，是滿洲部族主權的政治。掌握主權的是滿洲人，哪裡是像他所謂的皇帝專制呢？他誤認爲中國傳統政治只是皇帝專制，故而以爲只要皇帝聽我話，便可由皇帝專制一變而爲皇帝立憲。後來康梁失敗了，梁啓超曾慨然說：兩千年中國歷史只是沒有正式的革命。他這句話也不錯。但他不知道在中國傳統政治下，實不需要革命。而在他們當時，則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無法推翻滿清的部族政權。梁啓超也如康有爲，誤把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看成爲帝王專制，帝王專制只是一種政治制度，所以只要變法，改革此制度即夠。他不曉得在他當時，這一制度之後面，還有一個力量在擁護，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專制，皇帝背後有他們的部族——滿洲人在擁護這皇帝，纔始能專制。現在光緒皇帝既跳不出滿洲人的這一圈，如何能改革這制度？若要把滿洲部族這集團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說到政府背後擁有的一個力量，這便是今天**所講的立場和背景。至於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權，無論漢、唐、宋、明，卻並無私權力，私立場，私背景，它的立場背景便是全國人民，便是全社會。所以遇到政治腐敗，只要換一批人，把制度腐敗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繼續下。於是中國歷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無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沒有一種私的力量在支撐，它腐敗了，天下便亂。而實無一個阻礙我們撥亂返治的真力量。現在則有此一個力量在阻礙我們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這個非打倒不可的情勢，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興起不能稱爲是革命，只是人事變動，最多隻能稱爲是變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這兩百多年的政權，和漢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話頭，可以說當時一切主權在滿洲人。打倒滿洲人，就是打倒這政治上的一種特權。我們不能說漢代的一切主權在劉家，唐代的一切主權在李家。中國傳統政治，自漢以來，很少這種特權之存在。這我在上面講述漢唐政治制度時，已詳細分析證明過。現在則政權落到一個特殊集團的手裡，這便是滿洲部族。若我們把政治主權和政治制度分開說，就形成了兩派主張，一派是康有爲，他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沒有看主權。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張只需革命，不需變法，他是看了主權沒有看制度。在這兩派中間，孫中山先生認爲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變法的最要點，則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參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來創建一個新制度。當然康有爲、章太炎不脫是單純的書生之見，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大政治家，他有書生的修養，對政治和社會也有深刻的觀察，他認識中國，也認識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論也不同。
以後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歷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這因當時人誤認爲滿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又誤認爲此種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專制。於是因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全部歷史傳統文化不滿意。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一個國家的政治，到底還脫離不了全。而政治權之穩固，一定要依賴於一種爲社會大衆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權。那個權推翻了，別個權一時樹立不起來，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設。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之後先要有一個心理建設，這是看來很正確的。譬如我們講考試製度，這當然是我們中國歷史上一個傳統極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後，有其最大的一種精神在支撐。但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這一制度來，就不免要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因爲清代以後，考試製度在中國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們今天要重建考試製度，已經不是單講制度的問題，而還得要從心理上先從頭建設起。換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對此制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兩百幾十年，哪一天鄉試，哪一天會試，從來也沒有變更過一天。這就因全國人對此制度，有一個共尊共信心，所以幾百年來連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搖動。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壓迫，而是社會上有一種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當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現在我們則對於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種試驗的態度來應付，而對此制度並沒有進入共尊共信之境，空憑一個理論來且試一下，這問題就大了。甚至其他國家一兩個月的新東西，或是幾個人的新理論，我們也高興拿來隨便試，隨便用。試問哪裡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我們硬說中國歷史要不得，中國社會須徹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號混淆在一起。我們並不根據歷史事實，而空嚷要打倒。其實這問題已轉了身，已不是某種政治與制度該打倒，某種社會與經濟該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該廢棄了。可見思想理論，講這一部分的，都會牽涉到別一部分。未經多方面考慮，未經長時期證驗，是無法就下定論的。
總論
上面講了五次，我想再對中國曆代政治，說一點簡單的看法：從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制政治了。我們平心從歷史客觀方面講，這兩千年，在政治上，當然有很多很可寶貴的經驗，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斷地修改，以後自然仍非不斷地修改不可。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在此我只想專舉我們認爲一些不好的趨勢，再一陳述。至於好的地方，我們且暫略不講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這從某一方面講是好的，一個國家該要有一個凝固的中央。政治進步，政權自然集中，任何國家都走這條路。開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統一集中。然而自漢迄唐，就已有過於集權之勢。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權，結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爲中國政治上極大一問題。這問題孫中山先生也提到，對於新的縣政，我們該如何建設，舊的省區制度，又該如何改進，實在值得我們再細來研究。當知中國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地方沒落，已經有它顯著的歷史趨勢，而且爲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沒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沒有起色，全部政治歸屬到中央，這不是一好現象。固然民國以來數十年的中央始終沒有能達成圓滿穩固的統一，國家統一是我們政治上應該絕對正取得。但如何使國家統一而不要太偏於中央集權，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向於平等。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着。其他關於廢除一切特權的措施，除卻如元清兩代的部族政權是例外，也可說是始終一貫看重的。