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一十六節 向貧富分化說不 2

那是一個北歐學者,哪國的,叫什麼朱敬倫都記不起來了,甚至可能不止一國,不止一個人跟他說過,那些年北歐人喜歡全世界輸出他們的世界觀,有一大批這樣的學者。

朱敬倫記得有人說,所謂高福利的負效應,其實東亞國家最低。因爲他們研究發現,新加坡提高了社會福利,新加坡人沒有變懶,日本人提高了社會福利,日本人也沒有變懶,韓國人如此,臺灣人也是如此。

西方學者通過研究一些非洲國家,東南亞的熱帶國家後發現。有的外資公司,爲了讓當地人增加工作時間,提高了小時工資收入,但得到的結果讓人不可思議,因爲當地人不是增加了工作時間來掙更多的錢,而是減少了工作時間,他們掙夠了生活費之後,就不在工作了,小時工資提升,讓他們可以用更少的時間賺到更多的工作。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歐洲國家中,西班牙、法國等天主教國家的工人,都是傾向於縮減工作時間,而不是增加工作收入。

西方學者從宗教文化上論證這種現象,他們認爲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追求的價值觀不一樣,天主教追求的是閒暇最大化,新教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

跟東方國家進行對比後他們發現,東亞國家在這方面,表現的最好。不管是韓國也好,日本也好,新加坡也好,都出現了一種現象。那些明顯退休後可以享受豐厚退休金的老人,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很多人都不去過閒暇時光,而是通過返聘等形勢,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一邊拿着返聘工資,一邊拿着退休金,他們追求的,是極端的利益最大化。至於休息,很多人都說死了有休息的時候。

東亞的特殊文化,並不是以享樂爲主,所以這一地區的儲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在房地產發展成爲產業之前,很少有家庭會負債,有閒錢都存着,也不去追求過分的享受。即便存夠了自己一輩子的花銷,依然存着,給子孫存,給後代存。

這種帶有工作狂性質的文化,當然跟西方不一樣,掌握話語權的新教國家,看不慣那些有錢就花的天主教國家,也看不慣有錢就存的中國人。所以他們一邊批判天主教徒沒有節儉意識,一邊罵中國人是工作機器。

撇開這些世界觀爭執,東亞文化是最適合搞福利的文化。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日本有學者提出一個觀點,他們認爲,在西方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東亞地區在進行一種叫做“勤業革命”的社會調整。在人口和資源極不對等的情況下,東亞國家不是像西方那樣向外擴張,而是深挖內部潛力,將勞動力極大的投入到有限的國內資源開發中。也就是將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投入到土地上,讓單位土地增加更大的產出,從而養活西方不可能養活的人口基數。

在這種現實壓力下,東亞文化中開始誕生各種強調勤奮的文化,將“勤勞”上升到了道德高度。

所以即便不工作也可以活下去,可是道德是譴責這種行爲的,你一個年輕人不去工作,整天賴在家裡,即便你父母養得起,但也會被人說閒話,當所有人都在說你懶得時候,年輕人也就不敢待在家中了。

這種文化給了朱敬倫堅定的信心,讓他決定推動社會財富再分配,至於高福利後的負效應問題,他決定參考北歐的解決方法。

大概在1970年代以後,吃光了二戰戰爭財福利的瑞典等國的高福利政策開始難以爲繼,因爲太多人開始不願意工作,工人黨政府又不敢降低福利,結果導致政府債務激增,即便不工作也能拿到相當多的收入,甚至請病假比工作的收入還高的時候,新教文化也不好使。

同樣,中國人即便再追求勤勞,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活的很好的時候,也就沒人工作了,他們喜歡儲蓄是因爲對未來充滿不確定,一旦國家能保障他們的未來,勤文化也就沒有了。

當福利國家的福利太過優渥,失業補助接近正常薪水,稅收又太高,努力賺的錢都成了稅金,誰還會去工作。沒有人工作,沒有人賺錢繳稅,又如何維持福利。

北歐的辦法是通過教育,不是教育民衆努力工作的道德觀,而是通過各種特殊的職業教育,讓人能在工作中找到快樂,人是需要工作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大多數人如果真的不工作的,反而會感到不自在。大家不喜歡工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工作沒有樂趣可言,尤其是工業時代,要求人跟機器一樣工作,更是泯滅人的天性。

