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王安還是小看了皇帝的陰險和狠毒，表面上看是用巨大的利益收買或者叫賄賂了文官集團，暫時達成統一戰線。
可暗中還要給武將勳貴們送點溫暖、打打氣，變相鼓勵他們把腰桿挺一挺，拿出點男子漢氣魄，面對困境勇敢拼搏，爭取應得的權力。
如此一來大明朝廷可就真要熱鬧了，除了文官集團內部的黨派之爭，沉淪了近百年的武將勳貴們在得到皇帝的支持之後，必然不會甘心永遠屈居人後，然後文武之爭又將再次開啓。
只要這種局面出現，洪濤就會推波助瀾火上澆油，讓雙方快速進入實戰階段，把朝堂攪合成一鍋粥，整日裡你來我往明槍暗箭不斷。
讓朝臣們陷入互相爭鬥狀態，對於管理國家而言肯定是有害的。在自顧不暇人人自危的環境中，即便是想爲國家百姓做點實事的官員，怕是也沒時間、沒膽量、沒能力去實現了。
可對於皇帝而言卻是個抓權的好機會，站在一邊看熱鬧外加扇陰風點鬼火，時不時再客串一下裁判員吹點黑哨、渾水摸兩條魚，豈不美哉。
當然了，任何事都有兩面性，挑起朝堂文武之爭固然可以緩解皇帝的壓力，也可能惹來兩方的共同敵視，最終熱鬧沒看成、魚也沒摸到，還將玩火自焚。
不過洪濤有信心把握住局面，一是手裡有了點武力依仗，不太怕狗急跳牆出盤外招。二是對挑事兒這門技術非常喜愛，且實戰經驗豐富，又具備諸如臉皮厚、道德底線低、掌控輿論等諸多優勢，贏面還是非常大的。
到底是什麼溫暖能重新點燃武將們早已冰冷的鬥志呢？答案特別俗，一個字，權！非要再加一個字的話，更俗，錢！
洪濤打算把水泥燒製、石油開採粗煉的項目規劃出來，再加上煉焦和鍊鐵廠全交給勳貴們經營，通過合夥做生意的方式與之拉近關係，順勢表達出足夠的善意。
爲什麼要如此麻煩呢，難道不應該是叫來幾名勳貴武將講事實擺道理，談一談眼下、聊一聊將來，把美好的遠景一番描述，他們就如同打了雞血般的亢奮，馬上加入皇帝陣營甘當馬前卒嗎？
放在其它朝代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還不低，但唯獨在明朝不太好使。原因很簡單，從明中期之後武將勳貴們就被文官集團踩在腳下摩擦，歷經了好幾代皇帝的扶持也沒爬起來。
這事說起來還得怪在明英宗朱祁鎮頭上，明初時受封的勳貴多爲武將，開國六公除了李善長之外全出身行伍。話語權那是相當的大，說打誰就打誰，只要皇帝同意了根本不搭理文官們的建議。
到了永樂宣德時代，隨着全國各地基本收歸朝廷，北方元帝國的勢力逐漸土崩瓦解，勳貴武將們的地位稍有下降，但依舊和文官集團平起平坐。
但土木堡一場戰敗幾乎葬送了所有大明軍方精銳，導致文武相對平衡的局面急轉直下。文官集團乘機做大，以文御武的情況直到明朝滅亡也沒轉變過來。
後世裡有種說法，土木堡失敗根本不是朱祁鎮受了太監蠱惑貿然出兵中埋伏被也先打敗，而是明朝內部高層設的套。與其說這是場對外戰爭，不如說是場宮廷政變，其策劃者和執行者就是當時的文官集團和部分武將。
那他們爲啥要設法推翻英宗呢？這得從皇帝小時候說起。朱祁鎮是明宣宗的長子，剛剛8歲朱瞻基就死了，繼位之後主少國疑，朝政基本都由奶奶，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張氏主持。 張氏雖然貴爲太皇太后，卻無法直接出面管理國家，於是任命了楊士奇、楊溥、楊榮入閣輔政，史稱三楊。也就是從此時起，原本只是皇帝辦公室秘書的內閣大學士一職，轉而成了類似宰相的實權機構。
皇帝還小，太皇太后強勢，輔政大臣老道，仔細想想，朱祁鎮所面對的情景像不像萬曆皇帝？把三楊換成張居正，是不是就一模一樣了？
朱祁鎮當時是什麼感受洪濤沒地方求證，司禮監的檔案裡關於這段時間的記載不光少還斷斷續續，很明顯是被人動過手腳。
但萬曆皇帝親政之後是個啥狀態必須特別清楚，就算能把檔案毀掉，很多經歷過的官員、太監、宮女還都活着呢，想問明白是分分鐘的事兒。
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感覺只有兩個字，恨和怕。恨是因爲小時候整天被教訓，各種限制太嚴格傷了自尊。怕是沒能力反抗，張居正一手遮天，連後宮的事情都能管。
張居正剛死，萬曆皇帝就迫不及待的翻臉了，不光追責還株連，差點把張家一族給滅了。可見其心裡的恨意有多濃，已經無法掩飾了。
朱祁鎮的情況也差不多，不過他的能力比萬曆皇帝更強，忍了幾年之後就親政了。《明史》裡講英宗皇帝是16歲開始親政的，但根據《國榷》記載，在英宗皇帝14歲時就力排衆議主導了麓川之戰。
正統六年正月，朱祁鎮任命定西伯薛貴爲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抽調雲南、貴州、四川、湖廣四省軍隊開赴緬甸征討叛亂的思任發、思機發父子。
根據存檔記錄，楊士奇堅決反對出兵，但最終也沒攔住，可見當時的朱祁鎮比萬曆皇帝本事大多了，已經可以硬抗三楊，不用縮在宮裡眼不見爲淨自己蒙自己。
麓川之戰進行得不算太順利，從正統六年到正統十四年斷斷續續打了8年，付出的成本確實不小。但也讓緬甸和泰國北部各族膽戰心驚，之後100多年沒敢再搗亂，從性價比上算好像也不虧。
就在出兵雲南的同時，正統六年七月，朱祁鎮又派都知監掌司洪保率領船隊去了次南洋。洪保是誰呢？他是鄭和下西洋時的副手。這個舉動有着很明顯的企圖，皇帝可能要再次啓動下西洋的船隊，洪保此行只不過是熱身。