因此封建社會很早就推翻了。東漢以下的大門第，也在晚唐時期沒落了。中國社會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封建貴族公爵伯爵之類早就廢去，官吏不能世襲，政權普遍公開，考試合條件的，誰也可以入仕途。這種平鋪的社會，也有其毛病。平鋪了就不見有力量。這件事在近代中國，曾有兩個人講到過：一個是顧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滿，但他深感社會沒有力量，無可憑藉。他曾跑到山西，看見一個配寸，全村都是姓裴的，他們祖先在唐代是大門第，做過好幾任宰相，直到明末，還是幾百幾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見這樣的村莊，他認爲社會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敵人來了，縱使中央政府垮臺，社會還可以到處起來反抗。但他所講的封建，卻並不是要特權，只是要分權。中央早把權分給與地方，中央垮了，地方還可有辦法。這是顧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國，只結合一些知識分子，這是不夠力量的。他看見中國社會有許多幫會和秘密結社，他認爲這是中國社會一力量，可以利用。這種幫會組織，自然不能說它是封建，也不是資本主義。當知只要有組織，便可有力量。我們看西方，一個大工廠，幾千幾萬人，有的政黨便儘量挑撥利用，鬧起事來，一罷工就可發生大影響。因爲是一個組織，所以是一個力量了。中國近代社會卻找不出這些力量來。人都是平鋪的，散漫的，於是我們就只能利用到學生罷課，上街遊行，隨便一集合，就是幾百幾千人，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義的社會進到資本主義的社會，不過是由大地主變成大廠家，對於羣衆，還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卻形成起力量來。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爲一種平鋪的社會。若要講平等，中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孫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徹沒有了。然而正因爲太過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裡面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該誰來管政治呢？政府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什麼人該爬上來當官掌權呢？中國傳統政治，規定只許讀書人可以出來問政，讀書人經過考試合格就可坐觀。讀書人大都來自農村，他縱做了官，他的兒孫未必仍做官，於是別的家庭又起來了，窮苦發奮的人又出了頭，這辦法是好的。不過積久了，讀書人愈來愈多，做官人也愈來愈多，因爲政權是開放的，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這條路，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會就不通，起先根本不讓你做官，實際縱使封建貴族，也沒有所謂官。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量，才結合着爭政權。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會。中國很早就獎勵讀書人，所謂學而優則仕，聰明人都讀書，讀了書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國政治表現出一種臃腫的毛病。好像一個人身上無用的脂肪太多了，變肥胖了，這不是件好事。但這現象，直到今天，還是扭轉不過來。
第三：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只能維持上三代。起先是一個勤耕苦讀的人出來問世，以至飛黃騰達，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變成紈絝子弟了。於是有另一個家庭裡勤耕苦讀的人物，又再昂起頭來。我們只看宋明兩代的宰相，多數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兩三百年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還在窮鄉茅檐下讀書，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傳統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嚴，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政府的權，總是逐步將。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上的大毛病。雖說此後這一毛病可以沒有了，但讀歷史的仍該知道這回事，才能對中國以往政治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認識。
第四：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這一趨勢，卻使中國政治有後不如前之感。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於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何以呢？因爲他們一切政制，均決定於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決定一切了。法制隨多數意見而決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只說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縛了。所以明末的黃梨洲要慨然說：“有治人，無治法。”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張。但尚法並非即算是專制，而中國歷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後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卻愈後愈少了。此後的我們，如果不能把這種傳統積習束縛人的繁文瑣法解放開，政治亦就很難有表現。剛纔我們講，中國社會上想從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來重重束縛他，這就是中國政治沒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歷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問了。其實這觀念還是錯誤的。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歷史，同時也還是現實。外貌變了，實質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如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一切該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時我們對一切傳統和習慣，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幾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變了新花樣，但無論如何，不得不先求國家之統一。要求統一，便要中央集權。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這就成爲辛亥以來政治上一個大問題。我們若拿不出一個爲全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東西來，這工作自會感覺到困難。而且建立中央，同時又須顧及地方，這不是更困難了嗎？
上面我們說過，中國社會早已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所以在這個社會裡的一切力量都平鋪散漫，很難得運用。因其是平鋪的，散漫的，因此也無組織，不凝固。然而我們面對着同一事實，卻往往講兩樣的話。一方面說我們是封建社會，一方面又說我們是一盤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會像散沙。既說是一盤散沙，就證明其非封建。但我們的將來，要是不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路，那麼我們又如何來運用我們將來的新政，使社會再有一個新的共尊共信之點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結呢？這又是今天政治上極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皇室是推dao了，皇帝是沒有了，我們只說政治的主權在民衆，現在是民權時代了。可是就實際言，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哪能立地真來操縱這政權呢？孫中山先生說：此四億五千萬人都是劉阿斗，這話再正確沒有，因此他主張在政治上的權和能要分開。孫先生不是讀死書的人，他這幾句話，並不由任何西方抄襲來，他真是深識遠慮，確有他所見。政府是該屬於民衆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體民衆直接來掌握此政權。理論上，國家政權當然在民衆，該以民衆大家的意見爲意見。但民衆意見，終是句空話。如何來表達出此民衆的意見呢？今天中國多數民衆，尚依賴政府來注意教和領導，他們哪有辦法來過問政治？