北歐通過各種合理的職業培訓,讓每個人都擁有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的技能,如果不喜歡還可以繼續其他職業培訓,直到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通過這種辦法,用了一代人時間,北歐扭轉了這種情況,他們的女性工作比例都達到了八成之多,比絕大多數國家都高。

這種情況後來也遇到了挑戰,那就是大量移民涌入之後,當移民發現他們不用努力工作融入北歐社會,只要拿北歐的社會福利就能過活,這就變成用北歐人的稅金養外國移民,而這些沒有工作、時間很多、文化不通的移民選擇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補助越高,造成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這是另一種情況了。

朱敬倫考慮的是,北歐遇到的問題,是有他們自己的偏激引起的問題,比如工人黨執政的北歐國家,過於強調工人的利益,最後造成了低效率。這種問題,在現在的中國不存在,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根本沒有福利,工人一旦失業連基本保證都滿足不來,即便工作,生活過的也不富裕,這不是享受問題,而是生存問題。

所以朱敬倫建立福利制度的決心決不動搖。

可是當他將自己的態度跟三省六部的官員一說的時候,一片反對聲浪。

尚書令赫德是一個比較弱勢的宰相,不是他本人性格柔弱,而是他身份決定的,他是一個英國人,可因爲他是一個英國人,所以他信奉英國那一套自由經濟理論。

這已經是1901年代了,各種經濟學理論已經出現,老馬的資本論都發行幾十年了。

赫德和一些接受了西方經濟力量的技術官僚集體反對,認爲朱敬倫所認爲的,建立福利制度是效仿德國,在中國很難實行下去,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人不工作也能得到收入,只會養一大羣懶漢,而且他們天然認爲,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自然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

朱敬倫跟他進行激烈的討論,告訴大家說,他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不是德國的目的,不是俾斯麥說的,“期待拿退休金的人最好統治”,真正的目的是富民,讓人人富足。

可依然很難說服官員們。他們私下裡說,這是皇帝做了一個美夢,卻想拿來治國。

朱敬倫感嘆,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變了,他突然有些懷念當年那羣迂腐的士大夫組成的政府,他們迂腐,但他們有民本主義精神,哪怕不做,他們也會感嘆民窮民弱。現在倒好,這些官員對窮人沒有一絲憐憫,認爲人窮是因爲懶惰,是因爲天生蠢笨,活該受窮。

他們的思想不是傳統的“民爲邦本”的思想,而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不能怪他們,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這是世界流行觀念。對抗這種觀念的,恰恰是從工人文化中誕生的社會思潮。有的國家,兩種觀念都走向極端,最後爆發革命,有的國家,兩種觀念進行了妥協,最後進入福利社會。

革命始終是成本最高的變革方式,能避免的情況下,朱敬倫絕對不想看到。

現在這種跡象的苗頭已經產生了,日本1880年代開始出現工人擺工等運動,中國在90年代也開始了,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組織已經出現,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想,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

這些組織,並不僅僅是窮苦工人自發建立的,恰恰相反,大多數組織,其實是生活比較富足的精英參與建立的。最早的一批工會,是工廠中一些來自西方的技術專家,以及從西方留學回來的技術骨幹建立的。

這些精英建立的組織,大多數也並不打算革命,他們只是想通過談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作,改善工作條件。

一旦這些理性的組織的目的不被滿足,那些極端的組織就會站出來,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組織也開始走向極端。

朱敬倫赫然發現,在思想上,富有良知的精英,不管是新知識精英,還是傳統士大夫,他們的思想竟然殊途同歸。

或者真的是胡適所說的,在一切人類美好道德層面上,各國傳統美德都是互通的,儒家的仁政思想,忠孝禮儀文化,並不是中國人獨有的,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朱敬倫發現,靠說服已經很難讓目前這些技術派官員跟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即便強行通過一些政策,沒有他們的主動支持,最後也很難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思之後,他決定將陳芝廷請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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