然而一個國家總要有一個不可動搖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們把歷史上的傳統中心皇帝尊嚴搖動了，急切間社會也會發生搖動的，他們拿什麼東西來填補，來維繫？這在他們也將成爲一問題。中國也會碰到這問題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將最後申說着一點。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關緊要的。但這不是推dao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dao，在建立，我們說，我們要建立法治，現在我們的文書制度，層次之多，承轉之繁，使人一跑進這圈套，就無法得轉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麼事都待集體商量過，於是文書遞轉以外再加上開會忙。照目前情形，只要開會和遞轉文書，已夠使每一個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現出才能。我們天天說我們的法不夠，其實不夠的不在法，而在才。這也不是我們之無才，乃是我們的才，不能在我們的法裡真有所表現。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人才，也總有一個時代的法制。人才無可表現，於是有大亂。若專要法制來束縛人，使人人不獲盡其才，則必將會釀亂。我們現在將如何酌採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舊經驗，來替自己打開一出路，來創新發，運新才，這當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政治確實是一件麻煩事，就近代歷史看，算只有英國政治支撐了幾百年，此外都是幾十年一百年就垮臺了。我們不能專看別人家，樣樣向人學。人家的法規制度，同樣不能有利而無弊。但人家各自在創制，在立法，他們覺悟到有了毛病，還可改。我們則一意模仿抄襲，就更沒有所謂覺悟了。英國的政治比較能持久，然而我們是大陸國，廣土衆民，他們是島國，國小民寡，我們又怎能全盤學他呢？美國由英國分出，已不全學英國。法國政治傳統也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國、意大利、日本，我們竟可說他們還沒有可靠的政治經驗。若我們更大膽說一句，也可說整個西方人在政治經驗上都比較還短淺。能講這句話的只有中國人。中國政治比西方先進步，這是歷史事實，不是民族誇大。這句話也只有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今天我們要反對中國自己傳統，想要抹殺我們自己兩千年曆史，但歷史已然成爲歷史了，如何能一筆抹殺呢？別人家自有別人家的歷史，我們又如何能將自己橫插進別人家的歷史傳統呢？這又牽涉到整個文化問題了。縱論及此，便見是非常複雜了。我不敢在這裡空談理論，只能講歷史。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都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複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至少我們講人文科學方面的一切，是不該不懂歷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一門，我們回頭把以前歷史經過，再看一道，總還不是要不得。
錢穆年表
1900七歲入私塾讀書
1903十歲進果育小學就讀
1905十二歲父逝
1906十三歲入常州中學堂
1910十七歲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適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1911十八歲任教無錫三兼小學，爲教學生涯之始
1918廿四歲任教鴻模學校，即原果育小學，出版《論語文解》
1919廿五歲任後宅泰伯市初小校長
1922廿八歲赴廈門任教集美學校爲任職中學教師之始
1923廿九歲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
1927卅三歲轉任教蘇州中學
1928卅四歲妻歿、兒殤、兄亡連遭三喪
1930卅六歲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後任教北京燕京大學爲任教大學之始
1931卅七歲任教北京大學歷史系，併兼課清華、燕京、北師大
1935四一歲出版《先秦諸子系年》
1937四三歲隨政局南遷，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1939四五歲《國史大綱》脫稿，回蘇州侍母一載
1941四七歲往成都任教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及武漢大學
1943四九歲先後任教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
1944五十歲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1946五二歲赴昆明任教五華學院、兼任雲南大學
1948五四歲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課餘撰《湖上閒思錄》
1949五五歲赴港任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1950五六歲成立新亞書院、應邀赴臺講演
1951五七歲爲籌辦新亞書院臺灣分校滯臺數月，未果。
1952五八歲4月，在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講演，屋頂泥塊墜落擊中頭部暈厥送醫。
1955六一歲新亞研究所成立，訪日，“教育部”頒贈學術獎章香港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1956六二歲新亞書院農圃道校舍暑期落成，爲自有校舍之始與胡美琦女士九龍締婚
1957六三歲新亞書院增設藝術專修科
1960六六歲赴耶魯大學講學，課餘撰《論語新解》耶大頒贈名譽博士學位後赴歐訪問
1961六七歲新亞書院理學院成立
1963六九歲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曾辭新亞書院院長職
1965七一歲正式卸任新亞書院院長，離港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講學
1967七三歲十月遷居臺北
1968七四歲遷入素書樓，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七五歲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聘爲研究員
1974八十歲撰《八十憶雙親》
1976八二歲是年冬，胃病劇作，幾不治
1978八四歲該年常病，目不能視，抱病赴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
1979八五歲赴港出席新亞三十年紀念會
1980八六歲與三子、幼女會於香港，卅二載未見，得七日相聚
1981八七歲與長女、長侄晤聚香港，五子女兩年內分別見面
1984九十歲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1986九二歲爲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上最後一課
1988九四歲在家中授課至是年方休
1989九五歲赴港參加新亞四十年紀念會
1990九六歲六月一日遷出素書樓八月卅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
1992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錢穆先生小傳
錢穆先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六月初九（公曆７月３０日）生於江蘇無錫，於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卒於臺北，享年９６歲。這位世紀老人以其博學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譽世界，是本世紀中國不可多得的一位國學大師、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錢先生原名恩，字賓四，民元（１９１２年）改名穆。錢家世居江蘇省無錫縣南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村。七房橋以錢家先世七房受名。錢穆曾祖繡屏爲國學生，祖父鞠如爲邑生。祖父治五經和《史記》。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時有神童的美稱，１６歲時縣試，考取第一名爲秀才，由於身體多病，未求取功名。母蔡氏，鄉里稱淑德。錢穆有一兄一姐兩弟。
錢穆七歲入私塾，十歲進無錫盪口鎮私立果育小學。四年間得到良師錢伯圭、華倩朔、華紫翔、華山、顧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養的啓發、獲益匪淺。錢穆十二歲時遭父喪，家徒壁立，靠本族懷海義莊撫卹爲生。他十三歲考入常州府中學堂，深受校長（時稱監督）屠孝寬的愛護。歷史、地理老師呂思勉的教誨對錢穆影響很大。１９１０年冬錢穆因故退學，次春轉入南京鐘英中學讀書。辛亥革命爆發後，學校被迫解散，錢穆輟學回鄉，從此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開始了鄉間教書的生涯。
１９１２年，錢穆十八歲，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學。次年任教鴻模小學（其前身爲果育小學），教高小國文、史地課程。他研讀《孟子》、《史記》和毛大可的《四書改錯》，又喜讀《東方雜誌》和嚴譯數種。時錢穆以未上大學爲憾，見北京大學招生廣告說投考者須先讀章學誠《文史通義》，即求其書讀之。他又讀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因其爲北京大學教本，故讀之甚勤。他後來著《先秦諸子系年》，訂正《史記·六國年表》，即是受夏書的啓發。
１９１４年夏，錢穆任教設於梅村鎮的無錫縣第四高等小學，同時兼任鴻模小學的課。一年後才專在縣四高小任教。在繁忙的教書工作之餘，堅持讀書，效法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錢穆授《論語》課，正好在讀《馬氏文通》，即仿其例論句法，成《論語文解》。是書１９１８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錢氏之第一部著作。又讀《墨子》，發現多處僞誤，成《讀墨解》。後詢悉孫詒讓有《墨子詁》，才自知孤陋，於孫書逐字細讀，並自此留心清代考據之學。錢穆因讀嚴譯《穆勒名學》有得，故對孫氏解《墨經》之未盡愜意處，逐條改寫，成《墨經解》。１９１７年秋，錢穆完婚。１９１８年是錢穆讀書靜坐最專最勤的一年。１９１９年秋天，錢穆任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時年二十五歲。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響，企望通過與幼童接觸，改革教法，並試一試白話文對幼童初學的利弊得失。此期間得到康有爲《新學僞經考》石印本一冊，是他以後寫《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張本。
１９２２年秋，錢穆辭去後宅小學校長及泰伯市圖書館長之職，到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任教。不到一個月，應施之勉教務長之聘，到廈門集美學校任高中部與師範部畢業班國文教師。１９２３年，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資深教席錢基博先生薦錢穆至同校任教。學校舊例，國文教師隨班遞升，國文一科外，每年必另開一課（第一至四年分別開文字學、《論語》、《孟子》、《國學概論》，教者自編講義）。錢氏的《六書大義》、《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國學概論》即編撰於斯，後三種均出版。
１９２７年秋，錢穆執教蘇州省立中學，任最高班國文教師兼班主任，爲全校國文課主任教席。１９２８年春爲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作《墨子》和《王守仁》。是年夏秋之際，錢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嬰兒相繼去世。他的長兄聲一先生趕回家幫助料理後事，因勞傷過渡，舊病突發，不幸也病逝。兩月之內，連遭三喪。
錢穆在蘇州中學期間，課外主要研究工作爲撰寫《先秦諸子系年》。１９２９年，錢穆與張一貫結婚。是年，顧頡剛、胡適相繼來蘇中演講，錢穆得以與顧、胡相交。顧頡剛讀到《系年》初稿，建議錢氏到大學教歷史，並向中山大學推薦。錢氏雖獲中大致聘，但蘇中校長汪懋祖懇請錢再留一年，逐不果行。錢與蒙文通曾通信論學。１９３０年蒙文通在南京講學，曾來蘇州與錢相見，暢談數日。蒙文通讚譽錢之《系年》可與顧享林諸前賢的論著相媲美，認爲“乾嘉以來，少其匹矣”。
由於顧頡剛的推薦，１９３０年秋，錢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學講師，講授國文，時年三十六歲。從此開始了他幾十年的大學教書生涯。是秋，恰逢刊載了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的《燕京學報》第七期出版，此文亦系顧頡剛先一年所約。是文批駁康有爲《新學僞經考》承襲劉逢祿今文經學家關於劉歆僞造經書《春秋左傳》等不實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據確鑿，詳實可信。此文既出，學林推服，胡適謂“錢譜爲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
１９３１年夏，錢穆始受聘爲北京大學副教授，清華亦請兼課。他在北大教必修課“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另開一門選修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大講學自由，歷史系各教授同時開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課程有八門之多，意趣各異。故錢穆謂“當時在北大上課，幾於登辯論場”。北方學風濃厚，教授之講義稿，任校內外人士向講義室預定，往往教者未講而講義已流傳校外，衆相討論。
翌年，北大教授錢穆開出選修課“中國政治制度史”。當時歷史系負責人認爲，中國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現在已改爲民國，對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錢穆則認爲研究歷史，對於以前政治如何是專制，應該知道。當時法學院院長周炳霖鼓勵政治系全體同學選修這一課程。後來歷史系同學也來旁聽。當時中國通史爲部定必修課程，１９３３年秋，傅斯年與同仁集議，以爲國難方亟，當編刊富有民族意識的中國通史課本，藉以喚醒國魂，禦侮救國。北大通史課向來分聘北京史學界名家共同擔任講席，錢穆也分講一席。他認爲通史課多人講授，不相通貫，殊失通史意義，遂提議由一人獨講，貫穿始終。通史課後改由錢穆一人承擔，一學年講完，沒有間斷。學校特爲他專置一助教。此課爲文學院新生必修課，加有高年級和其他院校學生旁聽，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諸生聆聽錢先生的課，感奮不已。此時，他在北大的課程改爲上古史、秦漢史和通史三門。當年在北大，上課最叫座的教授，一說有二人，一說有三人，兩說中都有錢先生，能與錢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適一人。
相對於過去在中學任教，錢穆在北大期間，課餘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書籍資料借購的便利和學人之間切磋交流學問等緣會，潛心修訂、增補《先秦諸子系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稿含考辨專文一百六十餘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張。前人考證諸子年世，多依據《史記》中的《六國年表》，然《六國年表》頗多缺誤。錢穆通過研究汲冢之《竹書紀年》，釐訂其今傳世本的誤訛，然後以此來訂正《史記》中的僞誤和註釋的牴牾，同時又遍考諸子之書，參證諸子之行誼及六國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證細密。春秋戰國之際的史料向來難以考徵，錢穆這一偉著使讀者對複雜的先秦學術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認識。這是錢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學界對這一傑作評價很高，陳寅恪推崇是書“極精湛”，“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１９３７年５月，錢穆的又一代表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作者在北大上課之講義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是書批評近代學者把漢學與宋學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指出不瞭解宋學，也就不能知道漢學，更無法評論漢宋之是非。他把清代學術的淵源上溯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學，指出清代漢學諸家與宋代學術休慼相關。顧、黃、王開清代漢宋兩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是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側重論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論學思想主旨，指出諸學者對於天下治亂用心之所在。過去學者論清代學術，只強調考證，錢穆不僅重考證，尤重義理致用和終極信念。特別是作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講授此課，藉此而抒發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批評全盤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論。楊樹達先生盛讚此書爲“佳書”，肯定作者“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
抗戰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於北大，又兼清華、燕大、師大等學校的課。當時北平人文薈萃，錢穆有幸結識了許多學者。除顧頡剛、蒙文通、胡適前在蘇州已相識外，新交有湯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馮友蘭、陳寅恪、吳宓、賀麟、張蔭麟、張孟劬、張東蓀、吳承仕、陳垣、孟森、馬衡、傅斯年、蕭公權、劉文典、楊樹達、餘嘉錫、聞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達、吳其昌、賀昌羣及由南京來遊者繆鳳林、張其昀等數十人。而顧、湯、蒙與錢交誼最篤。這些學人各有所長，世局雖艱，而均能埋首著書，學業有成。在此期間，錢穆常去琉璃廠、隆福寺訪尋故籍，自謂爲平生一大快事。所得薪金，除菜米外，盡耗於此。他先後購書五萬冊，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變後無力遷藏，遂致散落。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戰全面爆發。不久，北大文學院遷至南嶽。１０月，錢穆與湯用彤、賀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經廣州、長沙抵南嶽。錢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嶽市圖書館讀宋明諸家集。一度錢與吳宓、聞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馮友蘭把《新理學》書稿送錢穆審讀、批評。學校旋遷昆明，乃結隊經桂林、南寧，過鎮南關轉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陳夢家曾選讀錢穆通史課，力促通史教科書正式出版，以應時代、青年之需。時文學院復遷昆明，錢穆則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別墅，後移居寺中，撰著《國史大綱》。通史課程，前在北平講授四年，遷來昆明後又兩度講授。每週四、六晚間開講，二百餘座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來自校內外的學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據窗臺，或倚窗外，盛況又過北平時代。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加上錢穆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擅長講演天才，感染力強，故講者聽者易引起共鳴，極一時之盛。
錢穆於１９３９年暑假攜《國史大綱》書稿至香港交商務印書館。當時規定，書籍著作要經政府審查後方可出版。錢穆這類書，要經審查並依指示修改後呈請再審查，才能付梓。錢穆堅持己見，最後幾經周折才於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是書引論被學林推重爲“近世大文章”。引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政治、社會、學術思想，有其獨立發展之系統，與西方文化發展過程不同。他主張吸收、融合世界各國文化新精神以求變求新，但必同時致力於發掘中國文化系統的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心。他致力於重建中華人文精神，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對中國歷史的尊重，堅信中國文化調整和更新的動力與前景必來自先民所貽的文化系統的內部，希冀“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作爲“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一意據他人之說，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全書八編四十六章，共五十餘萬言，以民族文化意識貫通全書。其章節標題點醒各時代特徵及變化，充溢着歷史智慧與創識。“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西漢文治政府之演進”、“東漢士族之新地位”、“魏晉南北朝之門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北宋士大夫之自覺與變法運動”，以及“唐以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各章最爲精卓。錢穆對歷史問題的研究，鞭辟入裡，由小到大，由點到線到面。如田制，他能將西晉佔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且對別人不經意的每一個細微末節體現出他的春秋筆法、史學精神。錢穆的許多論斷都有重大啓發性，能使讀者舉一反三。如論春秋戰國大勢雲：“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爲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爲先進諸國所同化。”徵之此前此後，如商滅夏、周滅商、北魏南侵、遼金侵宋、清滅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在此過程中，華夏疆域不斷擴大，文化亦不斷融和統一。總之，《國史大綱》頗多創見獨識，不勝枚舉。是書出版後，風行全國，成爲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青年學子，激發了他們抗日救亡的熱忱。
１９３９年夏，錢穆經香港、上海回蘇州侍母，夫人張一貫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錢先生變換姓名，擇居耦園幽僻地，除時或至上海晤呂思勉外，杜門不出。此時習英文，讀美人所著世界史，並撰《史記地名考》。該書體裁別出，辭簡義盡，將《史記》全書地名，一一考訂無遺。錢穆離昆明之前，顧頡剛已與哈佛燕京學社商得專款，在遷到成都的齊魯大學創辦國學研究所，邀錢氏同往開辦。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際，錢穆離家入川，經重慶，１０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間，遷置嘉定的武漢大學歷史系諸生感師資不足，校長王星拱特函請錢先生，獲允講學一月。１９４１年３月蒞校，開中國政治制度史與秦漢史兩課。在嘉期間，曾應馬一浮邀，蒞岷江對岸烏尤寺復性書院講中國史上的政治問題。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義橋賴家花園，地僻幽靜，爲讀書佳境。研究員、助理員共十餘人，各自鑽研。錢穆主政期間，每週六舉行講論會，每月一出旅行，師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討論，對諸生啓發很大。當時錢穆應上峰及教育部邀，潛心撰寫《清儒學案》。是書於關學最爲詳備，如對李二曲，據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譜，展示二曲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寧都七子，挑選其相互討論《中庸》未發已發問題，條貫敘述。全書約四、五十萬字。可惜原稿於教育部復員途中，落入長江之中，僅存序目。書序發表在《圖書季刊》上。當時撰著的另一著作爲《中國文化史導論》，陸續發表在張其昀、謝幼偉等創辦的《思想與時代》上。《導論》系就《國史大綱》所標之文化意識及其所致意之各環節，作進一步較系統的發揮。該書從中西比較出發，詳論中國文化產生、發展、演變的歷程，揭示中國文化內在的精神及其獨特的發展規律。當時錢穆在《思想與時代》發表的文章，除《導論》諸篇外，其餘亦皆有關中國文化，而以宋明理學爲多。這是錢穆入蜀以來在思想與撰述方面的一個新轉變。錢穆在齊魯大學授課時，也兼任華西大學的課。１９４３年秋，齊魯國學所停辦，錢氏應邀任教華西大學，兼四川大學教席。是秋與馮友蘭、蕭公權等應邀去重慶高級訓練班講學，在重慶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後，病情加重，遵醫囑休養。此時他靜心讀《朱子語類》，後移居灌縣靈巖山寺，讀《指月錄》。研讀之後，他對唐代禪宗最終轉歸宋明理學這一演變有了較深體悟。
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次年錢穆東歸故里，閉門著書。曾被邀請去常熟作演講。是年１０月應邀前往昆明五華書院任教，又兼雲南大學課務。教學以中國思想史爲主。此時錢穆在省立圖書館研讀宋、元、明諸禪師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１９４８年春，錢氏東返，應無錫富商榮家創辦之江南大學聘，任文學院院長。時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爲二先生論交之始。校舍新建，在縣西門外太湖之濱的坡上，風景極佳。錢穆常僱小舟，盪漾湖中，幽閒無極，寫成《湖上閒思錄》一書。是時又撰成《莊子纂箋》一書，薈萃前人舊說，併成一家言，爲近代莊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錢穆與唐君毅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由上海同赴廣州。在廣州，他們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龍鄉黃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一日在街頭偶遇張其昀，雲擬在香港創辦學校，堅邀與謝幼偉、崔書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張其昀先期赴臺，謝幼偉等繼續籌辦學校，定名亞洲文商書院，內定錢穆爲院長。後因謝幼偉因事赴南洋，崔書琴去臺，乃邀唐君毅與張丕介共同效力。亞洲書院於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開學，夜間上課。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亞書院，校址遷到九龍深水桂林街，日間上課。書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採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新亞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該院始設文史、哲教、經濟、商學四系，後擴充爲文理商三學院十二個系。創辦時條件十分艱苦，師生多爲內地去港人員。錢、唐、張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勵並感染同仁與學生，嘔心瀝血，創辦新亞，亦得到許多同道的支持。教授除初期的錢、唐、張外，稍後有趙冰、吳俊升、任泰、劉百閔、羅香林、張維翰、樑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梅等，有的純盡義務，不取報酬。學校經費原靠滬商王嶽峰支持，但王的經濟實力有限。爲籌經費，１９５０年冬錢穆去臺北，受到蔣中正接見，蔣囑其“總統府”每月撥三千港元供臨時之用。在臺灣期間，錢穆曾到各校及機關演講《文化學大義》、《中國歷史精神》等，後都整理出版。《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擴充而成。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國思想史》。冬天再次到臺北，次年春應臺灣“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邀，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後出書，爲學界所重視。同年４月１６日，應朱家驊之邀在淡江學院新建禮堂演講，剛剛講完，屋頂水泥塌落，錢先生受傷，頭破昏迷，幸能康復。
新亞書院以其文化理想與艱苦奮鬥的精神培養出一批高質量人才，引起香港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同情和尊敬，並逐步得到國際承認與支持。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間，先有亞洲協會代表艾維（Jameslvy）主動資助經費，繼有耶魯大學盧定（HarryRudin）教授代表雅禮協會與新亞協議，每年助款二萬五千美元。錢先生坦率相告，即使獲得資助，也不能改變新亞的辦學宗旨，不能把新亞變成教會學校，雅禮表示決不干預校政。旋即在嘉林邊道租一新校舍。不久，又有美國福特基金會捐款，擇址農圃道建校舍，由港府撥地興工。新亞在創校六年後始有自建校舍。１９５５年春，獲哈佛燕京社資助，有專款購置圖書，建大型圖書館，出版《新亞學報》。錢先生辦學旨在弘揚中國文化，雖獲美國多方資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爲宗旨，在校內懸掛孔子畫像。港府在香港大學１９５５年畢業生典禮上，授予錢穆名譽博士學位，以示尊重。
錢穆赴港後，繼配張氏與諸子女皆留在大陸。錢氏獨居無侶，生活維艱。１９５６年春與胡美琦締婚，始有安定生活。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後就讀廈門大學和新亞書院，後至臺灣任職臺中師範圖書館。錢穆在臺講演受傷，赴臺中休養，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萌感情，後畢業於臺北師大，復來香港，得日常相見，終結連理。
１９６０年初，錢穆出國講學，先後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課和講演。在耶魯大學講課結束時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爲“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意大利，最後回到香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港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新亞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有一定規模，且加入中文大學。錢穆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後再卸任。１６年來，爲辦新亞，錢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在繁忙的行政事務之餘，他還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
１９６４年休假後移居鄉村小樓，開始計劃寫《朱子新學案》。１９６５年夏，錢穆曾赴馬來亞大學講學，餘暇專攻朱子。次年２月返回香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定居臺北，先住金山街，翌年７月遷至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因錢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書堂側，故以“素書樓”名新居。此時錢先生以最高票當選爲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先生用七年時間完成鉅著《朱子新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此書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統疏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後半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後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在哲學上的理氣論與心性論是一大問題，錢穆用理氣一體渾成的道理解決了學者對理氣二元或一元的爭論，也用心性一體兩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關於程朱與陸王的門戶之見。在學術上，他再現了朱熹作爲百科全書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學方法上，義理與考據孰輕孰重也是學者們爭論的一個焦點，他用“考據正所以發明義理，而義理亦必證之考據”的方法克服治學方法上的偏頗。《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學案》後，讚歎不置，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錢先生完成《學案》以後，應張其昀之約，任臺灣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系教授，每週兩小時，學生到他家聽課。又應蔣復璁之約，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院爲錢闢一研究室，錢在此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並撰寫專論。此期間撰著出版了《中國史學名著》、《雙溪獨語》、《孔子傳》、《理學六家詩抄》等。此期間錢氏將六十年來主要學術論文彙總，保持原貌，略作改訂，編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共八冊。此外，他關於學術思想方面的論著彙集還有《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國學術通義》等。其它關於中國文化的論文或講演集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等。關於文學方面有《中國文學講演集》等。
錢穆居雙溪時，曾先後兩次去日本、韓國訪問，又數度去香港作講演。他８０歲時，在夫人陪同下南遊，寫成《八十憶雙親》，緬懷父母養育、教誨之恩及兄長扶掖、幫帶之情，透露出對大陸親人的眷懷與思念。後又寫《師友雜憶》一書，對他的師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實的回顧。１９７７年，錢穆８３歲，冬天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時新亞書院創設錢穆講座，金耀基院長懇請他作首次主講人。錢先生的講演題爲《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１９８０年夏，錢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陸的三子（拙、行、遜）一女（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易）長侄（偉長）相見。１９８４年，錢穆９０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鬆）孫女（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１９８６年，９２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告別杏壇，最後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先生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賴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後，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先生晚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臨終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並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1)
錢穆，這位爲弘揚中國文化奮鬥終身的一代國學大師，於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臺北寓所平靜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年９６歲。他沒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國，也沒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歸於祖國母親溫暖的沃土中。１９９１年１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錢夫人及二三門人蒐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五十四巨冊，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回顧錢穆的學術道路，正如他的高足嚴耕望先生在《錢穆傳》最後所指出的：“綜觀穆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城古文，後漸趨向學術研究。壯年以後，偏向史學發展，故史學根基特爲廣闊，亦極深厚。再就其治學途徑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爲重。但不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會與經濟，唯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是以常強調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
“近七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僅穆一人；但其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章勁悍，幾無比倫。只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其問學，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隨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據，非恣意想象之說。縱或感其論點如天馬行空，難可捉摸，但仍富啓發性，好學深思者，聽其言，讀其書，不論能否領受，皆可獲啓示，當別開蹊徑，不能執着，拘守成規，此爲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論點外，對於史學教育之另一貢獻，殊爲難能！”
“穆自民國二十年代，驟躍居史壇前列，聲譽日隆，於同輩中年齒最少，而年壽最永，其謝世亦標識同輩史壇之落幕。民國以來，史家述作甚豐，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國文史哲藝，諸多別識，今後學人含英咀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2)
錢先生不僅僅是一位專才，一位學問家，一位史學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學術著作和講演不僅僅有學術的、學理的價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誨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個的身心，捍衛、弘揚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精華，抗拒着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歐風美雨狂飈突進時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負着“爲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是我們民族的真正的脊樑！
錢穆一生把爲學與做人緊密地結合起來，更強調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說：“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厄，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譭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3)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華民族危亡和中國文化日漸衰弱的年代中渡過的。他不辭辛勞地講學、辦學、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把全部的愛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業。
他一生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共終始。他說：“餘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於今茲，從未後人。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民國元年，我即在鄉村小學教書。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裡行間浸透了血和淚，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歷史意識，充滿了對過去的思念與敬意，對未來的企盼與信心。面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困境，即價值系統的崩潰，意義結構的解體、自我意識的喪失、精神世界的危機，錢先生的生命的呼應與存在的實感，化成他的學問、業績、演講、著作，苦心孤詣，感天撼地。他的學問與他的生命渾成一體！(5)
註釋：
(1)錢穆：《中國文化十二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１９８７年三版，第８６頁。
(2)嚴耕望：《錢穆傳》，載臺灣《國史擬傳》第５輯，第３１０－３１１頁。本文多處採用了嚴先生的《錢穆傳》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特向嚴先生致謝。除嚴先生論著外，本文的主要依據是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嶽麓書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3)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自序，臺北學生書局１９７７年版。
(4)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序言，臺北三民書局１９７１年版。
(5)除注(2)所說明外，本文還參考瞭如下論著：羅義俊：《錢賓四先生傳略》，載《錢穆紀念文集》，無錫縣政協編，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第１版；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載《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８冊，臺灣牧童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中國現代學術》，臺北三民書局１９９１年版；郭齊勇、汪學羣：《錢穆評傳》，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
王昆吾：讀《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錢穆著。三聯書店二○○一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價十二元。九萬八千字的小冊子。很快讀完這本書，首先因爲電腦壞了拿去修，得以遠離比特空間二十餘天。其次，“錢穆”二字無疑是吸引我迫不及待的理由。錢穆的書買得不算少了，只要坊間可覓，蒐羅一空。他的《現代中國學術論衡》、《湖上閒思錄》、《中國史學名著》、《中國思想通俗講話》等書放在牀頭，臨睡前總要翻翻，卻總也翻不完。曾有人反對我說不宜將錢公的書置於牀頭，那是需要正襟危坐，明燈一盞，細細閱讀的。我是其言，遂將以上各書納於書架，牀頭代之以一本《三俠五義》。這書是清末說唱藝人石玉昆的作品，問世之後又經傳統文人之手潤刪，允稱善本。俞樾爲之作序，稱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閒中着色，精神百倍。”自此書盤踞牀頭，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錦毛鼠白玉堂等一班豪傑，便與我之睡魔展開殊死戰，揎拳捋袖，各顯神通，欲罷不能，我常常是觀戰到天色微明方罷，真是“精神百倍”，從此不得黑甜香矣！尤其讀到白玉堂化名金懋叔三試顏查散處，不禁拍牀頭而起，贊曰：“好文，妙哉！”
因爲《三俠五義》實在影響睡眠的緣故，只好將錢穆重又請回牀頭。每天睡前讀一點，想一想，不出三十分鐘已酣然入睡。翌日又是好精神，回想一下頭夜所讀，若有所獲。至於《三俠五義》，只好留待出恭時讀了，因其時其地有不能久持之理由，每次以一二回爲限，點到即止，皆大歡喜。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全書分五講，分別從政府組織、選舉、經濟、兵役四個方面論述漢、唐、宋、明諸朝代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書中對於清朝政治制度的論述，體例與前四個朝代有所不同，特別強調其“部族統治”的特點。說起滿清政權，錢穆先生的著作中基本上是沒什麼好話的，斷斷續續讀着錢先生的著作，發覺他的漢族正統意識很強，對於以漢民族爲主的中國傳統文化，不遺餘力的捍衛和辯誣。錢先生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讀他的著作，尤其是演講一類並非十分嚴謹的著作，時常會讀到類似這樣的文字，他在談到一個觀點時常常會說：對於這個問題你們可以去看我的某某著作，或是，這個問題以前沒有得到正確或詳細的解答，直到我的著作出現纔有了較好的解決，你們去看我的某某書……，諸如此類。當然，錢先生有充分的理由自負。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我讀了兩遍，第一遍是按全書順序讀的，第二遍則按所論內容來讀，即先讀論述政府組織的部分，再讀論述選舉制度的部分，依次讀去，論述清朝的留下來最後讀。這樣讀的好處是對從漢至明的政治制度可以有一個系統和清晰的印象，不象初讀那樣感覺凌亂，同一問題被分割成了零散的幾大塊，一個問題尚未完全明白，突然就被另一問題打斷了。
錢先生書中談到歷代行政區域的劃分，幾次提及漢朝。漢朝的地方行政是爲後代所稱頌的，全境有郡約一百餘，每郡轄縣十到二十個，比之現在全國十餘個行省，每省轄縣數十甚至數百爲大大合理。漢朝官級較少，縣之上是郡，郡之上便是中央，行政區域即小，管理較爲直接，相當於沒有現今省一級行政級別。說明當時經濟生活簡單，各個行政區劃內基本可以各自爲政，互相依賴程度不大，沒有一種大規模的區域內運作。這在現今社會顯然是行不通的，正如錢先生所言：“……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歷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制度，也何嘗不是？”所以兩漢的地方行政雖爲歷代稱頌，後代卻無法依樣畫葫蘆的照搬。
我之所以提出行政區劃這一話題在此饒舌，是因爲看了《南方週末》第九百八十二期所載一系列關於上海，乃至整個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文章有感而發。現今社會經濟發展趨勢與數千年前何其不同，從世界而言是全球經濟，從中國而言是全國經濟，一部分學者在積極討論“大上海”，計劃將上海的行政區域擴大，甚至將蘇州、無錫等地囊括在內，以打破行政上的種種壁壘，減少不必要的內耗，以上海爲龍頭，帶動整個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的發展。試想，如若現今中國一如兩漢時期，全國十幾行省分爲百餘郡，那會是怎樣一種情形！百餘個郡爲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護主義將造成什麼樣的局面！
推而及之，任何一種好的制度，都要結合當地當時的實際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絕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時下討論熱烈的關於廢除死刑的話題，我很懷疑是否適合現今的中國，在我所能看到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是絕對反對廢除死刑的。當然，應該加強死刑審判的監督複查力度。
扯遠了，回到《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來。錢穆先生在政府組織部分特別闡述了中國古代皇權與相權的分立問題，竭力證明“皇帝專制”一說之誤，不詳談了，總之在這一問題上小子我不怎麼認同錢先生的觀點，錢先生彷彿只是在闡述“應該如何”，而忽略了“實際如何”。關於這個問題，同時參看黃仁宇先生《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關於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節，當會有另一種觀感。
錢穆先生《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第五講專論清代，迎頭痛批其“部族政權”之下的“法術”和“私心”，言辭是相當激烈的，大約與那一代人革命排滿的情緒有關。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第十一章對所謂“部族政權”也有言及，他的結論是，滿清部族並未構成階級統治；滿人統治漢人，還是漢人統治滿人，“不亦甚難言乎！”
最近常讀錢穆先生和呂思勉先生的著作，發覺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對照。錢先生是個性情中人，可以怒髮衝冠，投筆從戎，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因而著作中感情色彩比較濃重；呂先生呢，正是個溫文爾雅、剛正不阿的書生，從不將主觀好惡表現在文章中，永遠是那麼冷靜而富於條理，如果他是一個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筆直書的董狐，雖手無縛雞之力，但骨子裡那種剛強和堅毅，非常人所及。
讀其書思其人，青燈爲伴，悠然入夢
畢明邇：關於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九月三日《人民政協報》上有一篇評介錢穆先生《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讀過之後，我去把這書再讀了一遍，看法和原文作者丁先生有些不同，大致如下。
原文兩處引用錢穆先生的論述後，都接着引用了魯迅先生的話，好像是用周先生的話來幫助說明錢先生的意見似的。但是，周先生是把中國歷史看做吃人肉的歷史的，錢先生則主張對中國的歷史應抱有一種溫情和敬意；周先生在談到青年必讀書時，是主張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的，錢先生的意見也正和他相反。兩位先生的歷史觀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他們的有些話可能表面是相似的，但要用來互相說明互相支持，卻是很困難很危險的。丁先生文章這樣做了，如果不去看原書，讀者有可能會把周先生的看法誤認爲是錢先生的看法，這就是誤讀了。
歷代政治得失，顧名思義，中國幾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團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把中國的幾千年說成都是封建，都是專制，是錢先生所最反對的。他的許多書裡都講到這一點，這本書也一樣。有皇帝，不等於就是專制，反之，沒皇帝了也不等於就沒專制。在這本書裡，得和失，錢先生主要是要肯定其得。認爲中國歷史上許多精彩的東西不能拋棄。即以科舉制度來說，許多史家認爲是八股取士，害了讀書人，也害了國家。而本書說：“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輟。即孫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裡，亦特別設有考試權。這一制度，在理論上，決不可非議，但後來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們並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筆抹殺。”關於科舉取士制度的許多具體論述，這裡就不一一詳引了。
丁先生文中講到政治和權力，錢先生書中強調的是權力應有劃分，應受監督，歷代政治，在這方面也是有得有失。唐朝的節度使，權力太大，不受監督，唐朝就崩潰在這一制度上。
清代的政治，被錢先生認爲，可說是全沒有制度，一切由滿洲部族的私心發出，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爲了便於滿族皇帝的專制，就廢除了宰相(明代已廢，清朝沿襲之)。最高命令就由皇帝發上諭。還有明的和暗的(直接秘密發下)“這是純粹出之於私心的，而私心決不能形成出制度。”不能把中國歷史都說成專制，但清代的政治是專制的。對於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現在不用“滿清”這詞，但當年是用的，錢先生書中也用這詞)書中說“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歷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這因當時人誤認爲滿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又誤認爲此種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專制，於是因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歷史上傳統政治也一氣不滿意。因對於歷史的傳統政治不滿意，到對於全部歷史傳統文化不滿意。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已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從這段引文，也可看出本書和魯迅先生看法的不同了)這“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或正是當年*追求的目標，而“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的結果，也差不多是又出現了。可見，這歷代政治得失，是一定應當好好研究的。
錢先生原書，除了政治，也討論了經濟，丁先生文沒講到，本文也不講了。有一點還想提一下，就是關於太平天國。“由今看來，大家同情太平天國，認爲它是民族革命，這話自不錯，但實際也不盡然。”“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歷史失敗了。當時的洪楊，並不是推不翻滿清，但他們同時又要推翻中國全部歷史，所以他們只可有失敗。”一斑可以窺豹，本書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是和幾十年來習見的觀點不同的。
原書是一講演集，是五十年代在臺灣戰略顧問委員會講的。歷史，是應當成爲戰略的顧問的。今天讀此書，或許也應將他與現實聯繫起來。只說書好，而不聯繫實際，正如*所說只誇好箭而不去射靶子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